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

一、粮食流通格局有改变（论文文献综述）

张翔^[1]（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于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面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者逐渐分离并相互对立,农业雇佣工人既是土地的实际经营者,也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但其能得到的仅是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大部分剩余产品则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攫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所取得的报酬是通过参与剩余价值分割实现的,资本主义地租正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从农业资本家那里分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它的存在反映了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地租不合理性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前提,要改变劳动者备受剥削的处境,就必须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国有化、农业合作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究竟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又为此创立了土地革命理论,把合理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实现工农联盟的纽带,把工农联盟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横向的比较了欧美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制度与东方国家土地制度的差异,提出不同国家要依据国情选择合适的土地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上考察了土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其整体性之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影响深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推进和深化的过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52年底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适时实施分阶段的土地政策,成功开展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随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在农村则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把农民土地私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为尽快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状况,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农村普遍实行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统归公社调配与使用,农民实际上丧失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在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管理体制实际是生产关系超常规的变革,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我国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最初探索仍旧是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入手,探索适合国情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生产积极性显着提高,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趋势,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针对农村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使承包权继续担负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责,这样仅承担财产功能的经营权就可以“轻装上阵”进入市场自由流转,从而兼顾了保障农户土地权益与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双重需求,细化并明确了承包农户与实际经营者的产权关系,为土地规模化经营扫清了障碍,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的良性互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不论遇到何种困难,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坚持不懈的探索,积极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实现了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自觉与实践探索的与时俱进。本文主要分为五章内容,聚焦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萌芽、形成、完善、后续实践与发展整个历史进程,通过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深入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整体性及其内在逻辑,详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后续的实践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充分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现阶段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启示。各章内容简述如下:第一章具体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小块土地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两极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日益觉醒,开始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了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继承国民经济学家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和19世纪欧洲自然社会科学领域其他杰出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土地思想。