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张文丽[1]（2021）在《语义模糊视角下汉韩翻译研究 ——以《唐诗三百首》韩译本为例》文中指出模糊性是一种不确定性,它以事物的性态或类属的边界是否清晰为判断依据,是人们认识中关于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不明晰性、亦此亦彼性、非此非彼性。模糊性通常具有边界模糊但中心明晰性、相对及可塑性、双重性三个基本特征。模糊性作为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存在于语言系统的语音、语义、语法等不同层面,其中最基本、最常见的模糊现象便是语义模糊。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构成要素,语言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必然渗透于文学作品之中。中国古代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其灿烂文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模糊语言（特别是模糊语义）,模糊语言的准确合理运用,能够为读者创造一种隐蔽朦胧、韵致深远的特殊意境。首先,从词义上看,古代诗歌运用大量具有模糊性特征的词汇,以最少的语言塑造使人产生无限想象的意象,表达诗人复杂的情感。从句义上看,汉语作为一种强调意合的语言,句子、短语,以及词语间的组合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很高的自由度;汉语中连词以及句子主语的省略等现象十分常见,在客观上也导致了汉语在句义上的模糊现象。其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涵义受到文化的影响,而文化又必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古代诗歌包含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其文化层面的语义模糊性也比较明显。再次,为营造艺术氛围和美好意境,古代诗歌经常采用大量修辞手法,导致其修辞层面的语义模糊。修辞方式取决于语言特性,社会文化因素也常反映在修辞中,而修辞表达中又蕴含了深刻的语言和文化涵义,语言、文化、修辞三者是互相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全面地分析和考察汉语的语义模糊特点和规律。虽然模糊语言为人类所共有,但是不同语言受其发展历史、民族特色、地域特征及文化背景等要素影响,彼此之间也存在很多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给翻译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翻译是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间传递意义的特殊过程,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的选择过程,是集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要素为一体的有机统一过程,理想的翻译是以最小的意义损失获得最大意义上的对等。从模糊语义学视角来看,翻译就是将源出语文本语义的隐显有机组合,通过必要的语际间隐显转换,在译入语文本实现新的语义隐显组合的过程。由于模糊语义的复杂性,要求译者对翻译实践中的模糊语义进行系统的研究,从理论高度重视不同语言间既共同又各异的模糊性特点,从而在翻译实践中有针对性地对具体不同的模糊表达实例采取更为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语义的模糊性与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运用模糊语义理论对翻译科学进行观察和分析,可以为翻译实践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翻译学理论构建和方法研究提供参考。鉴于此,本论文以模糊语义学和相关翻译学理论为依据,以中国古代诗歌的典型《唐诗三百首》及其两版韩译本为例,建立汉韩双语对照平行语料库,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词汇和句子层面、文化层面以及修辞层面的语义模糊性及其汉韩翻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各层面语义模糊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及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并针对不同层面的语义模糊性,通过汉韩翻译实例探索提出相应的汉韩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最后提出模糊语义视角下的汉韩翻译模式。本论文将模糊理论全面引入汉韩翻译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考察汉韩翻译活动,通过研究形成以下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从本质上来看,翻译活动是利用模糊化整合方式,在两种语言中寻找最佳契合状态的思维运作过程。翻译存在一系列过渡状态,总体上是一个非精确的过程。由于语义模糊性的存在,译者可根据原文本模糊性表达的具体意义对目的语进行调换,从而实现对原文本的“二度创作”。第二,汉韩翻译时,译者要对比分析汉韩两种语言词汇和句子层面、文化层面、修辞层面等多个层面的语义模糊性,以寻求等值表达信息的最佳方法;当目的语中有对应的模糊表达时,模糊语义最高效的翻译方式为模糊对等译法,若目的语中没有对应的模糊表达,可以灵活采用增删译法、变动句序译法、转换句型译法、调整成分译法、点义译法、批注译法等来处理模糊语义,以使译文语义最大程度接近原文。第三,由于中韩两国的历史渊源以及语言文化的同质性,汉韩模糊语义表达共性大于个性,大部分模糊表达都可以转达到译文中,但也有部分模糊语义在汉韩翻译过程中无法保持其完整性,需要译者结合具体语境,通过补充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等方式,以实现模糊语义的准确传达。
贾一村[2]（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提出《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黄元军[3]（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指出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陈勇[4]（2020）在《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抑或是在当今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对世界局势和相关国家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因而都受到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各国了解中国政策方针和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翻译成外语的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的准确度、对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处理方法、对政治的敏感性等因素会影响外国人士对中国领导人着作的理解,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对华态度。中国领导人着作对外翻译已有近百年历史,对这些翻译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评价其得失、效果,有助于改进当今和今后政治文献外译的质量,取得理想的效果。