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违规转让土地的协议无效（论文文献综述）
杨超[1]（2021）在《我国家族信托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托源起于英国,但凭借其无可比拟的财富传承功能被世界各国所移植发扬。而信托之于我国,不仅是一种“舶来品”,更是在特定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从1979年我国第一家信托公司成立以来,信托行业风雨四十余载。发展至今,历经数次清理整顿,其中曲折自不必说。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正式颁布施行,随后的“一法两规”格局逐渐形成,标志着我国信托业已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法制时代。伴随着政策利好的支持,我国信托行业也顺利跻身金融业四大支柱。之后,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下,信托业开始寻求业务转型创新,家族信托凭借其本源功能和灵活运作顺势而生,成为信托界的新起之秀。家族信托起源于英国的一种古老的土地赠与制度,发展至今已经历了数世纪的沉淀洗礼,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领域,其历史源远流长。自改革开放以降,我国经济整体向好,社会财富得到了空前的积累,私人财富数量随之攀升,高净值人群规模不断扩充,由此带来的私人财富管理需求愈来愈多。在此背景之下,我国金融工具经历了一个推陈出新,更迭进步的发展过程。大浪淘沙,以“为客户提供定制化财富管理服务”为目的的家族信托最终脱颖而出。我国家族信托起步较晚,从2013年平安信托推出我国首单家族信托产品至今尚不足十年。与市场上种类繁复的理财工具相比,家族信托具有运作结构灵活、保障财产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等较强优势,因此受到高净值人群的青睐。在我国,尽管家族信托拥有数量可观的受众群体,但它的“扎根之路”并不顺畅。最初,我国信托行业对于家族信托存在认知偏差,普遍认为家族信托只是一种新型的投资理财工具,所以最初盛行的均是诸如“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类的标准化信托产品,这与家族信托的本源功能背道而驰。随之而来的产品混乱、监管无力等问题让家族信托的发展一度凝滞。为避免家族信托落入被曲解本源功能的窠臼,让家族信托的功能还本复原,解决我国当下正面临的制度缺失困境便成为首要任务。囿于我国家族信托配套法律制度的缺失,家族信托的实践操作也如“水上浮油”一般,欲打破这一桎梏,势必要完善家族信托的法律规范和监管机制,让家族信托在我国真正地实现落地生根。2018年,银保监会颁布的《信托部关于加强规范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8]37号）成为我国首个明确阐述家族信托定义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首次从法律规范的层面对家族信托的内涵进行界定。这是我国家族信托发展史上里程碑式定义,它值得肯定。但家族信托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仍需细化和完善,许多实践中的问题还需时日加以解决。此时,我们需要依托家族信托的实践操作,完善家族信托背后的理论支撑,重塑其配套法律规范。家族信托法律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信托财产,而信托财产的归属问题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国在移植信托制度之时,由于英美信托法中的“双重所有权”理论无法与我国固有的“一物一权原则”相融合而没有被一并引入,于是自信托制度在我国诞生之初,便一直存在信托财产归属之争。另一方面,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法未明确区分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民事信托的表达即为family trust（或private trust）,但各国在移植信托制度的过程中普遍将其异化为商事信托引入本国,这也使家族信托在各国的发展面临层层阻碍。此外,受托人是家族信托法律关系中的核心主体之一,受托人能否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尽忠职守是家族信托业务赖以存续的基石,是以,英美法一直以信义义作为约束和规范受托人的行为的标尺。但我国始终只在理论层面解析信义义务,具体的法律条文散见于数个法律规定之中,并未形成系统化的、完整的信义义务规范体系。除此之外,我国家族信托登记制度尚不健全。信托登记制度是信托财产独立性的保障,信托财产的交易安全仰赖于完备的信托登记制度。尽管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正式挂牌成立,但信托登记的实施细则还未出台,许多登记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流程尚未可知,这也是我国当前法律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监管部门提出“探索家族财富管理”的指导方向,我国家族信托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发展导向:突出家族慈善信托的慈善目的;从生前信托到遗嘱信托;股权家族信托驶入信托蓝海。在探索家族信托新面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蕴含其中的发展障碍和制度困境,文中就发展中的困境及成因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作为信托制度项下的家族信托在国外发展得较早,因此,国外已具备相对成熟的家族信托法律理论和制度规范,但我国家族信托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其价值功能、设计架构和法律基础仍需不断完善。因此,适当借鉴国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可以为我国家族信托的“本土化”发展提供可行性进路。
张旭文[2]（2021）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进入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向平衡、充分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在诉求缩小城乡、阶层差距,诉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兜底”制度。而城市弱势阶层又以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主体“农民工”为主,为此,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以保障性住房制度为问题的“纽结”,关联到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双向互动问题,从而跳出了城市谈城市保障房、跳出了保障房制度本身谈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可以使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视角,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生和变革的逻辑,并得出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市场发育不完全情况下,我国以“政府引导市场”模式推动保障性住房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路径依赖,使我国保障性住房供求结构失衡,供给有效性不足,为此,启用“市场引导政府”的模式,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达到有效供给目标的交易成本,增强保障性住房制度效率。在交代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理论与方法、以及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见第1章、第2章）,本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历史与制度变迁逻辑（见第3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形成和改革的历程,得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逻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体制的形成,是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而发生和发展,它遵循着与我国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的互动逻辑。通过我国住房改革和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政策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向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基本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利用不完全的市场,发挥强有力的经济介入和控制作用的过程,即外界称之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实施过程,由此,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基本上可定位为“政府引导市场”模式。第二,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的现实困境及制度原因（见第4章）。在相关政策文献和研究文献梳理和现实调研的基础上,设计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内容涵盖量的标准、质的标准以及社会公平目标的价值标准。以此评价内容为评价标准,发现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有效性”是充分还是不足,找出与供给“有效性充分”的要求存在的差距。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分析保障性住房存在供需不平衡,供给的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原因,并以制度设计为手段,旨在打破过度通过行政权力配置保障性住房的旧制度路径依赖,形成市场配置保障性住房,以顺应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破解所需,以及改变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追求高速度忽略内涵式发展之弊端。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实证研究（见第5章）。通过模型分析,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及与保障性住房住户满意度问题,实证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看我国保障性住房原有的政府引导市场模式已经造成了一定保障房效率不高现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重新引导保障房的保障职能。第四,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变革的个案分析（见第6章）。通过分析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和丰城模式三个典型案例,及其模式产生的制度逻辑,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可资为借鉴的经验。三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破解了保障性住房制度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制度运行交易成本增大,而导致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有效性不足甚至无效率供应的尴尬局面,其通过制度变更形成现有模式的内在的动力,是相关主体对于超额剩余,即“租”的寻求以及对于制度运行过程中交易成本减低需求的行为反应。第五,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关键制约因素与“市场引导政府模式”路径转向（见第7章第8章）。在前述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不足及制度原因的现实问题梳理基础上,提炼出导致供给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制度因素,结合前述案例经验,论证了“政府引导市场”的改革模式要发挥较好的效率,其前提是政府掌握的信息存在非滞后性,而现实中政府的决策滞后于市场机制的反应能力,导致保障性住房在受惠主体的甄别、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安居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特租房等）和布局、投资结构和方式等,均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与更充分、更有效供给要求有一定差距,为此,必须通过制度的安排,降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实施效率,打破行政权力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发生偏差的体制机制之弊,充分研究市场规律和市场供求,从而打破“政府主导市场”模式的路径依赖,向“市场主导政府”的新的改革路径转型。在明确了市场引导政府的大的改革方向后,本研究对于与市场导向相关联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赋能问题、交易的信用问题等,以制度经变迁的内在机理为分析框架,作了较深入剖析和制度设计的探索。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融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局部无效供给现象;第二,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形成及改革的历史逻辑在于政府引导市场。第四,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应该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保障性住房相关主体交易成本的节约行为选择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为此,提出的制度建议是:契合新时代平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改革的主导价值应该是激发相关主体的内生力量主导制度变迁。为此,未来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市场引导政府,即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供给主体,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为此要在产权改革、法制环境建设、大数据赋能等方面,为市场机制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加有效”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论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通过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研究保障性住房供给问题;第一次从供给“有效性”的问题出发,系统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逻辑并提出改革的思路。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体现在:对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的四重悖论问题的提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诉求下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引导政府”路径转向;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以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成本降低,从而使保障性住房回归“可负担性”本来定位,等等。
