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遗产在中国——世界遗产研究专家谢凝高教授访谈录（论文文献综述）
刘琳婕[1]（2020）在《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文中指出文化景观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是指特定的文化群体为改变生存环境与自然互动创造出的成果,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作用影响下持续进化的人与自然的共同的作品,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审美价值。广州近几十年因城市化经济发展规模效应的影响,城市人口日渐增加,带来对城市绿道公共空间的需求量的增长和品质要求。另一方面,广州建成绿道景观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有着较多承载着宝贵历史印记的文化景观,因建成环境的无序扩张而被蚕食变得孤岛化,乡村地区的文化景观则因人口减少而日渐凋零的现象益增。绿道作为可以连接现代和传统、城市和乡村景观的桥梁,拥有与各类文化景观整合呈现以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沿线经济发展、提升景观审美体验品质以及应对多种城市化问题的潜能和前景。本文基于风景园林史学与风景园林美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对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进行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梳理,以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理论研究方法构建研究框架,从推进城市整体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提升景观审美体验三个角度切入,将广州绿道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建设与文化景观空间环境的保护活化相结合,探讨其具体实现路径和对策。论文首先通过对广州文化景观的类型、发展现状和建成绿道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梳理,概括出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生态绿道沿线文化景观生态优势待彰显,郊野绿道可加强与主要产业发展的关联,都市绿道对文化景观历史环境维护较少。然后提出从生态、经济和审美三个角度搭建研究框架,探索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整合呈现的具体策略,以统筹回应当前的多种现实问题。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通过回归绿道概念的生态环境保护内涵,结合时代发展推进生态系统的协调和促进绿道沿线景观要素风貌的多元共融,回应当前广州绿道建设中城乡绿道生态职能区分不明确、绿地和文化景观“破碎化”、景观风貌杂乱等现状问题。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引入经济学中城市化研究成果,提出从结合产业发展进行绿道游径选线、依据景观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经济和适应技术发展所带动的需求变化三个方面,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并提出在广州绿道系统文化景观呈现过程中,结合区域发展目标改善城市环境,响应城市双修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推进公众参与和社区建设,以增进建设共识提升绿道系统环境的正面效益;在完善建设过程中,加强政府对优化绿道系统的政策支持、引入市场的参与合作以提升有续运营和尊重专家对完善公共环境的价值引导,以优化绿道建设运行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提升景观审美体验方面,先对审美客体即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的审美文化特征进行概括提炼,然后结合主体审美结构层次分别从生理层次、心理层次和社会文化层次切入,对绿道系统的可达性、绿道景观多样性和文化性进行优化路径探析;最后从改善审美活动的条件方面,提出提升广州绿道系统的关键节点的景观品质、凸显主要游径的主题序列和完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网络关联,提升景观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对话交融的可能性。
周昇媚,温搏[2]（2019）在《论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新”起点》文中研究指明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对新时代我国武术文化发展的"新"起点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新时代"我国武术文化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濒于失传之间的矛盾、竞技武术文化与传统武术文化之间的矛盾、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赋予我国武术文化发展的"新思想",即坚持以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现代化转型机制的可行性探索,树立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开拓武术文化发展的"新征程",应从"自我认知"为出发点,实行"文化自新",以达到实现"文化复兴"的最终目标。
周昇媚[3]（2019）在《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文化和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提出文化立国的发展理念。文化的繁荣兴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保障。新时代是中华儿女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也是武术文化砥砺奋进的“新”起点。“新时代”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指引方向,同时也为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引领未来。本研究主要立足于我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局面,以武术文化发展路径为研究视角,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归纳对比法等研究方法对当前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立足于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新时代下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路径。研究认为:1.我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应立足于当下我国现实,使我国武术文化在实际上走进“新时代”。我国武术文化要走进新时代就要认清当前自身矛盾,认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竞技武术文化之间的矛盾;认清竞技武术文化与传统武术文化之间的矛盾;认清传统武术传承与现代化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认清自身矛盾,才能走进属于武术文化的新时代。解决矛盾统一体,方能排除万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以人、社会、经济建设需求三个方面来赋予武术文化新思想。即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现代化转型机制的可行性探索;树立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表明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不仅是民族魂更是国家魂”。我国武术文化的发展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武术文化事业只有在正确的行动纲领和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才能开拓新征程。3.开拓武术文化“新征程”。我国武术文化新征程的开拓,让新征程走在“三省吾身”的道路上,以“自我认知”为出发点,实行“文化自新”,以达到实现“文化复兴”的最终目标。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让新征程走在“国际传播”的道路上,向国际友人讲述好中国武术文化的小故事。
