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公民法律意识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张文杰[1](2021)在《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邓小平德育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对我国德育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主要回答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什么是德育、如何开展德育”这一重大课题,为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从社会宏观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对我国德育的基本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具体阐述,提出并形成极具系统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大德育思想,其理论渊源、主客观条件、历史流变、主要内容、思想特质、方法论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本文通过对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追根溯源,探索其生成条件,从整体上梳理发展的历史脉络,领悟德育思想的精神要义和科学内容,总结德育实践的基本经验,重在研究其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事业的当代价值。本研究从邓小平德育思想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寻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动力,不论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抑或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建设,都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理论渊源和主客观条件为研究基点,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其发展的脉络走向,总结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提炼其基本特质和方法论特色,重新审视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选题依据、理论价值、现实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阐释、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重难点以及创新之处等。在国内外研究综述上,从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立论基础、主要内容、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意义、工作方法等方面作出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和解读,剖判目前关于邓小平德育思想研究的不足和空白,明确邓小平德育思想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第二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渊源。本章通过阐述邓小平德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德育思想、中国传统德育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西方古希腊先哲的德育思想、中世纪德育思想和近代资本主义德育思想的关联,阐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第三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主客观条件。本章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思想文化根源,应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经验教训,阐释邓小平德育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同时指出邓小平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包括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情怀、追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面向未来的远见卓识,阐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第四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本章是在对国内关于邓小平德育思想发展阶段梳理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德育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和德育的基本规律,重新探析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包括邓小平德育思想的萌芽、酝酿、发展、成熟四个阶段。第五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科学内涵。本章涵盖了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目标、价值维度、政治保证以及其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阐释邓小平德育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六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和方法论特色。本章以第三、四、五章为基础,归纳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协调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协调统一、政治性与思想性的协调统一、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协调统一,进一步剖析并概括出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可以借鉴的德育方法,即说服教育与示范教育相结合、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第七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本章重在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事业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涵盖了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倡导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理念的实用价值;打破两种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壁垒、汲取人类德育文明的优秀成果、抵御各种腐朽文化思想侵蚀的交往价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保证、德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协调统一的实践价值;德育与自由相结合、与人的解放相结合、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以及与劳动相结合的人文价值;德育的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关照、社会主义聚焦的情感价值。
王艳卓[2](2020)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就职宣誓是现代国家重要的政治仪式,体现着国家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纵观人类社会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就职宣誓是伴随着人类的精神生活所发展起来的政治现象,是就职宣誓主体对就职宣誓对象的承诺和担当,它体现了道德信仰、法律信仰和政治信仰的深度融合。近年来,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发展,中国国内很多地区和部门都在陆续举行公务员就职宣誓活动,各地党政机关和基层组织逐渐涌现出的就职宣誓实践活动已逐渐被人民群众认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有177个国家的宪法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须宣誓效忠宪法。”由此可见,就职宣誓制度已然形成了国际惯例和政治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艰难的革命条件,尤其是在极端恶劣的白色恐怖下,很多党员迫于环境压力入党宣誓都是秘密进行的,更不可能公开的进行就职宣誓,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最初的就职宣誓是入党宣誓,入党宣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前身和基础。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需要以及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2018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第二十七条,增加“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就职宣誓并将就职宣誓上升到宪法层面,这不仅体现了宪法的权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激励和教育国家公职人员忠于宪法,增加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宪法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正如党中央所判断,中国能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决于“关键少数”,而“关键少数”就是指广大党员干部,加之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因此,国家工作人员的就职宣誓其实质就是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章》为基本遵循,不断制定和修订了近百部党内法律法规,极大的完善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结合,通过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更好的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成的法治治理体系,真正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及其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遍布国家党政机关、高校、企业等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因此,就职宣誓主体也涵盖从中央到基层各类群体、组织和机构。另外,在就职宣誓主体上相比较于西方就职宣誓而言具有广泛性,由于就职宣誓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可以说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因此,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还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客体及对象不明确、就职宣誓程序及仪式不规范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这样就需要构建完善的就职宣誓体系及其配套机制加以保障,进而使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以及具有可操作的推进路径,这将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论文主要依托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等相关知识,通过文献研读、历史比较、多学科交叉、实证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起源发展、基础理论、发展历程、必要性、现状分析及推进路径等内容做综合分析阐释。论文主要依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就职宣誓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和保障机制,有针对性地探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进而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长效机制。大体上论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研究现状、撰写论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撰写论文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创新之处等,第一部分内容为全篇论文的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从宣誓的内涵及其起源出发,分别对就职宣誓的内涵及其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内涵进行界定,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理论、干部队伍建设理论、政治参与思想理论、法治建设思想理论以及通过对西方主权在民、宪政思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借鉴,深刻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必要性论述。这一部分主要是阐述中国实行就职宣誓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通过就职宣誓这一政治活动能够重塑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就职宣誓能够传承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同时就职宣誓能够全面提升党的各方面建设,即党的政治、纪律、作风、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进而将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并最终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梳理,就职宣誓呈现出从入党宣誓到宪法宣誓的发展脉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党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初表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就职宣誓处于曲折发展阶段,随着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就职宣誓实践活动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宪法宣誓变成了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论文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特殊性。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现状分析。结合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就职宣誓、地方基层组织、高等学校以及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现状,发现目前党员干部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制度过于宏观、就职宣誓程序不规范、就职宣誓违誓机制缺失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具体分析其原因。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这一部分通过参考和借鉴国外就职宣誓制度对中国就职宣誓主体、就职宣誓对象、就职宣誓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和规范,并提出具体的就职宣誓推进路径。通过营造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宣传氛围、构建线上线下党员干部学习机制以及具体落实《党员干部培训工作条例》来确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通过国家层面的巡视监督和监察监督、基层组织的党内监督与纪检监督、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来完善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监督机制;通过制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考评考核条例、实施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追责办法来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责任机制;依托“五大体系”和“四大机制”健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配套机制。