第二章全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在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土地相关的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渐发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历经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四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必要通过土地国有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并依据所处的历史条件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明确的土地纲领、建立工农联盟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牢牢掌握国家政权。地租理论、土地国有化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继承、实践与发展。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列宁立足基本国情制定并实施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纲领和革命策略,在苏俄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适时推进苏俄的工农联盟从政治军事联盟向经济联盟转变;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土地纲领时应坚持策略性与原则性的辩证统一、用灵活的土地政策服务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现实需要,进而争取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和参与。他还针对中国等东方国家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土地问题理论,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土地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土地革命实践施加了重要影响。第四章主要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土地思想,进一步提出土地纲领和政策不是僵化的和一成不变的,应依据现实革命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先通过土地改革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再分阶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在我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努力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理论研究重要的是回应现实问题的解决。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土地占有情况和土地关系的稳定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社会阶级和利益结构的均衡性与稳定性,进而决定了统治阶级政权的巩固程度,因此土地问题是任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前我国的土地问题集中体现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所面临的三对矛盾: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产权明晰的矛盾,二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三是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要推动这些矛盾的合理解决,需要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基础上,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和建立土地资产的良性运营格局,在因时因地持续改革中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土地制度。

吴昊^[2]（2020）在《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得到大幅增长,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粮食生产却面临着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不利因素,我国的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储备作为承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蓄水池”,具有以丰补歉、调节粮食市场的重要功能,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对“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粮食储备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年之前,我国政府的粮食储备任务主要由中央承担。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并规定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粮食的专项储备任务,地方粮食储备的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但各地方政府对粮食储备的态度相当消极,挪用储备资金、帐实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储粮）代表中央行使粮食储备职能,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制度。中储粮成立之后,中央并没有规定地方可以不储备粮食,而是明确要求“产区保持三个月销量,销区保持六个月销量”的储备规模。但事实上地方在粮食储备上更加依赖中央,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储备规模,中央几乎完全承担了粮食储备任务。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最大的好处是把粮食储备落到了实处,中央抓到了粮食,可保证在关键时候能调得动粮食,中央粮食储备在稳定粮食市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维护种粮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代表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我国的粮食储备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本文主要围绕“政府为什么要储备粮食——粮食储备仅由中央承担存在什么问题——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构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对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进行研究。全文除了导论、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为四个时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主要探讨各个时期粮食储备制度实施的背景、具体做法、主要问题与成效,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粮食储备中承担的责任。在粮食自由购销、粮食统购统销与粮食流通双轨制两个时期,中央政府主要承担了粮食储备的责任,同时中央也积极鼓励地方储备粮食;在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粮食储备责任;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粮食储备制度后,我国的粮食储备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由于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2014年国务院又出台文件强调切实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从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历程不难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角色。