鉴于此,本文以《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部领导人着作及其英译本为研究语料,探索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轨迹,发现这种翻译实践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为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鉴于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能深刻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且与翻译规范（研究）在学术理念、研究视野、研究路径等方面高度契合,本研究借用其学术理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以便有效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深入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具体机制。本文通过改造图里（Toury）等学者关于翻译规范的分类从而将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分为操作规范和社会规范,并借鉴费尔克劳（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通过对标题、比喻、词语和注释四个方面的英译方法进行充分描写,发现其规律性,以此为基础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第二,从机构、外交、伦理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分析社会因素对政治文献翻译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第三,分析上述翻译规范所形成的总体秩序,主要包括:规范的层次结构,即每部译作及其所处时代中并存的主流规范、过时规范和先锋规范;规范的约束力,即当规范发生冲突时哪些规范约束力强哪些弱,以及从总体上来讲原语规范和目的语规范哪个约束力更强;“正确”观念,即当时的“正确”翻译的标准;此外,还分析层次结构、约束力和“正确”观念在三部着作英译中的变迁过程。通过微观的文本分析、宏观的社会背景分析以及中观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研究发现:第一,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所有规范中,国家利益伦理的约束力强于其它任何翻译规范。第二,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约束力难以做到百分之百,总有少数例外情况。第三,随着时代发展,原语规范在领导人着作英译中有逐渐减弱之势,但均强于目的语规范。第四,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层次结构是动态的,“正确”观念也随之变化,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本研究有三个创新点:第一,理论创新:提出了翻译规范秩序这一概念和翻译规范研究的话语分析框架;第二,观点创新:国家利益伦理具有最强约束力;第三,视角创新:挖掘出了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点,提出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视角。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检验并充实翻译规范理论,将其研究范围从文学翻译扩大到政治翻译;应用价值在于,为今后的领导人着作翻译提供有益借鉴,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等中央文献翻译单位提供参考。
余平[5]（2020）在《翻译中范畴转换的认知研究》文中认为翻译的认知研究肇始于20世纪中后期,不过直到21世纪初R.M.Martín提出“认知翻译学”这一术语,认知翻译学才获得了极大关注。认知翻译学是翻译研究的一种新范式,主张将认知科学及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为翻译学的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范畴与范畴化是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范畴化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可以有效规避中西传统译论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有助于进一步审思翻译的范畴属性。按照上述思路,很多翻译研究者在翻译范畴转换的模式、过程以及策略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1）以往研究虽能指出翻译是范畴之间的转换活动,但范畴转换的过程和模式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挖掘;（2）以往研究以对翻译现象的描写为主,解释性研究较少,即是说,他们并未交代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理据。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和范畴化理论,探讨翻译的范畴转换,旨在构建翻译的范畴转换模式,揭示翻译的范畴转换过程,并通过英汉翻译实例,探讨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为什么可以进行范畴转换这一根本性问题,挖掘翻译范畴转换背后的认知理据,以期拓展和完善认知翻译学理论,进一步深化认知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讨论和解决以下问题:（1）认知范畴观下,翻译的本质和属性是什么?（2）翻译范畴转换的具体模式是什么?（3）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为什么可以进行范畴转换?其认知基础和认知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主要发现如下:第一,从本质上讲,翻译是一项以范畴转换为基础的认知活动,即是说,翻译是一个由源语范畴到目标语范畴的动态转换过程。翻译具有原型范畴属性,翻译的诸多属性和话题都是依据翻译的原型特征界定的。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存在范畴对等、范畴错位和范畴空缺三种范畴关系。这三种范畴关系的存在与翻译范畴的文化依存性紧密相关。不同类型文化依存词的形成是由于各民族具身体验的不同。不同的体验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型和认知方式,这在语言上必然会留下印记,导致不同语言之间表征方式的差异,形成诸多对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依赖程度不同的文化依存词,进而导致这三种范畴关系的存在。第二,由源语范畴到目标语范畴的转换模式主要由语言范畴转换模式和非语言范畴转换模式组成。在翻译实践中,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经历了范畴替换、范畴整合、再范畴化和跨范畴化等认知操作过程。该过程以原型范畴和理想化的认知模型为参照。此外,实现源语和目标语的信息对等,不仅需要语言层面（词汇、句法、语义、语用、文体等）的范畴转换,还可能涉及社会、文化等非语言层面的范畴转换。第三,翻译是具有隐喻性和转喻性的范畴转换活动。隐喻性体现在翻译具有隐喻的本质特征,即在范畴转换时需要借助范畴之间的相似性用目标语范畴来解读源语范畴。转喻性体现在翻译范畴转换的过程中。在范畴转换时,译者首先对源语范畴进行理解和解构,然后在目标语中寻找对应的范畴进行建构和表达。这一过程体现了“一范畴代另一范畴”的转喻操作。第四,翻译的范畴转换受具身认知和象似性的制约,并以此为理据。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要对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进行分析,不仅要考虑语言结构,还要考虑概念结构或经验结构,实现源语和目标语概念结构的对等。此外,译者还需具备一定的象似性意识,尽可能地挖掘文字背后隐藏的语言象似性特征,以达到“以形传神”“形神皆似”理想的转换效果。认知翻译学是翻译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本研究在该范式下,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和范畴化理论,构建了翻译范畴转换的模式,探讨了翻译的范畴转换过程,并揭示了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理据。