方昌敢[4]（2019）在《少数民族节庆旅游表演性研究 ——以广西三江侗族多耶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少数民族节庆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旅游的发展和旅游研究的深入,少数民族节庆旅游已经成为旅游研究领域的重要范畴。当前,国内外对少数民族节庆旅游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旅游活动对少数民族节庆及少数民族节庆旅游目的地的影响;二是游客在少数民族节庆活动中的体验。而从当前对少数民族节庆旅游研究的理论视角来看,则主要集中在“舞台真实性”理论和旅游凝视理论上。近年来,随着旅游研究领域在“舞台真实性”理论和“旅游凝视”理论研究上的深入,也有相关学者对“真实性”理论和“旅游凝视”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过度简化了游客的旅游行为和体验需求,过度强调了游客的视觉体验,而忽略了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身体体验和其他意涵。于是,作为与上述两个理论的对话和补充,在旅游研究领域出现了“表演性”转向。在旅游表演性转向的影响下,“表演性”作为旅游体验研究的新视角,日益受到旅游研究的关注。从相关的旅游文献来看,当前已有相关学者对“表演性”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旅游研究领域的“表演性”概念。但学界对于旅游研究中“表演性”的本质认识还不够清晰,尚未形成统一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使“表演性”在旅游领域的相关研究遇到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节庆旅游研究中,对“表演性”的关注更加的缺乏。因此,本研究以广西三江侗族多耶节旅游为例,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中的“表演性”进行研究,从东道主及游客的视角对旅游“表演性”进行阐释,为少数民族节庆旅游的“表演性”研究提供范例,进而为旅游体验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研究发现,首先,在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中,民族文化是节庆旅游东道主向外来的他者进行展示的主要内容。为了使本民族的文化在节庆旅游舞台上进行呈现,东道主往往要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表演性的生产,使其更好的呈现在节庆舞台上。文化的表演性生产是实现节庆狂欢、旅游等功能的有效方式,也是增强节庆旅游吸引力,满足游客体验需求的有效途径。经过东道主表演性生产的文化成为了东道主和游客进行互动的桥梁。可以说,在旅游的影响下,民族节庆中的东道主在基于真实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进行舞台化的创作、加工及改编,赋予文化具有表演性,使其更适合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在这样的表演性文化下,传统文化更加适合表演和传播,也更易于外来的他者理解和体验。东道主对本民族的民俗、歌舞、建筑及日常生活的文化所进行的表演展示,是东道主进行表演性生产的结果。其次,少数民族节庆旅游游客的表演性体验,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对表演性文化的凝视、与表演者的互动参与以及后节庆的分享行为。通过对游客表演性体验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凝视是游客对东道主所呈现的表演性文化进行体验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游客的凝视除了具有客观的凝视之外,还呈现出身体化的凝视。他们会借助现代设备如手机、相机、摄像机等对表演进行凝视,而这凝视的过程就是游客身体化凝视的一种体现,而其进行身体化凝视的过程在其他游客眼里,实际上也是一种凝视下的表演。第二,与表演者的参与互动是游客表演性体验最直接的呈现。游客作为旅游的主体,其在对表演性文化进行凝视消费的过程中,在节庆的氛围影响下,其也会通过身体的参与实践来进行自我的表演,游客进行自我表演的过程,就是一种表演性体验的外在体现,无论是在凝视表演过程中的身体律动,还是在参与表演过程中的身体参与,都是游客所进行一种自我表演,游客在进行表演性体验的实践。第三,后节庆旅游下,游客将自己在节庆旅游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等身体体验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进行表演,其所进行的表演是一种无意识的表演,所呈现的内容是游客对旅游过程中的感受进行表演性生产的结果。最后,在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中,东道主通过文化表演进行本民族文化的展现,在旅游中既给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又增添了节庆的内容和气氛,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同时,游客在凝视文化表演的过程中,也在进行身体化的凝视,通过身体在表演阈限空间中进行自我的表演。为此,东道主的呈现和游客的表演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游客的表演受到东道主所呈现的表演性文化和营造的表演氛围的影响,反过来,游客的体验则会影响到东道主的表演呈现。因此,可以说,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中的表演性,不论是东道主所呈现的“是表演”的表演性,还是游客在表演阈限空间中所呈现的各种行为,通过身体所实践的“作为表演”的表演性,都是在东道主和游客进行协商的表演下,是东道主、表演者和游客进行积极互动下协商的表演性。旅游目的地是一个“大舞台”,是东道主和游客的共同在场,他们在旅游目的地中对对各种体验活动进行操演,对旅游目的地进行生产和消费。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东道主单一的存在构不成旅游目的地,只有游客进入到其中并进行“表演”体验,旅游目的地才有可能成为旅游地,“旅游舞台”才有可能真正出现。因此,在表演性转向的指导下,作为旅游研究者,我们不仅要关注游客如何对旅游地进行体验和消费,更要关注游客作为表演的主体,如何通过自身的表演来对旅游目的地进行生产,进而设计、生产和展示他们的旅游体验,旅游目的地是通过游客进行表演而生产出来的。因此,本研究关注旅游的表演性转向,关注游客的表演者身份,从而为旅游体验特别是游客体验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研究视角。
王德刚[5]（2018）在《民俗学的当下意义 ——中国当代民俗学者民俗价值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俗学的当下意义——中国当代民俗学者民俗价值观研究。今年恰逢“歌谣运动”10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探讨作为对民俗价值的根本观点和评价标准的“民俗价值观”这样一个本体论命题,既是民俗学科发展的现实诉求,也是对民俗学百年历史的呼应!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语境下,民俗有什么价值?民俗学研究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民俗学对于文化进步、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发展到底有什么作用、应该如何去发挥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既是民俗本体论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民俗学者在学术领域、社会领域角色定位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这也必然成为当代民俗学者们在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学科和学术格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经常伏案自问并试图求解的现实问题。同时,在民俗学领域之外,人们对民俗、民俗学的作用和存在价值也心存疑问:民俗学有用吗?甚至一些人会用这种疑问式描述来作为否定民俗学存在价值的意见表达方式。因此,“民俗学的当下意义”的确需要我们在“当下”给出明确的回答。本项研究以“民俗价值观”为主题、以“中国当代民俗学者”为研究对象,选取20位民俗学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得了 30多万字的能够充分表达个人学术思想的口述资料,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将口述资料与文献研究成果进行“对读”研究,经分析、聚类、归纳和综合论证,总结出了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民俗学者”这一价值观共同体的民俗价值观共识。论文分为8部分,包括绪论、第一章民俗价值观概念辨析与理论借鉴、第二章访谈过程与口述资料初步分析、第三章主题阐释、第四章民俗的价值、第五章民俗学的价值、第六章民俗学科的地位与民俗学者社会价值的发挥途径、第七章总结与展望。通过研究所形成的民俗价值观共识,具体包括几个方面:（1）民俗和民俗学的价值,体现在“人类个体、特定人群、整个人类”三个维度上,具体表现为:在人类个体日常生活层面,民俗具有“对日常生活的规范价值”,民俗学具有“解释、服务和提升人的日常生活”的价值;在人类特定群体意识形态层面,民俗具有作为“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意识基础”的价值,民俗学具有“服务于国家、民族发展和意识形态建构”的价值;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建构层面,民俗具有“完整地反映人类知识谱系”的价值,民俗学具有“建构完整的人类知识谱系”的价值。（2）关于民俗学的地位:一方面,民俗学在社会上从来就没有被弱化,一直在服务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发展、意识形态建设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是在“非民俗学领域”,也一直都在使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处理各种与民俗和社会文化相关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学理,还是民俗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上看,民俗学都具备上升为一级学科的基本条件。（3）民俗学者社会价值的发挥途径,在现行社会体制下,民俗学者要发挥自身的价值和民俗学的社会价值,要树立命运共同体观念,以价值共创理念为指导,在坚守、保持学者独立性的前提下与政府及其他价值主体合作,共同进行价值创造。同时,要将老一辈民俗学者的团队精神发扬光大,把民俗学的事情办好,把民俗学的价值做大。本项研究在国内民俗学领域,无论是在研究命题、研究过程、还是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都具有一定的实验性、探索性和开创性,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研究内容。“民俗价值观”概念的提出本身在民俗学领域即具有特殊意义;民俗的价值、民俗学的价值、民俗学和民俗学者作用于社会的途径等,以往的学术论着中虽也有涉及,但多是呈碎片化地散见于不同的研究论述中,缺乏系统性研究,本项研究试图对这些民俗本体论的关键性命题展开系统研究,形成民俗价值观共同体的共识。二是研究路径。本项研究采取由个人叙事到集体共识的研究路径,把民俗学者的书斋作为“田野”,采取深度访谈的方法采集民俗学者的个体学术思想信息,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聚类、归纳,由个人叙事过渡到集体叙事,形成民俗价值观共同体的群体共识。三是资料的鲜活性。通过对20位民俗学者和民俗职业人的深度访谈,获得了 30多万字的口述资料,受访者的年龄从50多岁到92岁,访谈过程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个人和学科发展史的深情回顾,获得的口述资料主题鲜明,语言鲜活,既有理论深度,又注入了受访者的情感。这些资料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关于民俗学发展的口述史资料。“民俗学从来都不寂寞”。访谈过程中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教授的观点给笔者以很大的鼓舞。笔者因此也设想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继续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进一步完善前期研究,争取取得更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成果,为民俗学理论建设尽一点微薄之力。