第二,从粮食储备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粮食储备在发挥稳定粮食市场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我国的粮食储备主体还包括农户和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不具有平抑粮食市场的功能,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也不能代替政府的储备,因此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应承担起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第三,对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代理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管理层级太多的问题,二是粮食储备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三是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问题。中储粮实行的“总公司—分公司—直属库”的多层级组织结构既增加了激励成本,又增加了监督成本。中储粮的直属库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布点较少,当非主产区一旦发生某种危机导致粮食紧缺时,粮食的调运将对我国的运输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中储粮不断利用其手中掌握的粮食资源拓展经营业务,使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一方面增加中央的激励成本,另一方面使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使中央承担了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粮食储备职能,然而这种粮食储备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仍然应该回到由地方承担,我国应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分级粮食储备体系。第四,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是我国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对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储备责任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基础。统计数据表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支出仅占全国粮食储备支出的29%,证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非常低。总体而言,常住人口规模、城镇人口比重和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交通状况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文对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对粮食主产区来说,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常住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着;对主销区及产销平衡区来说,常住人口规模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粮食产量的影响不显着。此外,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还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一个地区愿意多储备粮食,则其邻近地区也愿意多储备粮食,反之反是。政府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及其外部性可能是导致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存在空间自相关的重要原因。第五,构建粮食分级储备的基本思路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设立专门从事粮食经营的国有粮食企业接管中储粮的粮食经营业务、设立粮食储备基金和加强对粮食储备的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并从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的法制建设、完善各层级粮食储备的协同运行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加强粮食储备领域的科研投入和多渠道筹集粮食储备资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创新:第一,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政府应该为粮食储备承担责任,但是并没有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本文论述了粮食储备在发挥平抑粮食价格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见4.3）,并进一步论述了农户和企业不能代替政府粮食储备的原因（见4.4.2）,从而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政府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见4.3.2）。第二,运用博弈理论和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储粮存在的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后果进行了理论阐释。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中储粮存在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储粮的管理层级太多会导致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增加的后果（见5.1.2）,运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的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会导致中央对中储粮的激励成本增加和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的后果（见5.2.2）第三,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地方政府缺少粮食储备的意愿,但是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缺少实证研究。本文以地方政府的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衡量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见6.1.1、6.1.2、6.1.3）,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因素（见6.3.4）。