本研究构建的翻译范畴转换模式是对以往翻译过程研究的有效补充。此外,翻译中范畴转换的认知研究作为认知翻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发展和完善认知翻译学理论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孙吉娟[6]（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认为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宋以丰[7]（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李智[8]（2019）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文中指出自翻译理论产生以来,文学翻译研究就一直成为中西方学者倍感兴趣的话题。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视角层出不穷,从语义学、语用学到语篇分析,从文化学到社会学,不一而足。研究内容从文本分析到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从词、句、篇的微观研究到对译者伦理道德和责任考察等等。翻译美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和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翻译美学不是翻译学和美学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翻译学的美学观,即美学是翻译学进行学科探索的方法论。过去三十年,翻译美学的跨越式发展与文学翻译的联姻有着极大的关系。换言之,翻译美学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研究视角,验证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审美性。文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翻译美学的发展。文学翻译审美选择主要指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选择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翻译的本质、影响译者审美选择的影响要素、译者所信奉的审美原则、译者所制定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选择上的审美倾向。本文运用描写性和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选择问题。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理论探讨、实例分析和研究结论。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文学翻译与审美选择有何关系?翻译审美选择是否意味着对译语的优化?（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有哪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要遵循的,还是可选的?（3）影响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的要素有哪些?译者的翻译观念对文本翻译有何影响,对译者策略的制定有何影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是否存在某种倾向?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追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本文选择英国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和语体四个层面展开,以经典结构、戏剧性结构、对话体和书信体为实例分析三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环境、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翻译原则以及语言选择。通过理论探究和实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选择活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涉及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语言的构成、文化的影响、审美认知取向、接受方式、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等等;作者、译者、接受者、源文本、译文本之间构成一个动态的文学翻译美学生态系统。文学翻译的价值在于审美和真理的统一。本研究阐释了中国传统译学中有关审美选择的命题,如“雅”的动态性研究与译者审美性选择（语言、结构、文体）关联性;首次将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与选择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为翻译美学体系的建构增添新内容;提出译文本的生成过程为译者的审美性选择过程,译者不仅再现原作审美品质,而且还创造译文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是译者审美选择的结果,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结合的终端产品。（2）文学翻译审美本质的三对命题即“言与意”“形与神”及“异与同”的内部逻辑关系。每一对命题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各命题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言与意”和“形与神”在理论上体现为译学思想的审美取向,在实践上体现为文本构成要素和译者的审美追求。实现言意合一、形神兼备、保持“异国情调”则需要坚持“以信文本”“尚美求真”相结合的审美标准。（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受到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三个宏观审美原则（形式与内容统一、整体与局部统一、文内语境与文外语境统一）和四个微观审美操作原则（得体、准确、经济和形象原则,也称4Y原则）。外部环境包括指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读者等因素,内部环境包括译者的翻译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总体策略和局部策略。（4）实例分析发现,所选译本译者持有明确的翻译观念。译者在词项选择和句型结构配置方面有共同的倾向: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对关键词汇和短语的表达尽量优化,以确保译文审美品质的最大化。为了尽量传达原文语义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对原文句型结构多采用切分与重新配置的策略。译者在译文中大量使用四字组合,力图将原作的审美要素再现于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不同的“刺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译者在保留原文“洋味”的同时,在语言选择上有范化（规范化）倾向。