李丽[3](2020)在《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治要良好运行,健全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公民深厚的法治观念是其必要条件,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农村法治社会有效建立的根本所在,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然而与国家法治化进程相比,农民的法治观念还明显不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也愈显无力和低效。现实抵牾催促着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进行反思和检视,以实现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良性质变。缺乏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明晰基本理论问题,才能进一步把握培育农民法治观念的精髓和理想进路。法治是一种成熟、多元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制度框架,作为上层建筑,根植于社会现实土壤的中国法治必然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内涵。法治观念是法治的个体观念表达,是个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象与法治规律的主观心理感受和把握,是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能动反映和内在自觉。法治观念包含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意志三个相互关联又逐层递进的结构要素。新时代中国农民的法治观念是指农民个体所具备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相适应的主观心理感受和内在自觉。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是培育者与农民的双向互动,既包括培育者的法治教育引领过程,又包括农民自主建构过程,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法、培育环境四要素,遵循法治知识的传授与教育、法治实践的体悟与认同,法治环境的联动与耦合的培育机理。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的内在结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和运行机理的理论解答,搭建起了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架构和模型。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指向的“农民”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整体意义上群体,拥有广义的外延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判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规划,新时代背景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新际遇。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农民法治观念的提升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也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创造了条件。理论概括是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重要方式,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农民教育思想作为其理论成长点和根基,并提取绵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借鉴西方的成熟学说。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依托。历史是真理之母。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应链接历史,感悟历史经验对现实的启迪与昭示。改革开放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点。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经历了准备阶段(1978年——1985年)、起步阶段(1986年——1996年)、展开阶段(1997年——2011年)和新时期(2012年——至今)。脉络的梳理使得培育经验愈加清晰,四十多年来,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遵循;采取“送法下乡”模式,将农村纳入现代法治建设的轨道;紧抓依法治村,建立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制度平台;坚持德、法共治,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在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作用;开展农村立法、司法、执法建设,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透过历史之境,总结培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历史参照与借鉴。疑乃思之始,问乃学之端。问题是创新的起点,是实践的指引,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新时代农民的法治观念既有积极表现,也确实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法治期待产生,但司法认同度不高;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在新时代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农民主体性的缺场,“唯培育者为主体”倾向;培育内容多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法治的价值内涵;培育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方式,忽视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各培育主体未形成有效合理,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培育微观环境不佳等多维度困境和挑战。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全面、深入、辩证地挖掘问题根源,能深化我们对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研究当前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抵牾,有利于定位化解矛盾的着力点,为构建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理路提供现实指引。在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新要求,呼唤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回归和彰显,探究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路向。理论、历史、现实像是三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必须坚持培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主体间性原则和本土化原则,以完善农村法治建设、促进农民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提高农民法治认知、强化法治情感体验、增强法治信任、培养法治思维为具体目标,构建多层次培育目标体系。根据农民心理发展特点,农村培育环境与资源,结合农民法治需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取向,培育应采用“唤起民众”式培育法、法治实践体验法、生活化培育法,重点培育农民的法律至上观念、权利保障观念、依法办事观念、权力制约观念。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可遵循以下路径开展: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范围,凸出重点农民群体的培育工作,明晰各培育主体责任,共同构建“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的培育大格局;通过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机构设置、加紧队伍建设、强化经费保障、健全评估体系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让农民在各类法治活动中,在依法治村的实践中,在纠纷处理解决中深化民主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通过完善农村法治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构建“一核三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等途径优化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乡土环境。
王莹[4](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支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课题。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文化支撑,其现状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完善、普法氛围不浓厚、自觉自信不充分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建设也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传承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多样性、地域人口因素现实性差异性等多方面制约,尚不能充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渊源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和实施路径,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基于此,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旨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原因,提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和前瞻性思考,以期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科学内涵的理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思考,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的经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论文由导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从源头上探究了法治文化,辨析了法治文化相关概念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内涵的研究中,涵盖了对其主客体的甄别,对其特征属性的描述,并从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重结构探究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对其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其战略价值所在。第二章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并不是无源之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法治文明则是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有关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学理依据。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中的优秀法治文化建设思想,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三章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基本经验。重点阐述了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展现出不同特点。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强化实践基础、深化法治理论以及人民法治认同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同时,本章还阐释了法治文化建设在坚持基本国情,发挥改革创新精神,正确处理党与法、权与法、情理法三个方面的关系和不断坚持两个“三位一体”的重要经验。第四章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主要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找寻不足,以全面反映法治文化建设的全貌。在发展水平、体制机制、普法氛围、法治信仰等方面探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指出其主要制约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斗争、地域人口因素上的影响。直面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根源所在,为下一步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坚实基础。第五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基于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与制约因素,围绕思想、制度、实践、文化、资源和国际六方面提出了路径选择,还从多元动力、责任监督、普法传播、文化创新、人才培育和法治评估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最后,从目标取向、实践要求、拓展方向阐述了对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展望。
