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园林风格的异同

一、古今园林风格的异同（论文文献综述）

石磊^[1]（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王悦笛^[2]（2021）在《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文中提出唐宋时期,园林植物的栽培技艺更加成熟,植物种类更加丰富。唐宋文人对园林植物的栽培与观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独特的园林植物审美体验,在诗歌中有丰富的表现。唐宋诗歌的意象表现和艺术意境的营构,都与园林植物审美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内在联系。本文对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审美内涵,做多角度的观察与分析。论文主体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主要考察唐宋时期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德裕、苏轼、晁补之、杨万里等若干位代表性诗人的园林植物书写特色。王维和杜甫园林植物书写有着迥异的艺术特色。王维的辋川别业诗倾向于在无人与无我之境中,摒除人工因素的介入,呈露园林植物自然本真的面目;杜甫的园林诗则大量描写园林植物的配置、栽种和修剪活动,着重表现主观情志与客观现实的错位,通常呈现出并不融怡和洽的园景。——两人几乎分别处于“物我交融”与“物我对峙”两端。白居易对园林植物的观照方式,有如王维、杜甫二人一正一反的合题,介于物我混融与物我对峙之间。白居易在长期的造园和园居的实践中,对植物材料之于园林审美的各方面意义有深刻领会,并在诗歌中予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和深入的表现,形成了卧赏、移床等富有个性的审美方式,以及极具个人色彩的“窗竹”等园林植物意象,并表现出驯化、吸纳式的园林审美空间格局。就园林植物书写而言,白居易是一位承上启下、涵盖深广的“集大成者”。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诗中,值得关注的是园林植物的两种形象——作为隐逸符号的花木与作为博物和收藏对象的奇花异木。后世园林中模仿山林的富有野趣的空间,与相对世俗趣味的私人玩好空间的并立,在李德裕对平泉草木的吟咏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反映。苏轼诗中的园林植物审美具有浓厚的人文化特色,常将花木置于历史性文本或画境的联想及道德比附中进行审美,突出园林植物的德性美,并明确提出了“种木”即“种德”的思想。他相对忽略花木自然物态的书写及其与其他园林景素的配合,表现出了与白居易的园林植物书写有所不同的审美侧重。晁补之是汇聚诗、画、园于一身的最具代表性的枢纽人物,处于文人造园到画士造园的过渡阶段。其东皋归来园的园林植物的分区式空间布局和种植方式,表现出了较有法度、相对成熟的园林植物景观配置,他的东皋诗植物意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和相关典故中的历史场景也反映出宋代园林文人化、文学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杨万里对园林植物的书写,既有极强的个人特色,又代表了宋人观物的典型状态。他对园林植物的物态、环境因素等特性的细致捕捉,以及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都是宋人对植物投以知识化、趣味化和审美性观照的典型体现,与宋代植物谱录和植物题材的绘画相通。下编是唐宋诗歌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的审美分析。论文选取了“窗竹”与“出墙花木”两个唐宋诗歌和绘画中的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结合图画与画论文献,挖掘其美学意蕴。窗竹意象以白居易对窗外之竹的吟赏最为典型,白居易对这一园林植物意象的艺术表现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开拓,其由内而外吸纳式的观物视角与宋人“窗景如画”的观念和绘画中“无窗之窗”的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着艺术思维的联系。出墙花木在唐宋诗歌中有着丰富的艺术意蕴,其中“墙头花”、“出墙红杏”等意象,还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联想。这一意象在颜色的明艳与素净、线条的横斜与竖直之对比,以及半藏半露的状态等方面所具有“互妙”因素,蕴含着丰富的画趣,与折枝花卉、悬崖古木等题材的绘画存在相通的画理。总的来说,唐宋许多文人能够自觉地在造园活动中,运用花木配合其他园林景素来构建园景。新型园林植物的引入和新观赏风尚的形成、对花木品种日趋精细的观赏和鉴别、花卉品种的改良和创新、以主题分区的方式栽植园林植物等等,都是唐宋园林,尤其是唐宋文人园林植物审美发展的重要表现。唐宋诗人对园林植物的吟咏,有着复杂的历史联想、精神投射,艺术表现多姿多彩,极大地深化了园林植物审美的内涵,与绘画审美也形成丰富的联系。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丰富审美内涵,值得给予高度重视。

