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我省水田生产品种定向问题的几点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高云亮[1]（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敬淼春[2]（2019）在《明清吴江地区水土变化与农业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水环境的迁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明清时期吴江地区受太湖东南泄水格局的影响,水环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蓄泄水网对陆域的密集分割,丰水环境的作用日趋凸显,水土之间的变化较唐宋时期更为剧烈。水环境深刻改变了吴江农业生产的基础性条件,农业生产在适应水环境的过程中进行变革发展,以“水土变化”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呈现出一种渐进发展模式。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密集水网造成的普遍化坍涨触及到田土层面,田土布局与面积呈现不定性变化,赋役因之变动,以利害不均为核心的利益冲突成为农业社会的常态性矛盾。同时,适应新田土格局的小圩体系激发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农业社会逐步走向转型,封建国家的控制强化将农业生产置于更加宏观的时代背景之下,进一步明确了传统农业生产的艰难性与复杂性。此外,水土关系的密切化使得旱涝灾害频发,农民自身对于旱涝灾害的应对,促使传统农业的生产结构的做出调整,稻麦、蚕桑、鱼鳖、莼菱等业协同发展,构成了吴江地区丰富的水乡水环境下的独特的农业体系。土地利用与农业发展的过程与结果综合体现在吴江农民的生活方面,构成了独特的农民生境认知,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社会生存成本的高低变化、农事经验的总结与整理,皆表明吴江农民深谙向水而生的生存哲理。总之,明清时期吴江地区的农业生产业已成熟,基于变动水环境的土地利用与农业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与变革。
刘亚锋[3]（2019）在《四川丘陵地区不同种植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粮食安全话题,如何提高粮食自给率是摆在中国每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面前的问题。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在四川丘陵地区探索出更符合该地区发展的种植模式,最终达到农作物增产增收的目的。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城市人口逐渐增多,但农村劳动力日益短缺,耕地面积亦日益减少,人为活动造成土壤流失严重、侵蚀程度加深。我们研究讨论充分利用四川丘陵地区的土壤资源,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充分利用水田和旱地,在土地集约利用的大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投入,尽可能扩大和提高单位面积产出。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先进的耕作制度,既可以保障四川盆地内部的粮食供应,又可以保证畜牧业的稳定发展,最大限度解决目前四川盆地内存在的人畜争粮的局面。最终做到,既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又可以保障粮食食品安全。不同的种植制度会影响不同的粮食产量。种植制度的发展规律的研究对于农业利用的现状观察,并预测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为后续的农业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指导意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力发展现代种植业、合理分配种植制度区域布局、调整种植业的结构、对种植业进行优化升级,是实现我国现代农业高精尖化的重要方向。本文在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综合实地调查所得出的数据,以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粮食安全理论和土地集约利用理论为理论依据,总结了四川丘陵地区几种主要的种植制度,包括多熟种植制度、玉米-大豆套作体系、饲草种植模式和稻田保护性耕作.同时,结合四川省农业统计年鉴统计数据,结合资料查阅、走访专家以及入户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四川丘陵地区在种植制度发展上的变化,包括耕地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农作物结构变化、熟制变化、种植模式变化以及现状分析与前景分析,以求为该地区种植制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依据。论文最终得出以下的原则:优先发展高科技农业、协调发展良井制度、坚持农业和生态环境相辅相成的持续发展理念;以及以下结论:应提高四川丘陵地区机械化种植模式的比例、简化种植模式、提升净作的种植模式。
赵和楠[4]（2018）在《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纵观人类发展史,历次重大饥荒事件均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经济社会的严重衰退,其教训异常惨烈。也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保障粮食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就中国而言,中国人口众多,耕地等自然资源相对有限,资源“红线”问题不容忽视,同时,受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经营方式不科学等因素的影响,生态“红灯”问题日益凸显,加之供给侧粮食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的制约,粮食数量及质量安全中长期仍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就决定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讲,粮食安全的公共品属性、外部性属性及粮食生产的弱质性、基础性决定了政府对其扶持的必要性。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成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天然构成。本世纪初,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系列财政支持政策以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经过十余年的政策实践,既有政策暴露出诸多问题,尤其是对贸易和生产有扭曲作用的“黄箱”政策规模已临近WTO规定的8.5%的微量允许“黄线”。此外,伴随财政支粮资金规模的不断增长,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正逐渐放缓,2011—2016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由25%持续降至4.8%,为近25年来的最低值。因此,面对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及财政支粮的实际困境,未来如何优化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最终保障国家粮食数量、质量安全,则成为本文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本文在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进行了系统描述,进而回顾总结了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对现行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进行了定性评价,随后采用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分析方法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典型财政政策效果予以检验。结合定性及定量研究结论,比较借鉴国外保障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最后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除导论所做各项研究准备外,全文基本内容如下:一、深入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文章介绍了粮食、粮食安全及其财政保障政策的概念与衡量,并界定了具体研究范畴,即“粮食”限于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这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及中国新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则主要涉及粮食生产环节的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问题,这是基于生产环节源头性、基础性及关键性的考量。在此基础上,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粮食产业的弱质性、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及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正外部性为财政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应的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则通过各具体政策的特定传导路径作用于粮食安全。二、系统描述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从总体上看,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且未来粮食安全形势仍就异常严峻。