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艺谋电影的文学观

一、论张艺谋电影作品的文学观（论文文献综述）

杨荷泉^[1]（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陈曦^[2]（2020）在《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当代炙手可热的一位女性作家,严歌苓的作品在当下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以丰富的叙事题材和多变的创作风格受到人们的喜爱。随着《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芳华》等小说相继被改编为热门电影,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销量和影响力的提升,严歌苓的知名度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可谓名利双收。与此同时,影视对她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与影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她开始在创作中主动向影视靠近。作为好莱坞的职业编剧,她擅长把电影的元素融入到文学的写作当中,这使得她的小说在文字之外增添了影像的特质,适合被改编为电影,这也使得各大导演纷纷对她抛出橄榄枝,她的许多小说的电影版权和电视剧版权几乎都被各大导演和公司购买。作为好莱坞的职业编剧,严歌苓擅长写作电影剧本,从早期的《心弦》《梅飞色舞——电影<梅兰芳>拍摄记》到近年来的《金陵十三钗》《危险关系解密手记》等,她的许多剧本都备受好评。她对影视剧本的掌控游刃有余,尤其是对人物的刻画和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使得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立体而饱满,具有审美价值。长期的编剧经验使得她的小说在文学性、艺术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影像化和视听性。她在创作中融入了电影的创作技巧和叙事手法,使文字具备画面感和视听性,读严歌苓的小说仿佛在欣赏一部文字上的电影,字里行间充满丰富生动的画面,读者在领略文字艺术的同时也享受到了一场视觉盛宴。在当前视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新媒体时代,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使得她在文坛具有独特的地位,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论文主要以严歌苓的小说文本及由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为对象,对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进行阐释。论文分别从理论溯源、叙事特征、人物塑造以及影像化叙事的探因与得失四个部分入手,通过文本细读以及对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对其小说中的影像化叙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本论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本文将分析影像化叙事视阈下的严歌苓,首先分析影像化叙事的理论内涵和发展过程,然后从严歌苓编剧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出发,分析严歌苓与影像化叙事的渊源,最后分析严歌苓小说在叙事题材上和电影的契合。第二章将着重分析严歌苓小说影像化的人物塑造,从人物造型的视觉化、人物语言的视听性以及心理活动的视像表达这三个角度进行阐述。第三章从结构模式、情节设置和叙事视点三个角度对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特征进行分析。第四章从严歌苓的影像化叙事的探因及得失入手,首先探讨影像化叙事下严歌苓小说的艺术魅力,然后分析影像化叙事这一手法的运用对严歌苓的小说本身及创作过程带来的有利影响,以及影像化叙事造成的文学隐患。本文跨越学科界限,运用叙事学以及电影学的相关理论展开研究,力求尽可能详尽地对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展现严歌苓小说独特的叙事特征。