康喆文[9]（2019）在《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语块是一种形式固定、表达完整语义的预制性序列,在语言运用中能够被整体存储、提取和使用。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语码的转换,更涉及语码背后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语块作为具有心理预制特点的语言单位和思维单位,在翻译活动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效应。本文以语块为切入点,立足于中央文献翻译,开展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及翻译模式研究。本文对2014年至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央文献核心语块及俄语译文进行了界定和提取,并尝试提出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及国内外研究综述,包括语块研究的相关理论概述、国内外语块研究综述、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综述。第二章从语块理论出发,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的特点,完成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界定和提取工作,并确立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序列层级。本文认为,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是由连续的或非连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成的、具有固定语义的预制性序列,在中央文献中可被整体储存和提取;其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为主,涵盖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党建等各个方面。中央文献核心语块包括一级语块、二级语块和三级语块。一级语块为词级语块,包括搭配和固定语;二级语块为框架级语块,包括短语框架和述语框架;三级语块为句级语块,包括谚俗语、格言警句和句群。第三章探讨了认知视角下的语块翻译。文中分别概述了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的主要观点及与翻译的关系,阐释了不同学者的认知翻译观。本文认为,认知翻译观为研究语块的翻译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模拟认知心理学中的信息加工模型探讨语块双语的转换进程;二是从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双语产生的现实等多重视角探讨语块的翻译。在此基础上第三章提出了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流程图。第四章从以往经典的翻译理论模式出发,结合第三章的理论基础,拟构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该模式凸显了源语语块及对应译语作为整体翻译单位在记忆加工系统中的优势效应;反映了源语世界与译语世界的语言符号认知、逻辑思维认知、语境关系认知、社会文化认知及主体间性认知等多维认知层对语块翻译目标、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随后本章结合具体译例,对每一认知层级的内容做了详细分析,对拟构模式进行了论证。第五章为结束语,展望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的应用前景,并拟提出本课题后续的研究思路。总之,本文借鉴语块理论及认知翻译的相关研究成果,围绕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探讨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和翻译模式问题,拟构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规范中央文献中重要概念的翻译,推动中央文献翻译的自动化、机器化进程。
尹佳[10]（2019）在《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给予了密切关注。在国际交流日渐深化、国际传播渠道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传播既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关键信息来源,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取至关重要。对外传播以语言为纽带,以传播效果为宗旨,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文化与价值观的阐释及国家形象的建构,其形式以外宣翻译为主。因此,外宣翻译实践的成效关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对外宣翻译的研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外宣翻译,其中心词为翻译,但“外宣”一词既指出了中译外的方向,也明确了翻译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说,外宣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其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及动态性,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及发展是其传播目的是否实现的关键。我国外宣翻译虽然历经了迄今为止60余年的发展,但其研究体系还不够完善,局限于译本语言文字层面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不断尝试将翻译本体论的研究与边缘交叉学科进行融合,不仅关注翻译的语言层面,还注意到语言之外的因素,证明除了语言本身,制约翻译活动的文化与社会因素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在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学转向的过程中,其社会属性需要成熟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以研究其生产、传播、接受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翻译研究主要采用的各种研究视角中,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框架能够与外宣翻译研究产生紧密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关联;2)在话语与社会辩证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3)在权力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征与其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批评话语分析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外宣翻译要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视角引入外宣翻译研究可以更清晰地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本研究重点分析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所选语料为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及英译过程的相关材料。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既蕴含大量意识形态内容,又以实现译入语语境中的传播效果为要求,既讲求对原文的高度忠实,又要对读者的接受与反应给予关注,单纯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探索无法满足以上多维度的需求,传统的归化或异化策略无法适应话语与社会实践之间辩证的、动态的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对语料进行分析。