廖钰[5](2020)在《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上,所采用的的主要方略和手段就是民族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因民族关系的特点不同而制定各有侧重的民族政策,以期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调整我国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国家认同意识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中国民族政策发展的新帷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制定了具有不同侧重点的民族政策。70年来,我国的民族政策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政策体系,这对解决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增强国家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民族政策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状况以及社会发展特点,体现出对国家认同侧重点的价值偏向性。在民族政策深入实施过程中,也让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现实和民族关系在不同阶段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国家认同在民族政策影响下有了进一步发展,也呈现出新要求和新特点。这也间接要求民族政策适时调整,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国家认同的发展与变化。论文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显着特征的不同历史阶段,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根据不同时期民族政策价值侧重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类考察了我国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产生的影响。文章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阶段分成了五个基本阶段,在这五个基本是阶段中,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比较显着的变化,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在这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明显地显示出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点,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构成了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产生影响的历史轨迹。首先,1949年至1956年之间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开始产生影响的起点;其次,1957年至1965年之间,是民族政策提升国家认同的曲折发展时期;再次,1966年至1976年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复次,1977年至1991年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最后,1992年至今,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深入发展时期。文章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在于论述本研究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梳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方面的研究以及关于国家认同研究的现状。对主要概念进行初步界定,并分析本研究基本内容、主要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等。第二部分为本研究的核心章节,分为六章来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国家认同视阈下的民族政策。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进行概述。阐述关于国家认同的普遍特征、生成规律以及基础性要素。根据“五个认同”的经典论述,梳理了我国学者关于国家认同的四种路径,进而指出我国国家认同中所内含的基本维度,探讨其所指向的现实意义,并初步分析影响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对我国民族政策的特征、功能、目标、分类、形式构成以及理论来源进行了阐述。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详细介绍了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政策在不断发展深化过程中,分为民族政治政策、民族经济政策和民族宗教文化政策等方面,初步确立了民族政策体系。这也为国家认同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三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强调了从1957-1965年间中国各项政策的“左”倾化影响和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使得民族政治政策引发政治认同混乱,民族经济政策导致经济认同阻隔,民族文化政策诱发了文化认同间隙,国家认同的正常发展也被干扰甚至破坏。1960年后,我国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在爆发“文革”前夕,这一时期民族政策体系的实施取得了诸多成就,并在纠正前期“左”倾扩大化过程中,各项民族政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使国家认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和发展。第四章,“文革”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对1966-1976年间的民族政策受到的各方面破坏的介绍,分析了这一时期国家认同在政治认同矛盾突出、经济认同关系紧张、文化认同背离发展等情况下的倒退状况。虽然后期有坚持正确民族政策的各种努力,国家认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民族政策和国家认同遭受了破坏性打击。第五章,“拨乱反正”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本章主要介绍了1977-1991年拨乱反正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等具有时代意义的举措,使政治认同不断出现向好新局面,民主间经济交往推动经济认同,民族文化繁荣也促进了文化认同。第六章,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梳理1992年至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可以发现我国的民族政治政策丰富多元、民族经济政策深入发展、民族文化政策兼容并蓄,这些民族政策的特点对国家认同有积极作用。从中可知,这一时期的民族政治认同呈现出多元化新特点,民族经济认同与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步推进,民族文化认同适应了中华文化认同的新要求等。新时期民族政策举措和发展,国家认同也给予了积极的反馈。第三部分结语。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反思与前瞻。通过对我国各阶段民族政策不同方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具有较强的影响和作用,值得我们反思并引以为鉴。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调整不仅有其必要性、特殊性,也有其规律性。这些特性有助于我们分析新时期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完善民族政策,强化国家认同。
王曦[6](2019)在《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问题普遍存在。其核心在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成员身份多元性。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国家认同可释义为认识主体对自己赖以生存的、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的认知与意识,表征为对“政治—制度”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两个层面,是对国家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的双向认同。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相较于政治层面更具有持久性。同时,国家认同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使文化能够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助力。中国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问题必然存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铸就了“多元”与“一体”的文化结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新的文化形式同民族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并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产生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领导核心,在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的互动中,使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性得到充足发挥,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感在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加强。本文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理论基础。为本文的第二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析了国家认同与文化之间逻辑关系,以此来作为文章的逻辑主线。国家认同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根基。第二,问题导向。为本文的第三章。本文从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普遍问题出发,发掘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即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身份多元性与认同多样化的互动问题,并分析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发展趋势,从中发掘产生问题的文化因素。第三,逻辑建构。为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是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与实践为基础。本文从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国家认同三个层面,将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了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的互动关系,体现了认同建构的层次性。第四,结论部分。为本文的第六章。通过从不同层次分析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建构的关系,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实质是以“国家民族”建构为基础,通过“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实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体化。其文化理路体现为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阶梯上升。第五,展望部分。为本文的第七章。民族与国家的存在具有长期性,这使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也必然长期存在。本文从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存在的长期性,新时代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艰巨性出发,从文化角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析文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并得出两者之间具有潜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国家认同的内涵可体现为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国家认同在文化层面表现为对国家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同;文化表现在国家层面则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预示着文化实践能够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要途径。其次,从局部出发,把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分为民族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在文化发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中,共性因素增多,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以来,以及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一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形式。最后,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三种文化对三种认同建构的推动作用,并可得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理路是民族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阶梯上升,其中“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新的国情、世情、党情,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种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国共产党依旧重视国家认同问题,继续发挥文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因此,从文化视角下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发掘其基本规律,在新时代依旧具有现实价值,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
毕松[7](2019)在《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统一俄罗斯党(Всер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ая партия<<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可以简称为“统俄党”)成立于2001年12月,是俄罗斯相对“年轻”的政党。统俄党是在时任总统普京的直接授意下组建的,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也是当今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政权党”,并长期保持俄罗斯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自叶利钦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获胜并以1993年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当代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一直是在多党制的制度框架内发展演进。为了保持对全局的控制,执政当局一直尝试建立亲政府的政党以求控制立法权。结合俄罗斯特殊的政治制度设计,“政权党”这一富有俄罗斯特色的政党概念于1993年出现,并于当年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大选期间就转化为政治实践。但叶利钦时代的“政权党”因执政当局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没有发挥其本身应该起到的作用,叶利钦时期的几个“政权党”都是昙花一现,一直被以俄共为代表的反对派所压制。普京接管克里姆林宫后延续了 1993年宪法规定的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在其复兴国家、稳定局势和凝聚人心的俄罗斯新国家治理构想中,“政权党”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帮手。在普京亲自授意下,由总统办公厅主导,统一俄罗斯党这一新的“政权党”经过相对漫长和复杂的组建过程应运而生。为了应对1999年的国家杜马大选和2000年的总统大选,克里姆林宫组建了“团结”联盟,经过多轮磋商和政治博弈,原本是“团结”联盟对手的“祖国”组织和“全俄罗斯”联盟同意了以上述三个组织为主的、多个派别的合并。合并后成立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执政当局的支持和监控之下,经过持续不断的理论探索、组织建设、政策更新和选举获胜,逐渐从一个仅以选举为指向的竞选联盟发展成为了当代俄罗斯第一大政党,对于普京国家治理的实施、俄罗斯从混乱走上有序发展以及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分化和整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新千年俄罗斯政坛的第一大党,人们自然会问,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政党,它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怎样的特殊性?统俄党在俄罗斯政治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作为“政权党”的统俄党,它将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统俄党进行全面的研究,对统俄党的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政权党”这一政党现象几乎只存在于俄罗斯,也是俄罗斯政党政治具有标签意义的特征。通过对统俄党这一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成功的“政权党”的研究,可以丰富已有的政党理论和政治制度理论,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总结政党政治发展的共性规律,跳出西方政党理论的局限,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政党政治发展规律和民族国家成长规律的有机统一对于具体国家政治发展的重大意义。