一、按蚊孳生环境变化对控制疟疾流行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李黎,郁涛,邹晏,葛黎,霍芳,吴小红,刘阳[1]（2021）在《2016—2018年四川省消除疟疾阶段传疟媒介按蚊监测结果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分析四川省消除疟疾阶段传疟媒介按蚊种群和密度,为输入性疟疾在本地的传播风险评估和消除疟疾后监测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四川省2016—2018年分别设立38、56和24个疟疾媒介监测点,采用诱蚊灯全通宵捕蚊法开展按蚊种群监测,采用双帐人饵通宵诱捕法开展按蚊密度监测,所得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2016—2018年监测点共捕获按蚊20 302只,其中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 19 687只（96.97%）,嗜人按蚊（Anopheles anthropophagus）615只（3.03%）。25个监测点捕获嗜人按蚊,占监测点总数的21.19%。监测点双帐人饵通宵诱捕法中华按蚊平均密度为0.86只/（人·h）,嗜人按蚊平均密度为0.03只/（人·h）。结论中华按蚊是四川省优势按蚊种类,局部地区有嗜人按蚊分布。四川省存在输入性疟疾引起本地再传播风险,需要继续加强疟疾传播媒介的监测和输入性疟疾病例的调查处置,防止继发传播。
丁旭,师伟芳,张玉琼,兰子尧,张爱华,徐建军,周光荣[2]（2021）在《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媒介按蚊密度及种群监测》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媒介按蚊密度、种群构成及生境分布,为制定全省输入性疟疾传播风险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05—2019年在贵州省分别采用人帐诱法和诱蚊灯法开展按蚊密度及按蚊种群监测,对捕获的按蚊进行形态学分类鉴定并计数,并对按蚊生境分布进行分析。结果 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按蚊密度自6月上旬开始上升,在7月上旬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活动规律呈单峰型,最高密度为2018年8月上旬的57.34只/（人·夜）、最低密度为2009年10月下旬的1.29只/（人·夜）;年均按蚊密度由2005年的17.91只/（人·夜）逐年缓慢降至2012年的12.34只/（人·夜）,下降了38.02%(χ2趋势=115.04,P<0.01),2017—2019年按蚊密度有上升趋势(χ2趋势=420.00,P<0.01)。2017—2019年贵州省传疟按蚊在19:00至次日7:00监测时间内均能被捕获,总体密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19:00—21:00为全省传疟按蚊活动高频时段。2005—2019年贵州省采用诱蚊灯法共监测938次,累计捕获按蚊52 781只,其中中华按蚊49 705只、微小按蚊804只、嗜人按蚊238只、其他按蚊2 034只,各类按蚊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5.68,P<0.01）。2017—2019年,在贵州省人房、户外和畜房三类生境中累计捕获传疟按蚊24 557只,以畜房捕获按蚊最多,占总捕获按蚊总数的67.65%;人房捕获按蚊最少,占12.01%;不同生境捕获按蚊数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04,P<0.01）。在捕获的按蚊种类中,三类生境均能捕获中华按蚊、嗜人按蚊和微小按蚊,其中以中华按蚊最多,占98.07%;嗜人按蚊最少,占0.09%。结论贵州省原疟疾流行区传疟媒介种群结构发生了改变,中华按蚊取代了微小按蚊和嗜人按蚊成为全省主要传疟媒介;传疟按蚊密度近年来有上升趋势,捕获的按蚊种类及数量均有所增加,有引起输入性疟疾本地传播的潜在风险。今后需在贵州省长期、持续、全面开展传疟媒介监测。
莫晓彤[3]（2021）在《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为在消除疟疾阶段开展风险评估,构建县域水平疟疾风险评估模型,在浙琼滇三省六市开展实证研究,从而进行疟疾风险分层,为消除疟疾阶段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文献调研界定疟疾风险的概念、探索与疟疾风险有关联或因果关系的因素并构建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根据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对疟疾风险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汇总,建立初步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法收集专家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专业意见,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和优化以形成最终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指标评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克朗巴哈系数等方法检验专家咨询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走访调研、文献调研、公开统计数据查询等方式,收集2015-2019年期间浙江省、海南省和云南省各2个城市的县域水平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的资料,将指标区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再以一定的赋值规则对指标进行赋值,在完成数据清洗整理工作后形成疟疾风险评估指标数据库。为适应本研究多方案多准则、无因变量、属于评价类研究的特性,将主观和客观多种综合评价方法如德尔菲法、熵权法、层次分析法、TOPSIS法以多种策略进行组合,来对指标进行赋权和赋值,并以加权相法计算得出得分即疟疾风险值总值,同时计算疟疾风险值在细分风险上的分值。对所得的多种策略下疟疾风险评估结果,以秩和比法对各方法所得结果进行组合评价。结果:基于“可接受性-易感性”理论与疟疾再传播过程,疟疾风险是指区域内疟疾发生、再传播甚至重新流行的可能性,疟疾风险可细分为“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输入风险”、“未及时发现疟疾病例风险”、“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未维持与保障消除能力风险”。最终形成的消除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组成。指标覆盖人员流动、媒介、人群疟防知晓水平、卫生工作指标、卫生资源配置等方面。德尔菲法专家咨询结果符合一致性要求。以多个综合评价方法以及多种组合策略所得各研究地区的疟疾风险值结果显示,层次分析法（AHP）、AHP与TOPSIS组合法（A-T法）所得疟疾风险值排序结果一致,德尔菲法与TOPSIS组合法（D-T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较为接近,在前三者所得排序结果中,义乌、孟连、腾冲三个地方的疟疾风险值排前三,青田、儋州、万宁则排列于后三;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组合（D-E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不如D-T法接近,在D-E法结果显示义乌、万宁、孟连依次为疟疾风险值排前三的地区。