牛安琪[3]（2021）在《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久以来,关于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聚讼纷纭,新近《民法典》对强制性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调整,从原《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到如今《民法典》第153条的变化,既是立法者对法律文本字斟句酌、细致考量的成果,也是实务工作者多年来裁判经验的结晶。立法规范顺利出台后看似拨云见日,实则《民法典》第153条依然无法“扭转”不完全规范的性质,部分强制性规定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后果要件,法官不得不在具体强制性规定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时至今日,如何甄别强制性规定仍是学界公认的难题,同时,实践中缺少明确统一的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的评判标准,法官在判断合同效力时举步维艰。据此,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难题需要回归到实践本身去找寻根源。近十年中产生的1152篇司法裁判文书,全面客观地反映出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现状,依托于这些裁判文书,采用司法数据研判方法可以挖掘司法实践的既存问题并对其深入剖析和反思,旨在为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提供操作指引。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强制性规定有着充分的司法实践基础。实践中的案件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案件争议类型分布既多元又集中。参照合同违法要素来看,合同主体违法和合同缔结程序违法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合同违法要素。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实践中法官裁判观点倾向于支持合同无效,其占比高达82%。目前,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问题主要有二:其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不具有裁判指导意义,法官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标准有悖审判逻辑,二分法仅为强制性规定的学术标签,本身不具备实质内涵,它是对合同效力裁判结果的描述,而非合同效力裁判结果的澄清;其二,法官常将公序良俗作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既曲解了立法者在规范中设置公序良俗的真实用意,也未发挥公序良俗兜底性条款的功能和作用。实践中因缺少明确统一的合同效力裁量标准从而导致裁判结果不尽人意,二分法这种不受现行法束缚的合同效力裁量方法极易导致法官恣意裁判、增加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乃至带来划向“任意”司法的危险。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追根溯源,与强制性规定所依托的法律规定有很大关系。纵观国内外强制性规定的立法,以违反法律和违背公序良俗是否合并规定、是否保留规范目的为基准产生了一元论与二元论、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与无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等若干立法模式,我国《民法典》第153条采用一元论和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其虽增加了规范目的保留和悖俗无效的新规,但是《合同法》第52条遗留至《民法典》的“三不变”历史问题仍未解决,核心问题在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案件依然缺少明确统一的裁量标准。就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而言,我国近三十年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司法解释、解释性文件与立法规范立场趋近一致,对二分法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持肯认态度。检视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可以看出:一方面,法官的裁判思路有着浓重的后果主义裁判理论烙印,解决了实践过分依赖形式推理导致的个案不正义现象;另一方面,法官的裁判思路犹如法律家长主义式限制和干预行为人自由,旨在达到帮助行为人规避风险和保护公民权益免受损害的目的。但后果主义裁判理论与法律家长主义理论都不尽人意:前者逆推式的裁判方法始终受到法官恣意摆脱现行法约束的抨击,后者则面临着司法适用中价值困境和实践困境的双重危机。强制性规定二分法虽未入典,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否定二分法的司法适用价值。二分法裁判模式实质上是把公序良俗作为区分强制性规定的标准,其司法适用现状与立法者预期效果相差甚远。对于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能否指导实践裁判,目前学界存在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相反的立场:前者以概念内涵、综合多元、行为效力后果、规范目的为类型区分标准,欲重构强制性规定类型;后者在批判二分法基础上彻底否定类型化对裁判的指导意义。二分法方法错误并不意味着方向偏航,制度框架内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合同效力认定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不仅具有裁判指导意义,而且能从制度上防止人为恣意裁判。然而过度的形式正义必然导致对权威文本的过分依赖,需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适当矫正。应提倡形式正义为主兼顾实质正义的司法裁判理念,坚持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作为评判合同效力案件的主要路径,辅之以法官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弥补规范制度的不足。公序良俗是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司法适用的核心问题。公序良俗虽然具有概念内涵抽象性和流变性等罅隙,然其在限制私法自治以及补充发展法律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应从价值基础、道德基础和社会基础三方面考察立法设置公序良俗的正当性,其既是道德转化为法律规范的结晶,亦对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贯彻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序良俗作为《民法典》第153条的兜底性条款,旨在提醒人们合同效力案件有另一条路径可探寻,然实践中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存在诸多适用重叠之处,公序良俗更多情况下扮演的是增强合同效力裁判结果说服力的角色。不仅如此,它还“肩负”着识别强制性规定类型的重任,可以说公序良俗在合同效力案件中的角色定位一直是错位的。实践中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二者之间关系的混淆、调整领域的模糊极易导致合同效力案件判决结论的不确定。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序良俗的积极作用,明确其在合同效力案件中的角色定位尤为重要,在适用顺序方面,穷尽强制性规定方可适用公序良俗。合同效力的调整领域方面,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应有独立的分工领域,实践中不能轻易混淆。实务中单纯凭借法律规范涵摄便可获得结果的案例已屈指可数,更多的案件需要从实体和方法论两方面寻求裁判路径。一方面,实体性完善路径应以规范目的为强制性规定类型的标准,进而判断合同之效力。实务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六种类型有内部管理型强制性规定、外部秩序型强制性规定、市场准入型强制性规定、行政管理型强制性规定、伦理道德型强制性规定和政策意见型强制性规定,本次司法数据研判案例显示,违反前两种强制性规定普遍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相比之下,违反后四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面临否定性评价的概率较大,但不可一概而论,法官尚须根据个案具体分析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方法论完善路径应采取法律解释方法弥补制度框架内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不足,其中,文义解释为首位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探究规范体系地位以及前后法律条文的关联,目的解释为最高层级解释方法剖释强制性规定的立法旨意,并在比例原则指导下展开个案的利益衡量,同时应强调利益衡量需符合我国司法适用的操作规则,比例原则作为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原则自身也要接受审查。
广州市人民政府[4]（2021）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重心下移一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文中研究指明广州市人民政府文件穗府[2021]1号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为深化"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市政府决定取消和重心下移2597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其中取消269项,实行重心下移、改由区（含功能区,下同）就近实施2328项。各区、市有关部门要做好落实和衔接工作,细化监管措施,提高监管效能,推进政府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
张文[5]（2020）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文中提出股权,作为股东向公司出资行为而享有的特殊权利,具有财产性权利和经营管理权利等多项权能复合的权利属性。正因股权具有财产的属性,因而可以成为股东为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标的之一种。股权的交换价值,亦或者说股权的流通性,在上市公司领域表现的最为明显,不仅如此,专门为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提供交易场所和辅助性服务的证券交易所,为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提供了公开的市场和实时的转让价格,增强了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也正因上市公司股权具有较强的流通性,资金融出方愿意接受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为其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上市公司股东利用其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进行融资行为,具有私法层面的合法性。但是,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股东高比例质押其股权、多家上市公司股东涉及股权质押交易,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上市公司股东屡屡出现股权质押违约的发生,多家上市公司股东面临平仓风险,大面积、高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平仓成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2018年10月,深圳政府宣布成立专项小组,筹集150亿元“风险共济”资金,帮助存在股权质押、流动性压力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随后北京、珠海、浙江、成都、厦门等多个省市宣布“救援”本地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但是,由政府发起的资金援助只能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实现短期内的纾缓,以缓解因市场风险给上市公司股东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并不能从本质上化解积存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亦无法有效的防范新增股权质押平仓风险。本文正是选取现阶段威胁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为起点,通过历史的方法、域外比较的方法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担保交易活动之法理基础,由此探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以及现有规则的不足,并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提出相应的制度完善建议,以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化解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通过法治化的路径,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长效管控机制。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化解法制规范的探讨,论文在结构上除去导论和结语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聚焦于当前资本市场中广泛应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活动本身,通过背景的梳理、交易特殊性的分析,以及对交易活动的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以期为交易活动法律规制提供基础。第一章共有三节,第一节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包括对这一交易活动历史沿革的梳理,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和法律规制的演进。文章认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现阶段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原因,以及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改革放开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我国建立了资本市场。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即已出现了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质押贷款活动。当时以商业银行作为唯一的资金融出方,并且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质押贷款行为,符合传统担保法律制度的交易目的;同时,仅以我国《担保法》中有限的法律条文,亦足以满足当时股权质押贷款活动法律规制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开始着手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与此同时,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先后颁布,为巩固资本市场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增强,同时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交易,鼓励金融创新活动的开展,为我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必要的基础。我国资本市场在制度的支持下逐渐活跃,在制度上允许证券公司作为资金融出方,参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同时,资本市场的活跃也使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对流动性资金需求的增加,寻找更为便利、高效的融资方式。