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区主义与南亚区域合作（论文文献综述）
邱实,蔡立辉[1]（2021）在《印度国家身份对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基于国家身份认知视角》文中提出南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之一,其根源在于南亚区域合作发展中存在难以消解的障碍与问题。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是导致南亚区域合作出现问题的深刻因素。南亚各国包括印度自身的印度国家身份认知状态对南亚区域合作产生着影响。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一方面使印度忽视南亚小国利益而引发其不满情绪,导致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突显;另一方面使南亚小国恐惧印度国家身份而被迫依赖印度以求发展,造成南亚各国安全需求不对称。两种认知状态导致南亚国家关系矛盾与失衡、制度化联系程度较低以及合作意识分散等障碍性问题,深刻阻碍着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状态与成效。
闫晓燕[2]（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吴琳[3]（2020）在《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与印度的南盟政策》文中认为制度霸权理论认为,争取地区霸权的核心是主导地区制度建设,提供经济稳定和开展地区合作是地区霸权的自然选择,但印度破坏南盟制度进程和忽视地区功能合作的"反常"行为对该理论提出了挑战。既有解释大多聚焦南亚国家建构历史、不对称的地区结构和印度的自我认知,较少关注印度南盟政策背后制度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是印度南盟政策制定和变化的核心动力。印度利用区域制度和权力优势谋求制度护持的行为主要受到自身霸权护持压力和地区国家对制度功能需求的影响。这两个变量的组合可得出四种制度行为结果,对应印度制度护持的四种行为模式:制度非中性、制度制衡、制度私有化和单向支付。作者选取印度创设南盟、中断南盟进程、加快推进南亚自由贸易区以及选择性启用南盟四个案例对上述假定和框架进行验证。据此逻辑,印度在后疫情时代将面临更大的制度霸权困境。对印度案例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复杂世界中不同地区霸权制度护持的认知和理解,同时可为中国南亚外交提供一定的启示,即应充分利用印度的霸权本质和制度局限,通过注入基于社会逻辑的制度设计,推动南亚次区域制度建设和地区霸权秩序转型。
张键[4]（2020）在《中国—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探析：路径与机制化建设》文中研究指明南亚是中国与周边地区多边合作的薄弱环节,中国与南亚区域合作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与南亚国家间人员往来密切,彼此利益融合度高,但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中国与南亚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在双边层面已取得积极进展,因此中国与南亚国家可从公共卫生、反恐、水资源、海上安全合作、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着手,循序渐进,不断深化合作,以非传统安全合作带动传统安全合作和中国—南亚区域整体合作。中国—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需要立足于现有的双边和小多边合作机制,进而逐步扩展升级为中国同整个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国与南亚国家应利用好联合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有利时机,抓住关键节点和关键领域,乘势而上,积极推动中国—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此外,还应充分利用好南盟等地区组织及次区域合作机制等平台的独特作用。中国推动与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和区域合作时应主动加大投入,利用好自身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循序渐进,进而为中国—南亚区域整体合作和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重要基础。
任炳卿[5]（2020）在《南亚和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的问题及前景》文中指出在中国"一带一路"实现各地区互联互通的带动下,南亚和东南亚次区域的合作将成为激发亚洲经济活力的重要引擎,也将成为两个次区域的重要发展节点。但是由于南亚和东南亚次区域各自本身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以及两个次区域相互对接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南亚和东南亚次区域的合作仍处于设想阶段。本文分析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次区域合作存在的问题和前景,指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现状以及其各自存在的问题,从中分析次区域各自存在的问题对于次区域合作的阻碍以及双方目前一体化现状的错位所造成的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就是当前南亚和东南亚次区域合作存在的问题。当然南亚东南亚次区域合作有其较为广阔的前景,这也是当前解决问题的路径所在。
黄嘉瑜[6]（2020）在《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向东转移,全球利益格局持续向板块网络结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经过改革开放后持续多年发展,中国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了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崛起的典范,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方面越来越被世界关注。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赢得越来越多国家认可。中国在国家治理、国际关系、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全新理念,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周边甚至是全球众多国家。在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立足于中国在区域内快速崛起的事实,着重研究‘中国是否成为了周边格局中的“中心”国家?’这一重大问题。首先,本文在理论上对相关概念及其界定标准进行了梳理,这是本文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第一,厘清“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各自的内涵,从理论上证明是否存在着“边缘”国家成为“中心”国家的可能性?