从研究地区的角度看,义乌的R2、R4、R6相对较高,儋州、万宁的R5相对较高,孟连的R4相对较高,腾冲的R2相对较高。从细分风险种类的角度看,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在各地区之间差异不明显,输入风险较大的地区是义乌、腾冲两地,媒介可接受性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孟连,未及时发现病例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孟连,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消除能力维持与保障风险较大的地区是青田。组合评价结果显示,义乌、孟连、腾冲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大”,儋州、万宁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小”,青田为“疟疾风险较小”。结论:疟疾风险评估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不同地区在的疟疾风险特征互不相同,陆路边境地区与非陆路边境型跨境交往地区的疟疾风险相对其他地方更高,本研究中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地区间疟疾风险的相对大小关系。
杨文旭[4]（2021）在《云南省边境地区中华按蚊等按蚊中肠共生菌多样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按蚊是疟疾的传播媒介,常用的媒介控制措施是使用化学杀虫剂。一种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蚊虫共生微生物后重新导入体内,通过工程共生体表达抗疟原虫效应分子的共生菌防治（paratransgenesis）方法被认为是有潜力的疟疾生物防控策略。开展共生菌防治的重要一步是了解按蚊肠道共生菌的定植。目前关于我国本土按蚊种的中肠共生菌研究不足,因此开展按蚊的中肠共生菌多样性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按蚊与其共生菌、病原体三者间的互作关系,为开发共生菌防治生物防控疟疾传播奠定理论基础。方法1.现场捕蚊:对云南省盈江县、勐腊县和金平县三个边境县11个采样点的牲圈和人房开展人工法和紫外灯光诱法捕抓按蚊,对采集到的按蚊进行形态学分类鉴定。2.共生菌分离培养、鉴定:利用L-B平板对云南省边境地区中华按蚊等13种雌性成年按蚊的中肠可培养共生菌进行分离培养,通过16S rDNA测序和比对基因序列鉴定按蚊中肠可培养共生菌的主要类群。3.中肠共生菌多样性分析:应用16S rRNA扩增子分析技术研究云南省边境地区中华按蚊等8种雌性成年按蚊的中肠共生菌构成多样性。结果在云南省盈江县、勐腊县和金平县三个边境县11个采样点,成功捕获中华按蚊、微小按蚊、迷走按蚊等14种雌性成年按蚊505只。从中华按蚊等9种雌性成年按蚊中肠中分离、纯化得到381株初始细菌,经过挑选后鉴定了234株细菌。234株细菌分别属于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4个门,其中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和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是最优势的细菌种类,占鉴定细菌总数的34.2%（80/234）。对三个地区的微小按蚊、中华按蚊等8种按蚊的中肠DNA进行了16S rRNA扩增子测序并分析,共获得360487条序列用于分析,降噪后一共得到了5675个扩增子序列变异（ASV）用于物种注释。勐腊县可赫按蚊组平均ASV数量高达260个,而勐腊县中华按蚊组平均ASV数最低,仅41个。稀疏曲线表明测序深度充分,ASV的数量足够反映样品中细菌的多样性水平,金平县和勐腊县（除中华按蚊和迷走按蚊）的稀疏曲线均在盈江县的上方,金平县和勐腊县地区按蚊中肠的物种丰度普遍高于盈江县。在门水平上,共检测到25个门的细菌,变形菌门、厚壁菌菌门、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是占优势地位的4个细菌门。在属水平上,野外按蚊中肠共生菌的种类多样,大肠-志贺杆菌属（Escherichia-Shigella）、乳酸杆菌属（Lactobacillus）、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在三个地区所按蚊中相对丰度比较高。中肠共生菌多样性显着性差异分析表明:（1）三个地区间中华按蚊的中肠共生菌构成显着不同。弓形杆菌属、乳酸杆菌属、大肠-志贺杆菌属和假单胞菌属在勐腊县和盈江县的中华按蚊中肠共生菌丰度显着性差异中起重要作用;盈江县和金平县的中华按蚊中肠共生菌丰富度相似,但共生菌的均匀度存在差异。（2）勐腊县的中华按蚊中肠共生菌多样性显着低于盈江县和金平县的中华按蚊。（3）相同地区的按蚊中肠共生菌构成相似,没有在不同蚊种间构成显着性差异的菌种。结论通过分离培养、比对16S rDNA序列和16S rRNA扩增子分析的方法,成功分离鉴定了中华按蚊等9种按蚊中肠的234株可培养共生菌,建立了云南省本土按蚊野外种群的中肠可培养共生菌菌种资源库;获得了中华按蚊等8按蚊的中肠共生菌多样性信息。为进一步研究按蚊中肠共生菌的功能和开发共生菌防治控制疟疾传播奠定基础。
秦杰[5]（2020）在《温度对斯氏按蚊繁殖能力和约氏疟原虫易感性的影响及分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蚊作为一种媒介生物,可以传播多种疾病（如疟疾、寨卡热、登革热、黄热病、丝虫病、乙型脑炎等）,给人类健康构成了极大威胁。其中,疟疾为传播最广、感染人数最多的疾病,人类感染疟疾主要由按蚊属传播。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蚊的栖息地和生活习性受到影响,其所传播的疟疾流行范围和时间也随之发生改变,这对疟疾等蚊传疾病的防控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本研究以斯氏按蚊为动物模型,针对温度对斯氏按蚊繁殖能力和疟原虫易感性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进行了下述三部分的探索,以期阐明不同温度下斯氏按蚊繁殖能力、生存时间的变化规律和对约氏疟原虫易感性的差异及其部分分子机制,为气候变化下蚊虫种群密度变化和疟疾传播流行的预警和科学制定防治对策提供参考和科学依据。方法:1.温度对斯氏按蚊繁殖能力的影响及分子机制研究。在5个不同温度（16℃、20℃、24℃、28℃、32℃）下饲养斯氏按蚊,饲血后观察斯氏按蚊在不同温度下产卵数量、产卵率、产卵时间以及生存时间的差异。并分别于吸血当天未吸血时和吸血后第1、3、5天时,提取蚊总RNA,利用RT-qPCR技术检测5个温度下各时间点卵黄蛋白原（Vg）的转录水平,分析Vg在温度对按蚊产卵能力影响中的作用。2.温度影响斯氏按蚊对约氏疟原虫易感性及分子机制研究。将斯氏按蚊成蚊分组饲养于五个不同温度下（16℃、20℃、24℃、28℃、32℃）,利用感染了约氏疟原虫的小鼠对三天龄斯氏按蚊进行饲血和攻击感染,在饲血当天未饲血时和饲血后第1、3、5天分别提取不同温度组按蚊总RNA,利用RT-qPCR技术检测蚊天然免疫不同信号通路关键分子的转录水平。在感染后第九天,解剖成蚊中肠,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计数蚊胃基底膜上的疟原虫卵囊并进行比较分析。3.温度对斯氏按蚊肠道菌群的影响。将同一天羽化的斯氏按蚊分组于五个不同温度（16℃、20℃、24℃、28℃、32℃）下饲养至三天龄,解剖蚊肠道,置入盛有1ml无水乙醇的EP管,每组三个重复,送诺禾致源公司,利用16S rDNA高通量测序技术比较分析不同温度下蚊肠道菌群的差异。结果:1.环境温度对于按蚊繁殖能力和生存时间影响较大。