张茂林[6]（2016）在《民间传统武术的协同保护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间传统武术的发展面临严峻形势,亟需充分认识和发掘传统武术的价值,提高全社会对传统武术的文化自觉和协同保护意识。基于研究现状和传统武术传承与保护的迫切性,发挥政府职能和动员社会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以文化主客体视角,分析政府的合适角色与社会团体的有效参与,建立合理的协同保护机制,希望以合理的理论框架和正确的方法为民间传统武术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冯传禄[7]（2016）在《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探讨当代中国为何以及如何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战略性议题。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本文首先厘清当代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和崛起进程中的世界大国,其“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背景、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在南亚的地缘政治运作以及印度洋安全架构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尝试在地缘战略研究框架下给出相关学术回应。中国地处亚太,背靠亚欧大陆腹地而东接西太平洋边缘海域,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就其地缘战略或海洋战略而言,过去印度洋方向并不构成中国重要战略方向。鉴于周边安全态势、地理限制以及自身力量局限,中国地缘战略向来以亚太为重心,而以往中国在海洋方向的战略关注相对集中于邻近自身的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客观现实以及相应的战略资源分配状况,本身有其内在必然性,更也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在继续重视西太平洋的同时,中国也将印度洋地区纳入视野,并初步勾画出一个海陆相撑共进的战略大轮廓。以巴基斯坦为例,2015年中巴正式确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然而,锐意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以及西印度洋上经（?）瓜德尔港,这都不过只是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积极进取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新姿态已体现出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不过这却也已经将自身置于全球瞩目的焦点和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别有用心者,对所谓中国“珍珠链”战略、所谓“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正在进行力量投射、资源掠夺、经济殖民等进行大肆炒作。这一类言论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恶化了中国在印度洋的生存环境。在美、印一些战略家看来,所谓“国强必霸”便是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所谓“珍珠链”战略就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对相关国家的港口援建以及民事应用就是中国向西扩展以及围堵印度的战略构件。更殊为严峻的是,近年里“印太”概念勃兴之下,印度洋地区同亚太地区已渐被作为一个整体战略空间,纳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战略视野和前沿部署。尤其是美国“再平衡”战略已向印度洋方向扩展,而美印关系出现明显的战略接近,使印度洋方向的美中印战略三角已形成一种并不利于中国的扁平化趋势。此外,印度洋相关海域以及环印度洋的诸多地区本身交织着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素来被世人普遍视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相当危险”的区域。可见,对中国而言,印度洋地区绝非可以轻松自如存在的等闲之地,更不是世外桃源。事实上,中国并非印度洋国家,而从中国沿海出发西进印度洋的最近航线也有数千公里,中国想要在印度洋地区有效存在,显然无法像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存在那般便利（无论如何还可以依靠自身强大的陆权）。与此同时,考察当代印度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玩家,中国显然是后到者——作为后来者和外来者,中国拓展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不可避免对区域既有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会产生相关影响,无论在现实层面以及心理层面势必都会造成一定冲击。故而,至少从表面看来,中国“西进”印度洋,面对着复杂的战略环境、立场各异的行为主体,而自身又处于相对地理劣势,势必会为自己再增加一个比较棘手的“印度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会使自身在应对西太平洋方向相关挑战时面临双线受压的风险。鉴于以上这些“不利”因素,按理中国应继续对印度洋敬而远之。然而,如今中国在印度洋却是日益积极进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中国会出于怎样的战略谋划和政策考量,要把以往并不构成自身重要战略方向的印度洋,纳入国家大战略的视野,甚至作为中国海洋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一个生长点呢?这实际上就是本文聚焦的第一个问题。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设计,已体现出中国决策层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而“西进”堪称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精髓。于中国“西进”视野之下,南亚和印度洋无疑正是“一带一路”沿陆、海西向进发首当其冲的重要战略地区和主要海洋公域。厘清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根本动因和战略逻辑,不仅是中国谋划自身印度洋战略的前提,更也是破除“珍珠链”之说并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外部环境的需要。在综合分析了印度洋战略环境（第一章）,以及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第二章）后,本文认为,在21世纪里,鉴于印度洋的地理联通性、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发展潜力以及的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复杂局势等因素,今日印度洋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能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乃至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和平崛起都有了密切而特殊的战略关联。无论就外部压力或内在动力,当代中国已经不可忽视印度洋战略方向而单从东亚或太平洋视角来探讨现在的发展及未来的命运。中国“西进”印度洋有其必要性、可能性、正当性、机遇性和战略性。本文第三章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所面对的风险和所迎来的机遇之后,指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新姿态或者说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主要并不是因为印度洋之危险又或者因为所谓的印度洋的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地位,事实上反倒是中国当前“西进”印度洋具有了相关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并迎来历史性机遇,因此在战略成本和战略收益视角下,“西进”印度洋可望以较小的战略成本带来巨大战略利益——这构成了当代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的根本性动因,又或者说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知与行的核心逻辑。因此,“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主要并不是为了应对印度洋风险,更不是为了争夺印度洋霸权,而是一种顺势而为、把握历史机遇的地缘战略布局。本文的第三章同时还指出,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进”印度洋构成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中国海洋战略的“生长点”以及中国探索和平崛起路径、体现自身大国作为的“试验田”。