才正^[3]（2019）在《消费升级背景下供应链动态能力对农业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的食物供应资源需求更加多样化,对食品安全的需求更加迫切,消费升级趋势成为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导向,使得农业企业的外部环境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环境的动荡变化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模式由静态竞争演变成为动态竞争,态势逐渐由企业之间转向供应链之间,供应链能力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因此,农业企业必须动态地感知机会、把握机会、重构资源,形成一定的供应链动态能力去适应复杂的竞争环境。将企业战略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供应链动态能力理论引入农业企业绩效管理领域,其目的在于解决农业企业在消费升级环境下,因供应链能力丧失而竞争乏力的问题。通过宏观环境分析结合理论得出农业企业外部环境特征模型,再对农业企业供应链动态能力进行了识别和建构,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供应链动态能力对农业企业绩效提升的功效和作用路径进行了验证和确立,在此基础上,对农业企业的供应链动态能力,提出培育机制和提升路径,具有积极意义在于构建了新的战略分析工具和理论应用的扩展。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分析消费升级下农业企业外部环境特征和演进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消费升级环境构成的界定,逐层解析并建构消费升级环境的动态特征模型。（2）以供应链动态能力的可操作性以及对企业绩效的综合提升作用为出发点,分析供应链动态能力同质性和异质性,构建农业企业供应链动态能力的概念模型。（3）通过获取多家核心农业企业的供应链表现数据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农业企业供应链动态能力的维度进行识别和建构,并加以验证。（4）选取浙江、山东、辽宁省等（国省市级政府评价模式）样本企业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供应链动态能力功效和作用路径进行验证和确立。以证明有效于提升农业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最终得以确立供应链动态能力的构建具有实际意义。（5）通过对已确立的农业企业供应链动态能力的作用路径与实际功效,分析并得出农业企业供应链动态能力的培育和提升机制。本文应用结构方程建模和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采用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消费升级的动态特征体现为复杂性、不确定性、敏捷性和新颖性,分布在农业企业竞争基础、供应链价值网络、农业企业核心价值活动、农产品和服务层面。（2）农业企业供应链动态能力概念模型,包括供应链学习创新能力、供应链战略协调能力、供应链商业模式再造能力和供应链业务流程优化能力,表现为一系列独特的组织流程。（3）“消费升级环境—供应链动态能力—农业企业绩效”互动关系研究表明,消费升级环境对于农业企业绩效具有驱动作用。进一步地检验了二者的内在作用机制,发现农业企业供应链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体现在在环境动态性和企业绩效之间。具体上,供应链动态能力各维度都对农业企业长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供应链战略协调能力对农业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最为显着。（4）农业企业供应链动态能力的生成途径也很丰富,其中包括了匹配机制、组织机制、学习机制和动力机制四方面。其中,通过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培养,学习型组织的构建、农业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企业技术核心知识的保护等几个方面进行企业供应链动态能力的提升。综上,本文以理论驱动和现实问题为背景,深入剖析了消费升级环境、供应链动态能力与农业企业绩效的作用关系,取得一定理论成果,主要创新点有以下三方面:（1）开发农业企业供应链动态能力的概念框架以及测量表,通过深入具体的管理情境,通过企业实际数据的收集来进行相应的研究,提供相关的企业供应链动态能力的理论知识,对于传统的供应链静态管理研究而言有所拓展,使文章的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基于消费升级外部环境特征和嵌入视角,以此来验证供应链动态能力对于企业绩效的长期驱动提升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培育机制和发展途径。（3）本研究通过分析国内核心农业集团或企业的供应链动态能力和特点,对我国农业企业的供应链动态管理能力建设提出相应对策,这有助于补充以往研究多是关于农业供应链的静态发展模式及政策建议方面,而对以核心企业供应链动态管理能力研究方面稍显不足的局面。

公丕宏^[4]（2019）在《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时间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从时间维度看,集中体现为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从空间维度看,表现出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态势与不充分状态。本文旨在从空间维度研究中国经济格局演化,基于对经济空间的几何解析,结合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具体形态,从散点尺度研究乡村、从节点簇尺度研究城市群、从轴线尺度研究基础设施、从域面尺度研究区域、从立体尺度研究海洋,运用科学隐喻与归纳综合的方法,提出中国五度经济空间场,作为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顶层设计。第一部分是理论准备。首先对经济空间演化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系统梳理国内、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理论,立足研究现状,确立理论逻辑基点,在明确研究对象、主体框架的基础上,从空间几何要素切入,解析经济空间要素,基于对场理论的科学隐喻,形成经济空间场理论。运用经济空间理论分析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构成,构建以乡村演化散点、城市群演化节点簇、基础设施演化轴线、区域演化域面、海洋演化立体为主体的五维经济空间分析框架,提出建设以经济空间势、经济空间熵、经济空间流、经济空间集、经济空间域为变量的五度经济空间场。第二部分是中国经济空间的多尺度分析。乡村散点、城市群节点簇构成了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微观支撑,从乡村经济空间的演变轨迹出发,研究乡村经济空间演化的特征与系统,分析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基于对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的分析,进一步总结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规律;基础设施作为经济空间演化的轴线,拓展了演化的地理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推进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乡村经济的通道优化;从区域经济空间演化视角来看,四大板块呈现出点线网面的演化态势,京津冀网络型演化、长江经济带联通演化、“一带一路”开放演化正在重塑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海洋经济空间立体演化的两大支撑是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第三部分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出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对策建议。把中国经济空间与经济空间场理论相结合,依据五度经济空间场的作用机理,把增强经济空间势、降低经济空间熵、加大经济空间流、丰富经济空间集、拓展经济空间域,作为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实践进路,从提升城市群经济空间势能、降低乡村经济空间熵值两个维度,持续强化城乡经济空间的微观支撑,促进区域经济空间的中观融联,推进陆域、海洋经济空间的宏观统筹。以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现代信息传输体系构建泛在高效的基础设施空间,持续增大经济空间流,贯通微观支撑、中观融联、宏观统筹。第四部分结语,对论文的可能创新点进行简要归纳,主要是构建了五维经济空间分析框架,得出了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的规律,提出了建设中国五度经济空间场的理论与进路,使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历史与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逻辑辩证统一。最后对论文的有待完善之处进行了总结,指出定量分析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与方向。