当温度低至16℃时,斯氏按蚊吸血率低且停止产卵繁殖,存活时间中位数为2.0 d,提示16℃的低温环境不适合斯氏按蚊的繁殖生存。在20～28℃温度范围内随着环境温度升高,斯氏按蚊的产卵时间逐渐缩短、产卵数量逐渐增高、生存时间逐渐延长,当环境温度升至32℃,斯氏按蚊的产卵时间虽进一步缩短,但产卵数量减少且生存时间缩短。综合各研究结果,提示28℃是斯氏按蚊繁殖和生存的最佳环境温度。为了进一步阐明环境温度对按蚊繁殖能力影响的分子机制,本研究利用荧光定量PCR的方法比较分析了对蚊产卵至关重要的分子Vg在不同温度下的转录水平。研究结果显示,Vg转录水平在16℃下吸血前后始终处于基础低表达水平,其它各组在吸血后24h升高非常显着,且各温度组间的转录水平差异与产卵数量差异趋势一致（有统计学差异）,吸血后3d骤降,吸血后5d接近基础低水平。本研究结果提示,Vg在按蚊的产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且环境温度可能通过影响按蚊Vg的转录水平而改变蚊的繁殖能力。2.温度对于按蚊的疟原虫易感性影响非常明显。约氏疟原虫对斯氏按蚊的感染率和感染度在24℃环境温度下最高,其次是20℃,环境温度过高和过低均不利于疟原虫在蚊体内的发育。斯氏按蚊Toll、Imd和JAK-STAT等天然免疫信号通路的多个关键分子在不同环境温度下的转录水平差异显着。其中,在24℃环境温度下蚊抗疟原虫天然免疫反应最弱,而温度如果低于或高于24℃,免疫效应都会有所增强,提示按蚊天然免疫机制可能参与了温度对其疟原虫易感性的影响。3.不同温度下斯氏按蚊肠道菌群组成差异明显。各组间物种丰富度比较显示,28℃组明显低于其它温度组,16℃组最高。五个温度组间共有的OTUs数为277个,从16℃到32℃每个温度特有的OTUs数量依次为1062、595、1022、88、326个,28℃组明显少于其它组。各温度组间蚊肠道菌群物种组成相对丰度差异明显,提示温度可影响不同类细菌的组成比例。例如,28℃组蚊肠道菌群的葡糖杆菌属（Gluconobacter）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温度组（文献提示该类细菌可能与蚊免疫反应和生长发育相关）,而32℃组的Lactobacillus丰度最高。不同温度组间蚊肠道菌群组成的相似性（UPGMA聚类分析）和相异系数（距离指标）比较分析显示,28℃组与其他各组差异最为明显。结论:1.明确了不同温度下斯氏按蚊繁殖能力和生存时间的变化规律和适宜斯氏按蚊繁殖生存的最佳环境温度（28℃）,其分子机制可能是通过温度影响蚊卵黄蛋白原表达水平而实现的。2.环境温度对按蚊的疟原虫易感性影响较大,24℃的环境温度更适宜于约氏疟原虫感染斯氏按蚊;斯氏按蚊Toll、Imd和JAK-STAT等天然免疫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了温度对按蚊疟原虫易感性的影响。3.证实了温度对斯氏按蚊肠道菌群的影响明显,蚊肠道菌群的组成种类和丰度都随温度不同而发生变化;28℃组蚊肠道菌群的葡糖杆菌属（Gluconobacter）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温度组,该菌群组成的变化可能与斯氏按蚊繁殖能力和疟原虫易感性有关,为进一步明确肠道菌群的改变是否参与了温度对按蚊繁殖能力和疟原虫易感性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米善军[6]（2019）在《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云县自古多瘴岚,清代云县疟疾流行只能勾勒大致面貌。民国时期该地疟疾肆虐,尤以1933～1940年为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时期。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出现过两次反复,随着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于1986年基本扑灭,并最终融入全球性消除疟疾战略计划。清代云县防治疟疾主要采取看医、寻药及诉诸鬼神来解决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民国时期,政府的卫生防疫机制虽已建立,虽然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总归是收效甚微。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真正地实现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强力互动。这种强力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波浪状的卫生运动、精密化的制度设计逐步达到的。清代云县有无卫生机构,已经无从考证。当时遇到疫情发生,根本无法实现疫情的及时控制与扑灭,更谈不上疾疫预防。民国政府治下的云县,已经出现较为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无奈由于机制体制不甚健全,只在县城为中心地方设立了相关机构,根本无法辐射全县各地,尤其是偏远山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政局的稳定,在民国政府留下的卫生遗产的基础上,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部署中,云县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形成点面结合,层级分明,高度密集医疗卫生网络。云县的疟疾流行是地缘区位、国家政权、民风习俗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疟疾的快速蔓延之势,倒逼民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起基层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与建设,但这些机构难以为继,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通过国家地计划与控制,走出一条以国家为主导,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特色防治道路,逐步确立起大众心中新政权焕然一新的形象与面貌。
何亚明[7]（2018）在《三峡库区万州段蚊虫生态、气象因素及蚊媒病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背景蚊虫通过叮刺吸血,会诱发免疫反应引起叮咬部位的过敏,影响人类正常生产生活;更为严重的是在此过程中,会传播多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近年来受全球化、气候变化、城市化等因素影响,蚊虫的分布和密度发生变化,间接影响了蚊媒传播疾病的流行风险,全球蚊媒传播疾病总体呈现高发态势,每年从流行区和国家输入我国的蚊媒传染病数量也逐年增加。近年来通过调查研究蚊媒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发现,蚊虫的种群密度高低直接影响蚊媒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而蚊虫的种群密度本身又与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重庆市万州区位于三峡库区核心区域,各型水体是蚊虫孳生的重要场所。三峡工程修建以来,蓄水导致万州区域内的原有大中型水体发生变化,对蚊虫的生态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因此,了解蚊虫种群密度的变化规律,探索蚊虫种群密度的影响因素,对三峡库区万州段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的1.通过对三峡工程建设至蓄水初期受影响区域的蚊虫种群分布及密度变化进行调查,初步分析评价三峡工程建设对蚊虫生态产生的影响,找出影响因素或存在的潜在风险。