从具体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在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三维分析框架（翻译-传播-社会实践综合框架）,从译本、翻译的传播实践以及翻译的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在这一框架中,第一维度为译本:涉及传播的信息内容,主要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元语言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第二维度为翻译的传播实践,包括翻译的生产、翻译的传播与翻译的接受;第三维度为翻译的社会实践,包括翻译与权力关系,翻译与社会身份,以及翻译与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审视外宣翻译,探索外宣翻译话语实践的传播属性。研究发现:1)以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审视外宣翻译,能够有效突破语言文字分析的局限性,凸显外宣翻译的社会实践性;2)外宣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传播实践过程,对赞助人、译者、传媒以及读者的多维度思考是一种主体间性意识,这反映出信息传播的交流、沟通与互动意义,对我国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3)话语传播的效果与传播者使用的话语策略密不可分,本研究从读者接受与读者反应的角度进行探索,丰富了外宣翻译的话语传播策略。
二、试论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语义模糊视角下汉韩翻译研究 ——以《唐诗三百首》韩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模糊语义学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模糊语义学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模糊语义学研究综述 |
| 三、模糊语义学与翻译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唐诗三百首》翻译研究综述 |
| 一、《唐诗三百首》翻译概况 |
| 二、《唐诗三百首》翻译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模糊语义学与翻译 |
| 第一节 模糊语义学概说 |
| 一、模糊语义学的研究对象 |
| 二、语义模糊性的产生根源 |
| 三、模糊语义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模糊语义学与翻译 |
| 一、模糊语义学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
| 二、翻译中模糊语义的显化和隐化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词汇、句子层面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第一节 词汇层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一、词汇层语义模糊汉韩翻译分析 |
| (一) 名词的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二) 数量词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三) 动词的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四) 形容词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五) 副词的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二、词汇层语义模糊转换策略 |
| (一) 词汇层语义模糊转换原则 |
| (二) 词汇层语义模糊汉韩翻译策略 |
| 第二节 句子层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一、句子层语义模糊汉韩翻译分析 |
| (一) 超常组合型 |
| (二) 想象联想型 |
| (三) 言外之意型 |
| (四) 动态变化型 |
| 二、句子层语义模糊转换策略 |
| (一) 句子层语义模糊转换原则 |
| (二) 句子层语义模糊汉韩翻译策略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文化层面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语义模糊汉韩翻译分析 |
| 一、历史文化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二、社会文化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三、生态文化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四、宗教文化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第二节 文化语义模糊汉韩翻译策略 |
| 一、异化译法 |
| 二、归化译法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修辞层面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第一节 修辞语义模糊汉韩翻译分析 |
| 一、比喻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二、夸张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三、拟人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四、用典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五、双关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六、借代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第二节 修辞语义模糊汉韩翻译策略 |
| 一、对等译法 |
| 二、变通译法 |
| 三、批注译法 |
| 四、点义译法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论 |
| 参引文献 |
| 附录一：《唐诗三百首》部分模糊词汇汉韩翻译对照表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期间出版教材目录 |
（2）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3）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 6.1.2 格律层面 |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 6.3.1 宗教文化 |
| 6.3.2 习俗文化 |
| 6.3.3 古希腊文化 |
| 6.3.4 工业文明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预期突破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领导人着作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1 《毛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2 《邓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3 《习谈》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2 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 |
| 2.2.1 《毛选》英译研究 |
| 2.2.2 《邓选》英译研究 |
| 2.2.3 《习谈》英译研究 |
| 2.3 话语视角下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对比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3.1 批评话语分析 |
| 3.2 翻译规范 |