第二,“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影响如何——是只有负面的,还是也存在着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同样,随着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转化,区域格局中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是否也同样适用上述分析?第三,为说明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是否成为“中心”国家,也需要明确“周边格局”这一概念。“周边”究竟包括了哪些国家?只有合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是否成为了周边格局中‘中心’国家”这一问题。其次,结合经典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得出“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正在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的结论。中国经济在周边格局中的影响力不断加深,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在周边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不断融入区域价值链并对其进行重塑;地缘通道方面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地缘通道网络;中国成为了周边贸易的中心,中国成为周边国家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双边贸易的地理结构趋向平衡,并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依赖逐渐增加;在国际金融方面,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扮演着周边地区金融稳定器的角色,同时中国发起和倡议的国际金融组织在周边地区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形成了以周边地区为重点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相对应地中国也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心。但在另一方面,与传统“中心”国家相比,中国尚存一定的差距,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在周边格局中中国仍然处于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兼顾承担相应的区域责任,为周边国家提供相应的区域公共产品,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责、权、利意识也更为清晰,也更加重视多边规则,供给区域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已有一些颇值关注的典型案例。最后,中国在周边格局中实现从“边缘”向“中心”跨越的过程中,取得了超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成绩,但背后同样交织着更加复杂的矛盾,其中既有周边国家给中国的压力,也有周边国家背后的全球性大国给中国制造的外部压力。大国压力与周边压力相互交织,促使中国不仅要处理好和周边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更要从全球层面来经略周边。“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破解中国当前周边外交面临的困局,以确保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节奏。第一章至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周边格局中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可能性;其次,结合中国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发展现实,得出了“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正在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的结论;然后,中国不仅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在周边“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承担起相应的区域责任;最后,梳理了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过程中遇到的困局及破解。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根据本文前四章的分析得出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朱雪林[7]（2020）在《中巴经济走廊恐怖主义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巴经济走廊是李克强总理于2013年5月出访巴基斯坦期间提出的,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经济、能源与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同年底,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随后中巴经济走廊被纳入“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总体规划中,成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在政治互信、双边互利、合作互赢方面提供了地区合作典范,有助于促进巴基斯坦国内发展、维护我国能源安全、实现南亚地区繁荣与稳定,对于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具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基础设施的动工及相关领域合作的开展,我国在巴基斯坦的海外利益也越来越多,然而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地区安全形势却不容乐观,复杂多样的恐怖主义活动对中方项目与人员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对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应对沿线恐怖主义威胁的政策建议是保证中巴经济走廊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本文首先从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入手,分析了中巴经济走廊沿线主要的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对中巴经济走廊构成的威胁,论述了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形成原因。