2.结合该区域内蚊媒传染病发病率的变化,探索蚊媒、蚊媒传染病、气象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提出人群健康相关改进措施和后续研究的合理化建议,为三峡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提供依据。方法1.选择三峡库区万州段作为蚊虫种群及密度调查点,从三峡水库建设完工前至蓄水初期的1999-2014年,采用栖息蚊虫捕捉法,每年5-9月开展蚊虫种群及密度调查,记录每处场所蚊虫的数量与种类,进行描述性分析。2.从重庆市气象局收集气象资料,包括1999-2014年万州区每月累积降水量、月平均本站气压、月平均气温、月平均相对湿度、月累积日照时数等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3.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收集万州区2005-2014年蚊媒传染病（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4.由于获得的蚊虫密度及部分气象数据经Shapiro-Wilk检验呈非正态分布,故采用SPSS软件19.0版本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1.1999-2014年三峡库区万州段主要蚊种构成由高到低依次为骚扰阿蚊、中华按蚊、淡色库蚊/致倦库蚊、三带喙库蚊,总蚊密度142.38只/（间·h）,畜圈总蚊密度244.47只/（间·h）,人房总蚊密度60.30只/（间·h）,成蚊密度在6月开始迅速上升,7月达到最高峰,8-9月蚊密度呈现下降趋势,畜圈与人房密度变化基本一致。2.1999-2014年三峡库区万州段年平均降水量1276.48mm,年平均本站气压992.06hPa,年平均气温18.67℃,年平均相对湿度77.42%,年平均日照时数1197.31h。3.2005-2014年三峡库区万州段蚊媒传染病主要为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登革热,其中疟疾、登革热均为输入性病例。乙脑发病男性明显高于女性,性别比1.93:1.00;集中在1～4岁组,占乙脑总发病数的58.54%,其中4岁组发病人数最多;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7-8月,占总发病数的96.34%。4.蚊虫密度与同期及上月平均本站气压呈负相关,与同期月平均气温、同期月累积日照时数、上月平均相对湿度呈正相关。结论蚊媒传染病的发病率高峰与蚊虫密度高峰具有时间一致性;气压、气温、日照时数、相对湿度等气象因素与蚊虫密度关系较为密切;地理环境变化通过改变气候间接影响蚊虫密度;还需继续开展相关调查监测,深入了解蚊媒传染病媒介及宿主携带病原情况,才能准确判断蚊媒传染病暴发的风险。
陈田木[8]（2018）在《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构建基于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的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并验证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以划分我国疟疾再传播风险区域,为指导我国消除疟疾后监测与防止输入继发传播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消除疟疾地区和国家推荐关于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的敏感性-可接受性-脆弱性分析法,结合传统风险评估方法,在文献综述和小组讨论基础上提出与疟疾再传播风险相关的各级指标,通过Delphi法遴选特异指标并确定其权重,从而构建以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为核心内容的指标体系。第二部分为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建立研究。在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8个乡镇17个村寨开展媒介种类调查后,选择4个乡镇5个村寨深入开展媒介种类、媒介密度、叮人率、人血指数、经产蚊比例等媒介可接受性调查,以及输入病例占比、输入虫种、流动人口占比等人群脆弱性数据现场采集,依据第一部分遴选和构建的指标体系,建立小尺度（村寨水平）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small-scale malaria re-establishment risk assessment model,SMRRAM）,计算各村寨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综合得评分及风险等级,根据乘法模型计算再传播风险指数（malaria re-establishment index,MRI）等级,量化评估不同村寨的疟疾再传播风险。第三部分为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验证与应用研究。以2016年报告的全国疟疾输入病例数据为基础,通过分步式数学模型筛选主要指标并确定其权重,建立大尺度（县级水平）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large-scale malaria re-establishment risk assessment model,LMRRAM）,计算以县为单位的传播风险等级,构建全国疟疾再传播风险地图,弥补当前仅依据媒介种类评价传播风险的不足。结果:Delphi法调查的专家积极系数为100.0%。专家对指标重要性评分的Kendall协调系数W=0.488,χ2= 132.698,P<0.001。构建的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包括2类（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4大因素（媒介因素、气象因素、病例输入因素和人口流动因素）、16个指标（媒介种类、媒介密度、叮人率、人血指数、经产蚊比例、月平均气温、月降雨量、入境至发病间隔、发病至治疗间隔、输入病例多少、输入虫种、输入病例疫点类型、跨境流动人口占比、外出地疟疾疫情、在外居住时间和在外居住有无防护措施）,即三级指标体系。内在信度克朗巴哈（Cronbach）α系数为0.883,标准化后为0.904,均超过0.7,表明信度符合要求。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公因子方差比、变量的共同度对所有变量均为1,4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80.0%,说明这些变量绝大部分信息都可被因子解释,信息丢失少,提取的总体效果理想。16个指标权重依次为0.076、0.069、0.066、0.057、0.051、0.060、0.057、0.059、0.067、0.058、0.070、0.068、0.049、0.069、0.059、0.066。媒介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66,病例输入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67,气象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59,人口流动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63。媒介因素中媒介种类的权重最高（0.076）,病例输入因素中输入虫种的权重最高（0.070）。在中缅边境的媒介调查点共收集按蚊15种10053只,占比排前三种分别为中华按蚊（75.4%）、昆明按蚊（15.6%）和微小按蚊（3.5%）。