李敏^[3]（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陈斯亮^[4]（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邓珏^[5]（2020）在《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文中研究表明在自然界众多的音声当中,“风声”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首先在于风的不可视性这一客观事实,风之声往往是通过其所接触的媒介而发声的,即“随物附声”。因此,风声并不是一种同质化的声音,其内部种类、层次和结构都十分丰富。具体说来,风声意象可以依据声源（松声、竹声、铎声等）、时间（如春风声、秋风声等）、及空间（东风声、西风声、北风声等）进行分类。由于风声是自然普遍存在的客观物象之一,远古先民很早便认识到了风声的多样性,并对之进行了许多超越风声物理存在性的文化阐释。就风声的渊源和早期的文化形态而言,可以分为“经验之风声”“思辨之风声”和“抒情之风声”三类。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风声一直为各种不同文学形式和绘画作品所呈现。一方面,后世对于风声的摹写继承了早期先民所创造的风声意象以及与之相应的心智和情感,形成了诸如伤春、悲秋等心理和感知传统;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历朝历代的具体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不尽相同,时人对于风声的抒写以及寄托于风声之上的情感表达,也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有宋一代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在“诗画一律”“六根互用”与“天人合一”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之下,宋代的文学与图像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之上,又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有的精神风貌。宋代文人在创作中对于风声意象的呈现,主要涉及时间、空间、听觉主体三个维度。通过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时间维度中,风声意象首先在不同艺术媒介当中,体现了时间存在的两个重要方式,即“绵延”和“顷刻”,它们分别强调的是风声所揭示的时间之流的持续性和片断性特征。这两个具有紧密关联性的特征,使得我们对风声意象的观照可以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听觉叙事背景之中,用以彰显在具体的作品中作为殊相的风声意象所体现的共相性特征。另外,风声意象对于时间观念的表达,是通过作品的物质结构（如手卷铺展连环的形制）、笔墨的节奏韵律（“动势”）以及相关的视觉符号（如云烟等）而得以实现的。在空间维度上,风声意象被纳入艺术作品的空间叙事中,并通过营造声景和远境,将风声意象作为有效的表现空间的载体进行观照。而在听觉主体的层面上,主体在作品中的存在形式（隐匿与在场）,及其具体的实践行为（凝视或倾听）,对于感知活动的态度（主动与被动）等,都通过对互动性的主客体经验的描绘,而被投射至对于风声意象的具体表现上。基于以上对风声意象呈现形式的考察,可以看到,风声并不是一种纯然客观的物质物像,而是深植于传统内部的文化存在,它反映了特定群体认识、看待、理解和阐释世界、自我以及世界与自我关系的种种观念。这些观念中至为关键的,便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前者具有着不同的层次范畴（自然的和文化的）,而后者则包含着不同的认知属性（虚实、内外和远近）。无疑,风声意象勾连了主客观世界的间隙,磨合了身体、心灵和世界的差距,主体可以通过对风声意象的解读与领悟,体味和感知个体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考察,能够对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作一整体性的分析判断。从而以小观大,一方面探讨文学与图像艺术对“声音”等非视觉对象的表现方式,参量和比照文学与图像各自的特征与不同的艺术形态,把握艺术门类间的异同;另一方面,使得“听觉”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期待视、听、触等不同的知觉体系,在艺术学理论的“舞台”之上,合奏出激动人心的交响。