然后本文对中巴经济走廊现阶段的反恐进展进行介绍并且指出了中巴在打击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最后本文在结合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形成根源以及两国在打击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应对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威胁的政策建议。本文思考的核心问题是面对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在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过程中该如何采取恰当的对策进行应对。一方面,我们看到现阶段中巴两国在打击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不足,需要双方在战术层面针对其反恐的薄弱环节采取更加务实灵活而有效的对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形成的国内外根源以及中巴两国在打击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客观上决定了对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战略层面上既需要进一步深化中巴两国双边合作,标本兼治,多措并举,从根本上铲除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同时也需要加强地区反恐合作,互相协作,和合共治,合力打击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李峰[8]（2020）在《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在区域研究中,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普遍被认为起源于二战后兴起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之中,当前对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兴起过程中域外行为体所推动的多边乃至区域实践,此类实践与现代东南亚区域建构、区域合作间联系的系统研究尚属欠缺。在东南亚的主要域外大国中,英国最早提出了“东南亚区域合作”（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理念,该理念最早出现于1944年12月的英国内阁文书中,并在此后成为战后初期英国在东南亚的行动与政策的核心理念。但是,英国的这一“东南亚区域合作”是否为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仍备受争议,其与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间的联系与影响,与此后东盟区域合作的联系与影响因而也存有争议。本文基于相关英国解密档案及已有研究,通过梳理1945至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在辨析其属性的同时探究其影响。具体地,在这一时期,英国倡议并实践了哪些“东南亚区域合作”?此类合作的性质如何?此类合作对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及此后的东盟区域合作是否具有影响?若有,又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对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研究的基本内容。为分析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本文基于区域合作理论,建构一种分析国际关系史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以域外行为体在推动区域身份认知中谋求特定地位的”区域身份地位化”为主要切入点。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本文将通过对二战末期“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战后初期英国驻东南亚特别专员、最高专员、“科伦坡计划”、“英—马防务合作”以及英国的“东南亚防务组织规划”等案例的分析,揭示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这种阶段性中的连续性,以进一步分析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对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在组织、规范及机制等层面的影响。本文指出,“区域身份地位化”是英国提出并实践“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动因之一,也是使该政策实践呈现阶段性特征的主要因素。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可分为5个阶段,即从二战期间的政策酝酿至战后初期依托SEAC进行初步尝试的第一阶段;1946年3月至1948年5月,借由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围绕粮食危机开展区域层面技术合作的第二阶段;1948年5月至1955年5月,最高专员及其下属机构合并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政策实践重点转向、政策性质转变的第三阶段;1955年5月最高专员麦克唐纳去职至1965年“印马对抗”结束,区域实践由国家机构向区域机制发展,区域经济、安全合作呈现不同格局的第四阶段;1965年“印马对抗”结束至1967年东盟成立,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流于失败的第五阶段。第一与第二阶段属于“殖民式的区域合作”。在第一阶段,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实践机构是民事化改革中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但是由于这一民事化改革并未成功,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也未开展有效实践。在第二阶段,为应对东南亚突出的粮食危机,新设立的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成为主要实践机构,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现了“机构化”。这一时期,英国开始了其在东南亚的区域霸权“身份地位化”,但是,其对东南亚的区域认知仍是英帝国思维的遗产,特别专员署所展开的合作实际上是具有殖民性质及模式特征的“技术性合作”。在区域影响上,特别专员署的实践要强于同时期越南等域内行为体推动的多边合作,因而英国的实践在规范、制度等层面将对现代东南亚的区域建构及区域合作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规范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向东南亚渗透了区域及区域合作这两大核心规范,以及“政府间合作”与“协商”、“全体一致”等若干子规范。第三阶段是由“殖民式的区域合作”向现代区域合作过渡的阶段,合并了特别专员署的最高专员及其附属机构成为主要实践机构。就“身份地位化”而言,英国试图在尚未实现的区域霸权基础上进一步依托英联邦合作来挽救其帝国地位。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显着变化,呈现出由基于传统殖民纽带的合作向国家间的国际合作过渡,由国内机构主导合作向国际机制领导过渡。