| 3.2.1 翻译规范研究的源起 |
| 3.2.2 翻译规范的分类和涵盖范围 |
| 3.3 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契合之处 |
| 3.3.1 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 |
| 3.3.2 从语言到社会的研究视野 |
| 3.3.3 权力关系 |
| 3.3.4 意识形态 |
| 3.3.5 历史性 |
| 3.3.6 中介性 |
| 3.3.7 阐释性 |
| 3.3.8 小结:“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的理据 |
| 3.4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4.1 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 |
| 3.4.2 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3.4.3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 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1 标题语义信息的翻译方法 |
| 4.1.2 标题语法形式的处理策略 |
| 4.1.3 总结: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 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1 比喻简述 |
| 4.2.2 本研究中比喻的界定标准和翻译方法 |
| 4.2.3 比喻翻译方法统计和分析 |
| 4.2.4 总结: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 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1 共同词译法分类 |
| 4.3.2 分析 |
| 4.3.3 总结: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 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1 《毛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2 《邓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3 《习谈》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4 三部着作注释英译方法对比与分析 |
| 4.4.5 总结: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5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 |
| 5.1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机构规范 |
| 5.1.1 外文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2 中共中央编译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3 外文局和中共中央编译局机构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
| 5.2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外交规范 |
| 5.2.1 毛泽东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毛选》英译的影响 |
| 5.2.2 邓小平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邓选》英译的影响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政策及其对《习谈》英译的影响 |
| 5.3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伦理规范 |
| 5.3.1 作为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爱国伦理 |
| 5.3.2 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分析思路 |
| 5.3.3 三部译作的翻译伦理分析 |
| 5.4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意识形态规范 |
| 5.4.1 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2 权力关系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3 翻译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翻译规范秩序的话语分析 |
| 6.1 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及其变迁 |
| 6.1.1 《毛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2 《邓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3 《习谈》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2 翻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1 三部着作标题英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2 “正确”观念及其变迁的社会动因分析 |
| 6.3 翻译规范的约束力 |
| 6.3.1 翻译规范约束力的非绝对性 |
| 6.3.2 原语规范的减弱之势与相对于目的语规范的强势地位 |
| 6.3.3 具有最强约束力的国家利益伦理 |
| 6.4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两个“变”和两个“不变”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总结 |
| 7.2 结论 |
| 7.3 创新 |
| 7.4 启示 |
| 7.5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翻译中范畴转换的认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
| 1.1.2 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
| 1.1.3 范畴化与翻译研究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 |
| 1.4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语言学范式的嬗变与翻译研究 |
| 2.2.1 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
| 2.2.2 转换生成语法与翻译研究 |
| 2.2.3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
| 2.2.4 语用学与翻译研究 |
| 2.3 认知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
| 2.3.1 翻译的认知研究 |
| 2.3.2 认知翻译的知识图谱研究 |
| 2.3.3 认知翻译学 |
| 2.3.4 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
| 2.4 范畴化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
| 2.4.1 翻译语篇类型研究 |
| 2.4.2 翻译的基本问题研究 |
| 2.4.3 翻译实践研究 |
| 2.4.4 翻译过程中范畴对应现象研究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引言 |
| 3.2 经典范畴理论 |
| 3.2.1 经典范畴理论的主要内容 |
| 3.2.2 经典范畴理论存在的问题 |
| 3.3 原型范畴理论 |