现今,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存在已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拥有了一些有利主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可盲目乐观。机遇性与战略意义,都并不能成为盲目乐观的理由。事实上,要把握历史机遇和实现“西进”潜在的战略意义,需要尽可能地减小战略阻力和尽可能地化解潜在风险因素,换言之,需要通过巧妙的地缘政治运作来实现恰当的战略目标。客观而言,现在,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或者说怎样“经略”印度洋的相关问题,已构成了中国周边外交及区域战略的重要关切,构成了中国海洋战略、海军战略的新注目点,进而也构成了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大而新兴的战略性议题,并不断促进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奋发有为和学界研究的学术自觉。然而,今日印度洋,在许多国外战略学者和相关国家战略决策者眼中,已然被视为21世纪大国战略角逐的新兴舞台,而中国因素已然被视为一个对印度洋地区政治格局和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变量。不容否认,鉴于中国强劲的崛起势头,现在中国和外界之间,除了有合作共赢、相互依存的一面之外,一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势已悄然形成。对体系霸权国和地区大国而言,防止中国影响力在印度洋方向扩散,也是与中国博弈和竞争的重要环节。此外,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在中国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崛起以及崛起后的中国对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高度关心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无疑成为大家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无正式成文的印度洋战略；迄今为止,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在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尤其在军事力量前沿存在方面,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依然还殊为有限。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形成“西进”印度洋稳健而恰当的战略谋划,以维持和拓展自身的有效存在。这已是中国现阶段的一项当务之急。固然,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是不可否认,经济手段始终有相关局限性。在经济上分享由中国因素带来的红利,并不妨碍一些国家在政治、安全上对华保持适当距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诋毁中国、“要挟”中国。鉴于此前中国在印度洋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存在,为把握机会和化解风险,当代中国当需要慎重而深入地考虑在印度洋如何应对大国博弈和参与地区事务这一类地缘政治运作的问题,更也需要密切关注印度洋安全动态,主动参与和塑造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为此,本文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以较大精力分析了“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和相关战略挑战（第四章）,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第五章）,巴基斯坦战略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因素（第六章）,并在第七章提出了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的相关主张。本文所主张的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构成了本文关于中国“西进”印度洋在地缘政治和海洋安全层面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支柱,更也是本文对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问题,或者说中国如何“经略”印度洋问题,所给出的一个框架性的研究回应。
任振朋[8]（2016）在《继承、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三种价值导向分析》文中指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包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内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着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冲击,同时受自身发展因素的限制,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受到严峻考验,部分项目已经遗失或是濒临消亡.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在查找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以往专家学者关于继承和发展我国少数民族体育的三种价值导向,并逐一分析其利弊.得出:竞技化价值导向发展我国传统体育项目难度大,不切合实际;教育化价值取向在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发展具有可行性,但同样面临着学校体育开展中的一些问题;健身、休闲化价值导向符合当下群众健身的需求以及与即将到来的体育休闲时代不谋而合.
王建成[9]（2012）在《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20世纪末以来文化及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发展，文化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经逐渐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出台和快速增加的文化事业规划、文化产业规划等都已充分表明文化建设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当前宏观的发展背景下对文化景区建设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推动我国文化规划理论体系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能更加科学合理地指导具体文化景区建设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处理。我国五千年的发展史为我们今天城市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依托丰富而高品位的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地区繁荣已成为各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战略举措。然而，在运用文化资源促进城市发展的实践工程中，重经济价值轻人文价值、重景点打造轻资源保护、重景区自身开发忽视城市整体协调发展的做法屡见不鲜，违背了利用文化资源开发促进城市整体发展的初衷。因而，构建和谐的文化景区建设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以整体观的视角解决景区建设与城市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对促进城市的整体良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门寺，素有“关中塔庙之祖”之称，供奉着目前世界仅存的9处佛祖真身舍利首处——佛指舍利。历史上，“丝路西去、佛典东来”，法门寺在国际丝路与宗教文化传播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2005年，陕西省政府正式提出建设法门寺文化园，2009年，《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打造法门寺文化产业园，恢复法门寺唐风建筑群，法门寺文化产业园成为关中地区重点发展的五大文化产业园之一，法门寺又一次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然而，如何看待佛教文化圣地这一特殊的文化资源，采用何种开发方式及怎样对待其建设发展与扶风县城区空间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整个建设开发工作首要面临的关键问题。结合文章的主题，首先从宏观角度来看，是研究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的关系；其次从中观角度看，是佛文化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的关系；再次到微观的角度是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的空间发展关系。因而，本文在此视角之下分三个部分对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对广泛的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进行梳理，首先是在既有的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归纳法从宏观层面对景城的空间匹配关系进行分析解读，归结景城之间的匹配关系类型与组合形式；在此基础之上对景城的空间适应性演变关系进行分析，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景城关系测评系统；同时，进一步对景城关系中的城市型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的特征、关系类型以及互动发展历程进行重点深入研究，为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的研究提供整体性的理论基础。