在区域影响上,最高专员的实践在推动东南亚冷战兴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同一时期的内生区域合作旨在谋求东南亚的区域自主与中立化,因而,英国在安全领域与东南亚的矛盾尖锐。第四阶段总体上符合现代区域合作的特征,这种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国际机制架构、行为体、合作方式等方面此外,这一时期的区域实践还体现出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政治—安全合作相互分离的趋势。在身份认知上,英国试图谋求区域经济与政治—安全的双重领导,但这一时期总体上仍处于前一阶段的“身份地位化”进程中。在区域经济层面,“科伦坡计划”成为主要机制载体;英联邦被确认为合作纽带;建构了以双边与协商规范的结合以及包容性区域合作规范等为核心内容的“科伦坡规范”;塑造了“科伦坡五国”这一集体身份,后者为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提供了组织基础。在区域政治—安全层面,英美在东南亚的安全互动逐渐形成了“美主英从”的格局,同时英国的区域防务组织建设进一步激化了印尼—马来（西）亚—英国三边矛盾,引发了“印马对抗”,英国在东南亚安全领域成为众矢之的,其原本意图谋求的区域经济向安全领域的外溢也以失败告终。在第五阶段,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已呈现无可挽回的衰弱趋势,政治—安全领域的上述地位竞争与区域影响迫使英国从东南亚军事撤出,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内生区域合作的发展中进入“东盟时间”。英国在东南亚的“身份地位化”也因军事撤出及东盟的成立而被迫沦为东南亚普通的域外大国。最后,通过对上述五个阶段与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的比较,本文认为,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对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以及后来的东盟区域合作都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共享合作成员、集体身份塑造、组织经验积累及区域规范影响,这种影响同时涉及实践与理念层面,体现出以间接影响为主、直接影响为辅的特征。此外,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际上是一项旨在实现英国国家利益,维持其在东南亚区域影响的国家政策,而非基于区域公益,旨在建构区域公共产品的区域合作。
姜彦杨[9]（2020）在《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缘思想的视角》文中指出南亚与中国西部接壤,是中国贸易和发展的合作伙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地区。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和南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联系不断深入,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日益凸显。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以及西方学者均对地缘因素进行了深刻分析,形成了诸多地缘思想,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和对策研究基于以上地缘思想展开。中国同南亚的交往源远流长,追溯中国和南亚交往历史,探寻中国和南亚交往历程,分析中国和南亚交往现状,进一步对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和对策展开研究。当前,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南亚地缘优势推动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另一方面,由南亚地缘因素所产生的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带一路”的推进。其中,“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不利因素主要体现在具有破坏政治稳定倾向、阻碍经济发展倾向和威胁地区安全倾向三个方面。这些不利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从政治方面看,南亚地区国内政局不稳定、跨界民族问题不断以及域内外大国间的博弈;从经济方面看,南亚地区经济水平总体落后、域内合作往来低效、域外经贸活动受限:从安全方面看,南亚地区暴力恐怖事件频发、外交环境遭遇破坏、信息安全难以保障等。针对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产生的不利影响,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应对。首先要坚持平等权力观,开创政治新局面:深化交流对话机制,增强政治互信;重塑跨界民族关系,促进民心相通;摒弃“零和博弈”思想,实现政策沟通。其次是要坚持共同利益观,促进经济一体化:消除贫困经济根源,带动经济发展;深化区域交流机制,推动合作共赢;加强多边合作互动,促进互联互通。最后是要坚持综合安全观,构建安全共同体:发挥联合反恐机制,打击暴恐势力;打造良好外交平台,实现开放包容;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保障信息安全。总之,中国应与南亚国家深化合作,共同面对南亚地缘因素带来的风险,一起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动力,为实现地区共同繁荣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随裕臣[10]（2020）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南亚安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印巴对抗升级的背景下,南亚地区以克什米尔问题为焦点的地区安全问题频发,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是制约南亚地区和平和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紧张。印巴克什米尔之争则是南亚安全问题的导火索,而宗教矛盾与民族隔阂是南亚地区不安全的“原罪”,为此,巴基斯坦等国通常需要借助外在力量而获得对印度的平衡,进而维护自身安全。依据巴里·布赞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理论框架,本文对二战以来的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内核结构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安全动力层次做了分层次探讨,得出南亚安全复合体现有的国家安全保障模式,最后提出促进南亚地区安全化进程的对策思考。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南亚安全动力都主要在地区层次上,焦点聚集于印巴关系进程。七十多年来,域外大国和印巴都深陷于“南亚地区安全困境”之中,主要表现为印巴两国长期敌对。冷战期间,“南亚安全困境”集中表现为印巴敌对和国际大国两种因素相结合,呈现出复杂的二元化结构特征:在地区层次上,是力量失衡的印巴两国长期而难以消除的矛盾和对峙;在全球层次上,是西方集团与共产主义集团之间的冷战。国际大国间的冷战和冲突,把南亚地区拖入冷战的战场,也为互为仇敌的印巴两国、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巴基斯坦在中美印苏大国之间折冲樽俎创造了有利条件。冷战结束后,依据巴黎·布赞的安全复合体理论,南亚地区两极结构变成了单极结构,印度成为南亚地区“一超独大”的单极。虽然南亚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的极性改变了,但是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原始均势的“冲突形态”依旧存在。为促成南亚安全形势的稳定,亟需通过多种途径建立“强安全机制”,推动地区安全化进程。在领土主权安全方面,印巴和平对话与中巴边界谈判等进程已经起航,虽然断断续续,但是动力强大。在地区秩序方面,南亚各国应抛弃单边主义,倡导多边主义。在地区安全合作方面,国际社会为南亚地区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在地区安全机制方面,南亚地区应积极构建南亚安全共同体。