统俄党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和执政当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统俄党为普京国家治理的推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本身也是普京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俄党的组织变动、理论更新、政策调整和政治实践直接反映普京执政当局对于俄罗斯内外局势和国家总体发展的看法和举措。对统俄党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趋向和执政当局的最新动向。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借鉴西方政党理论,并结合俄罗斯历史、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来对统俄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分析。从发展史、组织建设、理论探索、政策主张、地位和作用以及近况前景等五个方面展开分析,重点回答“统俄党是什么样的党,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其组织结构与组织建设有何特征?”“统俄党是一个举什么旗的组织,其思想和理论有何特点?”“统俄党要实现怎样的奋斗目标、完成怎样的明确任务、采取怎样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统俄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什么作用,存在什么问题,未来到哪里去?”这五个涉及统俄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从统俄党的发展历程来看,统俄党的成立不是产生于普京这一英雄人物的头脑之中的,而是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与当局执政的主观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从本质上说是主观符合客观的结果。俄罗斯多党制的发展为统俄党的组建设置了根本制度,“政权党”在叶利钦时代的发展为统俄党的成立提供了直接经验,普京团队的执政规划加速了统俄党的组建。可以说,统俄党的出现有着充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这一新千年俄罗斯的“政权党”由普京授意、总统办公厅主导组建而成,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执政当局为该党赢得在全国各级选举创造了有利的规则环境,给予其媒体、财政和行政等各类资源的支持。可以说,统俄党是和普京国家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产于生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发展于普京国家治理的深化,完善于普京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统俄党的发展史就是俄罗斯新千年国家治理的缩影。第二,从统俄党的组织建设来看,不管是统俄党的组织结构的设置与调整,还是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事变动,亦是统俄党对党内思想观点差异和分歧的管控都体现的是一个政党的发展逻辑与当局控局需求的结合。统俄党组织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一个由忠诚度高、业务能力强和代表性广的政治精英组成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很强的纪律性、很高的团结度和很强的战斗力。第三,从统俄党的意识形态探索来看,统俄党指导思想从最初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中派主义思想,经“主权民主”思想的过渡,发展成为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普京执政所坚持的俄罗斯新思想一直主导和决定着统俄党意识形态的探索过程,可以说,统俄党是普京思想的组织载体。统俄党始终将自己的指导思想定位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并坚持对俄罗斯各主流思想的积极部分进行吸收。作为工具性和功能性极强的“政权党”,统俄党各个阶段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浓厚的实用性和明确的针对性。第四,从统俄党的政策主张来看,该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协调性和侧重性,直面俄罗斯的重大问题,力求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幸福,突出体现对于总统和总理观点、方针和命令的绝对支持以及强调全党对协助执政当局完成既定任务和目标的工作方向,深刻地体现了统俄党“政权党”的工具性、依附性和实用性的本质。第五,从统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来看,不管是组织状况和还是选举战绩,统俄党都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它只是“政权党”和“普京党”,不是执政党和多数人的党,其地位的获得与当局给予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统俄党主要作用是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协助克里姆林宫控制整个国家-社会局势。也正是由于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异常紧密,统俄党出现了党内关系复杂、缺乏自主性和自身形象不佳等影响其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统俄党在新普京时代的面临了新的政治形势,该党也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提出了党的全面更新和保持全国领导地位的任务,着眼于为后普京时代谋划布局。在短期、中期和远期,统俄党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其未来会因自身能否满足俄罗斯内外局势和领导人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而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轨迹。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世界不同类型政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以上五个基本观点是对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五大问题的回答,在对上述观点分析和总结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统俄党因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产生,随着普京国家治理的不断推进渐渐从纯粹的选举联盟发展为有一定思想内涵、完备组织结构和系统政策体系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伴随俄罗斯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和后普京时代的到来,统俄党将面临深刻的政党现代化挑战和“政权党”机制不能适应俄罗斯政治发展现代化要求的困境,统俄党适应性变革任务艰巨。就其性质和特征来看,统俄党是“政权党”,它就有强依附性和低自主性、强工具性和低本体性、强实用性和低价值性等特征,更多的是充当当局治国理政的工具,而非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政党。
张亿[8](2019)在《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教育的地位提升,国家对公民法治素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高等学校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阵地,源源不断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其法治素养高低直接关系到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系统、深入研究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对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厘清国内外研究现状基础上,首先对大学生法治素养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从六大维度剖析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具体内涵,即掌握以宪法为根本和统帅的法律基础知识;体悟法德并举的法治文化;养成以程序为中心、以证据为依据的法治思维;树立以法治崇尚者、遵守者、扞卫者为荣的法治信仰;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法治精神;具备严格依法办事的法治能力。其次,论述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动态特征,即从法治自觉到法治自信的导向性、从适应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到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性以及内化法治理论和参与法治实践的统一性。最后,笔者从高校、社会和家庭三个层面对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途径进行探究。第一,高校要发挥主导作用,为新时代培育大学生法治素养构建主阵地。要优化教学资源,增强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的针对性;提升教育者法治素养,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教育者队伍;培育校园法治文化,创造良好的法治教育环境。第二,社会要整合法治资源,建设大学生法治实践基地,同时加强新媒体舆论的正向引导,营造浓厚法治氛围,协同发力为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凝聚力量。第三,家庭要配合、支持高校,为新时代培育大学生法治素养提供保障,即鼓励家长主动接受法治教育,树立遵纪守法的榜样;建立民主和谐的家庭关系,指导子女理性解决法律争端。
林清龙[9](2019)在《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宗教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根据新的实践对宗教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研究当代中国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规律对于这一强调具有重大价值。境外宗教渗透问题是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目的在于与我争夺意识形态阵地,西化分化我国,这决定了反境外宗教渗透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是党宗教工作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研究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对于深刻领会十九大报告精神,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宗教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过去和将来都会长期存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阶级根源外,宗教存在之其他根源仍存在,这决定了宗教在我国仍会长期性存在,决定了境外宗教渗透问题在当代中国存在的长期性和反境外宗教渗透工作的持久性。如何面对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境外宗教渗透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境外各种敌对势力都把宗教当作一种重要手段在中国境内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图和战略,这导致当代中国反渗工作任务日益繁重,正确认识境外宗教渗透的含义、本质、要素构成和战略策略,明确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主体和行动成为宗教理论中的反渗透理论研究和反渗工作的重点。前苏东国家在反境外宗教渗透过程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认真学习其经验,深刻汲取其教训是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获得成功的的重要途径。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境外宗教渗透过程中虽然有些失误,遇到些挫折,但同时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新鲜经验,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产生不少新的实践做法,这些为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提供了重要的鉴迪。当代中国宗教国情体现为多宗教并存,宗教发展变化迅速,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交杂,宗教总体和谐,杂音与乱象并存。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的理论基础。我国党和政府为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所制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反境外宗教渗透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我国党和政府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具体工作为反渗透斗争提供了实践基础,当前我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际运作为反渗透提供了现实经验。当代中国面临境外基督教和境外天主教的世界性宗教渗透,面临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域性宗教渗透和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渗透。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中反渗透部分尚需进一步完善发展,宗教研究中的反渗透部分比较薄弱,反境外宗教渗透政策的空白点多且衔接度不够,使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面临理论、政策供给不足。反渗工作中存在对境外宗教渗透问题的政治意图警惕性不够,对境外宗教渗透手段反击、环境判断和对手辨识的精准性不足,对境外宗教渗透问题的法治化治理水平比较低要求中国党和政府反渗工作本领需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境外宗教渗透的新形势,科学的反境外宗教渗透对策是反渗透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立足中国国情和教情,新时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对策可从三方面入手,即思想上高度重视,提高认识;理论上面向实际,深化研究;实践上加强领导,完善管理。反境外宗教渗透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之一,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深刻认识反渗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增强反渗透本领以夺取新时代反境外宗教渗透斗争新胜利。