其次，从中观层面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佛寺文化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进行深入解析，从佛寺的选址考虑因素、佛寺与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空间发展关系、佛寺文化景区开发建设的案例等方面论述佛寺、佛教文化景区及城市三者之间的空间关系，把握佛寺文化景区开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开发模式与经验，为具体的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的研究提供另一项理论与实践支撑。同时，在微观层次的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分析中，文中将理论研究与法门寺文化景区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理论与具体问题相互对应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判定的6大依据（影响因素），进而运用学科交叉融合（佛学、地理学、社会学、物理学、旅游学）的方法确定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为相互融合、一体化联动发展的关系，同时结合现状及未来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中既有存在的及潜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协调路径，以为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规划引导提供较为客观合理的指导意见。文章最后结合上述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对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规划进行引导并提出景城空间发展关系构建的具体实施操作建议。
杨乐[10]（2012）在《传统徽派民居易地保护的得与失》文中研究说明徽派民居是我国民居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徽州的古村落相继得到了保护与开发,可由于数量众多分布较广,部分徽派民居在年久失修中走向破败与湮灭。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经济能力,传统民居的保护不可能一蹴而就,完全实现所有民居的原址保护并不现实,随着徽派民居易地保护的案例逐步增多,引起了众多的讨论,针对该方法“是保护还是破坏”的问题,社会各界争议不断。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总结目前徽派民居的保护现状,揭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研究徽派民居易地保护的案例,本文记述了商业倒卖的操作过程,剖析了易地保护在建筑、环境、经济等考量角度下的成败得失。尽管作为一种特殊的保护方式,易地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濒危的民居,但也同时带来对文化价值的破坏,因此具有积极与消极的矛盾性;特别是古宅买卖的热潮在资本逐利的本性下走向了易地保护的反面,应加以严格的控制与监督。在实践与理论基础之上,本论文提出从四个关键方面对徽派民居易地保护进行控制:首先是易地保护对象与操作人的资格筛选;其次是在易地保护前期与过程中建立信息记录与建档机制;第三是在迁建过程中给予专业的指导、分级控制,并在施工过程中延续民间匠师的技艺;第四是在迁建完成后,政府应督促使用者对建筑进行长期的维护。最后,本文通过对我国民居保护现状的概述,借鉴国内外民居保护研究的先进经验,从法规的完善与全面的普查统计、保护模式的多样性、公众参与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时期下我国民居的保护策略。
二、世界遗产在中国——世界遗产研究专家谢凝高教授访谈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遗产在中国——世界遗产研究专家谢凝高教授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1）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现状 |
| 1.2.1 绿道研究概况 |
| 1.2.2 文化景观研究概况 |
| 1.2.3 现有研究述评 |
| 1.2.4 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对策与思路 |
| 1.3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3.1 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 |
| 1.3.2 核心概念内涵讨论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图 |
| 第二章 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分析 |
| 2.1 广州当前建成绿道的主要问题 |
| 2.1.1 生态型绿道:生态优势待维护和彰显 |
| 2.1.2 郊野型绿道:功能类型差异化待提升 |
| 2.1.3 都市型绿道:需提升可达性和安全性 |
| 2.2 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主要类型 |
| 2.1.1 纵横古今的广州遗址景观 |
| 2.1.2 生机盎然的广州场所景观 |
| 2.1.3 依山靠水的广州聚落景观 |
| 2.3 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问题 |
| 2.3.1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型绿道文化景观周边生态资源待重视 |
| 2.3.2 社会经济关联:郊野型绿道与沿线生态产业关联性待加强 |
| 2.3.3 景观审美体验:都市型绿道对文化景观历史环境维护较少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 3.1 回归绿道概念的生态保护内涵 |
| 3.1.1 凸显绿道系统的生态特征 |
| 3.1.2 维护文化景观的生态环境 |
| 3.1.3 理清城乡绿道的生态职能 |
| 3.2 结合城市发展推进生态系统的协调 |
| 3.2.1 推进景观生态廊道的构建 |
| 3.2.2 彰显文化景观之间的关联 |
| 3.2.3 延展各类景观资源的功能 |
| 3.3 促进沿线景观风貌要素的和谐共融 |
| 3.3.1 绿道游径规划与文化景观格局相应 |
| 3.3.2 绿道景观形式与文化景观风貌相衬 |
| 3.3.3 绿道景观功能与文化景观资源相合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 4.1 助力城乡经济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
| 4.1.1 结合产业发展进行绿道游径规划 |
| 4.1.2 适应技术发展调整绿道设施供应 |
| 4.1.3 依据景观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经济 |
| 4.2 增进建设共识以提升绿道系统正面效应 |
| 4.2.1 宏观:结合区域发展,促进绿道对生态产业的带动 |
| 4.2.2 中观:结合城市双修,改善文化景观空间环境品质 |
| 4.2.3 微观:结合社区建设,推进公众参与绿道景观优化 |
| 4.3 调整绿道建设运行方式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 4.3.1 加强政府对优化绿道系统的政策支持 |
| 4.3.2 尊重专家对完善公共环境的价值引导 |
| 4.3.3 增加市场的参与合作以提升有续运营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升景观审美体验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 5.1 彰显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审美文化特征 |
| 5.1.1 延续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地域技术特征 |
| 5.1.2 展现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社会时代精神 |
| 5.1.3 传承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人文艺术品格 |
| 5.2 依据主体审美结构层次完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 |
| 5.2.1 依据主体审美生理层次提升绿道系统的可达性 |
| 5.2.2 依据主体审美心理层次提升绿道景观的多样性 |
| 5.2.3 依据主体审美社会文化层次提升景观的文化性 |
| 5.3 改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中审美活动发生的条件 |
| 5.3.1 提升广州绿道系统的关键节点的景观品质 |
| 5.3.2 凸显广州绿道系统中主要游径的主题序列 |
| 5.3.3 完善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网络关联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论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新”起点（论文提纲范文）
| 1 走进武术文化“新时代” |
|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濒于失传之间的矛盾 |
| 1.2 竞技武术文化与传统武术文化之间的矛盾 |
| 1.3 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
| 2 赋予武术文化“新思想” |
| 2.1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 |
| 2.2 坚持现代化转型机制的可行性探索 |
| 2.3 树立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 3 开拓武术文化“新征程” |
| 3.1 让新征程走在“自我认知”的道路上 |
| 3.2 让新征程走在“文化自新”的道路上 |
| 3.3 让新征程走在“文化复兴”的道路上 |
| 4 结语 |