二、地区主义与南亚区域合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地区主义与南亚区域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1）印度国家身份对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基于国家身份认知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家身份认知与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的理论逻辑 |
| (一)国家身份认知与国家对外行为的理论关系 |
| (二)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影响南亚区域合作的观点梳理 |
| 二、南亚各国对印度国家身份的认知 |
| (一)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的形塑 |
| (二)南亚国家对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的认知 |
| 三、印度地区霸权国身份认知对南亚区域合作的障碍性影响 |
| (一)南亚国家间关系出现矛盾与失衡 |
| (二)制度供给意愿与制度化联系不足 |
| 1. 印度的制度供给意愿不足 |
| 2. 南亚国家间制度化联系程度偏低 |
| (三)合作意识与信任基础分散 |
| 四、印度国家身份影响下中国推动南亚区域合作的应对举措 |
| (一)契合南亚国家利益需求，精准打造双赢民生项目 |
| (二)扩大同南亚各国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与理解支持 |
| (三)利用好现有区域合作平台，挖掘潜在利益空间 |
| (四)尝试多层次多方面路径选择，重点消解印度对“一带一路”认知偏差 |
| 五、结 语 |
（2）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3）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与印度的南盟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言 |
| 二 对地区霸权制度护持的既有研究 |
| (一)南亚国家建构历史 |
| (二)不对称的地区结构 |
| (三)印度的自我认知 |
| 三 霸权护持压力、地区功能需求与印度的制度护持行为 |
| (一)印度的制度护持行为模式 |
| (二)印度制度护持行为的影响因素 |
| 1.印度的霸权护持压力 |
| 2.地区国家的制度功能需求 |
| (三)印度制度护持行为的作用机制 |
| 四 案例分析:印度的南盟政策 |
| (一)印度的制度非中性策略与南盟的创设(1981—1987年) |
| (二)印度的制度私有化策略与南盟发展的断续(1991—1999年) |
| (三)印度的单向支付策略与SAFTA合作(2002—2012年) |
| (四)印度的制度制衡策略与选择性启用南盟(2014—2020年) |
| 五 结论 |
（5）南亚和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的问题及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南亚和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现状 |
| (一)南亚区域一体化现状 |
| (二)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现状 |
| 二、南亚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的问题 |
| (一)次区域本身存在的问题 |
| (二)次区域合作对接的问题 |
| 三、结语 |
（6）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全球利益格局的板块网络结构与世界经济重心东移 |
| (二)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整体提升与区域主义相互促进 |
| (三)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与发展中国家融入区域生产网络 |
| (四)区域内中国的快速崛起与中国承担起相应区域责任 |
|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界定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边缘”走向“中心”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 |
| 一、悲观论:“中心”对“边缘”的盘剥 |
| 二、乐观论:“中心”对“边缘”的溢出 |
| 三、从悲观到乐观的态度转变 |
| 第三节 全球利益格局的“板块网络”结构 |
| 一、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发展 |
| 二、“板块网络”结构下的地缘关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
| 三、“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定位:“边缘”还是“中心” |
| 四、“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第四节 “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 |
| 一、中国“周边”的概念界定 |
| 二、国际经济视角下中国在周边格局中的定位 |
| 三、国际政治视角下中国在周边格局中的定位 |
| 第二章 中国正在成为周边格局中的中心国家 |
| 第一节 中国提升在周边经济格局中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增速快且维持稳定 |
| 二、经济总量在周边经济中的重要性逐年增加 |
| 三、融入区域价值链并对其进行重塑 |
| 第二节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地缘通道网络 |
| 一、中国边境口岸体系四通八达,涉及多个周边国家 |
|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管道运输、航空运输通道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成为周边贸易中心 |
| 一、中国成为周边越来越重要的双边贸易伙伴 |
|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双边贸易地理结构趋于均衡 |