刘亚丽[10](2019)在《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宗教是有关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圣事”,但宗教组织却存在于“世俗”之中。宗教组织兼具实践宗教信仰的宗教性以及为自身存续发展的经济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世俗中的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凸显出(自/被)商业化倾向,致使宗教组织的“圣事”和“俗事”交织,混为一体,既伤及教旨又令宗教不堪。2018年我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增加了针对宗教组织及其教职人员的税收制度,以及税务部门对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实施税收管理的条款,然而,在我国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涉税的法律、法理及规则设定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乃至科研成果,尚属珍稀物种之际,这些原则性税收管理制度的颁布似有挂一漏万,不及就里之嫌。有鉴于此,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的涉税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特殊性、正当性及现实可行性等殊值系列探究,这也符合中央“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我国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问题及税收规制。行文通过我国和域外两组案例的对比展开,得出目前我国宗教组织并不缺少世俗经济甚或商业活动的参与,但我国较为缺乏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的具体税收规范。宗教组织虽以实践宗教信仰为其基本功能,但基于其存续和发展的内在所需,以及信众和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宗教组织与经济具有自洽性。当宗教组织的经济及经济行为缺乏自律与他律表现为不自洽时,必然影响其创设和教义的本旨,同时也影响到社会整体经济秩序,因此,通过具体的税收法律制度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具有现实必要性。第二章,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及问题分析。目前我国通过《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以及诸多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初步形成了较为原则性的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但依然存在:宗教组织作为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不清;对其经营行为的行政管理规范替代了应税规范;宗教组织的应税界定标准不准确;对其进行的税收监管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严重滞后于宗教组织财富观念的转变;滞后于宗教组织自营利性和被营利性趋势增强的经济现实;国家对宗教组织实行的自养政策,在现实中被异化、异用或他用,自养政策被放大为自养免税政策或宗教性免税政策;相关民事主体法律以及教职人员身份和收入的界定,缺乏相适应的配套规范。因此,我国宗教组织税收问题的法律规制具有现实迫切性。第三章,宗教组织涉税法制理论梳理及评析。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受宗教及宗教组织的历史地位、国民信仰和社会功能等因素制约,国家对宗教组织予以直接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支持,但这一不当的财税政策既影响了财税关系和政教关系,也影响了公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政教分离和间接的财税支助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和必然选择。与西方不同,我国古代历史上鲜有宗教支配政治或政教合一的现象,但也从不缺少国家政权与宗教或各宗教组织各样的经济和税收联系。国家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需要,对宗教组织的财税政策极其不稳定,“不徭不役”和“亦徭亦役”政令反复交替,使得宗教组织繁盛兴衰交相更迭。在现代政教分离国家,除宗教组织的宗教性在处理政教关系时被审慎对待外,宗教组织因其非以营利性为目的,基本被纳入非营利组织进行规制。国家予以宗教组织的间接财政支持和连续稳定的税收规范,这既有利于宗教组织正常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和宗教组织间的政教关系。因此,构建和完善宗教组织的税收规范,是现代政教分离国家财税法治的必要内容。第四章,宗教组织的特殊性及征免的正当性分析。宗教组织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宗教性,以及由宗教性而衍生出的非营利性和社会表达的公益慈善性。虽然宗教组织具有其特殊性,但对其征税或免税具有法律正当性。首先,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有遵照法律负担纳税的义务。纳税人即是依照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担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宗教组织是公民基于宗教信仰自由而组成的团体,属于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拥有宗教自由的宪法基本权保障同时,当然也负有纳税的义务。其次,征税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宗教组织拥有类国家主权的组织自治权,国家对宗教组织免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其独立性,但国家对宗教组织征税也并不意味着是对其自治权的干涉。在政教分离体制中,宗教组织的自治权处于国家主权之下,作为组织自治权的体现,宗教组织有从事世俗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守世俗包括税法在内的经济规范要求。再次,宗教自由体现为内在精神信仰自由和从事合法宗教活动的自由,但此种自由并非绝对而是有所限制的自由,宗教组织负有依法的纳税义务并不因为其享有宗教自由而得以免除。即使在政教合一国家,宗教组织在获得免税或财政支持的同时,其自由也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因为在国家合法行使征税权时,维护良好的税收制度在各种公共利益中处于优先顺位。最后,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政权和宗教组织分离。要求国家不得对特定的宗教加以奖励或禁止,或对人民特定信仰给予优待或非难。但政教分离不是绝对的分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征税或是免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政府与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是征税都不意味着必然违反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免税和征税的立法目的既非促进和倡导宗教,也非抑制和反对宗教。与宗教组织类似,诸如学校、图书馆、慈善基金会等,也通常被国家给予免税,因为它们一般被认为可以与社会和谐共处,并促进社会多样化的存在。综上,国家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征税都具有合宪性或法理正当性。第五章,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域外经验与借鉴。宗教组织从事经济活动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共有现象。在宗教组织日趋商业化情形下,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改变了其税法上的待遇,变完全免税为有条件的免税,并加以公益慈善之社会责任,但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美国《内地税法》规定了宗教组织获得免税的主体要件,包括实质要件、形式要件、身份限制和免税资格丧失的情形,对宗教组织商业活动设置了“非相关商业所得税”和“无关举债所得税”进行规范。同时规定了含申请资料、年度报告书、捐赠信息等内容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必要时的税收稽核制度。日本设置宗教法人认证制度以规定主体要件资格,而公益性的高低对宗教组织税赋多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法人税法》规定宗教法人可以经营营利事业,可按低于普通法人的税率承担纳税义务。在宗教主管机关和宗教组织之间设置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作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缓冲机关。同时对宗教法人规定了税收优惠及支出的限制,必要时的税务调查制度,甚至宗教法人营利事业有违法行为,可以对宗教法人实行强制解散。我国台湾地区对宗教组织的主体分类进行了规定,在营利事业所得税、房屋税、地价税等十余个税种税目中详细规定了宗教组织相关税收内容。宗教组织的经济行为及收入是以信众随喜布施,还是订有一定的收费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销售货物或劳务收入所得。对宗教组织设有严格的公益慈善要求,其60%的年度经费依法只能用于公益目的上,并对积极作为者进行奖励。综上,在宗教组织从事经济甚或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并客观存在时,反思我国大陆具体问题,域外经验具有可借鉴性。第六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在中央提出要依法管理国家宗教事务,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号召下,应积极善用财税法律规制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调节宗教组织相关经济关系。首先,在宗教组织纳税主体层面,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缺少法律分类的情况下,应将宗教组织细化出来,对其税收加以特别规定;明确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其次,在宗教组织应税范围层面,应重视宗教组织经济性的特征,改变禁止宗教组织过度商业化经营原则,允许其进行经济或商业活动,并运用税收法律规范,包括教职人员收入的规范;改变现有对宗教组织应税和免税以宗教性和经济性为主的多重区分标准,实行“经营征收与自养返还”相结合的标准调整。再次,在宗教组织公益慈善层面,应改变对宗教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消极定位,采用公益慈善主体的积极法律定位;在宗教组织普遍没有出具扣税资格的情况下,允许宗教组织对那些方向明确的捐赠出具扣税凭证;对宗教组织公益慈善行为实行税收激励或奖励机制。最后,在宗教组织税收监管层面,应转变对宗教组织税收监管的传统观念,在经济领域将之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对待;增加宗教组织信息公开的内容,落实税务登记;对其不当和违法行为实行阶梯制的税收处罚措施;同时也应注重相关规范和配套措施的协调,如自养政策的规范化、宗教组织自身建设等。综上,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完善与构建具有可行性。
二、新时期公民法律意识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时期公民法律意识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价值 |
1.2.2 现实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和阐释 |
1.3.1 德育 |
1.3.2 德育与德育工作 |
1.3.3 邓小平德育思想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4.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1.4.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1.5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6 研究重点和难点 |
1.6.1 研究重点 |
1.6.2 研究难点 |
1.7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渊源 |
2.1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德育思想的继承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 |
2.1.2 列宁的德育思想 |
2.1.3 毛泽东的德育思想 |
2.2 对中国传统儒家德育思想的继承 |
2.2.1 先秦儒家的德育思想 |
2.2.2 后世儒家的德育思想 |
2.3 对西方德育思想的扬弃 |
2.3.1 古希腊先哲的德育思想 |
2.3.2 中世纪德育思想 |
2.3.3 近代资本主义德育思想 |
2.4 小结 |
第三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生成条件 |
3.1 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客观条件 |
3.1.1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经验教训的总结 |
3.1.2 对苏东剧变思想文化根源的反思 |
3.1.3 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应对 |
3.2 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主观条件 |
3.2.1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
3.2.2 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情怀 |
3.2.3 追求实效的工作作风 |
3.2.4 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 |
3.2.5 面向未来的远见 |
3.3 小结 |
第四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 |
4.1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萌芽(1975 年-1978 年) |
4.1.1 对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整顿 |
4.1.2 对德育的拨乱反正 |
4.1.3 打破教育战线上“左”倾思想禁锢 |
4.2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酝酿(1978 年-1987 年) |
4.2.1 德育工作的新起点 |
4.2.2 德育工作社会主义方向的确立 |
4.2.3 德育工作的精神文明向度 |
4.2.4 基层德育工作的全面开展 |
4.3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发展(1987 年-1992 年) |
4.3.1 思想政治教育与德育关联的再反思 |
4.3.2 德育工作社会主义方向的再强化 |
4.3.3 党性教育的德育之途 |
4.4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成熟(1992 年-1997 年) |
4.4.1 德育评价论 |
4.4.2 德育效用论 |
4.4.3 德才兼备论 |
4.4.4 德育功能论 |
4.5 小结 |
第五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内容架构 |
5.1 “四有”新人的德育目标 |
5.1.1 理想信念教育 |
5.1.2 基本道德规范的自律教育 |
5.1.3 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
5.1.4 遵纪守法的他律教育 |
5.2 “三个面向”的德育价值维度 |
5.2.1 面向“现代化”的传统价值 |
5.2.2 面向“世界”的民族价值 |
5.2.3 面向“未来”的现实价值 |
5.3 德育的文明之基 |
5.3.1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德育的现实基础 |
5.3.2 德育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 |
5.3.3 德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5.3.4 德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协调共生性 |
5.4 德育的政治保证 |
5.4.1 社会主义道路是德育的政治方向 |
5.4.2 无产阶级专政是德育的制度保障 |
5.4.3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德育的组织保证 |
5.5 小结 |
第六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及方法论特色 |
6.1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 |
6.1.1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 |
6.1.2 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
6.1.3 政治性与思想性的辩证统一 |
6.1.4 理论性与应用性的辩证统一 |
6.2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方法论特色 |
6.2.1 说服教育与示范教育相结合 |
6.2.2 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 |
6.2.3 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 |
6.2.4 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
6.3 小结 |
第七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7.1 “求用尚效、聚焦民心”为依据的实用价值 |
7.1.1 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为根本 |
7.1.2 倡导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相结合 |
7.1.3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 |
7.2 “对话沟通、和而不同”为意旨的交往价值 |
7.2.1 打破两种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壁垒 |
7.2.2 汲取人类德育文明的优秀成果 |
7.2.3 抵御各种腐朽文化思想的侵蚀 |
7.3 “崇实尚行、与时俱进”为要旨的实践价值 |
7.3.1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
7.3.2 德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保证 |
7.3.3 德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协调统一 |
7.4 “求知求做、德文合一”为判据的人文价值 |
7.4.1 德育与自由相结合 |
7.4.2 德育与人的解放相结合 |
7.4.3 德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 |
7.4.4 德育与劳动相结合 |
7.5 “薪火相传、形上诉求”为旨意的情感价值 |
7.5.1 德育的爱国主义情怀 |
7.5.2 德育的集体主义观照 |