在制度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扩张式的发展时期。在缺少必要的监管要求和法律规制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数量激增,市场参与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交易风险及担保物的质量,为当前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发生埋下隐患。面对因资本市场波动而带来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监管者逐渐意识到该项交易对资本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发布相关监管规则,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得以化解,并为日后交易的有序开展提供必要的法律引导。在简单商品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较为简单且数量有限,因而传统的股权质押式贷款活动足以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与这一经济发展相对应,市场主体的交易模式变得丰富且复杂化,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探索高效、便捷的融资途径,进而逐渐形成股权质押式回购的交易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化的时代,我国或为主动或为被动地参与到经济金融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亦埋下了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忽视了对安全的价值要求,为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安全的威胁。除了经济发展背景的因素,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广泛开展的背后还有我国制度因素的影响,也即是法律及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行为的约束。我国法律和监管机构,基于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投资者等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性规范。但是上市公司股东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规避“减持规则”的约束,在缺少监管要求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上市公司股东能够间接的实现减持的目的。因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新的“套利”方式。在分析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经济背景和制度背景后,第一章第二节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进行法学视角下的分析。首先,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法律行为的“异化”。这一结论所暗含的基本观点即是: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质押法律行为为模板,但又不同于传统质押法律行为,发展出了新的交易模式以满足股东融资目的的实现。其次,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涉及到的主体范围来看,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除了涉及到资金融出方和融入方两方交易主体外,还涉及到利益相关主体,包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以及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辅助服务的证券公司、交易所以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不仅是简单市场经济下的传统为债权之担保而形成的交易模式,而演变为更具专业性、更为复杂的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活动。本节除了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外,还通过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对比,突显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以及其交易风险的危害性。第三节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为后续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多维度的参考。在经济学视角下,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具有效率优势和公允性特征,能够为交易主体提供便捷且公平的融资方式和权益保护的基础,但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同样存在着第二类委托代理的问题,易于发生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利用其地位和权利上的优势,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论文第二章在第一章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分析的基础上,对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以及对交易活动进行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价值冲突展开分析,以期为法律规制的具体规则设计提供价值指引。第二章共有三小节,第一节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负外部性,包括交易活动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股东权利行使与利益保护,侵害中小股东权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商誉、股票价格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处置违约的上市公司质押股票会加剧证券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外部性的存在,成为其需要通过法律制度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基础。第二节是在前述外部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则的制定对交易效率价值与经济安全价值的平衡展开分析。从交易主体的权源上来看,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源于股东对其股权的自由处分之权利,其权利行使之自由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从其交易行为的外部性来看,该交易行为的结果影响到众多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在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当考虑到股东个人利益与其他主体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同时,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有效率的融资模式,但在上市公司股东不当或过度融资的情形下,其结果将会对金融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安全带来威胁。对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既要关注于给金融市场安全带来隐患的行为予以必要的规制,同时也应考虑到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应当平衡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价值冲突。第三节基于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和价值平衡的分析,论文提出应当以私法与公法协同共治的方式,有效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基于利益协调及价值平衡的要求,本文认为以私法赋权的方式保护股东个人的自由和经济效率目标的实现,同时,以公法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公共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实现。通过私法和公法规制手段相协同的方式,实现对股权质押交易的有效规制,既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又维护公众利益的实现;既尊重交易效率价值的实现,又保障经济安全的价值追求。通过私法自治和公法规制的合力,形成有效防范和化解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长效机制。论文第三章在前两章交易分析和规制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实践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域外的相关法律规则,检视我国现有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之法律规制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三章共三小节,第一节针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类型划分,本文将实践中主要出现的风险划分为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处置环节的风险三种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应施以有针对的规制措施,以实现对现存风险的化解以及未来交易风险的防控。本文认为,因市场波动而引起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其原因来自于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对于市场中本就存在的价格波动风险,法律难以通过规制的方式予以防范和化解,需要相关市场参与主体自行作出判断,以减小因市场风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而能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有效规制是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以及通过有序处置违约股权,防范因大面积平仓行为而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基于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类型化,对应地检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二节论文通过对比的方法,将我国现有制度与大陆法系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权利质押制度,以及英美法系一元化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以检视我国现有制度与域外制度的差异。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担保法》与《物权法》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具有明显差异,其中较为突出的差异即是我国以物权法理论为统领的担保法律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商事领域、甚至金融领域中对担保制度的灵活运行,仅以传统民事法律规制作为担保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则,难以满足商事、金融实践中主体对交易的灵活性、效率性的需求,制度涉及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担保交易作为商事活动中一种独立的交易模式,美国《统一商法典》专门规定了担保交易制度,并以“担保权益”这一一元化的概念统领以权利类型划分的质权、抵押权、留置权等具体的担保情形。相比英美法系一元化的担保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现有以民事权利划分为基础的担保法律体系难以进行简单的形式上的移植,但是英美法系以商事行为为视角,构建的担保交易规则能够为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论文还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针对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纾困措施。就目前来看,各地方政府的纾困措施仅仅是针对因市场风险而引起的平仓威胁进行短期的“救助”行为,这一政府行为具有短期性,并不能形成对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长效机制。另外,政府的干预不当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增加政府负债的同时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而要形成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长效的法律规制手段,需要对现有规制措施和规制理念进行对应的完善,也即是对现已积聚平仓风险予以有序的疏导,以及对新增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有效控制,防止未来风险的积聚。第三节基于前述对我国现有股权质押法律制度的检视,提出了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确立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概念。首先,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具有金融创新的属性,并且在实践中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种类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股权收益权信托、股权收益权质押等多种情形,但在本质上都是以股权的经济价值作为融资交易开展的基础;其次,传统以民法规制理念和手段的担保法律制度规则的设计,难以满足金融实践中各方主体利益平衡及权益保护之需求;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概念也难以符合我国民法体系下法律关系种类的划分,从民法理论上看,“质押”与“回购”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难以统合在同一个交易活动之中。因此,本文提出以“股权担保交易”之概念,以概称实践中所有以股权经济价值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第四章即是针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道德风险,提出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主体规制体系。通过对主体的规制,以控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本文主要以上市公司股东内部协议的自律管理方式、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以及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功能的有效发挥,多方的共同作用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主体道德风险防控。本文提出以下思考路径:在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管理层面,上市公司股东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人,因而股东之间为了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保护股东自身在内全体股东利益,通过协商形成对股东权利的必要限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自治性规则的实现,需要上市公司股东具有一定的权益保护意识。