| 三、周边国家对中国技术依赖逐渐增加 |
| 第四节 中国成为周边地区金融主导力量 |
| 一、中国逐渐成为周边地区的金融稳定力量 |
| 二、中国发起和倡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在区域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
| 第五节 中国成为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轮轴” |
| 一、中国成为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心 |
| 二、周边是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重点 |
| 第三章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的责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第一节 中国角色转变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一、周边格局角色转变是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相契合 |
| 第二节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缺失与中国的合理补充 |
| 一、周边地区的公共产品存在供需矛盾 |
| 二、中国对霸权国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补充与超越 |
| 三、地区认同的缺失与命运共同体理念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 |
| 一、上海合作组织 |
|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 |
| 第四章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遇到的困局及破解 |
| 第一节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过程中遇到的外交困局 |
|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边海争端问题 |
| 二、大国战略博弈问题 |
|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 |
| 第二节 以“一带一路”破解中国走向“中心”的外交困局 |
| 一、“一带一路”助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 |
| 二、“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地缘政治经济重构 |
| 三、“一带一路”加速对区域价值链的重塑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逻辑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一)加速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政策建议 |
| (二)加强中国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95-2018年LALL分类下周边国家自中国进口额 |
| 附录2 :1995-2018年LALL分类下周边国家向中国出口额 |
| 致谢 |
（7）中巴经济走廊恐怖主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
| 一、中巴经济走廊概述 |
| 二、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威胁 |
| (一) 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团体及其威胁 |
| (二) 巴基斯坦塔利班及其威胁 |
| (三) 伊斯兰国及其威胁 |
| (四) 坚格维军及其威胁 |
| 三、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的特征 |
| (一) 指导思想多元,政治目标各异 |
| (二) 恐怖袭击手段多样,恐怖袭击目标泛化 |
| (三) 恐怖主义日益呈现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
| 四、中巴经济走廊沿线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分析 |
| (一) 国内根源 |
| (二) 国际因素 |
| 第三章 中巴经济走廊反恐的进展与问题 |
| 一、中巴经济走廊反恐的进展 |
| (一) 反恐法制建设 |
| (二) 反恐机构设置 |
| (三) 反恐情报合作 |
| (四) 反恐军事建设 |
| 二、中巴经济走廊反恐存在的问题 |
| (一) 反恐合作手段与中方反恐主体单一 |
| (二) 巴方自身反恐能力相对薄弱 |
| (三) 巴方反恐策略与反恐行动存在弊端 |
| 三、中巴经济走廊反恐面临的挑战 |
| (一) 中巴经济走廊反恐面临巴基斯坦国内政治掣肘 |
| (二) 阿巴边界“黑洞”与难民问题增加了反恐难度 |
| (三) 周边国家或难提供有效的反恐配合 |
| 第四章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政策建议 |
| 一、完善反恐相关措施,提高双方反恐能力 |
| (一) 中方需要完善的反恐措施 |
| (二) 巴方需要完善的反恐措施 |
| 二、深化中巴双边合作,提升走廊反恐水平 |
| (一) 加强双边经济合作,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 |
| (二) 增进双方政治互信,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 |
| (三) 做好宣传交流工作,夯实经济走廊民意基础 |
| (四) 加强双方在金融反恐与网络反恐领域的合作 |
| 三、加强区域反恐合作,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
| (一) 加强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反恐合作 |
| (二) 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示范作用 |
| (三) 积极探索多边反恐合作的新形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思路及其创新性与不足 |
| 第四节 文献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域外行为体与区域合作:一种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区域合作与域内外行为体 |
| 第二节 域外行为体的“区域身份地位化” |
| 第三节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身份地位化” |
| 第二章 特别专员署与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二战后英国东南亚身份及政策调整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特别专员署与英国“东南亚区域合作”开端 |
| 第三节 特别专员署实践的区域影响 |
| 第三章 最高专员与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东南亚最高专员与英国的区域身份变化 |
| 第二节 马来亚“紧急事件”与英国东南亚政策转向 |