具体讲,在粮食数量安全方面,一是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表现在资源承载能力减弱、自然生态环境失衡、比较利益低等;二是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三是口粮需求、饲料用粮需求、工业用粮需求及种子用粮需求引致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在粮食质量安全方面,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及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共同挑战中国粮食质量安全。三、回顾总结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定性评价现行财政保障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建国至今,中国财政支粮政策共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这与各时期城乡发展战略、财政体制等密切相关。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和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构成当前中国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框架,并促进了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持续增长,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然而,经过多角度、多地域的深入访谈及问卷调查,发现现行财政保障政策仍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机制,加深粮食结构性矛盾,加重财政负担;二是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表现在补贴目录缺乏绿色生产农用机具、部分机具难以适应地区粮食生产实际、补贴方案公布迟缓降低政策效应、“全价购补”增加购机主体支出压力等;三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设计仍以粮食种植面积为补贴依据,忽略了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则采取现金直补方式,易造成补贴资金“漏损”,不利于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四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五是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六是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表现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管护缺位、粮食绿色补贴不足、粮食科技研发推广应用滞后等问题;七是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补贴资金供给机制有待调整。四、实证检验财政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效果。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等研究方法对价格支持、挂钩直补及一般服务支持政策中的部分典型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政策实施区粮食市场价格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存在托市效应;二是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从构成上看,农机购置补贴对机耕水平的影响大于机播水平,对机收水平则影响不显着;三是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粮食平均生产成本具有显着负向影响,验证了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四是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威胁指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即财政土地治理投入有助于改善粮食质量。五、比较借鉴美日印三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对美国、日本、印度财政支粮政策演进及现行政策进行梳理、比较后得到如下启示:一是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二是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三是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四是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五是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六、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根据前文定性及定量研究结果,结合国际有益经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但长期应逐步推进其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同时,还需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二是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包括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以及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三是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应加强财政对农业气象、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的扶持力度,通过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财政直接投资等形式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四是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通过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多举措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并逐步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以释放财政保障政策效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将粮食质量安全纳入研究范畴,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及财政保障政策全貌进行系统描述、评析,克服以往仅从粮食供求视角或单一财政支粮政策视角进行的局部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不同类型财政支粮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数量安全层面,实证检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在质量安全层面,构建粮食质量安全的逆向衡量指标并对样本省份粮食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测算,继而实证检验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由此,以弥补既有成果中实证性成果相对不足的“短板”;三是在学科交叉上,文章实现农业基础学科、农业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学科交叉,尤其在粮食质量安全层面,以农业科学相关原理服务于粮食质量安全指标的构建与财政保障政策效果的检验。本文的不足在于受数据可获性、新旧政策交替等因素的影响,实证章节仅选择三类财政保障政策中的四项具体政策进行代表性研究,且部分实证过程样本量略显偏少。未来将尝试采用问卷调研所得微观数据并结合新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未涉及的其他具体财政支粮政策效果展开深入研究。
刘晓永[5]（2018）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化肥消费量大、有机肥资源丰富,但有机肥养分资源数量和还田量以及农田养分的输入、输出时空分布特征尚不明确,各地区农业生产中养分需求和供给不清楚,严重制约养分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和平衡以及农业生产对养分的需求,把握不同区域养分资源与利用特点,可为养分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分配提供战略性对策和依据。本研究采用统计数据和文献资料等,研究了19802016年中国秸秆、粪尿等有机肥养分的数量、区域分布和还田量,分析了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平衡的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估算了2016年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我国农业生产的养分需求以及化肥需求和供给差。主要结果如下:1)依据作物产量、草谷比、秸秆还田率和秸秆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秸秆和氮磷钾养分量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85.77%和104.00%,2010s年均分别为90585.89×104和2502.11×104 t,西北诸省、西藏和黑龙江省增幅明显,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以及黑龙江省秸秆及其养分资源占全国2/3以上。