周健^[3]（2019）在《历史回望，声色流转 ——严歌苓历史题材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文中认为关于严歌苓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基本与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的实践保持同步,在2010年前后开始掀起热潮,此后愈演愈烈。在以往的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研究中,研究者大都只考虑单一小说文本和影视的互动,对对象文本和严歌苓之前文本的互文性几乎没有考察。而实际上,同时考察作家自身对故事的重写和电影对故事的改编,才能连成更为完整的改编链。本文以《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芳华》三部小说及由其改编的三部电影《金陵十三钗》《归来》《芳华》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第一章中,笔者便从故事主题流变、叙述视角转换、集体无意识复现三个层面,对严歌苓历史题材小说的影视改编做了文本层面的探究,梳理出几个文本在历史变迁中大致经历的意识形态流变:从理想的国家集体意识到“本我”的个人意识再到电影中的伦理+消费意识。在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中,语言艺术和影像艺术像失衡的天平。诸多纯文学研究者对文本的过度关注,使得影像总是轻飘飘地浮于云端。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另辟蹊径,从听觉和视觉的立体层面,提炼出声音和色彩这两个同时存在于文本和影像中的叙事元素,试图梳理这两种元素在两种媒介中的不同表现方式,分析其特殊意涵。从文学文本到影像文本的转换,实际上是语图关系的转换。而在实际操作中“声音”这一中介却常常被忽略。第二章,笔者便重点突出对声音的研究。首先分析了声音的结构性功能,在文学中它体现为文本对话性极其背后的现代性意义:在电影中表现为影片结构和配乐风格的匹配。电影《金陵十三钗》和《归来》的主题式配乐与情节分段、视角转换达成一致。电影《芳华》的浪漫气质和它的散点式配乐风格类似。其次,笔者归纳了声音的抒情功能和叙事功能。在抒情方面,文学中的抒情性音乐描写篇幅虽小,却能借助自由的想象空间与人物心理产生强烈共鸣。对电影而言,由数据统计和乐谱分析得知,配乐时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影片的高调或内敛。另外,在完整的乐段内部,优秀配乐的精确配乐点往往能与影片情节产生高度契合。在叙事层面,声音在小说和电影中基本表现出同构关系,均对人物塑造、环境交代、情节推进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尤其心理声音、偷听、特写这几种独特的声音参与叙事的方式,为作品增色不少。为了厘清并匡正影视改编研究中对挖掘文学“影视化特征”的偏执,尤其是将色彩作为易于被改编筹码的谬误,笔者充分发挥并区分文学思维和电影思维,在第三章中论述了色彩这一视觉元素在文学和电影中“各为其主”的独立性。就故事情节来看,《金陵十三钗》和《芳华》对原着的忠实程度都大于《归来》,但前两者都对原文色彩进行了大幅度颠覆。电影《金陵十三钗》将叙事空间窄化到教堂,失去了惨烈红色的完整舞台,反而在战争的灰暗中突出几抹瑰丽的彩色;电影《芳华》用表面化的绿色军营和红色政治符号,取代了原文中带有青春阵痛感的红色意象和黑暗人性。反而是《归来》,亮暗色调的对比契合了原文朴实低调的气韵。可见,色彩的替换和改变,而不是搬用和借鉴,更能决定意义的表达和主题的迁移。严歌苓曾坦言自己是“华文文学界的紫色存在”。延续第三章的话题,笔者在第四章中进一步探讨严歌苓小说的色彩基调,揭秘严歌苓何以“紫色”自居。首先,她从中国到美国再到旅居各地,移民的边缘寄居姿态决定了紫色这一冷色调混合色的客观属性;其次,中西方对“紫色”代表的女性意识的阐释,和严歌苓去除“第一性第二性”的女性立场达成一致;最后,严歌苓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似乎大都拥有双重质地:由死亡本能驱使的红色质地和由生存本能控制的蓝色质地。红和蓝的混合,构成了紫色的“雌性”。

刘虎^[4]（2019）在《论小说电影改编的一种路径 ——以《红高粱家族》《妻妾成群》《活着》为例》文中指出小说的电影改编已有百年历史,它们共同见证了从文字到影像的伟大转变。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行,各种新事物蓬勃发展。通过资料调查发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9年间的共27届“金鸡奖”获奖名单中,金鸡奖最佳故事片37部,其中16部得奖佳作都是来自于对小说作品的改编,小说的电影改编比例达到43.2%。就目前而言,随着我国影视行业的不断发展,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片数量也在不断扩大。这都表现出文学作品对于影视行业的发展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如今,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为电影,我们不禁产生疑问:导演会选取哪些小说进行改编?改编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在不失水准的基础上对小说进行删改?电影与文学作品之间如何保持良性互动?带着这些问题,全文进行了阐述分析。全文内容共分为四章,以莫言《红高粱家族》、苏童《妻妾成群》、余华《活着》改编的电影作品为例。第一章主要从小说电影改编的时代语境出发,分析改编的时代联结、背景感召以及选取这三部作品的缘由。第二章立足三位作家各自的代表佳作,探讨其小说文本通向电影改编的路径。第三章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上,比较分析电影与小说文本前后的变化与不同,探讨电影改编的策略方法。第四章得出在消费娱乐社会的背景下,小说的电影改编会产生哪些“效应”,如何既感受小说文本的丰富性,又体验电影带来的视觉魅力,最终实现二者互帮互助、互利共赢的灿烂华章。