7.5.3 德育的社会主义聚焦 |
7.6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创新 |
1.4.2 论文不足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理论概述 |
2.1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相关概念 |
2.1.1 就职宣誓的内涵及其发展 |
2.1.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内涵 |
2.1.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特征 |
2.2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理论基础 |
2.2.1 人民主体思想理论 |
2.2.2 干部队伍建设理论 |
2.2.3 法治建设思想理论 |
2.2.4 西方政治思想借鉴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必要性 |
3.1 就职宣誓体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 |
3.1.1 就职宣誓是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统一 |
3.1.2 就职宣誓是依规治党和依法执政的融合 |
3.2 就职宣誓可以重塑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 |
3.2.1 就职宣誓重塑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 |
3.2.2 就职宣誓体现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 |
3.3 就职宣誓能够传承党内政治文化并净化政治生态 |
3.3.1 就职宣誓传承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 |
3.3.2 就职宣誓营造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3.4 就职宣誓可以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
3.4.1 就职宣誓全面提升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
3.4.2 就职宣誓全面推进党的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 |
3.5 就职宣誓能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
3.5.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
3.5.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促进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发展历程 |
4.1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演变脉络 |
4.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就职宣誓的最初表现阶段 |
4.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978):就职宣誓的曲折发展阶段 |
4.1.3 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就职宣誓的探索推广阶段 |
4.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今):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阶段 |
4.2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重要意义 |
4.2.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从严治党下的中国道路 |
4.2.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政党治理下的中国方案 |
4.2.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政党执政下的中国智慧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现状分析 |
5.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当前现状 |
5.1.1 中央机关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5.1.2 地方省市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5.1.3 高等学校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5.1.4 国有企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5.1.5 其他行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5.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存在问题 |
5.2.1 就职宣誓人员法律意识薄弱 |
5.2.2 就职宣誓相关规定尚需规范 |
5.2.3 就职宣誓监督机制尚不完善 |
5.2.4 就职违誓责任机制尚未构建 |
5.2.5 就职宣誓配套机制尚不健全 |
5.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制约因素 |
5.3.1 部分党员干部的公信力缺失 |
5.3.2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存在短板 |
5.3.3 政府职能仍需要进一步转变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推进路径 |
6.1 提高就职宣誓党员干部法律法规意识 |
6.1.1 积极营造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法律氛围 |
6.1.2 加强就职宣誓党员干部法律法规培训 |
6.1.3 推进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有效衔接 |
6.2 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 |
6.2.1 借鉴国外类似制度 |
6.2.2 规范就职宣誓制度 |
6.3 确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监督机制 |
6.3.1 国家层面的巡视监督与监察监督 |
6.3.2 法规层面的党内监督与纪检监督 |
6.3.3 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 |
6.4 建立党员干部就职违誓制度的责任机制 |
6.4.1 制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考评考核条例 |
6.4.2 实施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追责办法 |
6.5 健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保障机制 |
6.5.1 积极推进“五个体系”培养高素质就职宣誓党员干部队伍 |
6.5.2 健全“四大机制”确保就职宣誓党员干部队伍的制度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3)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问题概说 |
2.1 法治观念的透析 |
2.1.1 法治观念的界定 |
2.1.2 法治观念的结构 |
2.2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界定 |
2.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含义 |
2.2.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 |
2.2.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机理 |
2.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代际遇 |
2.3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思想溯源 |
2.3.1 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 |
2.3.2 文化基因:中国农民培育的相关理论 |
2.3.3 西学借鉴:西方法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回溯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进程 |
3.1.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准备阶段(1978 年——1985 年) |
3.1.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起步阶段(1986 年——1996 年) |
3.1.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展开阶段(1997 年——2011 年) |
3.1.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期(2012 年——至今)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经验总结 |
3.2.1 党的领导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根本遵循 |
3.2.2 “送法下乡”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主要模式 |
3.2.3 村民自治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了制度平台 |
3.2.4 思想道德教育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器 |
3.2.5 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检视 |
4.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实效 |
4.1.1 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 |
4.1.2 法治期待产生,但基层司法认同度不高 |
4.1.3 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 |
4.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
4.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呈现“唯培育者主体”倾向,农民主体性缺场 |
4.2.2 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了法治的价值内涵 |
4.2.3 农民法治观念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培育,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重视不足 |
4.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未形成有效合力,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 |
4.2.5 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微观环境不佳 |
4.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困境的根源剖析 |
4.3.1 社会层面:“半熟人社会”的乡土社会结构 |
4.3.2 经济层面:“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弊考量 |
4.3.3 政治层面:“非利益捆绑”的村镇关系 |
4.3.4 文化层面:传统乡土法文化的掣肘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对策 |
5.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原则 |
5.1.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
5.1.2 坚持主体间性原则,凸显农民主体地位 |
5.1.3 坚持法治观念培育与乡村“本土资源”相结合 |
5.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目标 |
5.2.1 全局性的根本培育目标安排 |
5.2.2 系统性的具体培育目标设定 |
5.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内容 |
5.3.1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法律法规普及 |
5.3.2 凸出对法治价值内容的教育与引导 |
5.4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方法 |
5.4.1 “唤起民众”式培育法 |
5.4.2 法治实践体验法 |
5.4.3 生活化培育法 |
5.5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具体路径 |
5.5.1 明晰培育主体,推进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 |
5.5.2 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 |
5.5.3 深化农民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 |
5.5.4 优化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附录一: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状况调查问卷 |
附录二: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访谈提纲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问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的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界定 |
(一)法治与文化 |
(二)法治文化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体客体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特征属性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结构内容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 |
(一)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重要支撑 |
(二)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挥显着优势的内在动力 |
(三)开创管党治党新局面和开辟党的建设新境界的迫切需要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一)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演变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特点 |
三、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一)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主旨 |
(二)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要义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经验审视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源起 |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探索 |
(三)改革开放以来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一)强化了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
(二)促进了法治理论的逐步深化 |
(三)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认同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法治文化建设应符合现实基本国情 |
(二)法治文化建设应体现改革创新精神 |
(三)法治文化建设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 |
(四)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两个“三位一体”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瓶颈 |
(一)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水平不均衡 |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
(三)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氛围不浓厚 |
(四)法治文化建设的自觉自信不充分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
(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的制约 |