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NPK还田量增长2倍多,2010s年均为1783.23×104t,还田率为71.27%,其中N 579.14×104 t,P 106.27×104 t和K 1097.87×104 t,还田率分别为60.70%、77.34%和77.83%。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和黑龙江省的秸秆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70%。2)基于畜禽年末存栏数、年内出栏数、饲养周期、排泄系数和粪、尿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畜禽粪尿量、粪尿养分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畜禽粪尿量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53.35%和62.28%,2010s年均分别为423529.66×104（鲜基）和4095.76×104 t,东北地区增幅最大。畜禽粪尿NPK还田量从1980s年均1132.71×104增加到2010s年均1713.33×104 t,河南、四川、内蒙古、山东、河北、湖南、新疆、广西、云南和安徽的畜禽粪尿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02%59.66%。2010s畜禽粪尿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617.99×104、297.81×104和797.53×104 t,还田率分别为30.58%、70.75%和48.22%。3)我国有机肥NPK（N+P+K）资源量持续增加,2010s年均达到7797.41×104 t,比1980s增加67.11%,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河北、湖南、内蒙古、湖北、云南、江苏和安徽有机肥NPK资源量约占全国的55.21%57.33%。2010s有机肥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1332.69×104、437.97×104和1929.30×104 t,还田率分别为35.00%、61.91%和58.78%。河南、山东、四川、河北、内蒙古、湖南、安徽、江苏、湖北和广东的有机肥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72%60.82%。4)基于作物产量,单位经济产量吸收养分量和秸秆还田养分量,估算了不同年代各省作物生产中养分移走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农田氮磷钾养分移走量（N+P2O5+K2O）增长75.33%,其中N、P2O5和K2O分别增长67.03%、82.59%和84.81%,西北地区增幅最大,2010s年均移走量为3086.90×104 t,其中N 1497.07×104 t,P2O5 621.23×104 t,K2O 968.60×104t,河南、黑龙江、河北、江苏、四川、吉林、安徽、湖北、湖南和广东的农田养分移走量约占全国的55.66%59.75%。5)通过计算养分的投入（化肥、有机肥）和产出（作物移走量）,得出不同年代各省养分表观平衡和偏平衡（PNB,养分移走量/投入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氮磷钾养分盈余量（N+P2O5+K2O）增长208.23%,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湖北、河北、广西、广东、安徽、湖南、江苏和云南的盈余量占全国的56.23%64.33%。2010s盈余5284.42×104 t,其中N、P2O5和K2O分别盈余2220.36×104 t、2002.27×104 t和1061.79×104t。1980s到2010s PNB逐渐下降,2010s PNB-N介于0.130.87,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高于0.37;PNB-P2O5介于0.060.41,东北高于0.26,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介于0.190.29,其他省份低于0.20;PNB-K2O介于0.020.85,东北和华北大多数省份高于0.53,其他多数省份介于0.30.6。6)按2016年农作物、林地、草地、水产养殖面积和平衡施肥量,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全国氮磷钾养分（N+P2O5+K2O）的需求量为8441.80×104 t,其中N 3758.13×104 t、P2O5 2035.96×104t和K2O 2647.71×104 t。粮食作物养分需求量约占全国的41.53%,其次蔬菜/瓜果占21.09%。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的养分需求较大,河南、四川、山东、湖南、广西、河北、云南、湖北、内蒙古和江苏的养分需求量占全国的52.96%。全国化肥消费与需求差为744.52×104 t,其中N亏缺120.61×104 t,P2O5过量474.78×104 t,K2O过量390.35×104 t,华北地区过量最多,特别是河南、山东、河北过量较多,而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多数省份化肥投入不足。
江朦朦[6]（2018）在《农业补贴政策经济效应评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农业的公共品属性、弱质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世界主要国家均对农业实施支持保护政策。农业补贴政策是国家对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的政策工具。自2004年以来,党和国家取消农业税,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以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为代表的农业补贴政策,各项政策均有其独特的细分目标,总体目标在于保障粮食安全,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全面振兴。但农业补贴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则严重依赖于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那么,农业补贴政策在实践中是如何执行的?是否与制定的一致?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以上问题得到了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回答以上问题,对政府制定和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研究目标是:从理论上分析和讨论不同农业补贴政策的经济效应,归纳和梳理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的实际执行情况,探讨农业“三项补贴”的实际效果,为党和政府制定和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供科学的研究依据。为达到以上目标,本文主要研究如下内容:（1）借鉴生产者行为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农业“三项补贴”的经济效应,并提出理论命题;（2）归纳和梳理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的实际执行情况,结合理论命题,提出实证研究假说;（3）运用2006-2015年湖北省县级面板数据,对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实证研究假说。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三项补贴”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一,农业“三项补贴”政策中的良种补贴政策对提高粮食单产（产量）具有显着正向影响。第二,农业“三项补贴”中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与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对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具有一定的正面积极作用。第三,“三项补贴”政策中的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对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都表明,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四,“三项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都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应递减,效能在降低。第一,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已演变成农民的收入补贴,政策缺乏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第二,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并未与农业（粮食）生产相挂钩,政策的效应递减,政策效能逐步降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调整完善三项补贴政策:提高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提高政策效能;保持补贴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利益,通过“绿箱政策”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2）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推进涉农资金适当归并整合;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政策;拓宽补贴资金来源;扩大农业补贴对象;促进补贴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强化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支持。（3）改进和创新农业补贴政策的补贴方式:按固定标准进行发放农业保护支持补贴;加强和增设强农补贴政策,补贴方式上以“绿箱”补贴为主;创新农业补贴发放方式,防止涉农补贴资金的漏损。