徐世平^[6]（2020）在《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石拓片,在金石学产生、兴盛、发展、复兴的过程中,拓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拓片不仅为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史料,也是古人临池的范本类型之一。随金石学而兴起的拓片题跋,从最初的卷册形式为主,到清代乾嘉金石学复兴、碑学兴起,整纸拓的题跋、悬挂、欣赏,逐渐成为新的时尚。历来对于金石拓片题跋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史料的价值,兼及书法品评。而以现代的设计角度来观照这一传统的艺术样式,则有许多新的发现。金石拓片的题跋作品中,拓片是主,题跋为宾,围绕拓片展开的题跋,毫无疑问是学术和艺术的高度融合。通过对宋、元、明、清、民国以来留下的大量金石拓片题跋作品的分析、研究,在看似不经意的题跋中,却蕴含着诸多的设计因素。由此可知,拓片本身既有金石的设计基因,又有拓片的传拓工艺,还有文人为了题跋而预留空间的设计。至于题跋中的设计因素就更加丰富了,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设计。内容包括题跋文体的选定、叙述的角度、文字的长短等。形式则包括题跋书体与风格、位置与大小都要遵循一定的形式构成规律,不是简单的叠加或填空。对称与平衡、变化与统一、调和与对比、渐变与突变、节奏与韵律、动感与静感、比例与尺度等设计原理均为拓片题跋提供了支持。而世俗的伦理次序,一定程度上支配着题跋位置的前后、高低、左右、上下等,对形式的影响不可忽视。印章从印文拟定、印风印式及钤盖都充满了设计,对于题跋形式是极大的补充和完善,有时会起到点睛的作用,使画面醒豁,神采斐然。题跋纸墨色彩及界格的设计,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形式感。题跋空间一般在原拓纸和另纸两层为多,也有和绫纸形成三层空间的题跋,这对于设计的要求就更高了。金石拓片题跋的经典设计案例,结合了配画、临帖、钩摹等手段,经过精心的装潢设计,使拓片题跋的审美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通过对《兰亭序·兰亭诗》《石鼓文》手卷、《熹平石经》《四欧堂》册页、《西岳华山庙碑》整纸拓,以及全形拓中六舟的《博古清供图》《古砖花供图》《剔灯图》《六舟礼佛图》、吴大澂《愙斋集古图》的拓片题跋解析,进一步印证了设计不可或缺的作用。总而言之,金石拓片题跋综合了金石拓片作为文字和图像载体本身具有的审美,还有传拓过程中产生的传拓工艺之美,最后融合文人艺术家诗文、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之美。而能将这些因素巧妙糅合的关键就在于设计,没有设计的统摄,将是散乱无序的。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或过于随意或过度设计,不免潦乱繁琐,我们正可引以为戒。如何运用设计把握好度的分寸,妙为布白,留有余地,处理好虚实关系,使拓片与题跋浑然一体,便成为当下现实的关切。

孟园^[7]（2020）在《文化视角下的现代中式景观设计探析 ——以定远县主题文化公园为例》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化影响力越来越大,国内景观行业也深受影响。风格国际化,设计多样化的背景下更需要国人设计者充分熟悉本国的文化,熟练掌握现代一些景观设计的理论知识,这样做可以使设计更加具有民族文化气息以及独具一格的欣赏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文化通过景观载体传承下去。“现代中式”风格景观一方面体出民族性、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也符合新时代人们的精神审美理念,还有一点就是本国人自身对外在环境的一种特殊依赖,这种依赖包括情感上、生理上更重要的一点是文化上的依靠。因此文化对于环境氛围的营造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从文化视角下现代中式园林景观设计的原则以及对文化的营造和传承做出一番探讨与研究分析。文化是民族的的根系,是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柱[1]。我国园林自古就有园林之母的称号,其具有丰富的造园理论更融入了几千年的文化思想和符号。而如今中国特色园林景观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对传统园林蕴藏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另一方面要研究现代景观设计的方法和特征。只有将两者有了更好的了解,再融入新时代文化的环境中,才能设计出具有本土韵味的景观,才能更好的被国人认可,继而成为中国向外交流的明信片。通过对亩中山水、运河上的院子以及万科第五园为例来研究现代中式景观的设计手法、设计原则,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以及如何在当代通过景观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这也是现代景观与传统文化结合的一种探讨,案例所得的结论来分析实践项目案例的具体运用。本文以“文化视角下的现代中式景观设计探析”为论题,运用了理论学习、案例研究、实例分析总结等多种方法系统的对传统园林及中国现代园林文化进行了研究。具体内容如下:一,绪论部分,简单的描述课题研究的背景,论文的价值意义以及该文章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二,分析传统文化与景观设计的关系;文化与景观的相互影响以及现阶段文化在景观中运用的现状分析;文化融入景观的意义与价值;三,分析现代中式风格景观的成功案例,研究其成功背后的文化元素的运用以及如何通过景观设计将优秀传统的文化展现给世人并更好传承下来;四,根据理论及案例分析,从文化视野角度总结现代中式景观的设计原则、方法;五,理论联系实践—以定远县主题文化公园为实践应用案例,分析文化的的具体表现手法及文化传承方式。