李鼎^[5]（2019）在《民国时期高雷地区商贸地理研究（1927-1945） ——以商品销售、商品运输和市场发展为中心》文中指出1927年以前,军阀割据、土匪横行对高雷地区商品经济造成巨大破坏。1927-1937年,广东政局稳定,政府积极的经济政策,使得本区商品经济平稳发展。抗战初期,本区有着繁荣的过境贸易,但总体而言,抗战给本区商品经济造成巨大破坏。从本区各县商品的流通格局来看,各种农、工业品主要在本县圩市和城镇商业中心或邻县销售,剩余产品则多运到梅菉、水东、安铺、雷州港等港口集散转运到广州湾、香港、澳门、广州、广西、海南等地销售。本区最大的输出商品是蒲包,在雷州港或广州湾集散,再运至港澳地区转口到台湾和日本等国内外市场,该商品受国际市场影响最大。其次是食糖,主销广州、上海、香港、江门、琼州、北海等地。战前高雷地区进口的工业品较少,1939年,抗日战火烧至广东,高雷地区偏安一隅,成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的物资转运通道。当时由高雷地区运入国内腹地的进口货物主要是:汽油、润滑油、自行车、机动车、汽车零件、轮胎、棉纱、棉布、棉织品、西药、书籍、化学药品等,都是战时必需品。内陆交通主要依靠河流,鉴江主要是沟通高州内部的商贸运输,九洲江和信宜珠江水系商路则促进了本区与今广西的贸易往来。通过水东、安铺、黄坡和雷州港等港口的内联外接实现与广州湾、香港、澳门、广州、广西、海南等地通商贸易。抗战时期,高雷地区过境贸易发达,商路因此拓展到了整个大西南以及粤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的物资转运通道。商路交通影响到了市场的分布,鉴江和九洲江沿岸便是圩市集中之地,雷州半岛圩市则多在沿海、公路交通线分布。部分圩市如茂名石鼓、公馆和徐闻乌石等核心圩市商业繁盛,成为方圆百里的商品集散转运中心。这一时期县治城镇商业中心发展缓慢,水东、梅菉、安铺、雷州港等沿江、沿海港口商业中心则发展迅速,这些港口城镇都有许多经营商品出口的代理机构,负责本区商品的输入和输出。高雷地区受邻近广州湾口岸辐射影响最大。由于自然地理、商品生产不发达和交通不便等原因,民国时期本区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商业中心。

陈海龙^[6]（2014）在《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研究（1757-1822）》文中研究说明对历史时期东亚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很多理论。相比之下,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历史的研究理路比较单一。本文试图将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主题引入到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的研究中去。哈萨克汗国和清朝之间存在的朝贡关系。然而,哈萨克汗国向清朝朝贡的目的有扩大游牧地、出兵中亚、汗位继承等,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贸易。甚至可以说,贸易是哈萨克使人进京城觐见清朝皇帝之举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对清朝而言,进贡物品和赏赐所构成的经济行为,并没有太大的经济收益。本文所言的“贸易”,乃是指边境互市贸易。清朝收复新疆后,倾力打造新疆的交通体系,保证物资流动的畅通。这个交通体系将新疆各城相连,各城的互动性增加。主要的经济中心都经由官道相衔接。清朝和哈萨克汗国在新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鲁木齐等地开展贸易。当这几个地区被开辟为贸易地点时,当地的交通还不完善,交通体系对这种贸易格局形成并不起源层面的影响,但是对于贸易行为以及贸易格局的维持贡献很大。这几个地点成为贸易所在地的原因各不相同。他们的地理位置都在天山以北,这就形成了清朝—哈萨克汗国整体的贸易格局。其他中亚民族集中在伊犁及南疆开展贸易,形成了另一种格局。两个格局南北呼应。伊犁成为清朝与中亚民族贸易的中心。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格局的形成,与清朝官方应对哈萨克开辟南疆市场之举,以及清朝内部关于中亚民族在新疆开展贸易格局的大讨论相关。清朝构建了边疆贸易格局,同时也建立了与之相的商品运输和流通机制。清朝与哈萨克开展贸易的大宗商品是丝绸、布匹、茶叶。然而贸易中的其它商品较少,尤其是北方比较繁盛的皮毛。丝绸来源地依靠依靠内地的供给,供给地区基本上要向中央进贡丝绸之地。布匹则不同,内地的供给仅是解燃眉之急。清朝从贸易中获得的商品多是马牛羊等牲畜,马匹除了供给新疆本地使用外,还调拨到内地使用,只是更多是限于甘肃地区。清朝—哈萨克汗国边境贸易仍然是传统的草原—农耕互补性质。清朝利用自身的优势构建了贸易格局,然而优势最后变成了劣势。当哈萨克商队不能开辟新的市场,又无法改变低价格交易时,就采取减少交易额和用低等牲畜进行对冲。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对新疆的社会经济具有重大的影响。清朝将从贸易中获得的牲畜,或用于屯田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或投如牧厂促进新疆畜牧业的发展。这些都将有利于清朝更好的控制机新疆。清朝从开始之初,就可能从政治角度看待与哈萨克的贸易。即使如此,贸易还是带来了一些收益。从财政角度看,清朝官方试图将哈萨克固着在这种格局中,从而保证能够源源不断的获得低廉的哈萨克商品,可以节省财政支出。更为重要的是,清朝官方对哈萨克提供马匹等战略商品产生了相对依赖性。

章建^[7]（2013）在《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作为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力量，铁路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对于社会经济增长、社会风气演变等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同样，晚清末季铁路传入中国后，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铁路也担当了促进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角色。近代安徽是中国东南的重要省份，物产丰富，农产品等大宗物品的外销迫切需要有能沟通南北、连接口岸与广大腹地的便捷运输通道，这种对于近代交通方式的诉求成为了推动铁路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铁路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自1912年津浦铁路首通，到20世纪30年代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在安徽初步形成了一个铁路运输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安徽交通格局仅以东西向的水运为主，而缺乏连通南北重要孔道的局面。在铁路以及水运等交通方式的共同努力之下，近代安徽的运输局面为之一新，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变迁步伐。具体而言，由于铁路的贯通和大量促进运输的政策的推行，首先使得广大铁路沿线地区以及接受铁路影响的“腹地”农村，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进而出现了连片的规模化经验模式，使得以小麦、水稻、茶叶、烟草等为代表的农作物在满足农民自我消费的同时，商品化趋势发展明显。