（4）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宣传和执行监督:采取多种渠道宣传农业补贴政策;加强农业补贴监督机制,推进农业补贴法制化。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构建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详尽而严谨地分析了“三项补贴”政策的经济效应,并提出了9个理论命题。（2）采用县级宏观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既有文献多采用微观数据评估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本文采用2006-2015年湖北省县级宏观面板数据,丰富了既有文献,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刘琼[7]（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提出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张文东[8]（2016）在《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81年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我国的学位与研究教育更是突飞猛进,但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合理、学科建设水平不高等问题。当前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处于关键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福建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如何改革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从数量建设到质量建设的转型,是当前教育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以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的时间为经,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为纬,主要运用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结合、制度与实态并重及比较、统计和定量分析、高校考察等方法,对三十余年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过程与演绎规律、经验教训与历史启示,进行系统与深入研究。本文认为:第一,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呈现以下几个特征:（1）福建省学位教育经历恢复和起步（1981-1991年）、稳步发展（1992-2000年）、全面快速发展（2001-2011年）三个阶段;从培养单位和授权点看,福建省1981年开始就有培养单位和授权点,但发展较慢,三十年间仅有硕士培养单位13个,博士培养单位8个,且学科分布相对集中于某些培养单位。这反映了福建省研究生培养单位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专业型学位教育虽得到大力发展,但教育体系不够成熟,整体教育水平不高。（2）从培养规模和经费保障看,福建省研究生教育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经历了初创与发展兴起阶段（1981-1991年）、规模扩大和调整改革阶段（1992-2004年）、深化改革和内涵发展阶段（2005-2011年）三个阶段;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也相应经历了由国家财政完全拨款到逐步呈现国家、社会、个人共同承担或补偿研究生培养费用的格局。（3）从师资结构看,研究生导师的数量也在逐年增长,但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生师比也在增大;研究生导师呈现高职称、年轻化,并且女性研究生导师比例在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二,通过对福建省13所研究生培养高校实地考察发现:（1）研究生教育规模在扩大,但与全国比仍然偏小;工科类学位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发展相对滞后,与福建的社会、经济发展多样化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2）研究生教育布局不断完善,但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推进,但培养质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究其原因,主要存在着研究生教育的省级统筹和规划、学科建设水平与特色、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等诸多方面不够完善的问题。第三,在剖析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特征、对培养高校做了实地考察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概况,提出了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的五个“转变”:即从规模扩张向规模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转变;从封闭办学向开放办学转变;从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向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转变;从单一招考制度向招考制度多元化转变;从集中统一管理向依法自主办学转变。第四,PEST分析表明,当前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在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协同发展、国际化、质量保障的发展战略思考和建议。总之,本文以时间为主轴,以教育史为视角,基于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两个层面,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学位制度建立30年（1981-2011年）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每个发展阶段的主要演绎特征,在史料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特点,剖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采用了 PEST分析法,分析了今后面临的发展环境,提出了战略前瞻和对策思考。
吕付华[9]（2015）在《昆明彝族撒梅人村落城市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周玉婷[10]（2015）在《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和农民选择空间塑造 ——以贵州花边村的研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业生物多样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关乎农民的生产、生计、知识与生活,是研究农民发展的重要领域。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与食物和农业生产相关的、由人工构建和管理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其本身强调了农民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本质上是一个选择过程。本研究以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为研究视角,通过对贵州花边村的实地研究,探讨农民在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如何做出选择,并具体从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的生计安全、农民的知识系统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四个维度展开,以揭示农民选择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农业生产方式方面,尽管农业生物多样性变迁和种植结构、生产方式的变化是经由农民的选择实现的,但却是在政府的粮食政策引导、经济作物推广补贴与农产品商品化的市场压力下做出的。农村物种多样性变迁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农民的自由选择,政策、市场导向的偏向性与农民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使农民在面对生计时缺乏选择空间。在农民生计安全方面,制度安排上过度强调形成农村优势主导产业,加速了传统多物种组合应对策略的失效,而以稳定粮食产量和保障农户生计为目的的粮食补贴政策,却因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导致农民风险应对成本升高并进一步压缩了农民的可选生计策略,二者没能降低农户的社会脆弱性,反而增加了农户的风险暴露,降低了农户的应对能力。在农民知识系统方面,农民知识系统产生断裂性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之一。现代农业知识的冲击使传统知识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农民不同程度地放弃,农民知识系统呈现出断裂性的特点,农民在生产和劳动上依赖于现代农业知识,在横向和纵向上却又没能融入现代农业知识系统的核心、成为农业知识的生产者和获益者,而是成为现代化农业知识系统的附庸。在农民日常生活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不断渗入农村社区,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民消费方式和服务方式的变化也影响了传统文化习俗的保留和社区资源管理中的合作传统,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中“脱嵌”为文化共同体的存续性提出了挑战。通过这四个维度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国家制度裹挟着市场经济制度,通过粮食安全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现代化、商品化和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选择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的过程形成了强干预,极大地压缩了农民的选择空间。农民选择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决定了农民发展的自由度,也决定了个人能动性的发展,个人自由度的提升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化。“发展”的真正含义在于扩大农民的选择空间,增强农民的选择能力,呼吁农民主体性的回归。
