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识的激情——试论古希腊神话的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张家赫[1](2021)在《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思想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并孕育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基础之上。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的勃兴创造了条件,进而出现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浪潮,并随后产生浪漫主义对理性过度的纠正与反拨。从19世纪初德国的时代背景来看,德国农业经济的日渐衰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兴起昭示了德国封建统治已春意阑珊,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土壤,使得这一思想运动在德国生根发芽,并极大影响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在思想渊源上,马克思文学作品的伦理启蒙离不开其对于古希腊神话这一西方文化源头的阅读和领悟,此外,近代西方启蒙伦理思想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也直接影响了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伦理表达。马克思的文学作品包含着丰富的伦理内容,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论述。从家庭伦理看,马克思将爱情塑造为一种身心融合,以忠贞专一的伦理信念作为爱情的道德支点。然而,在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中,社会的伦理法则成为了束缚爱情中主体对客体灵与肉完整渴望的道德桎梏,马克思对燕妮的爱情便在时间与空间的异化疏离中成长完善,对爱人忠贞不渝的道德责任感时刻都展示着马克思理性、自觉的自律意识和高尚的伦理人格。与此相同的是,马克思在诗歌中对父母的感激和赞美更表现为一种亲子人伦中内蕴和无形的情感认同,这种认同感更加强化了他对双亲的情感反馈,呈现为恭亲和敬亲。马克思便在这种恋人与父母的情感支持中强化着自身的道德良知,寻向对自我本质的发展完善和价值确证,从而越过个人之爱达到更广博意旨的普遍之爱;从社会伦理看,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伦理思想根源于他对20世纪初德国社会的洞察,从对自由、平等困境的反思至对责任伦理精神的透视再到对社会多元思想的批判性审视,马克思力图以浪漫反讽的方式完成对社会的改造和重塑,并展望一个崭新的理想化的社会;从人生伦理看,在理想主义的基调下,马克思欲在精神原则与肉体原则的统一中恢复人性的本真、涤荡现实的粗鄙,解决现有与应有之间的对立。面对客观性对主观性的压迫,马克思延续了其自中学时期以来的济世情怀,试图通过本体论的解放带来“原生宇宙”的毁灭,宣告一个人与神同的世界,这既是他寻求对生命之恶的解决,也是他的普罗米修斯之力。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情结推动了马克思逐渐超越浪漫主义自我的个体沦落之感,完成对普遍性的摧毁和抽象自我的精神救赎,这说明在马克思的文学作品中已经上演着无产阶级对命运的反抗,并在其无限诗意的文学世界中抽象化出了共产主义的原初诉求。人在压迫下终将成为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巨人英雄,最终消解对立,寻向平等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王国,这是马克思意图的在解放自身的同时也实现的人的类解放。论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在对不同版本的原着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之上,借鉴吸收当今学术前沿对马克思的文学作品及其伦理思想相关研究的重要观点。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青年初期的文学作品进行的伦理解读,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一研究方向的崭新尝试。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对市场经济下完善青年人的伦理人格,提升当代青年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对坚定社会主义公民的道德意志具有多方面的指导价值。
李青[2](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汪大贺[3](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指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谢静[4](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系统解读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将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理论特色和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以政治美学为核心线索将其一生的致思理路与政治运动实践贯穿起来,开显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的革命潜能和政治批判功能。选定此主题的原因在于感性、理性、美与政治作为关键范畴充斥于马尔库塞着作文本之中,本文致力于将这些看似孤立且矛盾的范畴放置于马尔库塞的学术经历中加以联系,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演变。马尔库塞回到“美”与“知觉”同源的古希腊哲学中,探索美与感性欲望的关系。在“美”的原初语境中,它指的是柏拉图所认定的那种低级的、发源于肉体的感性欲望。而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指出美不只代表着少年的肉体之美,更意味着超越一切形体之美的美的原则,而美的原则是爱欲之神的化身,是生命的源泉。马尔库塞在此意义上,发现了感性欲望与爱欲的关系,重新挖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与肉体欲望的关系,使爱欲超越性欲成为一种更大的生物本能,将体验快感的感官范围从生殖器官扩张到人的整个身体,实现身体的爱欲化。马尔库塞认为积淀在个体血肉之躯中的审美心理结构是爱欲的存在场域,爱欲是情欲的人化,是对人的动物性的生理情欲的理性塑造与陶冶过程,它以生物根源为基础,但其中具有理性的渗透,从而超越了动物的性质。他利用弗洛伊德关于的心理分析,挖掘审美中情欲因素与复杂性,在对“艺术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的理解中,确定了美感是爱欲这个人性总体结构中的心理本体,并以此为依托,建立起新感性这个情感心理本体。马尔库塞从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力比多)与自我、生欲与死欲的对抗中发现了爱欲作为人类集体的生命本能所蕴含的强大政治效力。因原本自由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过程在权威国家的公共生存中被同化了,个人精神的失调、爱欲的压抑更直接地反映了社会总体的失调,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学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美体现了反抗现实原则的快乐原则,是人类爱欲本能的最高精神产物,美学与艺术是审美形式的外化结果,是爱欲、快乐本能解放动力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反叛统治秩序的革命潜能。可见,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改变了传统意义上非功利的美学,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在人的审美本质基础上将人类爱欲的解放界定为广义的政治学。他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有明确的批判指向——理性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技术理性。受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主体性原则与现代科技体系合谋将人性之中的感性丰富性从生存理性中排挤出去,人类以技术理性取代包含感性之维的生存理性,使理性中的自由、否定之义消失,导致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极权统治将历时的感性生命本身整合进压抑性的文明进程与消费性的社会生产领域。