其次，铁路的运营对于工业品由沿海输入内地、由城市输入农村建构了便捷的通道，在此影响下近代安徽的工业艰难起步，同时亦通过铁路运输的作用，拥有丰富煤、铁矿藏的安徽成为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煤炭、铁矿石供应基地之一，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再次，在铁路运营的影响下，近代安徽的城市化步伐加快，不仅出现了火车带来的城市，而且铁路沿线城镇的近代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发轫于清代的安徽省会之“争”又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铁路成为了省会确立的必要条件。第四，铁路的建成，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风气的流变，正是通过铁路这一近代交通工具，架起了安徽腹地与口岸联系的桥梁，近代旅游业逐步萌发、近代城市生活方式开始起步，社会发展呈现出外向与开放的姿态。然而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种由于铁路的贯通而带来的进步，犹如星星之火，在积淀已深的传统社会中尚未形成燎原之势，就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生活在乡村的众多人们而言，社会经济变迁对他们生活影响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对于铁路在近代社会中的革命作用要有充分而适度的估计。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存在之于近代安徽的经济社会变迁，不仅是一种推动力量，更是一种促进变迁的必要条件，假以时日，必能产生类似“耦合”的充分效应，而这已被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实所证明。

符必春^[8]（2013）在《民国时期四川区域物流地理（1912-1945）》文中研究说明历史物流地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具体物产运销,缺乏历史物流地理理论和民国时期四川区域物流地理的研究。本文对历史物流地理理论作了初步的探索,研究了民国时期22种物产在四川五大自然地理单元的物流空间格局、空间变迁、空间区域差异与民国时期四川区域物流地理特征、物流空间格局形成因素、物流空间格局社会影响等主要内容。历史物流地理是研究在人类经济活动支配下的历史时期,物资的空间流动状态及影响流动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属于历史经济地理范畴；历史物流地理与现代物流地理研究有差异性,历史物流地理理论的构建及研究内容不能照搬照抄现代物流地理的研究成果,历史物流地理坚持以“物”为中心,突出物流与环境、物流空间范围、物流流向、物流空间变迁、物流区域差异、物流空间格局形成原因及物流空间格局带来的社会影响等主要研究内容。民国四川物流空间范围,在川内涉及所有县市；省外覆盖了当时台湾以外的全国各省；国际上有十多个国家,遍及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亚洲。四川是多地貌区,根据自然地貌差异有盆西平原区、盆中丘陵区、盆周山地区、川西南山地区和川西北高原区五大自然区域,民国四川物流空间格局有区域差异；同时,民国四川物流空间格局的阶段性特征明显。物流中心分布及区域差异。民国时期四川物流中心有92个,沿江沿河有雅安、泸定、西昌、成都市、金堂、金堂赵家渡、温江、德阳、新津、灌县、眉山、夹江、洪雅、乐山、犍为、简阳、简阳石桥镇、资阳、威远、自贡、资中、内江、富顺、江油中坝、盐亭、绵阳、中江、三台、射洪、射洪太和镇、遂宁、巴中、达县、渠县三汇镇、广安、南部、阆中、蓬安、南充、合川、江北、宜宾、泸县、合江、江津、重庆、巴县、广元、万源、长寿、涪陵、万县、云阳、奉节、巫山大宁、巫溪、綦江、黔江、彭水、叙永等60个。从各自然区物流中心总数看,由多到少依次为盆中丘陵区、盆周山地区、盆西平原区、川西北高原区和川西南山地区；从各自然区物流中心分布密度看,由高到低依次为盆中丘陵区、盆西平原区、盆周山地区、川西南山地区和川西北高原区。民国时期四川物流中心主要分布在丘陵区、平原区和盆周山地区,其中川江及支流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主流、渠江的沿江城市是物流中心分布集中地;成都、重庆成川西、川东最大物流集散中心。物流流向及区域差异。（1）省内物流流向。川江及五大支流沿江城市物流发达,丘陵区是各沿江城市物流输入、输出的中心区域,盆周山地区是嘉陵江主流、川江沿江城市物流输入、输出及岷江、沱江沿江城市物流输出的主要区域,平原区是岷江沿江城市物流来源、沱江沿江城市物流输出的主要区域,高原区是涪江沿江城市物流来源、沱江沿江城市物流输出的主要区域,西南山地区是岷江沿江城市物流输出的主要区域;自然区之间物流的流动,主要有平原区流向丘陵区,丘陵区流向平原区、盆周山地区,盆周山地区流向丘陵区。（2）省际物流流向。从四川输出的物产种类及供给地多寡看,四川物产以输向邻省云贵、陕甘、湘鄂为主,川西北、川北主要输往陕甘青,平原区主要输往陕西、云贵,川南主要输往云贵,西南山地区主要输往云南,岷江、沱江、川江一线主要输往两湖,岷江犍为、乐山输往陕西,沱江-川江部分城市输往陕甘,川东南山地区主要输往贵州、湖南；输往非邻省份,除部分省份靠驿运、公路运输到达外,如新疆等地,而大部份省份,抗战前主要经由川江及五大支流在沿江城市集散而下运重庆、万县集汇出口,出川物资沿长江水运或长江水运加陆运运销各地,抗战爆发以后,航运受阻,沿江东运到非邻省份的物资几乎中断。四川输入物产,邻省物产主要输往川内相应邻近物流中心集散输出,长江中下游省份物产则沿江上运到重庆、万县集散后输出。（3）国际物流流向。四川输往国外的物产主要是土特产,抗战爆发以前,集中重庆、万县的物产沿长江运销欧美部分国家、日本、南洋、南非联邦、新西兰,集中宜宾的出口物产陆路运销苏联及印度；抗战后,集中重庆、宜宾的物产经过云贵、越南、缅甸、印度等地转销欧美。民国四川战乱不断,出川物流的空间范围、流向发生变化,物流空间格局呈现出阶段性特征,（1）“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销场缩小。“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前,四川夏布、榨菜、药材、纸行销东北等地；事变发生后,日丝控制东北市,夏布贸易在东北停止,朝鲜滞销,关外销场丧失。四川的榨菜、药材、纸在东北仍有一定市场,它们由四川沿长江输往上海转运。（2）抗战爆发以后,长江航运受阻,沿江东运出口物资转向西南、西北出口。抗战爆发以前,四川物产运销全国各地（除台湾）和世界各大洲,输往中东部、东北省份及国外的物产通常先集中重庆、万县两地,然后沿长江下运而出。四川的桐油、猪毛猪鬃、牛皮、羊毛羊皮及部分药材运销国外：一是由川北、川西、川南及川东部分县集中重庆直运出川,一是由长江上游部分县市和川东的万县、涪陵、长寿、丰都、忠县、石柱、云阳、奉节、巫山、巫溪、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开江、开县、达县等地运往万县转出口。抗战爆发初期,东部沿海封锁,四川运销国外的桐油、猪毛猪鬃、牛羊皮在汉口改用火车运香港出口；随着抗战形势严峻,宜昌、沙市失守,四川在东北、东中部的销场大部分失掉,西南、西北国际交通线打通,四川出口物资由此输出。四川西南山地、川南部分地方的物产由宜宾、泸县转云贵出口欧美外,其余地方的四川物产都集中重庆转西南出口欧美,万县由出口市场变为集散中心,集中万县的物产也转重庆运出,而万县物产其来源主要限于下川东,川东其余地方多与重庆发生直接运销关系,在1938年国民政府实行统制政策后,出口换汇的猪毛猪鬃、牛羊皮则由重庆统一起运经西南出口：而英美等援华物资由滇缅输入国内。西北国际交通线穿越川、陕、甘、新达苏联,四川和苏联物资经此通道流动。民国四川物流空间格局的层级结构。在民国时期,重庆、成都是川东、川西两个最大的消费城市,重庆、万县是四川的两大对外商埠,灌县处于平原区通往川西北高原区的交通枢纽地位,整个四川形成以成都、重庆、万县、灌县四个中心为主的独特物流空间层级结构体系。民国时期四川物流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因素。（1）资源禀赋。民国所产物产主要集中在丘陵区、平原区、盆周山地区,而西南山地区、西北高原区相对较少,以此物产为基础,高原区、西南山地区的物流活动不如其它自然区频繁,物产输出的种类不多,有的数量也不大,高原区向外输出物产主要有药材、牛皮、羊皮羊毛等3种,西南山地区主要有药材、猪毛两种；而平原区、丘陵区、山地区的物流活动频繁,物产输出种类、数量都较多,平原区向外输出的主要物产有稻米、菜油菜籽、烟叶、茶叶、药材、蚕丝、猪毛猪鬃、牛皮、羊皮羊毛、糖、酒、布绸等12种,丘陵区向外输出的主要物产有稻米、柑橘、烟叶、茶叶、药材、棉花、蚕丝、榨菜、桐油、猪毛猪鬃、牛皮、羊皮、煤炭、铁、盐、糖、酒、布绸、纸等19种,盆周山地向外输出的主要物产有柑橘、茶叶、药材、榨菜、桐油、猪毛猪鬃、牛皮、羊皮、煤炭、铁、盐、布绸、纸等13种。