我国公司实践中,股东自我权益保护意识相较于英美国家公司股东的权益保护意识较弱,典型表现即是我国公司章程的同质化明显,未能充分发挥公司章程的个性化权益保护的作用。对此,我国《公司法》可以对股东自治下的权益保护作出必要的规则指引,以形成股东之间有效的自治管理。在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层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资金的融出方,除了能够为出质股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资金外,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受到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需要符合监管规则的要求,也即是说,金融机构需要承担必要的合规责任,而风险管控即是金融机构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合规责任。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享有检查、监督上市公司股东资金使用的权利,以实时监控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被监管的对象,需要履行监管者对其风险管控的要求。因而,金融机构在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严格履责,亦能够有效防控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金融机构严格履责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即是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持续性跟踪,而对于金融机构的疏于履责行为应当承担必要的行政责任。在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层面,外部监管者只能以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负外部性规制为限,因而其规制的手段较为有限。而外部监管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即是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则设定,约束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同时为其他金融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决策信息,最大程度的减小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上市公司股东的道德风险。论文第五章聚焦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风险,以同类股权相同处置措施,不同类型股权差异化处置规制为原则,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以期及时、有效的纾解因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而引起的积聚风险。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化解,一方面应当从根源上控制新增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积聚进行必要的防范;另一方面,化解现已形成的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其重要措施之一即是通过统一、有效、影响范围最小的处置方式,对现已违约的上市公司股权予以处置和疏通,以减弱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处置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及时恢复因股东违约对其他主体经济造成的损害。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首先应当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行为作出认定,以便及时识别风、减小损失的程度。除了一般借贷行为中债务人到期未能履约的行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合同增加了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在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发生技术性违约,或者其他交叉违约的情形时,资金融出方能够及时识别上市公司或者股东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及时行使担保权,以减小担保权人经济利益损失。除了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行为进行必要的提前识别,对于不同类型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其处置的措施也应具有差异性。对于场内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其主要的处置措施通过场内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但是实践中对于证券公司的平仓行为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证券公司并未通过平仓方式,而是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其权益的实现,股东对于证券公司的诉讼行为提出异议;除此之外,对于证券公司怠于行使平仓权利而造成股东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证券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纠纷。本文认为,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有权选择是否通过平仓的方式实现其资金安全的合法权益,对此,证券公司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在股权担保交易违约情形已实际发生后,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因证券公司怠于行使权利而造成的损害进一步的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证券公司不能向出质股东主张相应的赔偿。在场外股权担保交易活动中,一般上市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具有限售条件时,难以通过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方式实现融资需求,只能通过条件更为宽松的场外股权担保交易实现融资。在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标的物时,我国学者曾对此有合法性争议,认为限售股之“限售”条件使标的股权不具有流通性,与担保法律制度中担保物“可转让性”的要求相冲突。但是,目前我国在司法裁判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限售股在担保权实现时,其限制转让的期限已经届满,限制转让的情形消灭,债权人在特定股权之上的担保权益能够有效设立,股权担保交易活动有效且生效。从限售股的本质来看,该类股权具有流通性,只是在一定期间内流通性受到限制;其次,限售条件设置的目的在于对股东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予以保护,而非股权本身不具有流通性,因此,对于限售股的处置,在满足保护相关主体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能够予以特殊的处置。因此,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的标的物并不与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可转让性”相冲突。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资金融出方不具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不能通过场内直接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因此,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处置,需要资金融出方选择诉讼程序、仲裁程序,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方式实现其权益保护。在具体的司法处置环节,对于有限售条件的上市公司股权,我国司法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制定有效且合理的违约处置制度,例如上海金融法院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达成《关于协助上海金融法院办理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强制执行的备忘录》,在证券交易所的配合下有效实现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股权处置,以减小因处置担保股权对证券交易市场稳定的影响。
黄绍明[6]（2020）在《论房地产公司以股权转让获取土地权益行为的司法认定》文中研究表明在当前土地交易市场中,房地产公司基于追求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的经营模式,普遍采用股权转让方式获取土地权益进行项目开发。但正是这种被广泛适用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却饱受争议,使之游走在刑事违法的边缘。本文通过整理、比较有关股权转让方式获取土地权益的刑事司法案例,分析具有代表性案例的裁判理据,归纳总结出司法实践中的倾向性意见。同时,提炼总结学术界的观点。目前,从刑事领域来看,刑法学界主要划分了“有罪说”和“无罪说”两大阵营。结合司法案例说理部分和学术观点,有罪说认为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股权转让取得土地权益的行为,架空了土地管理制度;逃避了税收;扰乱了市场秩序。所以应该追究其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无罪说认为,股权转让未导致土地权属的变更,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难以评价犯罪的主观方面;有违刑法及法理原则等。若行为涉及违法事宜,通过行政手段足以起到规制作用,无需作为犯罪处理。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在刑事方面倾向于认同刑事无罪的观点。至此,本文并不止步于得出刑事无罪的结论,而是从法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角度进行全面分析,将该无罪行为延伸至民事领域,通过司法案例论证无罪行为的民事效力,从中得出结论:民事无效判决与有罪说、民事有效判决与无罪说的司法观点基本一致。对此,笔者在民事方面认同行为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在刑事无罪、民事有效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地从现行法律、社会实践现状来论证以股权转让方式获取土地权益行为的现实可行性,并提出相应的法律规制建议,以便统一司法实践,稳定市场秩序,加强房地产企业经营信心。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7]（2019）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渝府办发[2019]114号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19年11月11日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试行）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是更加有效配置公共资源的需要,是加强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建设的需要,是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和推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近年来,
丁冬[8]（2019）在《金融司法的逻辑 ——中国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组织构建与未来走向》文中指出随着法律体系的日益繁密,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法学的整体立场应该从“立法论”向“解释论”转向。这凸显出法律适用问题的重要性,司法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角色被各方给予了更多期待。纠纷解决和规则供给,被视为司法功能的两个核心子功能。具体到金融商事领域,金融商事交易活动一方面共享着与传统民商事交易相类似的逻辑:交易活动都是通过合同来完成权利义务的分配,案件如果涉及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议题,在法律责任的分配等方面也更多地考量公平等因素。另一方面,金融商事领域受监管政策影响明显、体现出典型的风险交易特质,呈现出专业性、创新性、周期性等特征。金融商事领域的特殊性,对包括金融司法在内的金融法制如何作出有效回应,提出了更高的挑战。金融司法被期许在个案裁判的纠纷解决之外,更多的承担规则供给等功能,以发挥弥补金融市场规则供给不足、防范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司法与监管的协同,引导和规范金融商事交易和创新等一系列作用。在此背景下,金融司法专门化的解决方案被提出、论证和实践。通常意义上,一般性的理解是通过专门法庭或法院的建制,可以实现如下价值:一是提升审判效率;二是培养特定领域的审判专家,以更好应对本领域的复杂案件;三是在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等审判管理层级上设置专门化的金融审判机构,可以集中研究、发布金融审判政策,以达到适法统一,并通过司法能动主义来实现干预或引导金融市场的目标。以上三个价值分别对应司法效率、司法公正和司法能动性。就金融司法专门化的方案而言,这些观点认为,通过专门化可以更加专业、高效、能动地解决金融商事纠纷案件,同时还可以更加灵活地“产出规则”,控制金融风险,规制交易行为,并指引金融商事交易活动。从历史考察的维度,从2008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成立首家金融审判法庭到2018年上海金融法院设立,上海法院在金融司法专门化过程中,走过了十年历程。以金融案件集中管辖为代表的实践探索,体现了强烈的实用主义考量。从实证分析的维度,金融司法在组织层面的专门化建制,并不意味着金融司法审判质效的必然提升。审判效率、公正和能动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以上海地区为例,2008-2016年的数据显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和信用卡（银行卡）纠纷案件占所有金融商事纠纷案件的90%以上。案件结构呈现出以传统金融商事纠纷为主的特征。上海地区金融商事纠纷案件在一审法院的解决率达99%以上,案件年均上诉率不超过1%。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具体审理情况也显示,尽管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组织建构程度在7家基层法院呈现出不同的情况,但是金融审判组织建制的专门化程度,并未表现出与审判质效明显的关联性。一个初步结论是:金融司法专门化对大多数传统金融商事纠纷案件审理没有实质性影响,不论是否有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组织建构,司法的总体表现都呈现出较好的审判质效水平。在新类型疑难复杂金融商事纠纷案件的处理上,金融司法也未能发挥理想状态下的规则供给功能。以证券市场违规增持纠纷案件为例,面对“难办的案件”（hard case）,为了避免案件被改判,避免过度介入金融立法和监管的模糊地带,司法者选择了保守型的司法策略,最终未对投资者违反《证券法》慢走规则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作出裁判。通过填补金融商事规则的法律漏洞,提供裁判规则以实现金融市场交易秩序的维护和金融商事交易行为的规制,这种理想化的描述,实际上并不贴合中国金融司法运作的实际。