(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 |
(三)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的制约 |
(四)地域人口现实差异性的制约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一)增强法治意识、坚定法治信仰 |
(二)健全法治体系、提升法治能力 |
(三)强化依法行政、营造法治氛围 |
(四)积淀法治底蕴、培育法治自信 |
(五)统筹法治资源、实现科学发展 |
(六)树立法治形象、彰显法治实力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 |
(一)强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多元动力机制 |
(二)完善法治文化建设的责任监督机制 |
(三)健全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传播机制 |
(四)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文化创新机制 |
(五)优化法治文化建设的人才培育机制 |
(六)实施法治文化建设的评价评估机制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前瞻 |
(一)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取向 |
(二)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 |
(三)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拓展方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文章情况 |
(5)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依据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主要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第一章 国家认同视阈下的民族政策 |
第一节 我国国家认同的内涵及本质 |
一、我国国家认同的内涵 |
二、影响我国国家认同发展的因素 |
三、我国国家认同的现实意义 |
第二节 我国的民族政策与理论来源 |
一、我国民族政策的特征、作用及指导原则 |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理论来源 |
三、我国民族政策的体系结构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
第一节 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初步确立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治政策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经济政策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文化政策 |
第二节 民族政策为国家认同初步确立奠定基础 |
一、民族政治政策为国家认同建立政治基础 |
二、民族经济政策为国家认同创造经济条件 |
三、民族文化政策为国家认同确立文化前提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
第一节 “左”倾思想干扰下的民族政策 |
一、“左”倾民族政治政策引发政治认同混乱 |
二、“左”倾民族经济政策导致经济认同阻隔 |
三、“左”倾民族文化政策诱发文化认同间隙 |
第二节 民族政策恢复与调整促进国家认同的发展 |
一、民族政策恢复和调整的历史背景 |
二、民族政策调整促进国家认同的发展 |
第四章 “文革”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
第一节 民族政策遭受破坏致国家认同阙如 |
一、民族政治政策遭受破坏致政治认同矛盾突出 |
二、民族经济政策遭受破坏致经济认同关系紧张 |
三、民族文化和教育政策遭受破坏致文化认同背离发展 |
第二节 坚持民族政策的努力对国家认同的促进 |
一、“文革”后期坚持民族政策的努力 |
二、民族政策的恢复推进国家认同发展 |
第五章 拨乱反正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
第一节 拨乱反正时期的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 |
一、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 |
二、民族政策拨乱反正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促进民族政策发展并对国家认同产生影响 |
一、改革开放对民族政策发展的促进 |
二、民族政策发展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
第六章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
第一节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民族政策 |
一、丰富多元的民族政治政策 |
二、深入发展的民族经济政策 |
三、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政策 |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民族政策影响国家认同 |
一、民族政治认同呈现出新特点 |
二、民族经济认同与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步推进 |
三、民族文化认同适应中华文化认同新要求 |
第三节 新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新发展 |
一、新时期民族政策新举措 |
二、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新发展 |
三、国家认同对民族政策的推动 |
结语 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反思与前瞻 |
一、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特殊性及规律 |
二、新时期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 |
三、完善民族政策促进国家认同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6)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民族与中华民族 |
1.2.2 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
1.2.3 “马克思主义”文化 |
1.2.4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研究述评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5.1 研究重点 |
1.5.2 拟突破难点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1.6.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1.6.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1.6.3 逻辑架构的创新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渊源 |
2.1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认同 |
2.1.1 “认同”的概念 |
2.1.2 “国家认同”的内涵 |
2.1.3 “国家认同”的特征 |
2.2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体系 |
2.2.1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 |
2.2.2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涵 |
2.2.3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特征 |
2.3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 |
2.3.1 国家认同的文化逻辑 |
2.3.2 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 |
2.3.3 文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功能 |
第三章 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面临的挑战 |
3.1 身份与国家认同危机 |
3.1.1 社会与身份 |
3.1.2 身份与认同 |
3.1.3 现代社会的国家认同危机 |
3.2 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面临的问题 |
3.2.1 “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的选择问题 |
3.2.2 多元身份导致的国家认同问题 |
3.2.3 国家认同问题的发展趋势 |
3.3 当代中国国家认同问题产生的文化根源 |
3.3.1 文化自身的发展问题 |
3.3.2 非主流文化对国家主流文化的挑战 |
3.3.3 全球化语境中多元文化的冲击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根基 |
4.1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发展历程 |
4.1.1 文化自省——形成过程中的自我剖析(1921—1978) |
4.1.2 文化自觉——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反省(1978—1992) |
4.1.3 文化自强——确立过程中的自我体认(1992—2012) |
4.1.4 文化自信——成熟过程中的自我提升(2012—至今) |
4.2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本质内涵 |
4.2.1 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 |
4.2.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统一 |
4.2.3 “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全局引领 |
4.3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基本特征 |
4.3.1 独立性与整体性 |
4.3.2 民族性与开放性 |
4.3.3 继承性与创新性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进路 |
5.1 民族文化:民族认同建构的内核 |
5.1.1 民族身份确认 |
5.1.2 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建构 |
5.1.3 民族认同建构的文化实践 |
5.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精髓 |
5.2.1 中华民族身份确认 |
5.2.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建构 |
5.2.3 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文化实践 |
5.3 “马克思主义”文化:国家认同建构的底蕴 |
5.3.1 公民身份确认 |
5.3.2 “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国家认同建构 |
5.3.3 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实践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理路 |
6.1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实质 |
6.1.1 以“国家民族”建构为基础 |
6.1.2 以“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为途径 |
6.1.3 以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化为目标 |
6.2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特征 |
6.2.1 主体性:“现实的人”为基础 |
6.2.2 效用性:文化功能的充分发挥 |
6.2.3 共生性:三种认同和谐共生 |
6.3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理路 |
6.3.1 民族认同是基础和前提 |
6.3.2 中华民族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深化 |
6.3.3 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升华 |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现实性与文化对策 |
7.1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现实性 |
7.1.1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长期性 |
7.1.2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艰巨性 |
7.2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对策 |
7.2.1 维护民族文化合理“认异” |
7.2.2 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同” |
7.2.3 加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认同” |
7.2.4 提升文化自信,构建文化强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PEΦEPAT |
导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论文结构 |
五、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成立的背景 |
一、俄罗斯多党制的确立与发展 |
二、“政权党”在俄罗斯的产生与演进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初创时期 |
一、两大中派组织的对抗阶段 |
二、三大政治组织的合并阶段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时期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上升阶段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波动阶段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危机时期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低谷阶段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调整阶段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革新时期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新发展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实践新举措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建设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概况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基本价值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使命、目标和任务 |
三、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员 |
四、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结构 |
五、对统一俄罗斯党组织概况的分析 |
第二节 领导体系的调整与完善 |
一、中央领导机关关系的协调 |
二、党主席的设置 |
三、普京党内核心地位的强化 |
第三节 党内团结的加强与巩固 |
一、左右翼之争引发党内团结问题 |
二、党内俱乐部的产生加深统俄党分裂的隐患 |
三、意识形态平台的完善力求增强党内团结 |
第四节 外围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一、“青年近卫军”的形成与发展 |
二、“青年近卫军”主要作用 |
三、“青年近卫军”组织发展的评价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愈发重视政党革新 |
一、政党革新的方向是打造现代化“数字政党” |
二、政党革新的重点在于党内外交流沟通体制的完善 |
三、政党革新的目标是保持全国的优势地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初始阶段:中派主义思想 |
一、中派主义思想形成的背景 |
二、中派主义的主要内涵 |
三、对中派主义思想的评价 |
第二节 发展阶段:主权民主思想 |
一、主权民主思想形成的背景和过程 |
二、主权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三、对主权民主思想的评价 |
第三节 成熟阶段:俄罗斯保守主义 |
一、俄罗斯保守主义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
二、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主要内容 |
三、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的评价 |
第四节 对统一俄罗斯党理论探索的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政策主张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政策 |