（3）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对武术文化发展的有关研究 |
| 2.2 对武术文化传承的有关研究 |
| 2.3 对武术文化产业的有关研究 |
| 2.4 对武术文化时代性思考的有关研究 |
|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逻辑分析法 |
| 3.2.3 归纳对比法 |
| 4 有关武术文化概念和新时代概念的相关研究 |
| 4.1 武术文化概念解析 |
| 4.1.1 “武术”的溯源 |
| 4.1.2 什么是“武术文化” |
| 4.1.3 武术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准确认识 |
| 4.2.1 什么是新时代 |
| 4.2.2 新时代的依据和内涵 |
| 4.2.3 进入新时代的意义 |
| 5 当前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
| 5.1 传统武术文化的削弱和竞技武术文化的恨铁不成钢 |
| 5.2 中国武术文化商业化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 |
| 5.3 中国武术文化国际化推广中“谁去传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 |
| 6 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
| 6.1 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机遇 |
| 6.1.1 强大的综合国力 |
| 6.1.2 良好的社会环境 |
| 6.1.3 强大的政策支持 |
| 6.2 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挑战 |
| 6.2.1 武术文化内部的不适应 |
| 6.2.2 武术文化的普适性 |
| 7 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路径 |
| 7.1 走进武术文化“新时代” |
| 7.1.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统武术文化的濒于失传之间的矛盾 |
| 7.1.2 竞技武术文化与传统武术文化之间的矛盾 |
| 7.1.3 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
| 7.2 赋予武术文化“新思想” |
| 7.2.1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 |
| 7.2.2 坚持现代化转型机制的可行性探索 |
| 7.2.3 树立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 7.3 开拓武术文化“新征程” |
| 7.3.1 让中国武术文化新征程走在“三省吾身”的道路上 |
| 7.3.1.1 自我认知 |
| 7.3.1.2 文化自新 |
| 7.3.1.3 文化复兴 |
| 7.3.2 让中国武术文化新征程走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 |
| 7.3.2.1 提升武术文化话语权 |
| 7.3.2.2 挖掘武术文化的道路自信 |
| 7.3.2.3 加强武术文化的理论自信 |
| 7.3.2.4 加强武术文化的制度自信 |
| 7.3.3 让中国武术文化新征程走在“国际化”的道路上 |
| 7.3.3.1 传播主体的选择 |
| 7.3.3.2 传播内容的选择 |
| 7.3.3.3 传播途径的选择 |
| 7.3.3.4 传播过程的阐释 |
| 7.3.3.5 传播对象的选择 |
| 7.3.3.6 传播效果的反馈 |
| 7.3.3.7 传播环境因素 |
| 8 总结与展望 |
| 8.1 总结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少数民族节庆旅游表演性研究 ——以广西三江侗族多耶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的确定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及论文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综述法 |
| 1.5.2 访谈法 |
| 1.5.3 焦点小组法 |
| 1.5.4 参与式观察 |
| 1.6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1.6.1 理论观点的创新 |
| 1.6.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二章 旅游研究中的“表演性转向” |
| 2.1 旅游表演性的理论研究:溯源、发展及转向 |
| 2.1.1 对“表演”概念的界定 |
| 2.1.2 旅游学术中的“表演”研究 |
| 2.1.3 从“凝视”转向“表演”:关注旅游的具身体验 |
| 2.2 旅游表演性转向的理论基础 |
| 2.2.1 表演理论 |
| 2.2.2 具身性理论 |
| 2.2.3 非表征理论 |
| 2.3 旅游的表演性转向 |
| 2.3.1 表演性理论 |
| 2.3.2 旅游表演性研究述评 |
| 2.3.3 旅游表演性转向 |
| 2.3.4 旅游表演性转向的特征及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及资料分析 |
| 3.1 案例地及案例选择的依据 |
| 3.1.1 何谓典型案例 |
| 3.1.2 案例地 |
| 3.1.3 三江侗族多耶节的典型性 |
| 3.2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地理背景 |
| 3.2.1 三江侗族自治县所处的区位、水文及气候 |
| 3.2.2 三江侗族自治县的自然景观资源 |
| 3.2.3 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人文景观资源 |
| 3.3 广西三江侗族多耶节概况 |
| 3.3.1 多耶节简介 |
| 3.3.2 多耶节旅游发展概况 |
| 3.4 资料分析 |
| 3.4.1 田野调查及资料收集 |
| 3.4.2 资料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东道主的表演性生产 |
| 4.1 传统文化的表演性呈现 |
| 4.1.1 侗族传统歌舞文化 |
| 4.1.2 侗族鼓楼、风雨桥等物质文化表演 |
| 4.2 地方的表演性生产 |
| 4.2.1 地方化表演:表演重塑地方 |
| 4.2.2 表演化地方:地方表演性生产 |
| 4.3 迎合游客需求的表演性 |
| 4.3.1 传统文化的舞台化 |
| 4.3.2 旅游演艺 |
| 4.4 “作为表演”:侗族民俗及日常生活情境的表演性 |
| 4.5 旅游影响下东道主表演性呈现的协商与建构 |
| 4.5.1 真实与表演的协商 |
| 4.5.2 表演性协商下的文化认同 |
| 4.5.3 东道主表演性呈现的建构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少数民族节庆旅游游客的表演性体验 |
| 5.1 东道主表演性呈现的游客体验 |
| 5.1.1 表演性呈现的游客态度 |
| 5.1.2 游客对表演性呈现的凝视 |
| 5.2 表演性凝视过程中的主客互动 |
| 5.2.1 互动体验活动的设计 |
| 5.2.2 主客互动的表演性体验 |
| 5.3 自我表演:游客体验的身体实践 |
| 5.3.1 自我表演的基本场景 |
| 5.3.2 游客体验的身体实践 |
| 5.4 体验展演:旅游后的表演性呈现 |
| 5.5 少数民族节庆旅游游客表演性体验的建构 |
| 5.5.1 资料来源 |
| 5.5.2 扎根理论分析 |
| 5.5.3 少数民族节庆旅游游客表演性体验建构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东道主与游客的表演性协商 |
| 6.1 游客的表演想象和验证 |
| 6.2 东道主的表演诉求 |
| 6.2.1 节庆举办的难度越来越大 |
| 6.2.2 节目的表演性赋予:文化的选择 |
| 6.2.3 迎合游客体验的表演 |
| 6.3 “凝视”和“表演”:舞台呈现和游客想象 |
| 6.3.1 表演者:侗族文化呈现的践行者 |
| 6.3.2 游客想象:侗族文化表演的凝视 |
| 6.4 “共同表演”:表演者与游客的互动 |
| 6.5 协商主体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研究发现与结论 |
| (1)表演性是民族节庆文化旅游呈现的基础 |
| (2)民族节庆游客的体验是身体的表演性实践 |
| (3)民族节庆旅游表演性是一种融合的表演性 |
| 2.研究贡献 |
| 3.研究不足与展望 |
| 4.管理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东道主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游客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受访东道主基本信息 |
| 附录四 受访游客基本信息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民俗学的当下意义 ——中国当代民俗学者民俗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 |
| 三、研究内容与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过程 |
| 五、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俗价值观概念辨析与理论借鉴 |
| 一、民俗价值观概念辨析 |
| 二、理论借鉴 |
| 第二章 访谈过程与口述资料初步分析 |
| 一、访谈提纲设计与访谈对象遴选 |
| 二、访谈过程与口述资料收集 |
| 三、口述资料分析过程 |
| 四、主题凝练结果 |
| 第三章 主题阐释 |
| 一、传承与发展 |
| 二、乡土根基与行为规范 |
| 三、民俗实践与民俗学科发展相辅相成 |
| 四、圈子文化 |
| 五、“非遗”与民俗 |
| 六、能动地解释、服务和作用社会生活 |
| 七、凝聚认同到国魂 |
| 八、与政治政策的矛盾统一 |
| 九、民俗与市场结合 |
| 十、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
| 十一、无形的使命感 |
| 十二、民俗对个体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
| 十三、完整的人类文明知识图谱 |
| 十四、以小见大和由小到大的价值 |
| 十五、全球化 |
| 十六、主题阐释小结 |
| 第四章 民俗的价值 |
| 一、民俗价值的三个维度 |
| 二、民俗对日常生活的规范价值 |
| 三、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意识基础 |
| 四、完整地反映人类知识谱系 |
| 第五章 民俗学的价值 |
| 一、民俗的“外价值”与民俗学的价值 |