这种感性生存境况造成了爱欲与新感性作为情感本体的审美之维的缺失,是人类单向度的精神危机的根源。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审美人性的复归为批判理论的切入点与理论旨归,融合多种对抗技术理性与理性主义文化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了以爱欲满足为中心的新感性政治革命路线。以人的自然生物本能为物质基础,将深藏于“类本质”之中导源于快乐原则的反叛激情挖掘出来,在理性的否定性推动力下,使人的整个身体重新回归到代表游戏与闲暇的审美冲动中去。发挥想象力对感性与理性的沟通作用与为感性秩序立法的革命潜能,重建象征着完整人性的新感性。在不满于固定规训的审美形式的更迭性运动中寻求重建通往幸福与自由的新秩序的可能。这也是马尔库塞整个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不能否认马尔库塞以艺术与美学为解放之途的批判方式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缺少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这使他的政治美学批判最多达到意识形态批判的水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所扭结而成的社会结构领域,削弱了其理论的现实性,造成了其理论中历史性与先验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承认与积极利用审美感性的多样性、偶然性、多变性,以此拯救感性力量的否定性和批判功能,这种对本真生命的尊重态度,是值得现代人反思与借鉴的。因此,对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情势变更的理论选择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满足物质匮乏的经济革命不再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的主旋律,更令人关注的是人民的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人生而为人所一直追求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研究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能够让我们在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今天,去冷静地分析资本的逻辑与审美的价值之间的博弈,尝试解答如何在市场洪流中不迷失自我和初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个体自身的身心协调发展,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徐正旭[5](2020)在《法哲学视角下当代“体育成人”的研究》文中提出在“学以成人”成为全球共同关注话题的背景下,聚焦当代中国体育成人实践,挖掘中国哲学中的经典修身理论资源,借鉴西方法哲学中的成人论证方法,以“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文化互鉴之方式,探索当代体育成人“何以可能、如何可能”两个基本问题,旨在回应如何在当代体育实践中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为贯彻落实“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提供理论向导。为此,以当代体育成人症结为反思标靶,以培养完善的人格为目标,借鉴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教化理论,围绕黑格尔所秉持的“伦理收回道德”观点,紧扣当代中国成人之特质,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索体育成人的实现机制与现实化路径,研究认为:第一、当代中国体育成人的突出问题是“道德-伦理悖论”,它是现代性病症。一方面,“无伦理的道德”导致体育成人的原子化,难以避免“平庸之恶”;另一方面,“无道德的伦理”破坏平等交往关系,由此形成扭曲人格。通过“伦理回收道德”的方式回避“道德-伦理悖论”,从过去“以行动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实现体育道德向体育美德转变,这归因于:一方面,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优良文化传统不能中断;另一方面,这源于对西方自由主义导向下体育成人的原子化问题之反思。第二、体育成人机制就是通过体育实践把普遍意志转化为自我意志。在体育实践中,普遍意志与单个意志之间“为承认而斗争”,在斗争中实现和解,普遍意志被内化为自我行动要求,以此形成美德,并固化为人格,最终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目标。从法哲学角度讲,体育成人需要三个条件:(一)实践理性的奠基,保障体育实践中的道德规范推理所依赖的依据具有客观性;(二)实践理性的情景诠释,确保在具体情境中道德规范能够被合理的解释与应用;(三)实践理性的动机推动,引导道德观念向道德行动转化,实现“知行合一”。因此,基于条件(一),对体育成人“何以可能”证成;基于条件(二)(三),对体育成人“如何可能”进行分析。第三、体育之法具有客观普遍性。客观有效的体育之法能够为体育成人提供前提条件。从整体上讲,自然法为体育规范提供了理性基础与道德基础。从历时角度讲,体育之法经历了从伦理到道德、从外在到内在的转变;从体育之法的来源,可以划分为:(1)外在主义:体育之法源于外在社会诉求;(2)内在主义:内在主义又分为习俗内在主义与建构内在主义,前者认为体育之法属于“约定俗成”,后者认为体育之法源于实践者的道德反思;(3)诠释主义:体育之法源于平等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共识。基于对体育之法来源的分析,确立了体育成人的三个序阶:成物、成己与成人:体育成物旨在实现人与万物的统一;体育成己旨在实现个体与内在世界的统一;体育成人旨在实现自我与普遍他我的统一。第四、实践理性诠释与动机促成有赖于法权秩序、心灵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内在统一。体育法权属于一种新型人权,通过维护个人体育权利,为成人提供基础性保障;道德法促进个体形成善良意志,同时分化出正义与良知;但是道德具有主观性,容易生发道德虚无主义,滋生伪善;伦理法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统一,体育成人就是履行伦理实体对个体的规定性,把外在普遍意志转化为自我意志,以自我方式把普遍意志呈现出来。在抽象法与道德法环节中,成人皆是以自我为中心。在伦理法环节中,“我”在他者中成人,两个或更多的自由意志之间通过爱、法、团结的联合形成普遍意志:在家庭伦理中,体育维持了家庭伦理实体的存在;在伦理社会中,体育培养维系社会交往赖以所需的自由平等、竞争观念;在国家伦理中,体育塑造健康公民意识,培养爱国情操,形成国家认同观念。最后,从培养实践理性三个条件及当代体育成人特质角度,提出了体育成人的现实化路径:其一,重启体育启蒙,传授科学的健康知识,培育健康的生活观念;其二,对体育进行道德化改造,既要对传统体育进行现代化改造,还要对西方体育进行本土化改造,实现从知识论意义上的体育向生存论意义上的体育之转化;其三,倡导体育正义:首先,不断完善“举国体制”,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为体育成人提供精神动力;其次,国家要履行体育道德责任,实现分配正义与实质正义,为弘扬体育精神提供信仰力量。由此建议:要把体育之法融入家风、家教、教训之中,形成家庭美德;要把体育之法嵌入公序良俗之中,形成社会公德;要把体育之法所蕴含的理性精神构筑为认同与信仰的力量,让体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刘红梅[6](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文中指出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的审视家庭生活后的理性反思结果。家庭是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庭文化是确保家庭细胞形态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家庭文化健康,个体人才能得到培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家庭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现代性发育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理念。传统的家庭及其文化已经在新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关系中遭到解体。个体面临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不断的出走,又一次次陷入对现代家庭寻找的徘徊困境中,家庭本身也面临价值观困境、伦理道德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以及传承与断裂困境。