| 3.3.1 原型范畴理论提出的背景 |
| 3.3.2 原型结构的特征 |
| 3.4 范畴化的层次 |
| 3.4.1 基本层次范畴 |
| 3.4.2 上位层次范畴 |
| 3.4.3 下位层次范畴 |
| 3.5 范畴的分类及其属性特征 |
| 3.6 小结 |
| 第4章 翻译的原型属性与范畴关系 |
| 4.1 引言 |
| 4.2 翻译范畴的原型属性 |
| 4.2.1 翻译的界定 |
| 4.2.2 翻译范畴的边界 |
| 4.2.3 翻译研究的话题 |
| 4.3 源语与目标语的范畴关系 |
| 4.3.1 范畴对等 |
| 4.3.2 范畴错位 |
| 4.3.3 范畴空缺 |
| 4.4 小结 |
| 第5章 翻译范畴转换的模式 |
| 5.1 引言 |
| 5.2 语言范畴转换模式 |
| 5.2.1 词类范畴转换 |
| 5.2.2 时体态范畴转换 |
| 5.2.3 句法范畴转换 |
| 5.2.4 语义范畴转换 |
| 5.2.5 语用范畴转换 |
| 5.2.6 文体范畴转换 |
| 5.3 非语言范畴转换模式 |
| 5.3.1 对等范畴转换 |
| 5.3.2 错位范畴转换 |
| 5.3.3 空缺范畴转换 |
| 5.4 小结 |
| 第6章 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基础及认知机制 |
| 6.1 引言 |
| 6.2 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基础 |
| 6.2.1 具身认知 |
| 6.2.2 文化模型 |
| 6.3 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机制 |
| 6.3.1 隐喻 |
| 6.3.2 转喻 |
| 6.3.3 象似性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研究发现和主要贡献 |
| 7.2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7）“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8）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学翻译的界定 |
| 2.2 审美选择的界定 |
| 2.3 文学翻译研究现状 |
| 2.4 20世纪中国译学界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1 “雅”的内涵:审美选择 |
| 2.4.2 “字神”“句神”:林语堂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3 保持“异国情调”:鲁迅“异化”审美选择观 |
| 2.4.4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雷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5 整体效果:焦菊隐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6 优化:许渊冲的审美选择观 |
| 2.5 小结 |
| 第3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影响要素论 |
| 3.1 外部要素 |
| 3.1.1 文化语境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1.2 读者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2 内部因素 |
| 3.2.1 译者翻译观念的影响 |
| 3.2.2 译者的审美倾向 |
| 3.3 小结 |
| 第4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论 |
| 4.1 言与意 |
| 4.1.1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
| 4.1.2 现代译学中的言意并重观 |
| 4.2 形与神 |
| 4.2.1 茅盾的“形神观” |
| 4.2.2 陈西滢与曾虚白的“形神”论 |
| 4.2.3 江枫“以形致神”的译诗观 |
| 4.2.4 互联互动:“形”与“神”的辩证关系 |
| 4.3 异与同 |
| 4.3.1 文化层面上的“异”与“同” |
| 4.3.2 翻译领域中的“异”与“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论 |
| 5.1 传统翻译审美原则 |
| 5.1.1 忠实与通顺原则 |
| 5.1.2 以“自然”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
| 5.2 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5.2.1 内容与形式统一 |
| 5.2.2 整体与部分统一 |
| 5.2.3 文本内语境与文本外语境相统一 |
| 5.3 小结 |
| 第6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方法论 |
| 6.1 翻译策略述 |
| 6.1.1 翻译策略描述 |
| 6.1.2 翻译策略特征 |
| 6.1.3 翻译策略分类 |
| 6.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策略 |
| 6.2.1 词汇层的翻译策略 |
| 6.2.2 句法层的翻译策略 |
| 6.2.3 语篇层的翻译策略 |
| 6.2.4 语体层的翻译策略 |
| 6.3 小结 |
| 第7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实例分析—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 |
| 7.1 译作审美选择环境 |
| 7.1.1 王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1.2 张、孙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 |
| 7.2.1 原作的艺术品质 |
| 7.2.2 译作的艺术品质 |
| 7.3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7.3.1 得体原则(Appropriacy) |
| 7.3.2 精确原则(Accuracy) |
| 7.3.3 经济原则(Economy) |
| 7.3.4 形象原则(Imagery) |
| 7.4 翻译审美选择方法—《傲慢与偏见》译例分析 |
| 7.4.1 精“译”求精,自然得体—词层的审美选择 |
| 7.4.2 以“变”求“信”,以“变”求美—句层的审美选择 |
| 7.4.3 整体观照,局部参照—语篇层的审美选择 |
| 7.4.4 用语得体,神形毕肖—语体层的审美选择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8.2 本研究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启示 |
| 8.3 本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
| 8.4 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鸣谢 |
（9）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任务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任务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语块研究的相关理论 |
| 1.3.2 语块理论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3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综述 |
| 1.4 研究价值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 |
| 2.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本体研究 |
| 2.1.1 语块的定义及分类 |
| 2.1.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界定 |
| 2.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提取 |