| 二、解释、服务和提升人的日常生活 |
| 三、服务于国家、民族发展和意识形态建构 |
| 四、建构完整的人类知识谱系 |
| 第六章 民俗学科的地位与民俗学者社会价值的发挥途径 |
| 一、民俗学科的地位 |
| 二、民俗学者社会价值的发挥途径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关于价值维度 |
| 二、关于民俗和民俗学的价值 |
| 三、关于民俗学的地位与民俗学者社会价值的发挥途径 |
| 四、展望——民俗学发展进入价值共创时代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对象推荐问卷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附录3: 专家访谈确认表 |
| 注释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附件 |
（7）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以及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西进”视野下的印度洋战略环境 |
| 第一节 印度洋地区的地理特性 |
| 一、印度洋独特的地理构造 |
| 二、突兀的南亚次大陆 |
| 三、规律性的印度洋季风和洋流 |
| 四、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
| 第二节 环印度洋的全球地缘政治“破碎地带” |
| 一、印度洋地区的范围和国家组成 |
| 二、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生态 |
| 第三节 印度洋地区国际战略地位步入快速上升通道 |
| 一、“印太”概念勃兴 |
| 二、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快速上升的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在印度洋历史足迹及当前战略新姿态 |
| 一、中国在印度洋历史足迹 |
| 二、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战略新姿态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中国国家大战略的顶层设计 |
|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外交重心的调整 |
|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战略新布局 |
| 第三节 国际社会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错误知觉” |
| 一、“错误知觉”相关表征 |
| 二、“错误知觉”的现实背景 |
| 三、“错误知觉”之批判 |
| 四、相关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 |
| 一、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利益 |
| 二、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环境 |
| 三、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机遇 |
| 四、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能力和理念 |
| 第二节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义 |
| 一、“西进”印度洋：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 |
| 二、“西进”印度洋：中国海洋战略(海权战略)的生长点 |
| 三、“西进”印度洋：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经济转型的新布局 |
| 四、“西进”印度洋：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及大国作为的“试验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及相关挑战 |
| 第一节 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特征 |
| 一、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 |
| 二、“一家独大”的地区政治经济格局 |
| 三、一种复杂的地区安全局面 |
| 四、相对低效的地区合作机制及一条明显的区域裂痕 |
| 第二节 南亚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 |
| 一、南亚是“一带一路”战略图景中的海陆交汇地带 |
| 二、南亚是中国构建和谐周边的重点地区和难点地区 |
| 三、南亚是中国大西部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地缘依托 |
| 第三节 当前中国在南亚周边面临的相关挑战 |
| 一、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
| 二、印度相关博弈动态令中国承压 |
| 三、美国对华“再平衡”在“印太”空间拓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进”视野下的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与“季风计划”战略对接：有效政策选项抑或伪命题 |
| 一、相关动态与学者策论 |
| 二、研究评析和相关问题 |
| 三、“季风计划”及其内在局限性 |
| 四、印度的“门罗主义”和地缘政治焦虑 |
| 五、印度的“对冲策略”和“战略模糊”手段 |
| 六、印度的“制衡者”和“监管者”角色 |
| 第二节 现阶段中印新型强邻关系的定位 |
| 一、中印关系中的复杂问题 |
| 二、在中印关系多重属性中居支配地位的是互为强邻的地缘政治属性 |
| 三、对印政策应有的整体性战略思维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进”视野下的巴基斯坦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问题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巴基斯坦 |
| 一、巴基斯坦国家概况 |
| 二、“一带一路”视野下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 |
| 第二节 “中巴经济走廊”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
| 第三节 对瓜达尔港的相关思考 |
| 一、中国与瓜达尔港的历史渊源 |
| 二、对中国而言,瓜达尔港具有十分重要的潜在的战略价值 |
| 三、对瓜达尔港的几点看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进”视野下中国“陆海相撑共进”战略路径探讨 |
| 第一节 中国“西进”视野下的“合小稳大”的南亚融合战略 |
| 一、促进地缘意义上中国与南亚的多个维度融合 |
| 二、中国的南亚战略诉求应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 |
| 三、中国的南亚战略取向不应“合小攻大”却要“合小稳大” |
| 第二节 中国“西进”视野下的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 |
| 一、对印度洋战略环境两种认知误区 |
| 二、当前中国在印度洋安全合作局面及其成因 |
| 三、印度洋安全架构新构想：协治安全 |
| 四、印度洋安全的大国协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讨论 |
| 五、中国促成印度洋安全的大国协治的初步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9）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2.3 借鉴意义 |
| 1.3 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理论研究进展及重点 |
| 1.3.2 国内理论研究进展及重点 |
| 1.3.3 理论研究不足与创新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1.6 概念界定 |
| 1.6.1 文化资源 |
| 1.6.2 文化景区 |
| 1.6.3 旅游景区 |
| 2 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分析 |
| 2.1 景区与城区空间匹配关系分析 |
| 2.1.1 景区与城区空间匹配关系类型 |
| 2.1.2 景区与城区空间匹配关系组合形式 |
| 2.2 景区与城区空间适应性关系演变分析 |
| 2.2.1 景区与城区功能联系演变分析 |
| 2.2.2 景区与城区距离关系演变分析 |
| 2.2.3 景城空间关系演变模式分析 |
| 2.2.4 景城空间关系演变测评分析 |
| 2.3 城市型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分析 |
| 2.3.1 城市型景区特征分析 |
| 2.3.2 城市型景区与城区空间关系类型分析 |
| 2.3.3 城市型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历程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佛寺文化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分析 |
| 3.1 佛教寺院选址主要考虑因素 |
| 3.1.1 佛教文化内涵与思想主张 |
| 3.1.2 地域自然与地理环境因素 |
| 3.1.3 地域社会环境因素 |
| 3.2 佛寺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演变分析 |
| 3.2.1 佛寺与城区历史空间演变关系 |
| 3.2.2 佛寺与城区现实空间发展关系 |
| 3.3 佛寺文化景区建设与城区现状空间关系分析 |
| 3.4 佛寺文化景区与城区空间发展关系案例分析 |
| 3.4.1 城中佛寺文化景区——成都文殊坊景区 |
| 3.4.2 城郊佛寺文化景区——西安大雁塔文化休闲景区 |
| 3.4.3 对案例的评析与思考 |
| 3.5 本章小结 |
| 4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判定 |
| 4.1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的判定依据 |