进入新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文化去解决个体和家庭困境,去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文化哲学作为观察视角,通过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中的合理资源,试图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探索方向。唯物史观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钥匙。家庭及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符合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纵观中西方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家庭是人类早期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从动物式本性群居到自觉选择家庭作为生活方式,从无序的血缘婚家庭到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产生的每一步都和人们实践的重心“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不开。对“两种生产”的需要直接产生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通过家庭实现了生存资料和生命的再生产,通过家庭交往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具有满足人们生活资料需要的生产功能,作为生育单位家庭具有延续自身和种族生命的生产功能,同时家庭作为育人之器具有抚养和培育后代的功能。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两种生产”,也就决定了产生其上的家庭的性质。家庭文化则是人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的显现,是人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从必然的非自由状态走向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文化在维护人的生存和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统治者意志中变成束缚人自由的工具,实现人的解放必然要从批判以买卖婚姻为实质的非自由的家庭文化开始,将人的解放作为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积极构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容的家庭文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变迁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分不开的。在人类早期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能力低,生活范围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对家庭、对血缘、对伦理关系越是依赖,社会在结构上越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一旦新的社会制度从私有财产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财富支配他人进行劳动,阶级对立从中产生,随之发生阶级关系力量变革,血缘伦理组织社会将被国家阶级代替,家庭文化也要从传统血缘伦理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转变。中西方家庭文化的演变,是以自然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换为动力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内容围绕所有制关系展开。先秦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性质,使得传统家庭文化属于典型的血缘伦理文化。家庭文化围绕血缘关系展开,具有伦理性、群体性、家庭本位性、父子关系主导性等主要特点。在《周易》和儒家文化中肯定男女两性关系,属于统治阶级意志下的家庭文化,带有明显的尊卑等级色彩;法家以刑法秩序规定家庭文化;道家打破儒家和法家的礼治和法治文化,以自然无为实现世俗解脱。近代工业萌芽和新文化思想的涌进,群体本位家庭开始向个性自由为主的个体家庭转变,这一思想在婚姻制度中得到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文化得到高扬,但由于转型期的“悖论”存在境遇,人们在享有个体家庭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依托。个体家庭文化陷入异化、功利化、自由化的个体家庭文化境遇。西方家庭文化呈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利益至上和中世纪的宗教家庭文化中解放出来,向资本主义个体家庭文化演进的面貌。柏拉图以城邦利益为目的消解自然家庭,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正义的角度肯定城邦与家庭共同体的至善性,快乐主义从个体本性的快乐原则出发,肯定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快乐的正当性。中世纪宗教家庭文化以早期基督教的禁欲独身开始,经历阿奎那肯定以生育为目的的“圣事”婚姻,最终以“骑士之爱”为萌芽的个性之爱从宗教中觉醒结束。但真正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是在私有制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培根和卢梭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自然人权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属于个体本性自由范畴。康德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出发,将婚姻家庭纳入法权契约关系中,契约婚姻属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范围,是双方彼此占有的权利,对等的义务和权利是婚姻的本质。黑格尔将婚姻家庭文化视为伦理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存在,家庭文化具有伦理性的爱的性质,彼此互爱是家庭文化的最高目的,反对康德的物性契约理论。中西方家庭文化演进过程,反映出家庭文化从自然血缘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家庭文化方向转变,个体家庭文化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直接目的。对比发展过程可知,中西方家庭文化存在相通性。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血缘家庭作为最早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是命运、是权力、是利益共同体文化。从秩序的角度看,家庭文化是一种秩序文化。家庭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的过程,自然的男女分工和家庭角色分工本身就是人自我构建秩序的体现。从家庭文化的功能看,家庭文化是一种育人文化。在承担生育教养后代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这是中西方家庭呈现的历史共性。有共性也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是必然的存在。从家庭价值导向来说,中国家庭文化属于家庭本位导向群体利益,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倾向个体幸福。在家庭文化理念上,中国家庭文化更多的强调对宗族、家庭的责任,西方则更注重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从家庭文化模式看,中国宗法思想笼罩下家庭模式是以父子本位文化,以男性为尊注重男权思想。西方个体文化属于夫妻本位文化,家庭文化围绕夫妻关系展开,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是在各自的主导经济形式、社会政治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精神理念下造就的,各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当前家庭文化自身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发育,都在指向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问题。