| 2.2.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识别原则 |
| 2.2.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提取的基本方法 |
| 2.3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 |
| 2.3.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过程 |
| 2.3.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序列层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翻译视角下的语块翻译 |
| 3.1 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
| 3.1.1 认知科学与翻译 |
| 3.1.2 认知视角下的翻译观 |
| 3.2 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 |
| 3.2.1 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过程 |
| 3.2.2 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 |
| 4.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构图 |
| 4.1.1 翻译理论模式 |
| 4.1.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图 |
| 4.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阐释 |
| 4.2.1 语言符号认知 |
| 4.2.2 逻辑思维认知 |
| 4.2.3 主体间性认知 |
| 4.2.4 社会文化认知 |
| 4.2.5 语境关系认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的应用前景 |
| 5.2 全文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主要参考词典 |
| Реферат |
| 附录Ⅰ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中俄对照表 |
| 附录Ⅱ NLPIR汉语分词词性标记对照表 |
| 附录Ⅲ 汉语分词词性标注示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10）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点难点及预期突破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宣翻译研究现状 |
| 2.1.1 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的区别 |
| 2.1.2 外宣翻译的概念及其内涵 |
| 2.1.3 外宣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2.2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外宣翻译 |
| 2.2.1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与代表性理论 |
| 2.2.2 外宣翻译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关联 |
| 2.2.3 采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的翻译研究成果 |
| 2.3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翻译研究 |
| 2.3.1 政府工作报告的定义 |
| 2.3.2 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结构及语言特点 |
| 2.3.3 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及相关研究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及观察语料 |
| 3.1 外宣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 |
| 3.2 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 |
| 3.3 翻译-传播-社会实践综合框架下的外宣翻译过程 |
| 3.4 观察语料——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及英译过程的相关材料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译本对原文本元语言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1 概念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2 人际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3 语篇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外宣翻译的传播实践 |
| 5.1 翻译的生产 |
| 5.1.1 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 |
| 5.1.2 外宣翻译的主体间性 |
| 5.1.3 译者对外宣翻译互文性的实践 |
| 5.2 翻译的传播 |
| 5.2.1 外宣翻译的传播机制 |
| 5.2.2 译者的把关人作用 |
| 5.3 翻译的接受 |
| 5.3.1 外宣翻译的读者研究 |
| 5.3.2 外宣翻译的读者关照 |
| 5.3.3 外宣翻译的读者反应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外宣翻译的社会实践 |
| 6.1 外宣翻译与权力关系之关联 |
| 6.2 外宣翻译与社会身份之关联 |
| 6.3 外宣翻译与文化价值及意识形态之关联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讨论 |
| 7.1 译本与翻译传播实践之关联 |
| 7.2 翻译传播实践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
| 7.3 译本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
| 8.2 本研究的发现及创新之处 |
| 8.3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四、试论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语义模糊视角下汉韩翻译研究 ——以《唐诗三百首》韩译本为例[D]. 张文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3]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4]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D]. 陈勇.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12)
- [5]翻译中范畴转换的认知研究[D]. 余平. 西南大学, 2020(05)
- [6]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7]“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D]. 李智. 西南大学, 2019(05)
- [9]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D]. 康喆文.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 [10]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D]. 尹佳.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