宋哲琦^[8]（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指出《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教育部^[9]（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饶莹^[10]（2020）在《《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为论题,研究清代、民国时期的《长生殿》接受现象及其话语体系的演进规律。旨在探究自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生殿》问世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长生殿》在全本发行、选本辑刊、批评斠律、演剧清唱、剧本改编等多个方面的被接受情况,及其被接受进程中各方面话语体系的演进规律。第一章为《全本刊刻与〈长生殿〉之接受》。《长生殿》自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脱稿后,历经十余年,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始刻成。郑振铎所藏《长生殿》康熙间稗畦草堂刻本一直被学界认作《长生殿》原刻本,吴梅旧藏本与国家图书馆所藏三种署有“本衙藏板”的《长生殿》刻本同属于《长生殿》原刻本,当中涉及洪昇自序撰写与落款时间、原刻本由何人主持刊刻、刘世珩重刻《长生殿》与吴梅旧藏本之关系等多个问题。《长生殿》清代刊本众多,随着清末版刻由传统雕版、活字印刷向近代印刷技术的转型,《长生殿》石印本、铅印本相继出现,直接促成了民国初年扫叶山房石印本以及之后民国年间新式标点排印本的出现。第二章为《选本流变与〈长生殿〉之接受》。清代戏曲选本总量比明代少,特别是清代中叶出现的钱德苍所编《缀白裘》收录宏富,把当时盛演于场上的折子戏大多收罗殆尽,因而后世新的戏曲文本选本并不多见。洪昇《长生殿》不仅有吴舒凫为之论文,且有徐麟为之乐句,又有赵秋谷为之订谱,因此而成一部文律双美之作。由于《长生殿》的依腔合律,自其问世之始便常演不衰,必然存在许多的梨园演出抄本,尤其是供舞台搬演之用传抄的曲谱,如殷溎深《长生殿曲谱》《异同集》《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等。除供梨园演唱的曲谱之外,亦存在供文人清唱之用的曲谱,如冯起凤《吟香堂曲谱》、叶堂的《纳书楹曲谱》等。第三章为《批评斠律与〈长生殿〉之接受》。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墨客多以诗词这种带有较为明显的自发性与随意性的批评方式,对《长生殿》内容要旨、艺术风格及其创作原则等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方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批评研究,且多以褒赞为主;雍乾以降,文人学者并非如康熙期间那样对《长生殿》一味揄扬,而是持肯否相间态度,并从各个角度对《长生殿》进行批评研究;民国时期,文人学者对《长生殿》批评研究尽管取得初步成果,但这种批评毕竟显得单薄,具有表层性与分散性之特征。笔者从清代、民国时期文人学者对《长生殿》批评之具体情形进行阐释,勾勒出文人学者接受之轮廓,深入理解不同历史时段文人学者接受之心态和审美取向。第四章为《演清唱剧与〈长生殿〉之接受》。有清一代,《长生殿》不仅一直以独特的舞台魅力常演不衰,其受众范围也涵盖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长生殿》在清朝时的舞台演出情况主要散见于文人们的笔记、诗文,进入民国后,有不少剧评呈现于报刊。笔者从《长生殿》的不同演出场所如在皇家宫廷、文人厅堂以及戏楼茶园甚至民间庙会的演出,不同类型的演出班社,如文人家班与民间戏班出发,论述演出场所与班社类型的不同对场上接受形式、接受群体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第五章为《剧本改编与〈长生殿〉之接受》。戏曲创作从案头到场上必然要经过删节改编,改编本身即是一种接受。此种接受方式与文本阅读方式不尽相同,其包含着对作品更多的把握、理解乃至再创造。在改编过程中,改编者必然要考虑到不同观众或读者之接受能力及接受心理。由于改编者不同的审美情趣,使改编呈现出较大差异性。笔者从清初至晚近以来文人与艺人的改编、昆曲与地方戏的改编切入,探讨同一时代不同身份的改编者对《长生殿》的接受情形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剧种之间的改编体现出各阶段个体之间接受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第六章为《〈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话语体系的历史演进》。《长生殿》的接受形态是在其生成的阶段性与接受的持续性两种特性交替杂糅之下逐步演进的。笔者从清初社会与《长生殿》演剧之祸、《长生殿》演出形态的转变两个角度,考察清代《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语境的演进;又从晚近时期《长生殿》刊印技术的转型、昆曲《长生殿》传承模式的新变以及晚清民国报刊媒介兴起之下的《长生殿》接受情形切入,探讨晚清民国时期《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语境的嬗变,进而论析《长生殿》在被接受进程中各方面话语体系的演进规律。

二、古今园林风格的异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今园林风格的异同（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2）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论文提纲范文）

（3）“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5）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论文提纲范文）

（6）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文化视角下的现代中式景观设计探析 ——以定远县主题文化公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10）《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古今园林风格的异同（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D]. 王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3]“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4]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D]. 邓珏. 东南大学, 2020(02)
• [6]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D]. 徐世平. 苏州大学, 2020(06)
• [7]文化视角下的现代中式景观设计探析 ——以定远县主题文化公园为例[D]. 孟园. 安徽农业大学, 2020(04)
• [8]《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9]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10]《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D]. 饶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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