面对新时代不可回避的家庭问题,汲取中西家庭文化思想的合理性精华,即为论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在辨析家庭文化史与中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的前提下,得出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上既具有共通性又存在差异点。本文认为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要解决好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续人类以往的思想精华,又要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作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价值取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家庭文化探索中的理论指导,做到目的、价值和思想相融合。立足新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到整合中西方家庭文化,以培养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个体人格为基点,达到家庭的良性存在与发展,从而稳定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
刘菲菲[7](2020)在《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研究》文中指出人兽变形故事,是早期人类文学题材的重要类型。它表现了原始初民奇特丰富的想象力,承载着初民对生命的态度和独特的思维模式,是西方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在原始初民生活的年代,人兽变形是一种转换仪式,他们在集体中举行这种仪式,以期能使人和动物达成某种程度的相通。随着原始宗教的影响,人类社会中出现了变形神话,而西方变形文学和变形神话有着紧密联系。本文以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变形文学的发生发展进行分析,对西方人兽变形文学横切面和纵切面进行比较研究后,尝试从比较研究、神话原型研究、主题研究、叙事学和身体美学等角度切入,重点讨论20世纪变形文学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它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本文由六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包括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以及方法等方面,主要是对西方变形文学的发展与研究现状做了简要梳理。通过了解学界对西方变形文学的研究成果,确定本文的研究方向和目的,也对论题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第一章:20世纪以前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探寻变形文学的成因,就要分析原始初民的思维特点,原始宗教中的变形仪式对变形神话的产生有直接影响,这些都是人兽变形文学的重要成因。而且,西方人兽变形文学在文学史的各个时期发展情况并不相同。古希腊罗马是变形文学的兴盛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变形文学。中世纪时期,由于基督教的地位和神权的威压,变形文学到了凋敝时期,基督教认为变形是一种异教徒的迷信行为,并对希腊神话和奥维德《变形记》都采取打压的手段。在文艺复兴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变形文学再次在温室中孕育并生长。但在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时期,理性盛行的年代,变形文学和非理性一起再次凋敝。第二章: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复兴。在20世纪非理性主义崛起,以及现代作家们对世界和人类敏锐观察中,变形文学的回归势不可挡,带着浓烈的复古色彩,在很多主题方面都能让人感知到某种集体记忆。20世纪变形文学渲染了独特的现代色彩,“变形”成为一种现代的“仪式”,也是现代的“神话”。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变甲虫就是一个现代神话故事,是20世纪西方变形文学的开端,对整个20世纪的变形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章: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变”与“不变”。首先对各个时期的变形文学进行横切面的分析,发现20世纪的变形文学较之以前,在变形模式和特点、变形主题、叙事模式以及陌生化效果等方面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其次,在对各个时期的变形文学进行历时性分析后,可以发现,20世纪的变形文学也是和以前变形文学截然不同的,主要体现在变形过程、变形主题、叙事风格和艺术手法等方面。第四章: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具有独特价值。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自身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审美方面来看,变形文学中人类身体的转化符合现代身体美学的特点,正是因为变形文学对身体的重视才使得这类文学具有时代色彩。此外,变形文学具有的动态美和生态美,反映了西方人的审美意识,以及整个西方在20世纪对美的新需要。从文化价值来看,它包含了20世纪西方人的生存困境、精神诉求和对人的出路的探求。结语部分是对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展望,它在20世纪并不是短暂的兴起,还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孟冬冬[8](2020)在《“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文中研究说明“诗”是中西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尽管它的形态有所差异,但仍有若干共性因子。本论文以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为研究对象,将中西不同的城邦文明和空间想象作为讨论的起点,并以之为文化基础把握中国和古希腊在轴心时代不同的文学样态,以及在文学样态背后潜存的文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诗”及“诗学”概念属于广义用法,抒情传统和叙述传统的差异对诗的类型、诗学内涵、诗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对深入把握轴心时代艺术思想的发生以及美学观念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论文除了绪论之外包括五章内容。绪论部分主要对“轴心时代”和“诗学”的概念进行厘定,认为“轴心时代”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化范畴,也指出在当代背景下“诗”、“诗学”虽被广泛使用,但仍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下界定,因为文学的边界就是它们的边界。第一章主要关于“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就春秋时代而言,“城邦”已经广泛存在,它们的空间布局蕴含着轴心时代最基本的空间想象,因此,城邦空间折射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想象和“以德配天”的惯性思维,它们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产生了持续影响;就古希腊而言,对理性的追求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之外,亦可在城邦结构中寻找答案。古希腊城邦是人本意识和悲剧精神的主要发生场域。所以,城邦不仅是中西社会结构形成的策源地,也是文学艺术产生、定型、发展的主要空间,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史、艺术史意义。第二章讨论“诗的说唱与演唱形式”。中西文学在发端期都具有“唱”的属性,只不过古希腊文学往往唱中含叙,先秦文学则唱中富情,因此前者表现为“说唱”,后者表现为“演唱”。说唱是西方叙事艺术的源头,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说唱文本中已经含有较为明显的叙事策略和叙事逻辑。