胡焕龙^[5]（2018）在《两种艺术展现 两种境界的“活着”——余华小说《活着》与同名电影改编作品比较》文中研究表明余华的小说《活着》问世不久,张艺谋就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两者在国际上都获得奖项,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但两者在题旨或审美意蕴上显示出重大差异。余华的《活着》本着先锋文学"为内心写作"、极端化写作原则,通过一系列"死亡"的描写,凝结出福贵式的生命意识与人生哲学,显示出形而上哲思品格,是一首现代主义哲理诗。电影《活着》则本着写实主义文学观,着眼于形而下人生苦难的展示与现代历史的反讽,精彩地演绎了原着的"苦难"故事,但其"大团圆"结局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美学原则,消解了原着的思想意蕴,减弱了社会批判力度,因而其思想深度与审美境界都逊色于原着。

吴丹^[6]（2018）在《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新媒介的影响下,社会的转型已经成为不争的文化事实。新媒介的全方位渗透,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更多地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对世界的感知。在强势的新媒介语境下,文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艺术审美表现形式之一,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由此,以新媒介为出发点,研究当下文学自身如何存在以及其存在状况就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把文学置于新媒介的视域下进行考察。笔者结合新媒介及其语境延伸所形成的“媒介文化”进行考察,以见出文学得到新媒介助力得以膨胀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商业性市场等因素;第二,对文学转向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进行研究,考察新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文学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三,对文学主体的转变进行研究。在文学中,无论是作家、作品或是读者,都处于世界之中,都离不开主体。因此,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都来自于主体之于世界的关系之中。基于以上思路,全文的具体安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绪论中,主要阐述了本文对于“文学”、“文学研究”内涵的理解,并对研究对象的范畴进行界定,在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空间及其价值所在。第二,在第一章中通过“走进中心的新媒介”、“新媒介下的文化语境”、“文化生产机构的转变”等方面,指出随着新媒介的技术发展,新媒介权力的日益扩展使得大众化的文化语境得以生成,新的文化格局得以形成。第三,通过艺术家←作品→世界这一场域,分析新媒介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文学自身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认为在新媒介的作用下,文学也呈现出“大众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以“日常生活”为表征。借鉴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本文把当下文学的“日常生活”存在形式分为“文学的自在存在”和“文学的自为存在”两个方面。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类型的小说文本及其变化进行具体的分析,认为在新媒介时代中中国当代文学在“日常生活”的表征下,其实质是激发人的物质“欲望”需求和精神的“欲望”诉求。相应地也反映出新媒介下文学的自由性和不自由性。第四,通过欣赏者←作品→世界这一场域,阐述了文学受众对新媒介的接受方式及产生的心理机制转变,探讨了文学受众脱离了传统阅读的范式而产生新的特征。在这里,阅读的“主体”作为更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此在”,成为“大众受众”中的一员。经过以上具体的探寻、分析,本文认为:第一,从文学自身来看,在新媒介“权力中心”的语境下,“日常生活叙事”已经逐步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现实”成为了作家热心注目的问题,“写实”也成为了相对应的叙事策略。同时对这一文学变化,本文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从“去历史化”到“务实”的转变,这一去魅的本身客观上是否也落入了另一种“魅”的圈套?第二,从文学和新媒介的关系来看,新媒介使文学自身有了全新的维度,促进了文学的形式多样化和个性丰富性。同时也指出,无论新媒介给予文学以多大程度的“自由”,但在大众媒介的笼罩下,文学“写什么”、“怎么写”都不可避免地有着大众媒介的积极参与和呼应。第三,对新媒介下的文学如何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认为文学存在的本质乃是人对自身所在的世界中的反思,新媒介下的文学存在之核心在于生命如何在“自在”之中保留“自为”,在于如何在“自在”和“自为”之中走向人类的“为我们存在”。