（2）交通条件。从五大自然区的交通环境看,盆中丘陵区、平原区及盆周山地的东部、南部区水路通达,西高原区、西南山地区水运较差；陆路通达区域主要在盆西平原区、盆中丘陵区,其次为盆周山地区,而西南山地区、西北高原区相当差；国内国际航空线始终以重庆为中心。盆中丘陵区、盆西平原区交通条件较好,有利于物流经济活动展开,其次为盆周山地区,而西北高原区、西南山地区交通条件差,不利于物流经济活动的进行。成都、重庆水陆空交通发达,成为川西、川东两个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川江、川江五大支流及其它们的小河通过有利的水运条件带来了物流的发达。（3）人口因素。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物流越发达,活动越频繁。从人口密度来看,由高到低依次为盆西平原区、盆中丘陵区、盆周山地区,最后为西北高原区、西南山地区,而四川物流活动最频繁的是平原区、丘陵区,其次为盆周山地区,最后为高原区、西南山地区。民国城市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重庆、成都,物流最发达,有谷米、小麦、菜油菜籽、柑橘、茶叶、煤炭、盐、糖、酒、布绸、纸等11种消费品输往重庆、成都。（4）战争与战时政府政策。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粮食的田赋征实措施,对猪鬃、牛皮、羊皮羊毛等的统制政策,抗战时期开辟公路、中印航空的“驼峰运输线”和恢复发展驿运,这些促使民国四川物流范围、流向发生变化。（5）运输成本、税收、物产价格等经济因素。公路、航空运输成本较高,主要运输军需物资；而大宗货物米谷、桐油、烟叶、猪鬃、牛皮、羊皮等多选择费用低的水运。重庆进口转销外省的棉纱因税收多有改道。重庆米谷价格比来源地高,成为最大的米谷消费和集聚中心；黔江桐油因价格、成都猪毛猪鬃生货因人工成本而改变物流流向。民国时期四川物流空间格局解决了物资供需矛盾及社会需求,促进了沿江城市发展,适应了对外贸易需要,推动了国内经济发展,满足了战时需要。

杨志平^[9]（2012）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突破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我国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已久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迸发出无限的生机活力。我国的经济在三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高效活力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得到了释放,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市场机制活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为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等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也日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不断变革的伟大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论文试图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飞跃过程,关注历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形成与发展历程、具体体制创新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历史经验、时代价值等,考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思考过程,通过对分析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的丰富内涵,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历史经验和时代价值,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辩证关系。论文将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突破和创新,分析其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贡献。论文主体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导论,主要从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价值,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创新之处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是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基础,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逻辑起点,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革的实践基础。第三章,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主要历程：.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通过对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创新,引领体制创新经历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攻坚阶段、完善阶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章至第九章,从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对外贸易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市场经济具体体制变革的内涵。第十章,系统总结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时代价值。根据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研究其经济学方面的时代价值,深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探索、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启示,论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总结与阐述有如下创新之处：第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这一选题的新意在于论文作者并非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思想单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联系,而是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贯穿于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体制探索的全过程,以为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思想基础为目标进行研究。第二,以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是集中在对某一位领导人如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分析、概括,或是侧重对某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多,种类丰富。而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甚少，本论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寻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思想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方面的一脉相承性,深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历史启示。第三,从作者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来看,大多都集中在从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研究各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报告、讲话精神,而本论文作者则主要从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对外开放与外贸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辛历程、时代价值,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不仅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和政策思想相结合的方法,而且更加注重经验分析和规范分析。