5个研究村寨传疟媒介为微小按蚊、中华按蚊、或两种媒介混合,村寨间媒介密度存在差异,微小按蚊密度范围为0.66-4.49只/灯/夜,中华按蚊密度范围为0.60-103.54只/灯/夜。微小按蚊和中华按蚊叮人率分别为3.3只/人/夜和3.6只/人/夜,人血指数分别为0.065和0.184,经产蚊比例分别为90.5%和93.3%。各村寨月平均气温为14℃-22℃,月降雨量为183mm-217mm。输入病例的入境至发病间隔为5.6天-12.0天,发病至治疗间隔为1.8天-3.6天,输入病例密度为0.000-0.033,输入虫种以间日疟原虫（93.8%）为主、其余为恶性疟原虫,输入病例疫点类型为已出现传播的疫点和具备传播可能的疫点,跨境流动人口占比为28.4%-72.0%,外出地主要为缅甸,在外居住时间为1.6-11.0个月,98.0%以上流动人口在外居住采取了防护措施。根据各指标赋值和权重构建的SMRRAM模型依次计算媒介可接受性、人群脆弱性、MRI得分,并由低到高分别赋予1-5个等级。结果显示,媒介接受性最高为卡牙河,综合得分为1.641,等级为5;其次为景颇寨、户缺坝和新村;最低为转坡寨,综合得分1.142,等级为1。脆弱性最高为新村,综合得分为1.757,等级为5;其次为景颇寨、卡牙河和户缺坝;最低为转坡寨,综合得分0.498,等级为1。MRI等级最高为卡牙河,得分15分;其次为景颇寨、新村、户缺坝,得分分别为12分、5分和4分;最低为转坡寨,得分1分。景颇寨和卡牙河的再传播风险为高,新村、转坡寨、户缺坝再传播风险为低。采用分步式数学模型对第二部分建立的SMRRAM模型指标参数进行筛选,构建了包含媒介种类和输入虫种的LMRRAM模型,在全国县级层面开展模型验证和应用研究。结果显示,LMRRAM模型仍为三级指标体系,即包含2类（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2大因素（媒介因素和病例输入因素）、2个指标（媒介种类和输入虫种）,模型在构架、运行模式和评估结果输出能力方面与SMRRAM模型一致,且在全国选择的1490个研究县区运行顺利,可以用于全国疟疾再传播风险等级评估和风险区域划分。评估结果显示,1358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低,占91.1%;80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中,占5.4%;35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高,占2.3%;13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较高,占0.9%;4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极高,占0.3%。8个省存在高再传播风险县区,分别为云南省（14个县区）、广西壮族自治区（7个县区）、广东省（5个县区）、湖南省（4个县区）、福建省（2个县区）、海南省（1个县区）、重庆市（1个县区）和贵州省（1个县区）。存在较高风险县区的省份有3个,分别为云南省（11个县区）、海南省（1个县区）、广西壮族自治区（1个县区）。存在极高风险县区的省份仅有云南省（4个县区）。结论:本研究构建的基于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的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为三级指标体系。媒介因素和病例输入因素是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中的关键因素,媒介种类和输入虫种是核心指标。建立的SMRRAM和LMRRAM模型在构架、运行模式和评估结果输出能力方面一致,分别适合在村寨级小尺度和县级大尺度开展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LMRRAM模型提示我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和广东省等南方省份的疟疾再传播风险高。
王彤[9]（2017）在《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滇西德宏地区由于独特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民族风俗等原因,加之医疗卫生水平低,技术落后,意识薄弱,瘴疠、疟疾等热带疾疫频繁爆发。又受频繁水灾、兵灾的破坏,对当地社会医疗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故一直都是中外闻名的“瘴疠之区”。传统社会中,滇西德宏地区疟疾长期肆虐,但主要只依靠宗教医疗和巫医抵御疾病。乾隆滇缅战争后,中医开始进入德宏,才打破了巫医治病的局面。晚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西医西药的传入,近代医疗萌芽、发展,但成效有限。20世纪30年代末,战乱频仍,疟疾流行加剧,医疗卫生事业也因战争医疗的进入得到了显着发展,但因受政治、经济和民族风俗等因素的影响,疟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1950年代后,疟疾的防治与国家对边疆的开发及经营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爱国医疗卫生运动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展,有效遏制了疟疾的流行和传播。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及边境口岸的开放,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随之增多,输入型疟疾成为德宏疟疾流行的主要动因,但因疟疾防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德宏疟疾得到了及时控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和传播,基本处于可控状态。2000年后全球疟疾基金的推广,云南疟疾防控进入了全球化阶段,疟疾控制成为联合国卫生组织的重要目标,德宏疟疾控制也取得了极大进步。滇西德宏地区地处边疆国境线地带,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易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当地少数民族观念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疟疾的流行和防治也呈现出其独有的特性。全球化、政治、技术、战争等因素是使滇西德宏地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步加强,医疗卫生的“国家化”和“现代化”成为主流,这些在疟疾的防治政策、措施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体现,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滇西德宏地区在政治、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努力与实践。