二、2002年我省水田生产品种定向问题的几点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我省水田生产品种定向问题的几点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2）明清吴江地区水土变化与农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文章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水环境的迁变与蓄泄格局 |
| 第一节 唐宋时期水环境的变化 |
| 一、水土之变 |
| 二、从大圩到小圩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水环境的蓄泄状况 |
| 一、水环境的内外之变 |
| 二、江湖蓄泄水网 |
| 三、蓄泄水网的村镇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蓄泄水环境下的淤塞与旱涝 |
| 第一节 蓄泄、淤塞与治理 |
| 一、淤塞与官民共治 |
| 二、淤塞与农民的应变 |
| 第二节 旱涝与农业应变 |
| 一、蓄泄、淤塞与旱涝 |
| 二、旱涝与农民的生存 |
| 小结 |
| 第三章 田土变动与圩制之变 |
| 第一节 田土变动 |
| 一、留淤与田土变化 |
| 二、坍涨与田土变化 |
| 三、赋役变动与利害不均 |
| 第二节 圩制之变 |
| 一、蓄泄、坍涨与小圩 |
| 二、小圩的圩区治理 |
| 三、小圩与乡圩组织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选择与农民生境 |
| 第一节 水土之间的农事活动 |
| 一、丰水环境下的水稻种植 |
| 二、罱淤泥为农肥 |
| 三、水生物产 |
| 第二节 植桑与农民的环境适应性 |
| 一、农民的适应性选择 |
| 二、制水而用的植桑技术 |
| 第三节 租赋压力与农民的生存境况 |
| 一、租赋压力与农民分化 |
| 二、租佃之重与农民生存 |
| 三、赋役之弊与农民生存 |
| 第四节 占测经验与农事活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四川丘陵地区不同种植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研究背景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种植制度研究进展 |
| 2.1 国际种植制度研究进展 |
| 2.2 国内种植制度研究进展 |
| 2.3 四川种植制度研究进展 |
| 3.研究内容与方案 |
| 3.1 研究区域概况 |
| 3.1.1 四川丘陵区地理范围 |
| 3.1.2 四川丘陵区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 |
| 3.2 研究思路 |
| 3.3 研究方案 |
| 4.相关理论基础 |
| 4.1 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 |
| 4.2 粮食安全理论 |
| 4.3 土地集约利用理论 |
| 5.四川丘陵地区种植模式 |
| 5.1 多熟种植模式 |
| 5.1.1 旱地麦-玉-薯为主的多熟制 |
| 5.1.2 玉米-大豆带状套作 |
| 5.1.3 旱地新三熟“麦-玉-豆”模式 |
| 5.2 饲草种植模式 |
| 5.3 稻田保护性耕作模式 |
| 6.种植制度发展趋势 |
| 6.1 耕地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 |
| 6.2 农作物结构变化 |
| 6.3 熟制变化 |
| 6.4 种植模式的演变 |
| 6.5 种植制度现状分析 |
| 6.6 各类种植制度发展前景分析 |
| 7.四川丘陵区种植制度的发展原则及对策 |
| 7.1 种植制度优化发展原则 |
| 7.1.1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原则 |
| 7.1.2 保证粮食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原则 |
| 7.1.3 科技兴农、持续发展的原则 |
| 7.2 种植制度优化发展对策 |
| 7.2.1 发展多元结合的种植模式 |
| 7.2.2 鼓励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 |
| 7.2.3 科技兴农、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及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粮食的概念 |
| 二、粮食安全的内涵及衡量 |
| 三、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四、本文研究范畴界定 |
| 第二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 |
| 二、粮食产业的弱质性 |
| 三、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 |
| 四、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 |
| 五、粮食安全的正外部性 |
| 第三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 |
| 一、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 |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的传导机理 |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的影响机理 |
| 第二章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系统描述 |
| 第一节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 |
| 一、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 |
| 二、粮食安全形势未来依就严峻 |
| 三、粮食安全形势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粮食数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 一、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 |
| 二、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 |
| 三、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
| 第三节 中国粮食质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 一、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日益严重 |
| 二、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隐患凸显 |
| 三、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不容忽视 |
| 第三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进及评价 |
| 第一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 |
| 一、财政支粮政策的负向保护阶段(1950-1977) |
| 二、财政支粮政策的调整过渡阶段(1978-1993) |
| 三、财政支粮政策的推进完善阶段(1994-2003) |
| 四、财政支粮政策的全面转型阶段(2004至今) |
| 第二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行政策 |
| 一、价格支持政策 |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 第三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的整体成效 |
| 一、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持续增长 |
|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着提升 |
| 三、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有效增强 |
| 第四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加重粮食结构性矛盾及财政负担 |
| 二、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 |
| 三、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政策效应弱化 |
| 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 |
| 五、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 |
| 六、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 |
| 七、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 |
| 第四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托市效应检验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描述 |
| 三、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主产区农业机械化水平测算 |