演唱是中国抒情艺术的萌芽,“百兽率舞”的记载以及《乐记》对乐舞的强调构成了事实和理论的双重证明,由诗、骚发端的“情兼雅怨”抒情模式对演唱文学产生了持续影响。除此之外,中西对“人性世界”和“神性世界”的不同态度也是促使演唱与说唱传统形成的文化密码。第三章着眼于“风诗与史诗”。风诗是中国诗歌的原型,“风”由自然概念逐渐演变为文学概念,决定了风诗鲜明的民间性或民俗性。“十五国风”是音乐文学的典型代表,在形式层面它是音乐与文学一体性的标准,在内容层面,它体现了中国文学最早的“谲谏”特征。史诗作为西方叙事文学的原型,其叙事形式和英雄主题构成了后世叙事文学的重要借鉴对象,同时,它也是古希腊民族精神的对象化。史诗与戏剧具有相通性,英雄特质与公民精神构成了史诗影响戏剧的深层基础,对模仿和语言的重视更加强化了两者的亲缘关系,20世纪以后,“史诗剧”的出现是这种亲缘关系的回归。除此之外,语言的民族性借助思维的中介,最终作用于文学领域,这是中西诗体风格和审美风格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章说明“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教化,其“诗教”可以具体化为对“雅正”艺术标准的认同,对“温柔敦厚”艺术形态的肯定,对“成于乐”艺术目标的坚守。相形之下,道家诗学观念则表现出更多的诗性特征。老子的诗性可以通过《老子》一书的韵律化的语言、“以象设喻”的行文方式以及对现实的深沉关怀体现出来。庄子的诗性表现为对自然本体的推崇,以及对自由人性的向往,这使整部《庄子》成了一个整体性意象。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一方面体现出与儒家的相似性,表现为对文学道德性和政教功能的承认,同时,其“和谐”论亦从音乐切入而衍及社会和谐,这与儒家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尽管其理论带有明显的主客二分模式,但在对美的认知方面,“凝视”与“迷狂”的统一则表现出与道家审美观接近的一面。第五章探讨“《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乐记》与《诗学》是中西轴心时代两部重要美学典籍,两者在艺术发生观、艺术功能论、艺术真实论层面存在彼此会通的可能。就发生观而言,《乐记》将“感物”视作艺术起源的根基,《诗学》则推崇“模仿说”。本质来说,它们都遵循“以类相动”的思维逻辑。就艺术功能论而言,《乐记》从“人性本静”的人性观出发,认为使人性复归道德是艺术的根本作用,与之类似,《诗学》所推崇的“净化”亦是一种理性层面的道德“快乐”,所以《乐记》与《诗学》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道德。就艺术真实论而言,虽然《乐记》以“着诚去伪”表达了对“情真”的肯定,《诗学》通过对“诗比历史更真实”阐发了“理真”观念,但两者都无一例外地肯定形式的真实,从而形成了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艺术真实观念。
张惟喻[9](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着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曲慧鑫[10](2020)在《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文中认为罗马共和国推崇荣誉。荣誉观念作为普遍的伦理意识在贵族、君主和平民眼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莎士比亚的罗马剧中,人们的荣誉观念和伦理选择呈现出互动关系。不同阶层的荣誉观念影响并决定不同的伦理选择,但同时,伦理选择又会反过来对荣誉观念的形成或改变产生影响。本文分四章考察了莎士比亚在不同阶层的荣誉观念和伦理选择中传达出的伦理教诲和对正处于转折时期的英国局势的思考。第一章以科里奥兰纳斯、伏伦尼亚和勃鲁托斯为研究对象,分析罗马贵族的荣誉观念与其在此观念影响下做出的伦理选择。科里奥兰纳斯的伦理身份经历了从“城邦守护者”向“城邦毁灭者”的转变,因过度推崇荣誉导致的悲剧性结局揭露出荣誉的实质是罗马操控英雄的工具。伏伦尼亚是罗马教育的具体化身,她为维护国家荣誉选择牺牲儿子的举动展现出罗马荣誉教育对贵族的深刻影响。勃鲁托斯的荣誉观念以美德为核心,他为维护共和自由触犯弑君伦理禁忌的行为暗示出其把握时代能力的匮乏。贵族对荣誉的追求更多地局限于个人层面,他们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充满悲剧性。在个人原则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中,罗马贵族的选择不但没有获得荣誉,反而导致了荣誉的幻灭。第二章将凯撒和安东尼作为正反面君主的典型代表,分析罗马君主的荣誉观念与他们在追求王权过程中的伦理选择。凯撒谋求新罗马的建立,以死追求王权的举动展现出其荣誉观念的灵活。安东尼是反面君主的代表,他无法维持情人与统治者身份间的平衡,在欲望与理智的冲突中,安东尼毅然抛弃伦理责任的举动表明罗马传统的荣誉观念已经无法对他产生影响。伟大君主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呈现出积极的一面,灵活的荣誉观念使君主根据局势采取有益的行动,该行动反过来又会成就君主的永恒。第三章分析罗马平民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平民阶级由护民官与民众组成。剧中的护民官是“煽动家”和“蛊惑家”的合体,他们为满足个人私欲抛弃公共伦理责任的行为展现出其德性的低下。罗马剧中的民众表现出暴力和无理性的特征,他们对荣誉漠然视之,为追逐利益而抛弃正义的伦理选择暗示出民众与贵族阶级德性上的巨大差异。平民阶级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是恶性的,追逐利益、缺少荣誉和实施暴力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荣誉随着暴力行为的升级更加被民众无视。第四章分析莎士比亚罗马剧中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的成因,以及罗马剧创作的伦理环境。对罗马民众暴力行动的展示和以米尼涅斯为代表的堕落贵族的出现表达了莎士比亚对民主制和共和制的否定,作家对民众的丑化和剧中呈现出的精英主义倾向受西方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反映了作家基于历史和时代的等级偏见。莎士比亚始终坚守以爱为核心的理想道德的追求,认为人必须运用理智和智慧抵抗欲望的诱惑,达成灵魂的完善。结语总结贵族、君主和平民阶层的不同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关系,从当代立场反思莎士比亚在罗马剧中体现的政治伦理观念。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既反映出古老民族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的独特性,又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
二、认识的激情——试论古希腊神话的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识的激情——试论古希腊神话的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分析 |
1.3.1 国内研究现状及分析 |
1.3.2 国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1.6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马克思的文学作品及其伦理思想的形成条件 |
2.1 马克思文学作品概述 |
2.1.1 马克思的诗歌作品 |
2.1.2 马克思的戏剧、小说 |
2.2 马克思文学作品中伦理思想的形成背景 |
2.2.1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德国农业经济的衰落 |
2.2.2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的勃兴和德国封建统治日渐式微 |
2.2.3 浪漫主义对启蒙理性的拒斥和对人文精神的延续 |
2.3 马克思文学作品中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2.3.1 古希腊神话中的悲剧精神和人类意识 |
2.3.2 近代西方启蒙伦理思想 |
2.3.3 德国浪漫主义与诗化哲学 |
第三章 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伦理内容 |
3.1 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家庭伦理思想 |
3.1.1 爱情内涵:情感的异化疏离与完善 |
3.1.2 亲情内涵:亲子人伦中的生命认同 |
3.1.3 价值内涵:对个体之爱的价值超越 |
3.2 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伦理思想 |
3.2.1 自由观:对社会平等自由困境的反思与解构 |
3.2.2 责任观:对社会责任精神的伦理透视 |
3.2.3 批判观:对社会多元思想的批判性审视 |
3.3 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人生伦理思想 |