张少森,周水森,周正斌,王学忠,蒋伟康,施文琦,杨源和,尹授钦,李希尚,王加志,李胜国,张仪,周晓农[10]（2017）在《中国-缅甸边境地区微小按蚊种群密度及其生态习性调查》文中认为目的了解我国云南省中国-缅甸（中缅）边境地区微小按蚊种群密度及其生态习性,为该地区疟疾输入继发传播风险评估及制定有针对性的媒介控制措施提供科学数据。方法选择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腾冲市的5个乡作为调查点,每个乡选取2个自然村,于2015年5-12月开展现场调查。采用诱蚊灯诱捕法、双帐人诱法通宵监测微小按蚊种群密度及其叮人习性,通过定人、定时、定点的人工捕获法,对成蚊的生态习性、蚊幼虫密度及其孳生地进行调查;利用多重PCR方法鉴定成蚊的胃血来源。结果共捕获按蚊4 089只,经形态学鉴定分别为中华按蚊、微小按蚊、带足按蚊、库态按蚊、美彩按蚊、银足按蚊和多斑按蚊,以中华按蚊（2 055/4 089,50.26%）、带足按蚊（1315/4 089,32.16%）和微小按蚊（563/4 089,13.77%）为优势种。微小按蚊密度高峰在9月,其中牛房和人房蚊密度分别为32.70和12.20只/（灯·夜）,叮人率为2.0只/（人·夜）。微小按蚊在日落后通宵均有吸血活动,吸血场所以牛房为主,人房与牛房捕获吸血的微小按蚊比例为1∶10。微小按蚊偏吸牲畜血,人血指数为0.23。在孳生地共捕获蚊幼虫423条,以池塘捕获数量最多,为266条。结论腾冲市经过长期的疟疾防治工作,微小按蚊种群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蚊种的部分生态习性可能发生改变,还需继续加强监测。
二、按蚊孳生环境变化对控制疟疾流行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按蚊孳生环境变化对控制疟疾流行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2016—2018年四川省消除疟疾阶段传疟媒介按蚊监测结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疟疾媒介监测点 |
| 1.2 监测内容及方法 |
| 1.2.1 按蚊种群 |
| 1.2.2 按蚊密度 |
| 1.3 统计分析 |
| 2 结果 |
| 2.1 按蚊种群 |
| 2.2 按蚊密度 |
| 2.3 季节消长 |
| 3 讨论 |
（2）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媒介按蚊密度及种群监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与方法 |
| 1 按蚊监测点设置 |
| 2 按蚊监测时间 |
| 3 方法 |
| 3.1 按蚊密度监测 |
| 3.2 按蚊种群监测 |
| 4 伦理学声明 |
| 5统计学分析 |
| 结果 |
| 1按蚊监测点概况 |
| 2传疟按蚊密度 |
| 3传疟按蚊种群 |
| 4 2017—2019年传疟按蚊活动规律 |
| 5 2017—2019年传疟按蚊生境 |
| 讨论 |
（3）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疟疾防治现状 |
| 1.2 疟疾风险 |
| 1.3 疟疾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
| 1.4 在消除阶段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的挑战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内容 |
| 4 研究方法 |
| 4.1 文献评阅法 |
| 4.2 德尔菲法 |
| 4.3 其他综合评价方法 |
| 5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因素分析 |
| 1 疟疾风险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
| 2 疟疾风险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
| 2.1 高风险人群感染风险 |
| 2.2 感染者输入风险 |
| 2.3 媒介可接受性风险 |
| 2.4 延迟发现疟疾病例风险 |
| 第二部分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构建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 |
| 2.2 初步拟定的消除阶段疟疾风险指标体系 |
| 2.3 德尔菲法结果 |
| 2.4 德尔菲法权重 |
| 2.5 消除阶段的我国疟疾风险评估指标集的变化 |
| 3 讨论 |
| 第三部分 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客观综合评价方法的结合策略 |
| 1.4 组合评价方法 |
| 1.5 模型优劣的判断方法 |
| 1.6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结合的权重系数 |
| 2.2 层次分析法权重 |
| 2.3 TOPSIS法 |
| 3 讨论 |
| 第四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区域 |
| 1.2 数据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1.4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指标观测值的分析 |
| 2.2 各县市风险值总值与分值 |
| 2.3 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的分析 |
| 2.4 组合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 |
| 2.5 模型的优劣程度判断结果 |
| 2.6 疟疾风险因素调研 |
| 3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1 主要结论 |
| 2 科学性、特色和创新之处 |
| 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指标值来源 |
| 附表2 指标观测值原始值 |
| 附表3 专家咨询表 |
| 附表4 疟疾知晓情况调查问卷 |
| 附表5 层次分析法专家的权重体系 |
| 附表6 层次分析法思想下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附表7 基于AHP-TOPSIS赋值结合的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附件 |
（4）云南省边境地区中华按蚊等按蚊中肠共生菌多样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课题资助情况 |
| 缩略词注释表 |
| 前言 |
| 1 按蚊体内共生菌多样性的研究进展 |
| 1.1 按蚊体内共生菌的分布 |
| 1.1.1 中肠的共生菌 |
| 1.1.2 卵巢和唾液腺的共生菌 |
| 2 按蚊体内共生菌的功能 |
| 3 国内蚊虫共生菌研究进展 |
| 4 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与创新点 |
| 4.1 研究的目的意义 |
| 4.2 研究的创新点 |
| 5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5.1 研究内容 |
| 5.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云南省三个边境县地区的野外按蚊采集 |
| 引言 |
| 1.1 实验材料 |
| 1.1.1 主要使用的仪器、软件和耗材 |
| 1.1.2 选择野外按蚊采集点 |
| 1.2 实验方法 |
| 1.2.1 采样点信息采集 |
| 1.2.2 野外按蚊的捕抓 |
| 1.2.3 蚊种鉴定 |
| 1.3 调查结果 |
| 1.3.1 采样点信息 |
| 1.3.2 野外按蚊采集结果 |
| 1.4 小结与讨论 |
| 第2章 云南省边境地区野外按蚊中肠可培养共生菌多样性研究 |
| 引言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供试按蚊 |
| 2.1.2 主要使用试剂与仪器 |
| 2.1.2.1 主要使用仪器 |
| 2.1.2.2 主要使用试剂 |
| 2.1.2.3 主要试剂配制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按蚊的解剖 |
| 2.2.2 中肠可培养共生菌群培养 |