一、巩固国家基本制度 |
二、构建负责任的政府 |
三、保障俄罗斯的统一与安全 |
四、完善大国外交战略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经济政策 |
一、维护现行经济制度,支持执政当局的经济战略 |
二、施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构建公正的税收体系 |
三、构建旨在提高民族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社会政策 |
一、提高收入水平 |
二、完善医疗系统 |
三、改善住房条件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文化政策 |
一、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
二、提升科学技术的水平 |
三、保存和培育民族文化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政策主张的分析与评价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的评价及启示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 |
一、长期控制国家杜马 |
二、历届总统选举的获胜者 |
三、牢牢掌握地方权力 |
四、统一俄罗斯党优势地位形成的原因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
一、在党政关系层面,统俄党控制和监督中央和地方权力 |
二、在政党关系层面,统俄党协助执政当局对抗反对派 |
三、在党社关系层面,统俄党是连接当局和民众双向沟通的桥梁 |
四、在政党外交层面,统俄党为俄罗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主要问题 |
一、党内关系复杂 |
二、缺乏自主性 |
三、政党形象不佳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趋向 |
一、统一俄罗斯党面临的最新形势 |
二、统一俄罗斯党最新立场的分析 |
三、统一俄罗斯党的未来走向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启示 |
一、政党要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
二、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 |
三、政党要合理协调集中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
四、人才队伍建设是政党的核心课题 |
五、政党建设应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相适应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菊及答辩情况表 |
(8)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创新点与不足 |
2 大学生法治素养的概念辨析 |
2.1 法律素质与法治素养 |
2.2 大学生法治素养与大学生法治教育 |
3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内涵 |
3.1 掌握以宪法为根本和统帅的法律基础知识 |
3.2 体悟法德并举的法治文化 |
3.3 养成以程序为中心,以证据为依据的法治思维 |
3.4 树立以法治崇尚者、遵守者、扞卫者为荣的法治信仰 |
3.5 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法治精神 |
3.6 具备严格依法办事的法治能力 |
4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特征 |
4.1 导向性:从自觉到自信 |
4.2 价值性:从适应到升华 |
4.3 统一性:从内化到外化 |
5 新时代培育大学生法治素养的途径 |
5.1 学校主导:为新时代培育大学生法治素养构建主阵地 |
5.1.1 优化教学资源,增强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的针对性 |
5.1.2 提升教育者法治素养,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教育者队伍 |
5.1.3 培育校园法治文化,创造良好的法治教育环境 |
5.2 社会协同:为新时代培育大学生法治素养凝聚力量 |
5.2.1 整合社会法治资源,建设大学生法治实践基地 |
5.2.2 加强新媒体舆论的正向引导,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
5.3 家庭支持:为新时代培育大学生法治素养提供保障 |
5.3.1 鼓励家长主动接受法治教育,树立遵纪守法的榜样 |
5.3.2 建立民主和谐的家庭关系,指导子女理性解决法律争端 |
6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9)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选题的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评价 |
第三节 研究主体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宗教问题与反境外宗教渗透 |
第一节 宗教与宗教问题 |
一、宗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 |
二、宗教与社会主义 |
三、宗教问题 |
第二节 境外宗教渗透 |
一、境外宗教渗透的含义、本质和要素构成 |
二、境外宗教渗透的战略和策略 |
三、境外宗教渗透与宗教交流、宗教传播的区别与联系 |
第三节 反境外宗教渗透 |
一、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主体 |
二、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主要行动 |
三、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意义和评价 |
第三章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鉴迪 |
第一节 前苏联东欧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一、前苏联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二、前东欧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三、前苏联东欧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经验教训 |
第二节 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一、越南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二、老挝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三、朝鲜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四、古巴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第三节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比较 |
一、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差异 |
二、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共性 |
第四章 当代中国的宗教及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现状 |
第一节 当代中国在宗教方面的基本国情 |
一、多元宗教并存与宗教变化发展迅速 |
二、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交杂 |
三、总体和谐与杂音、乱象并存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理论、政策和法律框架 |
一、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理论基础 |
二、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政策依据 |
三、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法律框架 |
第三节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践基础、实际运作与成效 |
一、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践基础 |
二、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际运作 |
三、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成效 |
第五章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面临的问题 |
第一节 多股宗教势力及其变种的渗透 |
一、世界性的宗教渗透问题 |
二、区域性的宗教渗透问题 |
三、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渗透问题 |
第二节 反境外宗教渗透理论、政策供给不足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中的反渗透理论尚需完善发展 |
二、宗教理论研究中的反渗透部分比较薄弱 |
三、宗教政策中的反渗透部分空白点多且衔接度不够 |
第三节 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本领尚须增强 |
一、对境外宗教渗透政治意图的警惕性不够 |
二、对境外宗教渗透的手段反击、环境判断和对手辨识精准度不足 |
三、对境外宗教渗透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较低 |
第六章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对策思考 |
第一节 思想上:高度重视,提高认识 |
一、从战略高度看反境外宗教渗透,提高对反渗工作的重视程度 |
二、深刻领会宗教方针反渗透指向,提高对反渗工作规律的认识 |
三、处理好与反渗透相关关系,提高对反渗工作界限的认识 |
第二节 理论上:面向实际,深化研究 |
一、深入研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三性”特征 |
二、深入研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爱国宗教力量建设 |
三、深入研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工作思路 |
第三节 实践上:加强领导,完善管理 |
一、加强党对反渗工作的领导,确保反渗透的正确方向 |
二、完善宗教管理工作,提供反渗透的组织、体制和治理保障 |
三、完善宗教自我管理,激发反渗内在动力和筑牢反渗空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二、文献回顾 |
三、研究价值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我国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及税收规制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以我国和域外两组案例为展开 |
二、对两组案例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
第二节 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之必然 |
一、宗教组织的需要 |
二、社会信众的需要 |
三、外部环境的影响 |
第三节 经济不自洽税收规制之必要 |
一、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的意义 |
二、宗教组织经济不自洽的影响 |
第二章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及问题分析 |
第一节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 |
一、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现行税收规范 |
二、宗教组织纳税范围的现行税收规范 |
三、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现行税收规范 |
四、宗教组织税收相关信息公开的规范 |
第二节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一、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二、宗教组织应税界定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三、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四、对宗教组织的税收监管规范存在的问题 |
第三节 我国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的原因及分析 |
一、宗教组织相关税收法律滞后 |
二、受宗教自养免税政策的影响 |
三、相关的配套法律规定不协调 |
第三章 宗教组织涉税法制理论梳理及评析 |
第一节 政教合一下宗教组织涉税法制及评析 |
一、财税支持的基础及表现 |
二、宗教组织涉税法制评析 |
第二节 政教主从下宗教组织涉税法制及评析 |
一、政教主从下的宗教经济 |
二、宗教组织“不徭不役” |
三、宗教组织“亦徭亦役” |
第三节 政教分离下宗教组织涉税理论及评析 |
一、社会型理论依据及分析 |
二、经济型理论依据及评析 |
三、宗教组织涉税之本文观点 |
第四章 宗教组织的特殊性及征免的正当性分析 |
第一节 宗教组织的特殊性 |
一、内在特殊宗教性 |
二、外在特殊法原则 |
第二节 对宗教组织征税的正当性分析 |
一、对宗教组织征税与主权概念不冲突 |
二、对宗教组织征税不违反宗教自由原则 |
三、对宗教组织征税应有所限制 |
第三节 对宗教组织税收减免的正当性分析 |
一、政教分离原则实质上是适当的分离 |
二、宗教组织税收减免不违反政教分离 |
第四节 国家税收与宗教组织的互惠作用 |
一、国家税收对宗教组织的支持作用 |
二、宗教组织教义对国家税收的遵从 |
第五章 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域外经验与借鉴 |
第一节 美国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一、宗教组织的主体规范 |
二、宗教组织的应税规范 |
三、宗教组织的信息公开 |
四、宗教组织的税务稽核 |
第二节 日本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一、宗教法人纳税主体规范 |
二、宗教法人的减免税优惠 |
三、宗教法人有特色的制度 |
四、对宗教法人的税务调查 |
第三节 台湾地区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一、宗教组织的主体分类 |
二、宗教组织的税收优惠 |
三、宗教组织的监管制度 |
第四节 域外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的经验借鉴 |
一、注重对宗教组织免税资质的审查规范 |
二、注重对宗教组织经济活动的应税规范 |
三、注重对宗教组织捐赠抵扣的税收规范 |
四、注重对宗教组织信息公开的监管规范 |
第六章 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
第一节 规范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法律规定 |
一、宗教组织应予以特别的税收规范 |
二、民间宗教组织纳入应税主体范围 |
三、完善宗教组织的纳税主体要件 |
第二节 明确宗教组织应税范围的界定标准 |
一、宗教组织纳税范围界定的前提 |
二、宗教组织应税范围的界定标准 |
三、宗教教职人员收入的应税规范 |
第三节 改进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税收机制 |
一、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积极法律定位 |
二、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具体税收措施 |
第四节 加强对宗教组织税收监管的法律规定 |
一、转变宗教组织税收监管观念 |
二、增加宗教组织信息公开内容 |
三、切行宗教组织税收监管措施 |
四、完善其他相关配套措施 |
结语 |
附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新时期公民法律意识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张文杰. 西北大学, 2021(11)
- [2]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D]. 王艳卓. 吉林大学, 2020(01)
- [3]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D]. 李丽.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D]. 廖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5)
- [6]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D]. 王曦. 西北大学, 2019(07)
- [7]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D]. 毕松. 山东大学, 2019(08)
- [8]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研究[D]. 张亿.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9]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研究[D]. 林清龙. 华侨大学, 2019(05)
- [10]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D]. 刘亚丽.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