考虑到法律体制的刚性约束、金融司法的“个案主义”特征、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的协调衔接、司法者“风险厌恶”的天然特征,以及对个案裁判可能发生的事系统性影响的预见能力不足等因素,使得金融司法在难办的案件中,选择稳妥的保守型司法策略成为必然。金融商事领域具有典型的“国家强制”特性,金融监管对金融商事活动的影响比较明显。因此,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协调,显得非常重要。从最近的金融司法实际表现来看,金融司法在如何正确地处理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问题上,也出现了立场的偏移。为了表现金融司法对金融监管的回应和配合,金融司法在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性文件的供给和金融商事纠纷的个案裁判上,都存在以“政策逻辑”代替“法律逻辑”的倾向。特别是以福建天策保险公司股权代持纠纷等为代表的个案中,金融司法在金融商事交易行为效力的法律评价等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政策逻辑”思维。不仅背离了金融商事司法长期以来审慎干预合同效力的立场,甚至出现了将金融监管行政规章引入金融商事交易效力判断的尝试,打破了合同立法的价值锁定和宪政安排考量,出现了司法立场的不自洽。金融司法超越自身角色范围,参与金融市场治理的做法,使得金融司法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供给功能均体现出偏移性。中国金融司法的建构,以域外经验学习作为正当性论证的重要依据。从金融审判竞争的视角,文章对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建法院的具体实践切入,分析了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域外经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在具体运作机制、法官选任、案件管辖等方面保持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开放性,阿联酋在总体实行大陆法系法律体制的模式下,甚至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内实施普通法系的法律体制。“法律与金融”理论认为,普通法系以更加灵活的判例机制来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和合同的执行,更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而大陆法系的刚性特征,使得金融法制的表现并不理想。从比较法视野,处于刚性法律体制约束下的中国金融司法,如何能够适应金融商事交易的特点,在纠纷案件处理上保持开放性与灵活性,确实不无挑战。法系渊源对金融中心建设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司法专门化具体实践的影响,应当在对金融司法的功能定位与设计的讨论中,认真加以重视。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域外经验,无法构成中国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充分证成理由。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在宏观层面完成了组织建构和政治话语体系的表达。但,金融司法专门化也同时面临对司法专门化的常见非议和挑战。比如,广受质疑的利益俘获问题、“深刻但偏狭”（deep but narrow）的专业偏见对法律发展的禁锢、专门化未表现出专业性提升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以及金融司法的流畅运作,有赖于进一步探索符合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审判运行机制。符合金融司法需求的专业审判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金融司法灵活性探索空间的法律授权等制度安排,是金融司法专门化预期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此外,金融司法纠纷解决和规则供给功能的发挥过程中,还需要妥善处理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关于金融法院功能定位的理想图景的表达,不能超脱于金融司法的逻辑。考虑到金融商事领域的创新性、专业性、周期性等特征,金融监管政策通常具有探索性的特点,总体上流变性、灵活性、权宜性等特征更强。金融监管政策的制定程序更为灵活,政策的纠错能力也更强。因此,金融司法不能成为完全追逐政策变迁的跟随者。无论金融监管政策如何波动,金融司法基于司法判断权、个案主义的本质特征,都应该保持司法的定力,以法律逻辑和标准来进行裁判,在金融商事交易法律效力等问题的司法评价上,保持立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湛栩鶠[9]（2019）在《土地储备融资法律制度的完善》文中认为土地储备是指为了增强政府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宏观调控能力,统一规范土地出让市场,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强化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规划、城乡规划的落实,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土地储备机构对依法取得的土地进行统一前期开发、熟化平整后,将开发成熟的土地控制、储存、管理以备对外供应的行为。土地储备中的征收补偿、拆迁安置补偿、前期开发整理、多通一平等工作有着大量的资金需求,充裕的资金是土地储备活动得以顺利运转的基础,因此土地储备融资活动在土地储备制度中处于重要地位。自2001年土地储备制度在全国各地推广建立以来,实践中运用过的土储融资方式有财政拨款、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土地经营收入、银行贷款、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引入社会资本（PPP）、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信托计划等,这些融资手段为土地储备筹得大量资金,大大缓解土地储备机构的资金压力,保证土地储备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成功运行。然而,由于缺乏较高强制性、统一性、效力性、稳定性、普遍性的法律位阶级别的规范性文件的约束规制,我国土地储备融资各地实践操作的弹性空间较大,任意性较强,存在以下问题:各地立法政策标准不统一、融资手段与流程触犯现行法律规定、现行制度规定存在较大缺陷不足、政府行为朝令暮改、法律文件规定的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效果不足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规范合法的的土储融资方式的进一步推广运用,不利于我国土地储备融资活动的统一开展。本文介绍了各地土储融资实践的具体方式,归纳了不同土储融资方式的违反现行相关民商事法律与中央政策的理由;分析了我国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实践的四种模式的利弊,提炼了我国土地储备融资活动的主要法律缺陷。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土地储备融资法律制度的完善思路与对策,即根据法理逻辑与民商事法律原则为前提,界定储备土地的权利属性,奠定土地储备对外融资的物权法律基础;以中央出台的有关土储融资规范性文件为指引,强化、完善现有的土储融资方式;以批判吸收的态度承认实践中各地探索的新型土储融资方式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扬长期短的思维吸纳各地土储融资实践的合法、有益、实操性较强的部分,完善我国土地储备融资的制度体系;待条件成熟,土地储备融资制度可以上升国务院行政法规级别以上立法,形成融合、规范、稳定、普遍的土地储备融资法律法规,统一规制我国各地方政府的土储融资行为,增强土地储备对外融资的强制约束力,促进土地储备融资多元化,扩大土地储备融资规模。
胡月军[10]（2019）在《贵州黔东南州本里村“社会法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贵州省黔东南州是全国苗族侗族人口最集中地区,近年来,该州法院系统紧紧围绕民族和山区两大特点,延伸司法为民服务,坚持把法治方式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探索实践具有山区民族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2012年8月,榕江县人民法院创新实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本里村建立“社会法庭”。研究作为西部欠发达山区侗族聚居的本里村“社会法庭”,对于研判与其经济、社会、民族情况相同类型的少数民族村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及基层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除了“导论”和“结论”部分,本文共分五章。“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缘由与价值、“社会法庭”等研究综述、本文研究方法。本里村距离榕江县城较远、山林资源丰富、村民家庭经济呈现半耕半工模式、侗族文化厚重、村支两委在村庄事务处理中处于领导支配地位。第一章“本里村’社会法庭’的建立”。本里村“社会法庭”是榕江县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任务要求,在创新实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借鉴河南高院“社会法庭”建立的。第二章“本里村’社会法庭’的场域”。运用社会场域理论,分析了本里村“社会法庭”与村规民约、村支两委、榕江法院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本里村“社会法庭”调解纠纷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村规民约,与村支两委关系密切,受榕江县人民法院业务指导。第三章“本里村’社会法庭’的定位”。本里村“社会法庭”本质属性是人民调解组织。按照功能发挥领域划分标准,可以将其功能区分为法律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其中,法律功能包括纠纷解决功能、法制宣传教育功能、预防违法犯罪功能;政治功能包括社会动员功能、政治宣传功能、基层治理功能;社会功能包括弘扬和合传统文化功能、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第四章“本里村’社会法庭’的运行”。本里村“社会法庭”调解纠纷程序涉及启动方式、调解原则。启动方式包括主动启动和依申请启动。调解纠纷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尊重当事人权利原则。本里村“社会法庭”调解纠纷策略包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精细化解纷中的情理法并重。第五章“本里村’社会法庭’调解纠纷类型分析”。重点围绕本里村最难调解且最多的山林纠纷、家庭婚姻纠纷两大类型以及其他类型纠纷进行了分析解读,并对本里村纠纷流向“社会法庭”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本里村山林纠纷多发且难以调解,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经济利益原因。本里村离婚纠纷多发,表明在国家体制转型与社会变迁加剧背景下当地农村家庭婚姻价值发生了变革。本里村乡村熟人社会特征以及村民进行解决纠纷“成本—收益分析”是本里村纠纷流向“社会法庭”的原因。“结论:走向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人民法院创建“社会法庭”是人民法院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将司法触角下沉到基层,将民间社会解纷主体纳入法院建构的解纷体系从而提升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与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的一种实践。对于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与基层治理的未来走向而言,应该将“党政主导下多元主体合作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法院主导下乡村层面的法治化治理”两种实践路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引入基层社会治理资源,采用诉外多元调解与诉讼相互衔接方式,多元主体共同构筑党政主导、司法支持、群众参与、分工协作、分层递进的基层治理格局。
二、违规转让土地的协议无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违规转让土地的协议无效（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家族信托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框架结构 |
| 五、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六、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家族信托的历史源流及法律构造 |
| 第一节 家族信托之肇始 |
| 一、家族信托早期形式:英国用益制 |
| (一)用益制度(Use)——特殊的土地处分制度 |
| (二)衡平法的诞生——对用益制度的弥补 |
| (三)溯源理论之争——罗马法说和日耳曼法说的排除 |
| 二、现代家族信托形式:双重用益制 |
| 第二节 家族信托的典型架构 |
| 一、洛克菲勒家族信托及其家族办公室 |
| (一)洛克菲勒家族信托概述 |
| (二)家族办公室制度的理论探析 |
| 二、吴亚军和蔡奎的股权家族信托 |
| 三、海外家族信托制度的评析 |
| (一)可替代遗嘱的信托(will alternatives) |
| (二)专为配偶设立的信托(marital trust) |
| (三)为残障人士设立的信托(trust of incompetent person) |
| (四)王朝信托(dynasty trust) |
| (五)自由裁量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家族信托的发展与现实需求 |
| 第一节 我国家族信托发展的演进历程 |
| 一、历次整顿——重塑信托公司功能定位 |
| 二、萌芽期——离岸信托的选择 |
| 三、酝酿期——家族信托业务的破冰 |
| 四、发展期——家族信托业务的推广 |
| 第二节 我国家族信托的实践 |
| 一、信托公司主导的资产专用性模式 |
| 二、银信合作共赢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家族信托的现实需求 |
| 一、家族信托的功用 |
| (一)灵活传承财富 |
| (二)有效隔离风险 |
| (三)便于税务筹划 |
| 二、我国发展家族信托的动因分析 |
| (一)信托行业内部环境变化 |
| (二)市场需求驱动金融创新 |
| 第四节 我国家族信托的发展方向 |
| 一、突出家族慈善信托的慈善目的 |
| (一)慈善信托可填补慈善事业的空缺 |
| (二)慈善信托可保障捐赠物的安全 |
| (三)慈善信托可激发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 |
| 二、从生前信托到遗嘱信托 |
| (一)遗嘱信托有效弥补遗嘱继承方式的不足 |
| (二)遗嘱信托合理合法节省遗产税税款 |
| 三、股权家族信托驶入信托蓝海 |
| (一)股权家族信托的内涵界定 |
| (二)股权家族信托的制度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家族信托发展的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双重所有权与我国一物一权原则的冲突 |
| 一、英美法系的信托理论基础——双重所有权 |
| 二、大陆法系下的物权理论核心——一物一权原则 |
| 三、两大法系信托制度基础理论的冲突 |
| 第二节 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界分混乱 |
| 一、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界定范围模糊 |
| (一)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区分标准之争 |
| (二)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概念廓清 |
| (三)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的监管比较 |
| 二、界分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存在的问题 |
| (一)商事信托范围界定不清 |
| (二)商事信托监管混乱 |
| (三)《信托法》中民事信托设立要件严苛 |
| 第三节 信义义务的缺失 |
| 一、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根本来源——信义关系 |