| 2.2.3 长菌平板的转运 |
| 2.2.4 细菌纯化 |
| 2.2.5 菌落PCR扩增16S rDNA |
| 2.2.6 PCR产物纯化回收 |
| 2.2.7 PCR产物与T载体连接 |
| 2.2.8 转化质粒DNA |
| 2.2.9 转化子筛选 |
| 2.2.10 DNA测序 |
| 2.2.11 序列比对与菌种确定 |
| 2.3 实验结果 |
| 2.3.1 按蚊解剖 |
| 2.3.2 中肠可培养共生菌群培养 |
| 2.3.3 可培养共生菌菌落PCR |
| 2.3.4 阳性转化子筛选 |
| 2.3.5 可培养共生菌群鉴定结果 |
| 2.3.6 三个地理种群按蚊中肠可培养共生菌构成 |
| 2.3.6.1 不同地理种群按蚊可培养共生菌构成 |
| 2.3.6.2 不同按蚊种类可培养共生菌构成 |
| 2.4 小结与讨论 |
| 第3章 云南省边境地区野外按蚊中肠共生菌多样性比较研究 |
| 引言 |
| 3.1 实验材料 |
| 3.1.1 供试按蚊 |
| 3.1.2 主要使用试剂与仪器 |
| 3.1.2.1 主要使用仪器 |
| 3.1.2.2 主要使用试剂 |
| 3.1.2.3 主要试剂配制 |
| 3.2 实验方法 |
| 3.2.1 按蚊的解剖 |
| 3.2.2 中肠DNA样品提取 |
| 3.2.3 16S rRNA扩增子分析 |
| 3.2.3.1 16S rDNA高通量测序 |
| 3.2.3.2 信息分析流程 |
| 3.3 实验结果 |
| 3.3.1 中肠DNA样品提取与浓度检测 |
| 3.3.2 测序数据统计与质控 |
| 3.3.3 物种注释 |
| 3.3.4 物种相对丰度 |
| 3.3.5 野外按蚊中肠共生菌群构成分析 |
| 3.3.5.1 不同地理种群的中华按蚊中肠共生菌群构成分析 |
| 3.3.5.2 盈江县地区不同按蚊中肠共生菌群构成分析 |
| 3.3.5.3 金平县地区不同按蚊中肠共生菌群构成分析 |
| 3.3.5.4 勐腊县地区不同按蚊中肠共生菌群构成分析 |
| 3.3.6 野外按蚊中肠共生菌多样性分析 |
| 3.4 小结与讨论 |
| 第4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温度对斯氏按蚊繁殖能力和约氏疟原虫易感性的影响及分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温度对斯氏按蚊繁殖能力的影响及分子机制研究 |
| 2.1 实验材料 |
| 2.2 实验方法 |
| 2.3 结果 |
| 2.4 讨论 |
| 第三章 温度影响斯氏按蚊对约氏疟原虫易感性及分子机制研究 |
| 3.1 实验材料 |
| 3.2 实验方法 |
| 3.3 结果 |
| 3.4 讨论 |
| 第四章 温度对斯氏按蚊肠道菌群的影响 |
| 4.1 实验材料 |
| 4.2 实验方法 |
| 4.3 结果 |
| 4.4 讨论 |
| 全文结论 |
| 本研究的不足和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温度对疟疾传播流行和按蚊生物特性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学术价值 |
| 二、疟疾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总结 |
| (一) 中国疟疾学术研究六十年回顾 |
| (二) 云南省疟疾研究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及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中西医学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一节 传统中医体系下的疟疾认知 |
|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二、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疟疾认知 |
| 第二节 现代西医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二章 自然环境、区位、习俗与云县疟疾的关联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区位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云县疟疾 |
| 二、海拔、地形与云县疟疾 |
| 三、地理区位与云县疟疾 |
| 第二节 传统习俗与疟疾 |
| 第三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 |
| 第一节 清代疟疾的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四节 天降鞠凶:时代变革中的云县疟疾流行态势 |
| 第四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清代云县的疟疾防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 |
| 一、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阶段 |
| 二、1949年后云县疟疾的防治措施 |
| 第四节 艰难棘途:中央与地方的统合 |
| 第五章 云县抗疟机构的演变与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二节 建国后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国家卫生体系转型中的抗疟机构 |
| 结语 |
| 附1 |
| 附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活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荣誉 |
（7）三峡库区万州段蚊虫生态、气象因素及蚊媒病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1999-2014年三峡库区万州段蚊虫生态变化研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2 结果 |
| 2.3 讨论 |
| 第三章 蚊媒传染病气候影响因素研究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3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研究的创新点 |
|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气象因素对蚊媒传染病影响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8）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缩略词中英文对照表 前言 |
| 1.研究背景及依据 |
| 2.研究目的 |
| 3.研究内容 |
| 4.研究路线 |
|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4.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 |
| 第一章 媒介可接受性相关参数调查研究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人群脆弱性相关参数调查研究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小结 第三部分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验证与应用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4.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研究总结 附录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2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Delphi法问卷 |