| 三、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检验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检验 |
| 三、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降本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粮食质量威胁指数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 |
| 三、财政土地治理对粮食质量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五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美国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日本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日本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印度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印度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四节 美、日、印财政支粮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市场扭曲 |
| 二、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 |
| 三、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 |
| 四、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 |
| 五、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 |
| 第六章 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 |
| 一、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
| 二、长期逐步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 |
| 三、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 |
| 第二节 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 一、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提升粮食综合机械化水平 |
| 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鼓励“藏粮于地”和适度规模经营 |
| 三、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减轻粮农风险性损失 |
| 四、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五、整合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 |
| 第三节 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 一、加强对农业气象、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等的财政扶持 |
| 二、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
| 三、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第四节 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 |
| 一、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 |
| 二、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 三、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保障政策运行规范性稳定性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意义 |
| 1.2 农田养分平衡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农田养分平衡研究方法与参数选择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参数选择 |
| 1.4 农业生产中的养分需求 |
| 1.5 研究契机 |
| 1.6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秸秆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估算方法 |
| 2.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2.1.3 数据处理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秸秆及其养分资源时空分布 |
| 2.2.2 秸秆还田 |
| 2.3 讨论 |
| 2.3.1 秸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时空分布 |
| 2.3.2 估算方法和结果与其他研究比较 |
| 2.3.3 秸秆养分的有效性 |
| 2.3.4 对策和建议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畜禽粪尿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估算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资源量 |
| 3.2.2 畜禽粪尿资源量时空分布 |
| 3.2.3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养分资源量 |
| 3.2.4 畜禽粪尿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3.2.5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 |
| 3.2.6 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时空分布 |
| 3.3 讨论 |
| 3.3.1 畜禽粪尿及其养分量 |
| 3.3.2 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 |
| 3.3.3 问题及建议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人粪尿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估算方法 |
| 4.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1980 —2016年人粪尿及其养分资源量 |
| 4.2.2 人粪尿资源量时空分布 |
| 4.2.3 人粪尿养分量时空分布 |
| 4.2.4 1980 —2016年人粪尿养分还田量 |
| 4.2.5 人粪尿养分还田量时空分布 |
| 4.3 讨论 |
| 4.3.1 中国人粪尿、粪尿养分及其还田量时空变化 |
| 4.3.2 问题及建议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有机肥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估算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处理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1980 —2016年有机肥养分资源量 |
| 5.2.2 有机肥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5.2.3 1980 —2016年有机肥还田量 |
| 5.2.4 有机肥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化肥消费量分析 |
| 6.1 材料与方法 |
| 6.1.1 估算方法 |
| 6.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6.1.3 数据处理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1980 —2016年化肥消费量 |
| 6.2.2 化肥消费量时空分布 |
| 6.3 讨论 |
| 6.3.1 化肥消费量中复合肥的氮、磷、钾估算方法 |
| 6.3.2 1980 —2016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养分偏生产力 |
| 6.3.3 2016 年不同省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养分偏生产力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农田养分移走量 |
| 7.1 材料与方法 |
| 7.1.1 估算方法 |
| 7.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7.1.3 数据处理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2.1 1980 —2016年农田养分移走量 |
| 7.2.2 农田养分移走量时空分布 |
| 7.3 讨论 |
| 7.3.1 农作物经济产量养分吸收量时空分布 |
| 7.3.2 对策建议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农田养分平衡 |
| 8.1 材料与方法 |
| 8.1.1 估算方法 |
| 8.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8.1.3 数据处理 |
| 8.2 结果与分析 |
| 8.2.1 1980 —2016年农田养分表观平衡及偏平衡 |
| 8.2.2 农田养分平衡时空分布 |
| 8.2.3 养分偏平衡时空分布 |
| 8.3 讨论 |
| 8.3.1 中国农田养分平衡时空分布 |
| 8.3.2 2016 年农田养分平衡 |
| 8.3.3 对策建议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生产中的养分需求 |
| 9.1 材料与方法 |
| 9.1.1 估算方法 |
| 9.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9.1.3 数据处理 |
| 9.2 结果与分析 |