3.3.1 主体意识:浪漫感性的“人性”思考 |
3.3.2 精神情结:普罗米修斯式的精神救赎 |
3.3.3 实践理念:诗化的无产阶级命运反抗 |
第四章 马克思文学作品中伦理思想的价值意义 |
4.1 理论价值 |
4.1.1 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4.1.2 为马克思的哲学研究确立了价值取向 |
4.2 实践价值 |
4.2.1 有利于完善青年伦理人格 |
4.2.2 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意志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四)文献述评 |
三、研究设计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二)理论基础 |
(三)具体方法 |
(四)研究思路 |
(五)研究内容 |
四、核心概念 |
(一)现代性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写作思路 |
上编 身份和话语的重建 |
第一章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题材热 |
第一节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叙事的历史回顾 |
第二节 政策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
第三节 政策转折期的知识分子题材热 |
第二章 独立话语的探寻——从人道主义到文学主体性 |
第一节 “人”的话语确立及其论争 |
一、禁区的突破 |
二、话语的发生和讨论的焦点 |
三、权威话语的介入与讨论的转折 |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及其论争 |
一、人道主义的美学化 |
二、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论争 |
三、“偏移”的文论与启蒙的理想 |
第三章 躲避崇高——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边缘化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
一、知识分子的分化 |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
第二节 话语的分裂——重建共识与去中心化 |
一、反物化的启蒙话语 |
二、“去中心化”的立场 |
小结 从“人的觉醒”到“主体的跌落” |
下编 观念与形象的嬗变 |
第四章 由“苦难”而“神圣”——知识分子叙事的英雄想象 |
第一节 归来的英雄 |
第二节 升华的苦难 |
第五章 从“人性”到“个性”——知识分子叙事与“人的解放” |
第一节 从“大写的人”到“个体的人” |
第二节 复苏的情与欲 |
第三节 生命意识的书写 |
一、生命感性的浮现 |
二、生命激情的迸发 |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主体萎缩与精神困顿 |
第一节 消退的理想 |
第二节 升腾的欲望 |
一、物欲:从困顿到迷失 |
二、情欲:爱与性的分离 |
第三节 文化的迷茫与现代化的焦虑 |
结语 时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后记 |
(4)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背景与契机:理性逻辑的辩证法 |
第一节 理性的分裂 |
一、理性的原初统一 |
二、“理性”与感性的分裂 |
第二节 技术理性的统治 |
一、技术理性的产生 |
二、技术理性对感性的压抑 |
第三节 理性的颠覆与重建 |
一、新感性对技术理性统治的颠覆 |
二、辩证理性的复归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思想先声与理论来源 |
第一节 《德国艺术家小说》的美学思想 |
一、黑格尔的艺术形态演进理论对马尔库塞的启发 |
二、卢卡奇的生活、心灵、形式理论的影响 |
三、《德国艺术家小说》对浪漫主义反讽的继承与超越 |
第二节 海德格尔的影响 |
一、从浪漫主义文学到存在主义美学 |
二、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改造 |
三、马尔库塞对生存现象学的吸收 |
四、马尔库塞对生存现象学的批判与改造 |
第三节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发 |
一、以审美人性为基础重释《手稿》的原因 |
二、人性基础在于哲学中的劳动概念 |
第四节 黑格尔的影响 |
一、历史总体性中的否定概念 |
二、否定辩证法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潜能”的实现 |
三、开启浪漫主义的深层构境:否定的乌托邦与革命的姿态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思想展陈 |
第一节 政治美学的批判指向:单向度危机 |
一、发达工业社会 |
二、苏联社会 |
三、纳粹极权主义 |
四、肯定性的文化 |
第二节 政治美学批判的目标:爱欲解放 |
一、心理学范畴成为政治范畴 |
二、为爱欲而战的解放路线 |
三、美学形象成为政治形象 |
第三节 美学问题的政治意蕴 |
一、艺术“乌托邦”的现实性 |
二、艺术与革命 |
三、审美形式的自律性与异在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思想特质 |
第一节 作为政治美学的批判理论 |
一、政治美学的提出及内涵 |
二、政治美学化与美学政治化 |
三、以爱欲与新感性为批判武器 |
第二节 新感性对技术理性的反叛 |
一、技术理性与新感性的博弈 |
二、新感性已成为政治因素 |
三、新感性本体论的政治批判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评析 |
第一节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贡献与限度 |
一、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角 |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内的政治美学 |
第二节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当代启示 |
一、对当代美学与政治研究的影响 |
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启示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法哲学视角下当代“体育成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对象、方法与框架 |
1.3.1 研究对象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5 概念界定与研究限制 |
1.5.1 核心概念界定 |
1.5.2 研究视角说明 |
1.6 中外研究现状 |
1.6.1 中西“学以成人”的研究综述 |
1.6.2 中西“体育成人”的研究综述 |
1.6.3 中西“规则成人”的研究综述 |
2.法与成人:体育成人基本原理分析 |
2.1 体育成人目标:健全人格 |
2.1.1 法与成人二者之间关系分析 |
2.1.2 中国哲学视角下的体育成人分析 |
2.1.3 西方哲学视角下的体育成人分析 |
2.1.4 殊途同归:中西体育成人比照 |
2.2 体育成人机制与特殊性 |
2.2.1 体育成人机制:为承认而斗争 |
2.2.2 体育成人特征:在实践中成人 |
2.3 规则推理:静态体育成人分析 |
2.3.1 实践理性奠基问题 |
2.3.2 实践理性情景诠释 |
2.3.3 实践理性动机促成 |
2.3.4 规则推理中的“道德-伦理悖论”的回应 |
2.4 人格生成:动态体育成人分析 |
2.4.1 从法哲学到道德心理学 |
2.4.2 从道德心理学到后习俗责任伦理学 |
2.4.3 人格生成中的“道德-伦理悖论”的回应 |
3.法的证成:体育成人的依据 |
3.1 体育之法的概述 |
3.1.1 体育之法的解析 |
3.1.2 体育之法的意义 |
3.1.3 体育之法的嬗变 |
3.1.4 体育之法的分类 |
3.2 体育之法的外在主义 |
3.2.1 外在主义学术观点梳理 |
3.2.2 外在主义不足之处 |
3.3 体育之法的内在主义 |
3.3.1 习俗内在主义学术观点梳理 |
3.3.2 建构内在主义学术观点梳理 |
3.4 体育之法的诠释主义 |
3.4.1 体育规范诠释主义学理基础 |
3.4.2 体育规范诠释主义学术观点 |
3.5 四种体育规范理论比较分析 |
4.法的实现:体育成人的现实化 |
4.1 体育成人的序阶 |
4.1.1 从行动规则到体育规则 |
4.1.2 从体育规则到成人序阶 |
4.2 体育成人的实现 |
4.2.1 教化思想与体育成人 |
4.2.2 体育成物:抽象法与体育成人 |
4.2.3 体育成己:道德法与体育成人 |
4.2.4 体育成人:伦理法与体育成人 |
4.3 “道德-伦理悖论”的回应与化解 |
4.3.1 悖论的回应:从体育道德到体育美德 |
4.3.2 悖论的化解:从体育启蒙到体育正义 |