| (一)传统信托业界法律关系性质——平等交易关系 |
| (二)信义关系在其他领域的适用 |
| 二、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正当性分析 |
| (一)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利益冲突 |
| (二)“代理问题”传统解决路径及其局限性 |
| (三)“不完备契约”理论与代理成本解决路径之信义义务 |
| 三、我国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的缺陷 |
| 第四节 我国家族信托登记制度不健全 |
| 一、我国信托登记制度的发展现状 |
| 二、家族信托登记的正当性分析 |
| (一)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
| (二)信托财产独立性与交易安全的利益平衡 |
|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信托登记制度分析 |
| (一)英美法系的信托公示制度 |
| (二)大陆法系信托公示制度的双重性 |
| 四、我国家族信托登记制度的现实困境 |
| (一)信托登记生效主义严苛 |
| (二)信托登记财产范围模糊 |
| 第五节 我国家族慈善信托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家族慈善信托发展的中国化进程 |
| (一)我国慈善信托的立法现状 |
| (二)我国慈善信托发展的主要模式 |
| (三)家族慈善信托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二、公益信托与慈善信托的争论 |
| 三、受益人权利救济制度滞后 |
| 四、信托财产公示制度缺失 |
| 五、税收优惠制度缺位 |
| 第六节 我国遗嘱信托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遗嘱信托成立条件矛盾 |
| 二、受托人的选任规则混乱 |
| 第七节 我国设立股权家族信托的法律困境 |
| 一、股权家族信托欠缺税收机制 |
| 二、受托人难以介入家族企业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家族信托的制度完善 |
| 第一节 双重所有权与一物一权原则理论的融合 |
| 一、“物权+债权”模式 |
| 二、“双财团理论” |
| 第二节 家族信托向民事信托复归 |
| 第三节 信托受托人信义义务制度的完善 |
| 一、忠实义务(duty of loyalty) |
| 二、谨慎义务(duty of care) |
| 三、公平义务 |
| 四、适当性义务 |
| 五、说明义务 |
| 第四节 家族信托登记制度的完善 |
| 一、生效主义向对抗主义蜕变 |
| 二、限定财产的信托登记范围 |
| 第五节 家族慈善信托制度的建构 |
| 一、受益人救济制度之填补——完善慈善信托监察人制度 |
| 二、税收优惠制度之补足——完善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 |
| 第六节 《民法典》视阈下遗嘱信托的完善 |
| 一、遗嘱信托成立条件之修正 |
| 二、受托人选任条件之弥补 |
| 第七节 我国股权家族信托制度的重思 |
| 一、股权家族信托税收机制的完善 |
| 二、信托机构内部设置受托人委员会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 核心观点、理论支点及分析框架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保障性住房及其制度 |
| 2.1.2 有效供给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 |
| 2.2 理论观点回顾与研究的新视角切入 |
| 2.2.1 保障房相关理论观点回顾 |
| 2.2.2 研究的新视角切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
| 2.2.3 制度及其变迁与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的关联性 |
| 2.3 为什么要诉求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
| 2.3.1 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政策诉求的背景与意义 |
| 2.3.2 推动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变迁解释 |
| 第3章 历史回顾:我国保障性住房“政府引导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 |
| 3.1 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变迁: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历史背景 |
| 3.1.1 政府包办的福利分房制度时期(1949~1978) |
|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试点与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8) |
| 3.1.3 全面市场化启动与商品房市场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3) |
| 3.1.4 受土地财政影响房地产非理性迅猛发展阶段(2004~2018) |
| 3.2 我国保障房与住房改革的互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历史回顾 |
| 3.2.1 住房商品化试点与推进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探索阶段(1978~1998) |
| 3.2.2 保障房体系伴随住房商品化全面实施而初步确立阶段(1998~2001) |
| 3.2.3 保障性安居工程随土地财政凸显而逐渐萎缩阶段(2002~2006) |
| 3.2.4 保障房体系重新确立并逐步完善阶段(2007~至今) |
| 3.3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模式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解释 |
| 3.3.1 政府引导市场: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局 |
| 3.3.2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历史逻辑 |
| 3.4 制度变迁解释:交易费用逻辑下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互动 |
| 第4章 现实反思: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制度考察 |
| 4.1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现状与制度因素 |
| 4.1.1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的现状剖释 |
| 4.1.2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因素探究 |
| 4.2 重建设轻后续管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偏差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 |
| 4.2.1 厚此薄彼: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后续管理的不平衡发展 |
| 4.2.2 问题的原因:认识偏差与制度障碍 |
| 4.2.3 问题的解释:交易成本影响决策与制度生成逻辑 |
| 4.3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悖论 |
| 4.3.1 “可负担性”成本控制与保障房制度可持续要求的悖论 |
| 4.3.2 产权“完整性”流转要求与产权“约束性”工具的悖论 |
| 4.3.3 获得住房保障资格与导致更高生活工作成本的悖论 |
| 4.3.4 人口结构性流动与各地省、市、区“计划供给”的悖论 |
| 4.4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不足与城乡土地供给结构性矛盾 |
| 4.4.1 农村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机制不畅 |
| 4.4.2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成本问题与城乡土地供需结构性矛盾 |
| 4.5 旧模式与新要求:当前“政府引导市场”困境与制度变迁诉求 |
| 4.5.1 政府引导市场的管理困境 |
| 4.5.2 双向互动与动态变迁:保障房制度变革诉求 |
| 第5章 实证分析:供给有效性不足折射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契合度欠缺 |
| 5.1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宏观考察的实证检验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微观考察的实证分析 |
| 5.3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调查及统计分析 |
| 5.4 基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个案分析: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制度突围典型模式 |
| 6.1 重庆“破除四重壁垒”模式 |
| 6.1.1 优惠政策突破人口流动壁垒 |
| 6.1.2 突破土地属性壁垒 |
| 6.1.3 突破住房品质差异壁垒 |
| 6.1.4 信息化平台突破后期管理壁垒 |
| 6.2 上海共有产权房模式 |
| 6.2.1 共有产权房制度及其目的 |
| 6.2.2 上海共有产权模式产生的背景 |
| 6.2.3 上海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模式的运行机制 |
| 6.3 江西省丰城市企业化经营模式 |
| 6.3.1 江西省丰城市保障性住房企业化运作模式背景 |
| 6.3.2 丰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企业化运作及其意义 |
| 6.4 上述个案的制度变迁逻辑:“租”与“交易费用”引致制度变迁 |
| 第7章 “内生”与“外生”: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约因素两大关键点 |
| 7.1 外生制约因素:影响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环境条件 |
| 7.1.1 制度环境缺陷: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法制困惑 |
| 7.1.2 信息工具赋能不足:保障房制度运行交易成本降低的瓶颈 |
| 7.2 内生制约因素:产权、信用缺陷限制交易的发生和发展 |
| 7.2.1 产权问题: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核心制约因素 |
| 7.2.2 重要制约因素:信用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各主体间金融需求矛盾 |
| 第8章 推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设计 |
| 8.1 从“政府引导市场”到“市场引导政府”: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改革的总路向 |
| 8.1.1 “市场引导政府”内涵与意义 |
| 8.1.2 “市场引导政府”制度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
| 8.1.3 市场引导政府新模式视角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逻辑 |
| 8.2 完善法律与契约制度,营造保障房制度运行环境 |
| 8.2.1 完善法律制度 |
| 8.2.2 完善契约制度 |
| 8.3 土地产权改革“破局”矛盾: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帕累托改进 |
| 8.3.1 以法制硬核强化集体主体性地位,形成政府与集体地权的制衡机制 |
| 8.3.2 落实农村土地改革新政策,优化适应保障房市场的土地产权结构 |
| 8.3.3 实行土地指标交易,打破保障性住房建设地理空间局限性 |
| 8.4 政府与市场互动:破解悖论以增强保障房供给的“有效性” |
| 8.4.1 制度创新破解“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差:交易成本的分析 |
| 8.4.2 对接农村建设用地:节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成本 |
| 8.4.3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把握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 |
| 8.4.4 产权与保障模式优化:形成“约束性”与“流转性”对立统一机制 |
| 8.4.5 复合产权结构:破解保障性住房信用不足与融资难之间矛盾 |
| 8.5 网络与大数据工具赋能:精准识别破解保障性住房管理成本问题 |
| 8.5.1 落后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呼唤数字技术革命 |
| 8.5.2 多元数据平台建设措施,降低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 |
| 8.5.3 降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运行成本的管理信息系统设想 |
| 8.6 本章总结: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互动及其变迁的分析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司法数据研判 |
| 第一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数据梳理 |
| 一、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基本情况 |
| (一)检索概况 |
| (二)案件类型既多元又集中 |
| (三)合同违法要素与强制性规定内容之对比 |
| 二、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司法裁判现状 |
| (一)违反强制性规定多导致合同无效 |
| (二)强制性规定类型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
| (三)强制性规定的援引情况 |
| (四)合同无效的裁判说理 |
| 三、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问题总览 |
| (一)合同效力欠缺统一的裁量标准 |
| (二)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裁判标准模糊 |
| (三)公序良俗异化为强制性规定的识别标准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问题详窥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无法指导司法裁判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司法适用现状 |
| (二)适用二分法存在的问题 |
| 二、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识别中的角色 |
| (一)公序良俗的司法适用现状 |
| (二)公序良俗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
| 第二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规定与法理基础检视 |
| 第一节 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规定检视 |
| 一、强制性规定的立法规范 |
| (一)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立法例比较 |
| (二)《民法典》第153 条的立法配置 |
| (三)《民法典》第153 条的“三不变” |
| 二、强制性规定的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检视 |
| (一)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梳理 |
| (二)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检视 |
| 一、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 |
| (一)后果主义裁判理论 |
| (二)法律家长主义理论 |
| 二、后果主义裁判立场的批判与反思 |
| (一)后果主义裁判的“逆推法” |
| (二)后果主义裁判与现代法治观存在差距 |