高福美^[10]（2010）在《清代沿海贸易与天津商业的发展》文中提出天津的前身为直沽寨,明代永乐元年设天津卫,成为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清代天津撤卫设州,后又设府。清初解除海禁之后,天津的商货运输渠道除运河之外,新增海路运道。清代中期之后,运河逐渐衰落,海路逐渐成为天津贸易最大宗来源。开埠之前天津沿海贸易主要包括渤海湾内的粮豆贸易以及闽粤、江浙地区的长途贸易。开埠之后,天津被纳入到国际贸易市场范围,轮船贸易与帆船贸易均得到较大发展,逐步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清代天津沿海贸易的发展从税关征收情况亦可得到印证。天津相继设有常关和海关三处,常关为天津关及征收海税的机构。天津关设立之后即显示了较强的税收能力,在乾隆中期税额最高。清代初期,海税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小税种,税额相当有限。嘉庆年间,因海税税收不断增长,清政府将其纳入中央管辖,定额四万两,实征税额在嘉庆年间最高。常关税收总计,从清初至嘉道年间,税收由十万余两增长到十三、四万两左右。1901年常关归由海关兼管,天津常关税额呈现急遽增加态势,税额高达一百余万两。清末天津开埠之后,为征收洋船贸易,于天津新设津海关。自设立初期以至清末,津海关税额不断增长,由初期的30万余两,到清末增至80余万两。1901年海关兼管常关,海、常税额合计高达二、三百万两。根据计算可知,清代前中期,天津常关税收中,海上贸易份额占一半左右,每年大概有五、六万两的税额来自海路贸易；嘉道年间已占三分之二左右,税额为九、十万两左右。咸丰年间漕粮改由海运之后,天津常关税收基本来自海路,合计天津海上贸易所纳税额则在十三、四万两左右。1861年天津海关成立之后,天津海上贸易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合计天津每年的海路商货贸易税额自七、八十万两至几百万两不等。开埠之前,天津关主要以闽广、江浙等地商货为征税来源。开埠之后,经由津海关进口商货主要分为两类：进口洋货和进口土货,其中洋货以鸦片、羽毛等为主,土货则仍以糖、茶叶等大宗。出口商货以皮毛、药材、草帽辫等商货为大宗。开埠之后随着天津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其腹地范围扩大到华北、北方地区的大部,包括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清代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天津城市商业繁荣、商人聚集。天津外来客商众多,以闽粤、江浙、山西等地商人为主,他们均在天津建有多所商业会馆。天津本地商人则以盐商和粮食商为主。清末天津出现了新式的商人群体和组织：作为中外贸易中介的洋行买办,他们是天津城市新兴的商人群体,其中尤以广东商人势力最大；清末天津新设商会,跨越了地缘和业缘纽带,是商人逐步迈向近代化的标志。清代天津城市最为繁华的商业区为北门外和东门外地区,分布在天津贸易汇集点——三岔口的两翼。北门外商业区是天津贸易最兴盛的地方,这里汇集了天津城市最为着名的商业街,如估衣街、竹竿巷等。北门外地区尤以东部地区最为发达,这里俗称“侯家后”,南部为贸易区,靠北则为娱乐区。东门外地区亦是天津较为发达的商业区,尤以天后宫附近为最,最繁荣的两条街市为宫南和宫北大街。1860年天津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城市商业不断发展。一方面,在传统的商业街区内,传统的钱业、典当业以及汇兑业均有较大发展；同时,又有各类新式银行相继设立。此外,为城市物流服务的旅馆、行栈数量不断增多,餐饮、娱乐业亦有很大发展。开埠之后,随着外国租界区的建立,在海河东岸建成了一片新城区。随着租界区人口的聚集、商业的发展,这里新设了各式金融机构、旅馆货栈以及餐饮、娱乐等消费市场,成为天津老城区之外又一处商业汇聚之所。总之,自清初至乾嘉年间,沿海贸易逐渐成为天津商业贸易的主体,促使天津由一个清初一个运河城市转变为海港城市；咸丰初年开始,天津的商货已基本来自海路。咸丰十年（1860）开埠直至清末这四十余年的时间内,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天津的海上贸易又有进一步发展,到清末天津已经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国际港口城市。

二、粮食流通格局有改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粮食流通格局有改变（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消费升级背景下供应链动态能力对农业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时期高雷地区商贸地理研究（1927-1945） ——以商品销售、商品运输和市场发展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研究（1757-1822）（论文提纲范文）

（7）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四川区域物流地理（1912-1945）（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沿海贸易与天津商业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四、粮食流通格局有改变（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D]. 张翔.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2]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D]. 吴昊. 西南财经大学, 2020(12)
• [3]消费升级背景下供应链动态能力对农业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D]. 才正. 浙江大学, 2019(02)
• [4]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D]. 公丕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民国时期高雷地区商贸地理研究（1927-1945） ——以商品销售、商品运输和市场发展为中心[D]. 李鼎. 暨南大学, 2019(02)
• [6]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研究（1757-1822）[D]. 陈海龙. 陕西师范大学, 2014(12)
• [7]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D]. 章建. 苏州大学, 2013(09)
• [8]民国时期四川区域物流地理（1912-1945）[D]. 符必春. 西南大学, 2013(05)
• [9]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D]. 杨志平.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
• [10]清代沿海贸易与天津商业的发展[D]. 高福美. 南开大学, 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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