5.研究结论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6)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当前家庭面临的四重困境 |
一、价值观困境 |
二、道德伦理困境 |
三、家庭教育困境 |
四、传承与断裂困境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论文研究的意义 |
一、现实意义 |
二、理论意义 |
第四节 论文研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论文研究基本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中的家庭及其文化理论 |
第一节 家庭与“两种生产” |
一、家庭的产生是“两种生产”的结果 |
二、家庭功能是“两种生产”的展开 |
三、家庭本性是“两种生产”属性的显现 |
第二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本质 |
一、家庭文化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结果 |
二、家庭文化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
三、家庭文化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 |
第三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解放 |
一、扬弃异化的资本主义家庭文化 |
二、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 |
三、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主要内容 |
第二章 中国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家庭文化 |
一、《周易》中的家庭文化观念 |
二、儒家以礼建设家庭文化 |
三、道家以自然之道建设家庭文化 |
四、法家以刑法建设家庭文化 |
第二节 工业探索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一、思想解放层面中的家庭文化 |
二、制度保障中的家庭文化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期的家庭文化 |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悖论存在境遇 |
二、个体自觉与当代家庭文化 |
三、家庭文化的新样态新特点 |
第三章 西方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古希腊家庭文化 |
一、城邦利益上的家庭文化 |
二、城邦与家庭融合层面的家庭文化 |
三、快乐主义的家庭文化 |
第二节 自然与商品经济共存基础上的中世纪家庭文化 |
一、早期基督教家庭文化 |
二、信仰与理性结合下的家庭文化 |
三、个体觉醒下的家庭文化 |
第三节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家庭文化 |
一、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二、契约法权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三、伦理精神实体存在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第四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 |
第一节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 |
一、共同体文化上的共性 |
二、秩序文化上的共性 |
三、育人文化上的共性 |
第二节 中西家庭文化的差异性 |
一、价值导向差异: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 |
二、文化理念差异:家庭责任与个体权利 |
三、文化模式差异:父子文化与夫妻文化 |
第五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的探源 |
第一节 中西方主导经济形式的根源 |
一、农业经济 |
二、商业经济 |
第二节 中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源 |
一、宗法制度上的家国一体 |
二、民主制度上的家国分离 |
第三节 中西方理性精神的根源 |
一、理性精神的基点不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
二、理性精神的目标不同:他人与个体 |
第四节 中西方自然环境的根源 |
第六章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 |
第一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指导原则 |
一、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原则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原则 |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原则 |
第二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三重维度 |
一、家庭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维度 |
二、家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维度 |
三、家庭文化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度 |
第三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基点 |
一、家庭文化的整合 |
二、独立人格的培养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20世纪以前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
第一节 20世纪以前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兴盛与凋敝 |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变形文学 |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变形文学 |
三、19世纪的变形文学 |
四、变形文学在特殊时期的凋敝 |
第二节 人兽变形母题的成因 |
一、初民独特的思维模式 |
二、初民的动物崇拜心理 |
三、仪式与原始宗教 |
第三节 人兽变形神话的发展与意义 |
一、变形神话的出现 |
二、希腊神话的影响和传播 |
三、奥维德《变形记》的影响和传播 |
四、人兽变形神话的原型意义 |
第二章 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复兴 |
第一节 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兴盛 |
一、20世纪的西方人兽变形文学 |
二、人兽变形文学与非理性主义 |
三、人兽变形文学与作家的责任 |
第二节 西方人兽变形文学与20世纪神话回归 |
一、人兽变形文学与仪式 |
二、人兽变形文学与神话 |
三、人兽变形文学与变形童话 |
第三节 卡夫卡《变形记》中“人变兽”母题的呈现 |
一、人变甲虫与现代神话 |
二、人变甲虫与社会排斥 |
三、人变甲虫的原型体现与价值 |
第三章 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变”与“不变” |
第一节 对20世纪以前人兽变形文学的传承 |
一、相同的变形模式和特点 |
二、相同的变形主题 |
三、相同的叙事模式 |
四、相同的陌生化效果 |
第二节 对20世纪以前人兽变形文学的发展 |
一、不同的变形过程与特点 |
二、不同的变形主题 |
三、不同的叙事风格 |
四、不同的创作目的 |
第三节 《母猪女郎》对20世纪“人变兽”母题的新发展 |
一、对20世纪变形文学内容的新表现 |
二、对20世纪变形文学主题的新探索 |
三、不一样的“变形人” |
第四章 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独特价值 |
第一节 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审美价值 |
一、人兽变形文学与身体美学 |
二、人兽变形文学中的动态美与生态美 |
三、“兽”与“丑”的审美表现 |
第二节 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的文化价值 |
一、生存困境与人性的失落 |
二、现代人精神诉求的呈现 |
三、现代人的出路与希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8)“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轴心时代”的概念及意义 |
二、“诗学”的含义及范围 |