| (三)增加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 |
| 三、法律家长主义的困境 |
| (一)价值困境 |
| (二)实践困境 |
| 第三章 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辨伪与存真 |
| 第一节 辨伪:以概念建构的方式弥补法律“漏洞”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 |
| (一)二分法的司法裁判流程 |
| (二)二分法无实质内涵 |
| 二、强制性规定类型的评价与反思 |
| (一)肯定性观点 |
| (二)否定性观点 |
| (三)应以规范目的为标准划分强制性规定类型 |
| 第二节 存真的前提:法律正义的二元论 |
| 一、形式正义与法治 |
| (一)形式正义符合法权先天结构 |
| (二)形式正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 |
| (三)形式正义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
| 二、实质正义与法治 |
| (一)实质正义的要义是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 |
| (二)实质正义保障社会主体平等自由的实现 |
| (三)实质正义能够防止正义的过度形式化 |
| 三、正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关系 |
| 第三节 存真:形式正义为主兼顾实质正义 |
| 一、形式正义为主: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合同效力认定路径 |
| (一)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普遍适用性 |
| (二)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可行性 |
| (三)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明确性 |
| 二、实质正义为辅: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 |
| (一)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填补规范空白 |
| (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围绕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而展开 |
| (三)保障强制性规定在个案或疑难案件中实现公平正义 |
| 第四章 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适用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一节 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正当性基础 |
| 一、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价值基础 |
| (一)对私法自治的批判 |
| (二)限制私法自治和补充发展法律 |
| 二、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道德基础 |
| (一)公序良俗的道德元素 |
| (二)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公序良俗转化为法律规范 |
| 三、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社会基础 |
| (一)社会秩序与法律秩序之关系 |
| (二)公序良俗利于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
| 第二节 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关系之辩 |
| 一、公序良俗异化为识别强制性规定之标准 |
| (一)二分法错将公序良俗作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被混淆适用 |
| (三)公序良俗易导致合同效力不确定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界分 |
| (一)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性质不同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关系不同 |
| (三)违反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之法律后果不同 |
| 第三节 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适用中的作用 |
| 一、公序良俗并非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实质标准 |
| (一)善良风俗不应作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公共秩序无法成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民法典》第153 条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关系导正 |
| (一)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各有独立的适用领域 |
| (二)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不可重叠适用 |
| (三)强制性规定穷尽后方可适用公序良俗 |
| 第五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实体性完善路径 |
| 一、建立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模式 |
| (一)市场准入型强制性规定 |
| (二)内部管理型强制性规定 |
| (三)行政管理型强制性规定 |
| (四)外部秩序型强制性规定 |
| (五)伦理道德型强制性规定 |
| (六)政策意见型强制性规定 |
| 二、六种强制性规定类型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方法论完善路径 |
| 一、强制性规定案件适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必然性 |
| (一)法律解释是适用法律的必然要求 |
| (二)概括性条款的适用需要法律解释方法 |
| 二、强制性规定案件中适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具体进路 |
| (一)首位解释方法:文义解释 |
| (二)承上启下解释方法:体系解释 |
| (三)最高层级法律解释方法:目的解释 |
| (四)比例原则指导下展开个案的利益衡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和框架 |
| 五、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历史沿革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产生的经济背景——经济金融化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制度背景——公司股东“减持规则”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的“异化”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结构性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金融属性 |
| 四、上市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差异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基础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效率优势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允性特征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第二类委托代理 |
| 第二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规制的法律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负外部性 |
| 一、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 |
| 二、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 |
| 三、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与价值平衡 |
| 一、股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 |
| 二、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的价值平衡 |
| 第三节 私法与公法协同的规制模式 |
| 一、私法以赋权的方式保护主体自由和经济效率 |
| 二、公法以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社会利益和经济安全价值 |
| 第三章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类型及现有规制的检视 |
| 第一节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划分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道德风险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市场风险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风险 |
| 第二节 我国现有规制措施与域外相关制度的对比与检视 |
| 一、大陆法系股权质押制度为模板的“担保物权” |
| 二、英美法系以担保交易为核心的一元化的担保权益 |
| 三、对我国现行法律对股权质押规制的检视 |
| 四、我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风险纾困措施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确立我国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法律规制 |
| 一、准确识别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金融创新实践 |
| 二、现行以传统民法视域下构建的担保制度对股权质押规制的局限性 |
| 三、“股权担保交易”概念的提出 |
| 第四章 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法律规制体系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东内部控制机制的发挥——自律管理 |
| 一、以股东自治为核心的股东协议 |
| 二、英美公司股东协议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自治的启示 |
| 三、完善《公司法》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自律管理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功能发挥——中间层控制 |
| 一、交易前调查对风险管控的作用 |
| 二、资金使用的持续监督 |
| 三、信息共享实现风险管控 |
| 四、风险管控规则的完善 |
| 第三节 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监管部门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外部监管 |
| 一、美国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完善 |
| 第五章 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认定规则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一般违约情形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平仓 |
| 一、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平仓处置的合法性基础 |
| 三、证券公司平仓处置权利的保护与约束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司法处置 |
| 一、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特殊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 |
| 三、限售股司法处置与传统担保理论的冲突与平衡 |
| 四、非限售流通股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特别处置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论房地产公司以股权转让获取土地权益行为的司法认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以股权转让方式获取土地权益行为的概述 |
| 2.1 股权转让的含义 |
| 2.2 以股权转让方式获取土地权益的产生 |
| 2.3 以股权转让方式获取土地权益广泛适用的原因 |
| 2.4 以股权转让方式获取土地权益的行为分类 |
| 第三章 以股权转让方式获取土地权益行为的刑事判定 |
| 3.1 涉嫌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
| 3.1.1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立法背景 |
| 3.1.2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构成要件 |
| 3.2 认定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标准及论据(有罪说) |
| 3.3 认定不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标准及论据(无罪说) |
| 第四章 以股权转让方式获取土地(矿产)权益行为的民事判定 |
| 4.1 认定民事行为无效 |
| 4.2 认定民事行为有效 |
| 4.3 获取“类土地”(矿产)权益行为的民事效力评析 |
| 4.3.1 无效说 |
| 4.3.2 有效说 |
| 4.3.3 各地对于矿业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制 |
| 4.3.4 各地法院的裁判规则 |
| 第五章 以股权转让方式获取土地权益行为的可行性论证 |
| 5.1 法律层面的可行性 |
| 5.1.1 刑事领域方面 |
| 5.1.2 行政领域方面 |
| 5.1.3 民事领域方面 |
| 5.2 事实层面的可行性 |
| 第六章 规制以股权转让方式获取土地权益行为的法律建议 |
| 6.1 完善部门法的规定,准确适用司法实践 |
| 6.2 加大行政监管力度,建立司法配合机制 |
| 6.3 推动全面监管措施,形成联动监管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金融司法的逻辑 ——中国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组织构建与未来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社会复杂性与司法可能角色的探讨 |
| 二、司法专门化的趋势化 |
| 三、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省思 |
| 四、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一、研究命题的实践价值与意义 |
| 二、研究命题的规范价值与意义 |
| 三、研究命题的前沿性和时效性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有关司法功能定位的理论研究综述 |
| 二、司法专门化的理论研究综述 |
| 三、有关金融、金融监管等研究的理论综述 |
| 四、有关金融法制研究的理论综述 |
| 第四节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框架结构 |
| 一、博士论文架构的图示与说明 |
| 二、对篇章结构的解释说明 |
| 第六节 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现代社会中司法的功能与定位 |
| 第一节 司法的基础理论:从概念法学到实用主义 |
| 一、司法的界定 |
| 二.司法理论的转向 |
| 第二节 纠纷解决与规则供给的司法功能二元论 |
| 一、司法功能的理论阐释 |
| 二、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司法 |