| 4.1.1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匹配关系因素 |
| 4.1.2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测评 |
| 4.1.3 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因素 |
| 4.1.4 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开发因素 |
| 4.1.5 区域发展因素 |
| 4.1.6 法门镇区发展因素 |
| 4.2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确定 |
| 4.2.1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整体空间发展关系 |
| 4.2.2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距离关系 |
| 4.2.3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关系 |
| 4.2.4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交通联系 |
| 4.2.5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景观与风貌关系 |
| 4.3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3.1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整体空间发展关系问题及成因 |
| 4.3.2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关系问题及成因 |
| 4.3.3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交通联系问题及成因 |
| 4.3.4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景观与风貌关系问题及成因 |
| 4.3.5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中的潜在问题 |
| 4.4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协调 |
| 4.4.1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整体空间与区域空间发展关系协调 |
| 4.4.2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关系协调 |
| 4.4.3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交通联系协调 |
| 4.4.4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景观与风貌关系协调 |
| 4.4.5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中的潜在问题协调 |
| 4.5 本章小结 |
| 5 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规划引导 |
| 5.1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整体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规划引导 |
| 5.1.1 整体空间结构规划引导 |
| 5.1.2 中心城区整体功能布局规划引导 |
| 5.2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交通联系规划引导 |
| 5.2.1 城市对外交通联系规划引导 |
| 5.2.2 城市内部交通联系规划引导 |
| 5.3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景观与风貌关系规划引导 |
| 5.3.1 空间景观格局与视线廊道规划引导 |
| 5.3.2 景观风貌分区规划引导 |
| 5.3.3 景观轴线规划引导 |
| 5.4 法门寺文化景区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构建实施操作建议 |
| 5.4.1 加强县域旅游资源整合 |
| 5.4.2 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发展 |
| 5.4.3 协调好旅游活动与宗教活动的关系 |
| 5.4.4 构建扶风县城与法门寺文化景区统一管理模式 |
| 5.4.5 加强城市规划的编制与管理工作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图录 |
| 表录 |
| 作者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与实践经历 |
| 附录一 |
（10）传统徽派民居易地保护的得与失（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范围 |
| 1. 徽派民居 |
| 2. 易地保护 |
| 三 既往研究 |
| 1. 我国徽派民居的研究 |
| 2. 国外历史建筑易地保护的相关规定与案例 |
| 3. 国内历史建筑易地保护的相关研究与案例 |
| 四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五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 研究方法 |
| 2. 研究框架 |
| 第1章 传统徽派民居现状与易地保护成因 |
| 1.1 我国民居建筑概述 |
| 1.2 传统徽派民居的重要价值 |
| 1.2.1 历史价值 |
| 1.2.2 美学价值 |
| 1.2.3 科学研究价值 |
| 1.2.4 社会价值 |
| 1.2.5 小结 |
| 1.3 传统徽派民居的保护现状 |
| 1.3.1 相关政策法规 |
| 1.3.2 徽州民居保护开发状况 |
| 1.3.3 未被列为保护单位的古民居的困境 |
| 1.3.4 徽派民居与村落存毁概况 |
| 1.4 易地保护现象产生的原因 |
| 1.4.1 数量大，分布广，保护难度大，资金不足 |
| 1.4.2 建筑破败，居住条件日趋恶劣 |
| 1.4.3 居民保护意识淡薄 |
| 1.4.4 产权问题，管理难度大 |
| 1.4.5 利益驱使 |
| 第2章 徽派民居易地保护实例调查研究 |
| 2.1 文化交流 |
| 2.2 博物馆式的集中迁建 |
| 2.2.1 国外相关实例 |
| 2.2.2 国内相关实例 |
| 2.2.3 徽州地区博物馆式集中迁建实例 |
| 2.2.4 社会评价 |
| 2.3 商业买卖下的易地迁建 |
| 2.3.1 社会背景 |
| 2.3.2 迁建实例 |
| 2.3.3 商业买卖的操作过程 |
| 2.3.4 社会评价 |
| 2.4 小结 |
| 第3章 慎谈易地保护 |
| 3.1 传统民居的特殊性 |
| 3.1.1 人文内涵 |
| 3.1.2 与环境的有机关系 |
| 3.1.3 聚落特色 |
| 3.2 传统徽派民居易地保护之所得 |
| 3.2.1 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部分濒危民居 |
| 3.2.2 提出了保护、再利用方面的新思路 |
| 3.2.3 有可能带来较高质量的保护 |
| 3.2.4 对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 |
| 3.3 传统徽派民居易地保护之所失 |
| 3.3.1 真实性的破坏 |
| 3.3.2 孤立的文化标本 |
| 3.3.3 腾空式的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忽视 |
| 3.3.4 商业买卖——逐渐走向“异化”的易地保护 |
| 3.4 文化价值PK 经济价值 |
| 3.4.1 易地保护之争辩 |
| 3.4.2 传统民居保护的市场化 |
| 3.4.3 对民间资本的引导 |
| 第4章 以传统徽派民居为例，对我国民居保护的思考 |
| 4.1 我国民居保护概述 |
| 4.1.1 国际与国内政策法规 |
| 4.1.2 保护历程 |
| 4.1.3 保护现状 |
| 4.2 国内外民居保护经验 |
| 4.2.1 国外案例 |
| 4.2.2 国内案例 |
| 4.3 对易地保护的控制 |
| 4.3.1 对象与操作人的选择 |
| 4.3.2 信息记录 |
| 4.3.3 过程控制 |
| 4.3.4 后期维护 |
| 4.4 其他策略思考 |
| 4.4.1 宏观层面 |
| 4.4.2 保护模式的多样性 |
| 4.4.3 公众参与 |
| 4.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附录1：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 |
| 附录2：目前网络出售的古民居一览表 |
| 致谢 |
四、世界遗产在中国——世界遗产研究专家谢凝高教授访谈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D]. 刘琳婕.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
- [2]论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新”起点[J]. 周昇媚,温搏. 体育文化导刊, 2019(05)
- [3]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路径研究[D]. 周昇媚. 吉林体育学院, 2019(09)
- [4]少数民族节庆旅游表演性研究 ——以广西三江侗族多耶节为例[D]. 方昌敢.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7)
- [5]民俗学的当下意义 ——中国当代民俗学者民俗价值观研究[D]. 王德刚. 山东大学, 2018(12)
- [6]民间传统武术的协同保护机制研究[A]. 张茂林. 中华武术研究 2016年萧山国际武术文化湘湖论坛论文集, 2016
- [7]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D]. 冯传禄. 武汉大学, 2016(01)
- [8]继承、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三种价值导向分析[J]. 任振朋. 嘉应学院学报, 2016(08)
- [9]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与扶风县城空间发展关系研究[D]. 王建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2(02)
- [10]传统徽派民居易地保护的得与失[D]. 杨乐. 天津大学,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