| 9.2.1 养分需求 |
| 9.2.2 化肥消费及分布状况 |
| 9.2.3 有机肥养分还田量 |
| 9.2.4 化肥消费与需求差异分析 |
| 9.3 讨论 |
| 9.3.1 养分需求量估算 |
| 9.3.2 有机肥在化肥零增长中的地位 |
| 9.4 小结 |
| 第十章 全文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创新点 |
| 10.3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不同地区各种作物的草谷比 |
| 附录2 不同作物秸秆氮磷钾养分含量 |
| 附录3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4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5 200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6 201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7 198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8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9 200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10 201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11 主要作物秸秆养分当季释放率 |
| 附录12 不同畜禽的粪、尿日排泄系数及其粪、尿养分含量(鲜基) |
| 附录13 199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4 200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5 201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6 人粪、尿日排泄量及其氮磷钾养分含量(鲜基) |
| 附录17 各种作物单位经济产量所需吸收氮、磷、钾养分的数量 |
| 附录18 各种作物的养分推荐施用量 |
| 附录19 经济林、草地和水产养殖的养分推荐施用量 |
| 附录20 畜禽粪肥养分的当季释放率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6）农业补贴政策经济效应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文献综述 |
| 1.2.2 农资综合补贴政策文献综述 |
| 1.2.3 良种补贴政策文献综述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数据来源 |
| 1.6 可能的创新 |
| 2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政策实践 |
| 2.1 农业补贴政策的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补贴政策的内涵 |
| 2.1.2 农业补贴政策的分类 |
| 2.1.3 农业补贴政策的基本特征 |
| 2.2 实施农业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 |
| 2.2.1 农业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
| 2.2.2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
| 2.2.3 农业弱质产业扶持理论 |
| 2.3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实践 |
| 2.3.1 农业补贴政策的演变历程 |
| 2.3.2 现行主要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 |
| 2.3.3 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3 农业补贴政策经济效应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概念界定与假设 |
| 3.2 基准均衡 |
| 3.2.1 等成本线 |
| 3.2.2 等利润线 |
| 3.2.3 基准均衡 |
| 3.3 农业补贴政策下的均衡Ⅰ:成本类政策 |
| 3.3.1 等成本线的变动 |
| 3.3.2 等利润线 |
| 3.3.3 成本类政策下的新均衡 |
| 3.4 农业补贴政策下的均衡Ⅱ:收入类政策 |
| 3.4.1 等成本线的变动 |
| 3.4.2 等利润线 |
| 3.4.3 收入类政策下的新均衡 |
| 3.5 农业补贴政策下的均衡Ⅲ:技术改进类政策 |
| 3.5.1 等成本线 |
| 3.5.2 等利润线的变动 |
| 3.5.3 技术改进类政策下的新均衡 |
| 3.6 本章小结 |
| 4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经济效应分析 |
| 4.1 政策实践与研究假说 |
| 4.1.1 政策实践 |
| 4.1.2 研究假说 |
| 4.2 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 |
| 4.2.1 描述性证据 |
| 4.2.2 模型与变量 |
| 4.2.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 4.3 粮食直接补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4.3.1 描述性证据 |
| 4.3.2 模型与变量 |
| 4.3.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经济效应分析 |
| 5.1 政策实践与研究假说 |
| 5.1.1 政策实践 |
| 5.1.2 研究假说 |
| 5.2 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 |
| 5.2.1 描述性证据 |
| 5.2.2 模型与变量 |
| 5.2.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 5.3 农资综合补贴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 |
| 5.3.1 描述性证据 |
| 5.3.2 模型与变量 |
| 5.3.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 5.4 农资综合补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5.4.1 描述性证据 |
| 5.4.2 模型与变量 |
| 5.4.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良种补贴政策经济效应分析 |
| 6.1 政策实践与研究假说 |
| 6.1.1 政策实践 |
| 6.1.2 研究假说 |
| 6.2 良种补贴对粮食单产的影响 |
| 6.2.1 描述性证据 |
| 6.2.2 模型与变量 |
| 6.2.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 6.3 良种补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6.3.1 描述性证据 |
| 6.3.2 模型与变量 |
| 6.3.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三项补贴”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
| 7.1.2 “三项补贴”的政策效能逐步降低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调整完善“三项补贴”政策 |
| 7.2.2 提高农业补贴政策资金的使用效率 |
| 7.2.3 改进和创新农业补贴政策的补贴方式 |
| 7.2.4 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宣传和执行监督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3.1 研究不足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博士) |
| 致谢 |
（7）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简述 |
| (二) 清代环境史研究述略 |
| (三) 土家族环境史述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土家地区早期的环境和开发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
| 三、水系分布和土壤特性 |
| 三、动植物资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环境 |
| 一、民族政策与管理方式 |
| 二、民族格局及其人口变迁 |
| 三、文化生态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以前的开发概况 |
| 第二章 清政府对土家地区的经略与开发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制度的沿袭与强化 |
| 二、土司政权的相对自主性 |
| 三、清前期的开发措施 |
| 第二节 清中叶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的改流与改流后的制度 |
| 二、人口增长与民族结构 |
| 三、清中叶的开发状况 |
| 第三节 晚清政局与开发 |
| 一、旧制维持与洋务新政 |
| 二、近代工商业的开发与发展 |
| 三、文化殖民与新式教育的出现 |
| 第三章 土家社会生计方式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游耕生计方式与环境适应 |
| 一、山区游耕与汉区畲田 |
| 二、游耕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 |
| 三、游耕生计方式与社会环境的适应 |
| 第二节 农耕生计方式与环境利用 |
| 一、从游耕到农耕的社会环境因素 |
| 二、农耕生计方式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利用 |
| 第三节 生计方式与生态文化的调适 |
| 一、“无为而有为”的朴素生态观 |
| 二、人地和谐的环境伦理观 |
| 三、因地制宜的习俗调适 |
| 四、因时而为的物候调适 |
| 第四章 土家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响应 |
| 第一节 原生性自然生态环境变迁 |
| 一、经济开发与森林资源退化 |
| 二、生物多样性减少 |