| 三、司法的规则供给功能 |
| 四、中国司法语境下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供给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金融商事交易发展对金融法制的挑战 |
| 第一节 金融商事交易的发展及其特点 |
| 一、认识“金融”的不同维度 |
| 二、金融商事交易的特点:兼与传统民商事交易比较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金融商事交易发展的法制挑战与回应 |
| 一、金融法制的基本概念与框架 |
| 二、传统法制对民商事交易的回应 |
| 三、金融商事法制面临的挑战与回应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回应方案 |
| 第一节 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理论探索 |
| 一、金融司法的基本涵义 |
| 二、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理论构想 |
| 第二节 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实践路径 |
| 一、金融司法专门化的主要动因 |
| 二、域外司法专门化的实践例证 |
| 三、中国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具体实践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商事交易类型化、数量与纠纷解决 |
| 第一节 金融商事纠纷案件的总体情况 |
| 一、金融商事纠纷案件的总体情况 |
| 二、案件结构分析 |
| 第二节 金融司法专门化程度与司法的实际表现 |
| 一、分析对象的界定 |
| 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质效分析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新类型案件与金融司法的回应 |
| 第一节 金融商事新类型案件的发展 |
| 一、金融商事新类型案件的特点与例证 |
| 二、司法介入金融商事新类型案件的初步思考 |
| 第二节 新类型案件的司法选择与策略:以违规增持案为例 |
| 一、ST新梅案的处理与司法者面临的选择 |
| 二、ST新梅案中待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
| 三、ST新梅案中司法策略的分析 |
| 第三节 金融司法参与证券市场治理的限度 |
| 一、司法参与证券市场治理面临的难题 |
| 二、司法参与证券市场治理的改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金融司法规则供给之理想功能的落空 |
| 二、与金融监管互动关系视域下的金融司法 |
| 第六章 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定位 |
| 第一节 “回应型”金融司法政策 |
| 一、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与金融司法的回应 |
| 二、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金融司法政策剖面 |
| 三、对“回应型”金融司法政策的解释 |
| 第二节 强监管背景下金融司法裁判的转向 |
| 一、新近金融商事司法裁判的概况 |
| 二、引入金融监管行政规章来判断合同效力的尝试 |
| 三、金融商事裁判中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技术性解释 |
| 四、通谋虚伪表示在金融商事交易行为效力判定上的运用 |
| 五、小结:金融司法“监管化”的反思 |
| 第三节 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协调衔接”的再定位 |
| 一、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关系的几种理论 |
| 二、中国语境下的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关系 |
| 三、走向何种程度的“衔接协调”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错位的金融司法 |
| 二、金融司法现实表现的再思考 |
| 三、基于宏观视角的简单分析 |
| 第七章 金融审判竞争视野下的司法供给 |
| 第一节 DIFC法院的构建与具体实践 |
| 一、DIFC法院的基本情况 |
| 二、DIFC法院的运作实践 |
| 第二节 DIFC法院建设及运作实践的启示 |
| 一、DIFC法院建设及其运作实践的特点 |
| 二、DIFC法院建设及运作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八章 代结语:金融司法专门化的未来走向 |
| 第一节 一个初步的总结 |
| 一、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发展脉络 |
| 二、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实际表现 |
| 第二节 司法专门化面临的非议与挑战 |
| 一、专门化带来的司法利益俘获问题 |
| 二、专门化对法律发展的禁锢 |
| 三、专门化未能表现出专业化水准的明显提升 |
| 四、专门化对传统司法体系的解构 |
| 第三节 金融司法专门化的未来走向 |
| 一、金融司法专门化的再回顾 |
| 二、金融司法审判人才的培养机制问题 |
| 三、金融司法的“规则供给”问题 |
| 四、金融司法在权力版图中的合理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土地储备融资法律制度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目的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文献综述、创新与不足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创新与不足 |
| 1.2.2.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2.2.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土地储备制度的基本内容 |
| 2.1 土地储备制度的概念与构成 |
| 2.2 储备土地的权利性质 |
| 第三章 土地储备的资金需求与前期开发 |
| 3.1 土地储备的资金用途 |
| 3.2 储备土地传统一级开发模式 |
| 3.2.1 政府垄断模式 |
| 3.2.2 市场运作模式 |
| 3.2.3 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
| 3.2.4 政府与市场合作开发模式 |
| 3.3 土地储备一级开发模式的不足之处与发展方向 |
| 3.3.1 土地储备一级开发模式的不足之处 |
| 3.3.2 土地储备一级开发模式的发展方向 |
| 第四章 土地储备融资的具体融资方式与法律制度变迁 |
| 4.1 实践中土地储备的具体融资方式 |
| 4.1.1 财政拨款 |
| 4.1.2 银行贷款 |
| 4.1.3 土地经营收入 |
| 4.1.4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
| 4.1.5 PPP融资模式 |
| 4.1.5.1 BT模式 |
| 4.1.5.2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
| 4.1.5.3 重庆土储的股权合作模式 |
| 4.1.5.4 “轨道+土地”模式 |
| 4.1.5.5 土地收益补偿模式 |
| 4.1.6 土地储备资产证券化模式 |
| 4.1.6.1 土地开发资金信托 |
| 4.1.6.2 土地储备资金信托 |
| 4.2 土地储备融资的法律制度变迁与未来发展方向 |
| 4.2.1 我国土储融资的法律制度变迁 |
| 4.2.2 我国土地储备融资法律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 |
| 第五章 现行土地储备融资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5.1 土地储备融资实践操作问题 |
| 5.1.1 各地土储融资实践不一致,违反法律规定或触犯规章政策红线 |
| 5.1.2 土储前期开发收益分配的各地实践不一致,难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
| 5.1.3 靠不断征地解决土地储备资金短缺的问题,引发多重隐患 |
| 5.2 土地储备融资制度现有规定的缺陷 |
| 5.2.1 储备土地权利性质不明,对外融资缺乏物权法律基础 |
| 5.2.2 法律规章规定的土储融资渠道单一,难以弥补土储项目资金缺口 |
| 5.2.3 土储融资监管的法律约束缺位,引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
| 5.2.4 缺乏统一规范、较高效力的土储融资的法律文件,各地土储融资规定混乱不一 |
| 5.2.5 土地储备融资的中央、地方政策缺乏稳定性、连贯性,打击社会资本积极性 |
| 第六章 土地储备融资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
| 6.1 完善现有土储融资模式,强化现有土储融资功能 |
| 6.1.1 完善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融资制度 |
| 6.1.2 采用土地出让溢价分成收益分配模式,加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吸引力 |
| 6.2 完善土储融资现有法律政策的规定,填补土储融资规范内容的不足 |
| 6.2.1 立法明确储备土地权属性质,奠定土储融资的法律基础 |
| 6.2.2 立法加强土地储备融资监管,规范土地储备融资流程 |
| 6.3 推广土储PPP项目金融资产担保融资方式,拓展土地储备融资渠道 |
| 6.3.1 采用土储PPP项目金融资产担保融资方式的必要性 |
| 6.3.1.1 设立土储PPP项目公司的必要性 |
| 6.3.1.2 采用金融资产担保融资的必要性 |
| 6.3.2 土储PPP项目金融资产担保融资的具体方式 |
| 6.3.2.1 土地储备PPP项目资产证券化 |
| 6.3.2.2 土地储备PPP项目应收账款质押贷款 |
| 6.4 土地储备融资制度上升立法,提高土地储备融资制度的法律效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10）贵州黔东南州本里村“社会法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价值 |
| (一) 为何选择贵州黔东南州本里村 |
| (二) 为何选择本里村“社会法庭”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社会法庭”研究综述 |
| (二) “人民调解”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实证研究法 |
| (二) 结构分析法 |
| (三) 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本里村“社会法庭”的建立 |
| 第一节 本里村“社会法庭”建立背景 |
| 一、最高法院深化司法改革相关要求 |
| 二、河南高院创建“社会法庭” |
| 三、榕江法院探索实践 |
| 第二节 本里村“社会法庭”基本情况 |
| 一、本里村“社会法庭”选举过程 |
| 二、本里村“社会法庭”人员构成 |
| 三、本里村“社会法庭”面临问题 |
| 第三节 本里村“社会法庭”处理纠纷概况 |
| 一、本里村“社会法庭”处理纠纷依据 |
| 二、本里村“社会法庭”处理纠纷类型 |
| 三、本里村“社会法庭”处理纠纷成效 |
| 小结 |
| 第二章 本里村“社会法庭”的场域 |
| 第一节 本里村“社会法庭”与村规民约 |
| 一、国家法律关于村规民约规定 |
| 二、本里村村规民约主要内容及执行情况 |
| 第二节 本里村“社会法庭”与村支两委 |
| 一、本里村“社会法庭”与村党支部 |
| 二、本里村“社会法庭”与村委会 |
| 第三节 本里村“社会法庭”与榕江法院 |
| 一、本里村“社会法庭”与榕江法院 |
| 二、本里村“社会法庭”与乐里法庭 |
| 小结 |
| 第三章 本里村“社会法庭”的定位 |
| 第一节 本里村“社会法庭”的性质 |
| 一、本里村“社会法庭”与人民法庭的区别 |
| 二、本里村“社会法庭”的本质属性 |
| 第二节 本里村“社会法庭”的功能 |
| 一、法律功能 |
| 二、政治功能 |
| 三、社会功能 |
| 小结 |
| 第四章 本里村“社会法庭”的运行 |
| 第一节 本里村“社会法庭”调解纠纷程序 |
| 一、启动方式 |
| 二、调解原则 |
| 第二节 本里村“社会法庭”调解纠纷策略 |
| 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
| 二、精细化解纷中的情理法并重 |
| 小结 |
| 第五章 本里村“社会法庭”调解纠纷类型分析 |
| 第一节 本里村山林纠纷及其原因 |
| 一、本里村“平阳坡”山林纠纷 |
| 二、本里村“平阳坡”山林纠纷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本里村家庭婚姻纠纷及其原因 |
| 一、本里村家庭婚姻纠纷概况 |
| 二、本里村婚姻纠纷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本里村其他纠纷类型及简要分析 |
| 一、本里村其他纠纷类型 |
| 二、本里村其他纠纷类型简要分析 |
| 第四节 本里村纠纷流向“社会法庭”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熟人社会 |
| 二、成本收益分析 |
| 小结 |
| 结论: 走向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 |
| 一、人民法院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路径与功能定位 |
| (一) 人民法院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路径 |
| (二) 人民法院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定位 |
| 二、在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实现基层合作治理 |
| (一)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与基层治理的地方实践 |
| (二) 构筑党政领导、司法支持、群众参与、分工协作、分层递进的基层合作治理格局 |
| 附录一: 《榕江县人民法院创建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推进“无诉讼村寨”试点实施方案》 |
| 附录二: 本里村村规民约 |
| 附录三: 榕江县人民法院(2013)榕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 |
| 附录四: 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黔东行终第8号行政判决书 |
| 附录五: 榕江县人民法院(2016)黔2632民初466号民事判决书 |
| 附录六: 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6行初389号行政判决书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部分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违规转让土地的协议无效（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家族信托法律问题研究[D]. 杨超.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D]. 张旭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D]. 牛安琪. 吉林大学, 2021(01)
- [4]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重心下移一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J]. 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1(S1)
- [5]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D]. 张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6]论房地产公司以股权转让获取土地权益行为的司法认定[D]. 黄绍明. 兰州大学, 2020(01)
- [7]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试行)的通知[J].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9(22)
- [8]金融司法的逻辑 ——中国金融司法专门化的组织构建与未来走向[D]. 丁冬.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土地储备融资法律制度的完善[D]. 湛栩鶠. 广西大学, 2019(01)
- [10]贵州黔东南州本里村“社会法庭”研究[D]. 胡月军. 云南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