徐乃伟^[7]（2018）在《先锋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是充满动荡与新生的十几年,各种改革不断进行,各种新生事物蓬勃发展,旧有的秩序不断被解构,而新的秩序仍在建立之中。在文学领域,八十年代中期初登文坛就名声大振的先锋文学,到了九十年代因时代环境和自身创作的局限等原因而趋于沉寂,短暂调整之后先锋作家们进行了创作转型,他们放弃了形式和语言上的凌空蹈虚,转而对传统和现实进行表现和关照,创作出一批具有独特艺术品味和精神立场的小说作品,完成了由形式先锋到精神先锋的转型。在电影领域,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电影这种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看电影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潮流。以张艺谋、陈凯歌、霍建起等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他们怀揣着艺术理想与信念,渴望拍出体现自身艺术风格的优秀电影作品。先锋作家小说所具有的不甘平庸的艺术追求和先锋性的精神深深吸引了第五代导演,这些小说进入了他们改编的视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历史清晰地表明:文学作品是电影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电影艺术也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实现两者互动的纽带就是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本文选取了莫言、苏童、余华三位先锋作家被改编的五部作品为例进行分析,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和比较,来探讨这些作品吸引导演改编的特质以及改编前后的变化与不同,通过分析具体作品改编的成败得失来思考小说与电影改编的合理实现方式。由此进一步思考,在以电影传媒为主导的文化背景下,小说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该如何生存和发展以保持生命力和竞争力。本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探究小说电影改编的外因,即对于改编发生的文化语境和背景的分析,先锋文学的转型,文化市场的形成,电影传媒的繁荣发展和第五代导演的崛起等都在短短几年内发生,面对急剧变化的创作环境,先锋作家的身份认同和文学立场出现了动摇和转变。第二章是对小说电影改编内因的探究,这些先锋作家的小说在文本风格、文本形式和文本主题等方面存在着适宜电影表现的某些特质,满足了导演的拍摄需求,因而吸引导演对其进行电影改编。那么,小说在电影改编过程中哪些内容得以保留,哪些内容被删改,改编前后有什么变与不变?第三章主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即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实现问题。论文第四章论述了小说电影改编的利与弊,电影的热播能够吸引一批观众去阅读小说原着,增加了小说读者的数量,促进了小说的热销,但是由于电影表现能力的局限性,将小说电影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小说丰富主题意蕴的一种削弱,由于两种艺术形式的不同特点,这种弊端在改编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论文结尾对小说与电影互动带来的启示进行了总结,两者需在保持自我本质的同时彼此借鉴,以实现改编双赢。

陈守湖^[8]（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认为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刘霞云^[9]（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认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左雪玲^[10]（2016）在《周政保文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文学复苏的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呈现出葳蕤繁茂的景象,中国西部文学发展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周政保作为新疆当代文学重要的批评家,以其丰富的文学批评着述成果,从文学批评的边缘地域突进到了中心地带。他的文学批评范围非常广阔,几乎涵盖了所有艺术门类,其中包括文学、绘画、戏剧、影视等,特别是在“新边塞诗”、“西部文学”、“军事文学”、“报告文学”等领域颇有建树。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原则,固守着民族——人民的批评基石,强调生活与文学的关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介入批评过程,以文本为着力点,秉着务实真诚的态度从“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并以强有力的扎实理论基础为支撑,在浅近而又深刻的诗化语言中,践行着批评家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从新疆走出去的批评家,周政保一方面既关注新疆、西部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力争置身于全国文学批评的前沿,这使他成为新疆当代批评史上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当中,周政保同样视野开阔,笔耕不辍,用睿智的思想和饱满的情感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话语,为后人的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诸多的学术思想资源,这也为他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试图对周政保文学批评进行追根溯源,梳理周政保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影视文学等领域批评的具体内容与系统性特征,并试图对周政保的文学批评实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及意义进行基本评价。

二、论张艺谋电影作品的文学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张艺谋电影作品的文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3）历史回望，声色流转 ——严歌苓历史题材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小说电影改编的一种路径 ——以《红高粱家族》《妻妾成群》《活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先锋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10）周政保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张艺谋电影作品的文学观（论文参考文献）

•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2]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D]. 陈曦.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历史回望，声色流转 ——严歌苓历史题材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D]. 周健.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4]论小说电影改编的一种路径 ——以《红高粱家族》《妻妾成群》《活着》为例[D]. 刘虎.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5]两种艺术展现 两种境界的“活着”——余华小说《活着》与同名电影改编作品比较[J]. 胡焕龙.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5)
• [6]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存在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为例[D]. 吴丹. 河南大学, 2018(12)
• [7]先锋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D]. 徐乃伟. 山东大学, 2018(12)
• [8]“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9]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10]周政保文学批评研究[D]. 左雪玲. 新疆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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