| 第三节 东南亚政策转向的区域影响 |
| 第四章 “科伦坡计划”与东南亚区域经济竞合 |
| 第一节 英美经济地位竞争与“科伦坡计划”的产生 |
| 第二节 “科伦坡计划”与ECAFE在东南亚的竞合 |
| 第三节 “科伦坡计划”的区域影响 |
| 第五章 英国的东南亚防务建设与区域安全竞合 |
| 第一节 英美安全地位竞争与区域防务组织建设 |
| 第二节 “印马对抗”与英国的东南亚防务组织建设 |
| 第三节 防务组织建设的区域影响 |
| 第六章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及其区域影响 |
| 第一节 关于东盟起源及其性质的争议 |
| 第二节 “东南亚区域合作”与内生区域合作的比较 |
| 第三节 “东南亚区域合作”对东盟及其起源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缘思想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一章 南亚地缘因素概述 |
| 第一节 地缘因素 |
| 第二节 南亚地缘因素 |
| 第三节 南亚地缘因素的主要特征 |
| 一、陆海兼备属性形成的地缘环境独特性 |
| 二、“印度中心”带来的地区结构不对称性 |
| 三、长期印巴冲突导致的区域合作低效性 |
| 四、暴恐事件频发造成的地区安全脆弱性 |
| 第二章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依据 |
| 第一节 思想资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地缘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地缘思想 |
| 三、西方学者的地缘学说 |
| 第二节 历史基础 |
| 一、古丝绸之路时期的中国和南亚交往 |
| 二、冷战时期的中国和南亚交往 |
| 三、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和南亚交往 |
| 第三节 现实条件 |
| 一、自然资源禀赋,基础条件良好 |
| 二、经济活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 |
| 三、文化根基雄厚,人文环境优越 |
| 四、交往态势良好,实践成果显着 |
| 第三章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不利因素 |
| 第一节 破坏政治稳定的倾向 |
| 一、国内政局较为动荡 |
| 二、跨界民族问题不断 |
| 三、域内外大国间博弈 |
| 第二节 阻碍经济发展的倾向 |
| 一、经济水平总体落后 |
| 二、域内合作往来低效 |
| 三、域外经贸活动受限 |
| 第三节 威胁地区安全的倾向 |
| 一、暴力恐怖事件频发 |
| 二、外交环境遭遇破坏 |
| 三、信息安全难以保障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策略 |
| 第一节 坚持平等权利观,开创政治新局面 |
| 一、深化交流对话机制,增强政治互信 |
| 二、重塑跨界民族关系,促进民心相通 |
| 三、摒弃“零和博弈”思想,实现政策沟通 |
| 第二节 坚持共同利益观,促进经济一体化 |
| 一、消除贫困经济根源,带动经济发展 |
| 二、深化区域交流机制,推动合作共赢 |
| 三、加强多边合作互动,促进互联互通 |
| 第三节 坚持综合安全观,构建安全共同体 |
| 一、发挥联合反恐机制,打击暴恐势力 |
| 二、打造良好外交平台,实现开放包容 |
| 三、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保障信息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南亚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论文研究计划 |
| 一、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概述 |
| (一)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内涵 |
| (二)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特征 |
| (三)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的主要变量 |
| 二、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内核结构体系 |
| (一)南亚安全复合体的边界 |
| (二)南亚安全复合体的无政府结构 |
| (三)南亚安全复合体的权力结构 |
| (四)南亚安全复合体的社会性建构 |
| (五)南亚安全复合体外的干预变量 |
| 三、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安全动力层次 |
| (一)国家层次:复杂的南亚各国国情 |
| (二)地区层次:多元化的安全互动 |
| (三)地区间层次:多样化的安全复合体之间的互动 |
| (四)全球层次:美国南亚政策的影响 |
| 四、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国家安全保障模式分析 |
| (一)安全自助模式 |
| (二)安全依附模式 |
| (三)安全借势模式 |
| (四)安全合作模式 |
| 五、促进南亚地区安全化进程的对策思考 |
| (一)推动边界领土争端解决进程,维护领土主权安全 |
| (二)倡导南亚地区多边主义,保障地区秩序安全 |
| (三)提供南亚地区公共安全产品,加强地区合作安全 |
| (四)促进南亚地区安全共同体建设,构建地区机制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地区主义与南亚区域合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度国家身份对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基于国家身份认知视角[J]. 邱实,蔡立辉.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3]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与印度的南盟政策[J]. 吴琳.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12)
- [4]中国—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探析：路径与机制化建设[J]. 张键.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20(05)
- [5]南亚和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的问题及前景[J]. 任炳卿. 科学经济社会, 2020(02)
- [6]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D]. 黄嘉瑜. 外交学院, 2020(08)
- [7]中巴经济走廊恐怖主义问题研究[D]. 朱雪林. 山东大学, 2020(02)
- [8]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D]. 李峰. 南京大学, 2020(08)
- [9]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缘思想的视角[D]. 姜彦杨. 扬州大学, 2020(05)
- [10]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南亚安全研究[D]. 随裕臣.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