三、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第一章 “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 |
一、春秋时代的城邦结构与空间想象 |
(一)春秋时代城邦的基本空间结构 |
(二)城邦想象与“天人合一”的关系 |
(三)宇宙的道德化与“以德配天” |
二、古希腊城邦文明与理性传统的形成 |
(一)禁锢的生存条件与求知欲 |
(二)悲剧意识:从神话到艺术 |
(三)民主精神与人本意识 |
三、城邦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形成 |
(一)西周春秋时代的宗法制度 |
(二)古希腊公民的德性与正义 |
(三)城邦社会的文学史意义:以先秦诗歌为对象 |
第二章 诗的说唱和演唱形式 |
一、说唱与叙事艺术的形成 |
(一)古希腊的说唱形态及种类 |
(二)说唱艺术的叙事策略 |
(三)《荷马史诗》的叙事逻辑 |
二、演唱与抒情文学的形成 |
(一)“百兽率舞”与抒情艺术的萌动 |
(二)《乐记》对乐舞的强调 |
(三)诗、骚“情兼雅怨”的共性抒情内涵 |
三、人性世界与神性世界:“唱”的不同指向 |
(一)先秦演唱文学中的人性基因及表现 |
(二)神人二元性在古希腊说唱文学中的表现 |
第三章 风诗与史诗 |
一、风诗:中国诗歌原型 |
(一)“风”的自然属性与文学含义 |
(二)“十五国风”的音乐文学属性 |
(三)风诗的“谲谏”属性 |
二、史诗:西方叙事文学原型 |
(一)史诗的文化身份 |
(二)《荷马史诗》的人性观念及文学史意义 |
(三)史诗与戏剧的会通 |
三、民族性与诗体的形成 |
(一)作为逻辑起点的语言与思维问题 |
(二)语言与诗体风格的形成 |
(三)审美差异与诗体的关系 |
第四章 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 |
一、儒家“诗教”的内涵 |
(一)“雅”与诗教 |
(二)“温柔敦厚”与诗教 |
(三)“成于乐”与诗教 |
二、老庄哲学的诗性特征 |
(一)《老子》的诗性内涵 |
(二)《庄子》的诗性智慧:自然与自由 |
三、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与中西暗合 |
(一)柏拉图的“诗教”思想 |
(二)柏拉图对“美”的理性认知 |
(三)柏拉图的“和谐”论:由音乐形式上升到城邦正义 |
第五章 《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 |
一、两种艺术发生观的会通 |
(一)《乐记》的“感物说” |
(二)“模仿说”的沿革及构成 |
(三)“以类相动”:感物说与模仿说的会通 |
二、两种艺术功能论的会通 |
(一)《乐记》独特的人性观 |
(二)《乐记》从人性出发的道德指向 |
(三)《诗学》的道德目标:“快感”与“净化” |
三、两种艺术真实论的会通 |
(一)“情真”:《乐记》“着诚去伪”观的提出 |
(二)“理真”:《诗学》对“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诠释 |
(三)形式之真:《乐记》与《诗学》艺术真实观的共性基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9)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奥尼尔悲剧中的酒神精神探源 |
第一节 尼采悲剧观的核心——“酒神精神”学说 |
一、狄奥尼索斯是一切悲剧的主角:酒神仪式向悲剧艺术的位移 |
二、对立与统一:悲剧艺术中的酒神冲动与日神冲动 |
三、希腊悲剧的消亡:苏格拉底主义与酒神精神的根本对立 |
第二节 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 |
一、奥尼尔悲剧对古希腊悲剧文化的继承 |
二、奥尼尔悲剧内涵的“非理性”取向 |
三、奥尼尔的悲剧主题对“人”的关怀 |
第二章 酒神气质与奥尼尔悲剧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
第一节 奥尼尔悲剧中的社会底层人物群像 |
一、奥尼尔的“萨蒂尔”们 |
二、酒神气质在“水手”形象上的反映 |
三、酒神气质在“农夫”“工人”形象上的反映 |
四、酒神气质在“酒徒”形象上的反映 |
第二节 奥尼尔悲剧中的女性形象 |
一、奥尼尔的“酒神狂女”们 |
二、酒神气质在“地母”形象上的反映 |
三、酒神气质在“妓女”形象上的反映 |
四、酒神气质在“家庭主妇”形象上的反映 |
第三章 酒神倾向与奥尼尔悲剧的表现方法 |
第一节 酒神倾向与精神分析方法之互通 |
一、奥尼尔悲剧中隐含的恋父/恋母情结 |
二、奥尼尔悲剧中反复出现的人格分裂 |
三、奥尼尔悲剧中频繁穿插的白日梦 |
第二节 酒神倾向与表现主义方法之实践 |
一、情感第一:奥尼尔悲剧中的内心独白 |
二、逆向演化:酒神影响下扬克的变形表现 |
三、逃亡之路:《琼斯皇帝》具有酒神意味的布景 |
第三节 酒神倾向与象征主义方法之运用 |
一、从“海洋”意象分析酒神倾向 |
二、从“月光”意象分析酒神倾向 |
三、从“面具”意象分析酒神倾向 |
第四章 酒神精神影响下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 |
第一节 从酒神艺术看奥尼尔悲剧对“生命”价值的审视 |
一、悲剧精神:个体毁灭后生存价值的实现 |
二、情感净化:郁结于胸的痛苦得以宣泄 |
三、艺术救赎:新信仰模式下精神人格的提升 |
第二节 从酒神狂欢看奥尼尔悲剧对“人”的价值的审视 |
一、回归“自然”后人类感情的复苏 |
二、呼唤“醉境”的现代家庭伦理文化 |
三、“迷狂”状态下人文主义对物质主义的超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10)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关键术语阐释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第一章 爱名誉的贵族:个人美德与伦理两难 |
第一节 科里奥兰纳斯:“人—兽”混合的异形战士 |
一、人:高贵的“城邦守护者” |
二、“兽”:疯狂的“城邦毁灭者” |
三、“忠”与“孝”的对立:“孤龙”的自我挣扎 |
第二节 伏伦尼亚:爱荣誉的母亲与爱儿子的战士 |
一、铸造战士的母亲 |
二、追求荣誉的战士 |
三、“情”与“理”的较量:女战士的“冷血”牺牲 |
第三节 勃鲁托斯:共和美德的殉道者 |
一、德高望重的反叛首领 |
二、身心分裂的“弑君者” |
三、自由与毁灭的抗争:道德家的错误决策 |
小结 |
第二章 塑造理想君主:“最高荣誉”与伦理困境 |
第一节 凯撒:探索永恒王权的理想君主 |
一、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
二、“有意送死”的独裁者 |
三、永恒与死亡的博弈:伟大君主的精神塑造 |
第二节 安东尼:权力与爱欲中的分裂个体 |
一、最伟大的情人 |
二、最失败的王者 |
三、理性与激情的对抗:悲情英雄的身份覆灭 |
小结 |
第三章 罗马平民:“荣誉之外”与伦理狂欢 |
第一节 护民官:卑鄙政客的政治角力 |
一、拨弄舆情的牧羊人 |
二、上传下达的传声筒 |
三、公共利益与个人私欲的冲突:“中间人”的责任背弃 |
第二节 “荣誉之外”的群体:无理性的暴力狂欢 |
一、罗马平民的暴力 |
二、理性缺失的暴乱 |
三、暴力与正义的对决:“多头怪物”的利益崇拜 |
小结 |
第四章 罗马剧中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的成因 |
第一节 罗马平民的暴力:民主制的否定 |
第二节 堕落贵族:共和国的衰落 |
第三节 罗马剧创作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伦理环境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认识的激情——试论古希腊神话的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思想研究[D]. 张家赫. 河北大学, 2021(02)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4]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D]. 谢静.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5]法哲学视角下当代“体育成人”的研究[D]. 徐正旭.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6]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D]. 刘红梅.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7]20世纪西方人兽变形文学研究[D]. 刘菲菲.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2)
- [8]“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D]. 孟冬冬.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9]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
- [10]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D]. 曲慧鑫.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