| 附录3 疟疾再传播媒介可接受性指标现场调查问卷 |
| 附录4 疟疾再传播人群脆弱性指标现场调查问卷 致谢 |
（9）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的社会生态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疟疾 |
| 二、地形、海拔与疟疾 |
| 三、山河与疟疾 |
| 四、区位与疟疾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疟疾 |
| 一、环境卫生与疟疾 |
| 二、生活习惯与疟疾 |
| 三、傣族人居环境与疟疾 |
| 四、宗教信仰与疟疾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状况与疟疾 |
| 一、医疗卫生组织与疟疾 |
| 二、医疗卫生条件与疟疾 |
| 三、少数民族医药与疟疾 |
| 第二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的疟疾流行 |
| 第一节 疟疾流行概况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状况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状况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特点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特点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特点 |
| 三、新中国时期拒疾流行特点 |
| 第三节 疟疾流行原因分析 |
| 一、清代瘴气分布原因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原因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原因 |
| 第三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晚清以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元明时期的巫医治疗法 |
| 二、清中前期的中医诊疗法 |
| 第二节 晚清至民国时期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国际社会的抗疟行为 |
| 二、国民政府的抗疟措施 |
| 第三节 1950年代以后的疟疾防治 |
| 一、调查研究和防治结合阶段(1950-1958年) |
| 二、大面积防治阶段(1959—1966年) |
| 三、制止疟疾暴发流行阶段(1967-1975年) |
| 四、现代化防治阶段(1976—2002年) |
| 第四节 全球化防治阶段(2003-2014年) |
| 一、全球疟疾基金项目初始阶段(2003-2006年) |
| 二、中缅边境疟疾联防项目阶段(2007-2009年) |
| 三、全球基金暨消除疟疾项目阶段(2010-2014年) |
| 第四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地方性认知 |
| 第一节 病原的认识 |
| 一、恶鬼致病 |
| 二、疫气致病 |
| 第二节 病因的认识 |
| 一、道德因素 |
| 二、现实因素 |
| 第三节 西医传入后的认知 |
| 一、病原的认识 |
| 二、病因的认识 |
| 三、治疗方式的认识 |
| 第五章 从边徼之地到天下一体: 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
| 第一节 民众行为与疟疾流行病学 |
| 一、少数民族风俗、观念与疾病 |
| 二、人口流动与疟疾流行 |
| 第二节 疾病、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 |
| 一、滇西德宏地区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历程 |
| 二、从医疗史角度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 |
| 第三节 疾病、政治与国家 |
| 一、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中国医疗政治的转向 |
| 二、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
| 三、国家的凸显和地方的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缅甸边境地区微小按蚊种群密度及其生态习性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现场 |
| 1.2 成蚊密度及其季节消长调查 |
| 1.2.1 标本采集 |
| 1.2.2 夜间叮人活动和叮人率调查 |
| 1.2.3 嗜血习性调查 |
| 1.3 蚊幼虫密度及孳生地调查 |
| 2 结果 |
| 2.1 成蚊种群构成及其密度 |
| 2.2 微小按蚊夜间吸血活动 |
| 2.3 微小按蚊嗜血习性 |
| 2.4 蚊幼虫数量及其孳生地 |
| 3 讨论 |
四、按蚊孳生环境变化对控制疟疾流行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2016—2018年四川省消除疟疾阶段传疟媒介按蚊监测结果分析[J]. 李黎,郁涛,邹晏,葛黎,霍芳,吴小红,刘阳.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2021(11)
- [2]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媒介按蚊密度及种群监测[J]. 丁旭,师伟芳,张玉琼,兰子尧,张爱华,徐建军,周光荣.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21(03)
- [3]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D]. 莫晓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4]云南省边境地区中华按蚊等按蚊中肠共生菌多样性研究[D]. 杨文旭. 大理大学, 2021(09)
- [5]温度对斯氏按蚊繁殖能力和约氏疟原虫易感性的影响及分子机制研究[D]. 秦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0
- [6]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D]. 米善军. 云南大学, 2019(03)
- [7]三峡库区万州段蚊虫生态、气象因素及蚊媒病的相关性研究[D]. 何亚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18(03)
- [8]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研究[D]. 陈田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8(01)
- [9]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D]. 王彤. 云南大学, 2017(06)
- [10]中国-缅甸边境地区微小按蚊种群密度及其生态习性调查[J]. 张少森,周水森,周正斌,王学忠,蒋伟康,施文琦,杨源和,尹授钦,李希尚,王加志,李胜国,张仪,周晓农.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