| 三、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 |
| 四、自然灾害的增长趋势 |
| 第二节 官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
| 一、流官政府环境意识的提高 |
| 二、政府的引导与调控 |
| 三、民间社会的参与 |
| 余论: 区域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概述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
| 三、国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位教育发展的研究 |
| 二、关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二章 中国学位建立30年福建省学位教育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福建学位教育的发展阶段 |
| 一、福建学位教育的恢复和起步(1981-1991年) |
| 二、福建学位教育的稳步发展(1992-2000年) |
| 三、福建学位教育的全面、快速发展(2001-2011年) |
| 第二节 学位授予单位与授权点的发展历程 |
| 一、学位授予单位发展过程 |
| 二、学位授权点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福建学位授予规模与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一、学位授予规模 |
| 二、学位授予结构 |
| 第四节 福建不同门类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的历史特征 |
| 一、不同门类硕士学位授予的历史特征 |
| 二、不同门类博士学位授予的历史特征 |
| 第三章 中国学位建立30年福建省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福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阶段 |
| 一、研究生教育初创与发展兴起阶段(1981-1991年) |
| 二、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和调整改革阶段(1992-2004年) |
| 三、研究生教育深化改革和内涵发展阶段(2005-2011年) |
| 第二节 福建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结构的发展历程 |
| 一、研究生招生规模和结构 |
| 二、在校研究生规模和结构 |
| 第三节 福建研究生导师规模与结构的发展过程 |
| 一、研究生导师规模 |
| 二、研究生导师的结构 |
| 三、生师比情况 |
| 第四节 福建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分析 |
| 一、福建省研究生教育保障机制的演化 |
| 二、不同阶段研究生资助保障制度对比 |
| 第四章 现阶段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特点、问题与趋势(2012年以来) |
| 第一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与特点 |
| 一、福建省13所研究生培养高校实地考察情况 |
| 二、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现状特点 |
| 第二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问题与分析 |
| 一、研究生教育的省级统筹和规划问题 |
| 二、学科建设水平和特色问题 |
| 三、导师队伍建设问题 |
| 四、研究生教育协同育人机制问题 |
| 五、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问题 |
| 第三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分析 |
| 一、从规模扩张向规模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转变 |
| 二、从封闭办学向开放办学转变 |
| 三、从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向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转变 |
| 四、从单一招考制度向招考制度多元化转变 |
| 五、从集中统一管理向依法自主办学转变 |
| 第四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环境PEST分析 |
| 一、政治、政策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二、经济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三、社会、文化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四、技术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第五章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前瞻与对策 |
| 第一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前瞻 |
| 一、差异化问题 |
| 二、协同发展问题 |
| 三、国际化问题 |
| 四、质量保障问题 |
| 第二节 福建省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政策和支撑保障,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方式转变 |
| 二、建设优势特色学科,夯实研究生教育发展基础 |
| 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研究生综合创新能力 |
| 四、突出对台合作办学,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
| 五、重构教育治理体系,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
| 第六章 结语 |
| 附录1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大事记 |
| 附录2 论文相关图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和农民选择空间塑造 ——以贵州花边村的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意义及缘起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
| 1.4 关键概念 |
| 1.5 篇章结构与逻辑框架 |
| 1.6 研究社区介绍 |
| 1.7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
| 2.1 农民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
| 2.2 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的影响因素 |
| 2.3 对农民发展意义的回顾 |
| 2.4 理论分析视角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民的生产方式 |
| 3.1 农地制度改革和农业推广变迁背景 |
| 3.2 花边村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变迁 |
| 3.3 谁决定了农民的选择：粮食政策主导与商品化 |
| 3.4 小结：主粮政策导向、农业推广和种业商品化 |
| 第四章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民的生计安全 |
| 4.1 花边村农户生计安全策略变迁 |
| 4.2 农户社会脆弱性分析 |
| 4.3 小结：农业补贴政策和生产资料商品化 |
| 第五章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民的知识系统 |
| 5.1 记忆中的知识 |
| 5.2 现代知识的“挺进”和传统知识的“式微” |
| 5.3 农民知识系统的断裂 |
| 5.4 小结：农业现代化与断裂 |
| 第六章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民的日常生活 |
| 6.1 寄托于“物”的布依族文化 |
| 6.2 传统节日变迁与生活异质化 |
| 6.3 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中的合作传统 |
| 6.4 小结：文化共同体和虚拟资本商品化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对选择空间的探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四、2002年我省水田生产品种定向问题的几点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2]明清吴江地区水土变化与农业发展[D]. 敬淼春. 苏州大学, 2019(04)
- [3]四川丘陵地区不同种植制度研究[D]. 刘亚锋. 四川农业大学, 2019(01)
- [4]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D]. 赵和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5]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D]. 刘晓永.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12)
- [6]农业补贴政策经济效应评估研究[D]. 江朦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7]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8]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D]. 张文东.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9]昆明彝族撒梅人村落城市化研究[D]. 吕付华. 云南大学, 2015
- [10]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和农民选择空间塑造 ——以贵州花边村的研究为例[D]. 周玉婷. 中国农业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