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进中的韩国进雄产业（论文文献综述）
王亚军[1]（2018）在《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台湾地区大学招生制度改革为背景,聚焦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产生、维系和演化的制度变革问题,建构以主流观念为中轴变量,交汇“结构-历史-行为”三维的制度变革模型,透析“推荐甄选”的制度变革事实,厘清其背后的多重逻辑及多重逻辑作用下的制度变革机制,挖掘大学招生制度改革中需要遵守的价值与规律,探索契合大陆地区高考现实的制度改革策略和方法。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制度结构的深层约束、历史脉络的时序影响、行为者的有限理性选择为核心变量,建构了以历史脉络为中轴,向上关注宏观的制度结构分析,向下观照微观行动者的心理和行为分析,“结构-历史-行为”三维交互的综合分析框架。循此框架展开研究,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二章）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演变的历史系谱呈显。通过对台湾地区大学“联考”制度危机、“推荐甄选”制度新生和“繁星推荐”持续演变的制度发展史实的脉络勾勒,呈现各阶段的制度演进基本内容及制度实施效果评价。第二部分（第三、四、五章）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演变的过程机制探析。运用“结构-历史-行为”三维交互的综合分析框架进行研究,从外部考察正式制度（法律法规）的限制与授权,非正式制度（文化认知）的约束与创造,从内部关注行为者观念学习和利益偏好的选择与影响,同时观照历史事件和时机序列对制度变革的冲击和突破。研究发现（1）从结构视角观之,推荐甄选制度变革非纯然教育理念的逻辑推衍,而是受到社会脉络的左右。教育法规的限制、科举文化的影响、公平观念的引导,三者在教育场域中的相互牵引推动制度变革。（2）从历史视角观之,推荐甄选制度变革是制度环境、历史进程和行动者三者间以一种不完整路径复制和路径选择的适应性演化。传统联招制度的路径依赖、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历史偶然事件的外部冲击,三者形成变革路径选择的拉扯张力推动制度变革。（3）从行为视角观之,推荐甄选制度变革不是行动者完全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纯然自然演进的产品,而是经过权力博弈胜出的知识精英在有限理性指引下的积极行动。多元主体的权力争斗、生理条件的理性限制、制度环境对行动空间和行为模式的结构约束、新兴思想的理念引领,四者合力决定着行动的主体和行动路径推动制度变革。第三部分（第六章）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演变的实现机制透析。建构以主流观念为中轴变量,贯穿制度变革四大阶段,整合历史、结构、行动三维要素,融汇触发-生成-扩散-制度化和反馈四项运行机制的制度变革综合模型。研究发现,在制度变革关系序列中,历史、结构和行动的社会性交合聚焦于“主流观念”的形成。“主流观念”是推动和促成制度变革的关键。主流观念的形成受限于历史的影响、结构的约束和文化的塑造,制度变革路径不是行动者在白纸上天马行空的随意绘制,也不是被历史、制度卷尺规约的笔直线路,而是三者在结构关系中的行动张力。主流观念不直接与制度发生关系,而是依附于行动者,通过行动者将其带入制度空间,与物质要素、权力要素联合,共同推动制度变革。第四部分（第七章）反思和启示。通过回归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挖掘“推荐甄选”制度变革事实中潜隐的招生制度改革规律,探索契合大陆地区高考制度改革现况的改革策略和方法。研究发现,大陆地区高考制度改革需要基于“求美”的价值追求,寻找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间的多元价值平衡;基于“国家意志主导、专家智库支持、基层民意尊重”的权力协调,建构顶层把控、合理分权、多主体共构的制度变革空间和规则;基于“积极行动、渐进试点、以改促改”的改革方法,采取在积极稳妥的改革行动中纠正制度理性设计与制度实施偏移的行动策略;基于“综合改革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配套实施,突破制度改革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困难,推动系统全面的制度改革。
董天然[2]（2015）在《艺术节源流与当代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节庆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从来都是充满着绚丽的色彩,它可以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精神气质、审美情趣乃至价值取向。人类节庆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艺术元素的融入,使节庆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更加多元多样。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艺术文化活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也随之愈发重要。相对于传统节庆而言,现代艺术节作为一种以表演艺术和视觉艺术为核心内容的“新兴”节庆品种,不仅可以满足人类的艺术审美需求、提高人们的艺术欣赏水平以及丰富市民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对当代社会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文化和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它不仅对物质文明建设直接给予智力支持,而且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年来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崛起和蓬勃发展,艺术节融艺术活动、娱乐休闲、文化旅游、商业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特点,使其在建构城市形象、塑造文化品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带动地区旅游业等增强国家软、硬实力方面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产业也渐成各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自上世纪80年代起,现代艺术节（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许多地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下,我国艺术节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并正努力成为文化产业的领头羊。因此,在全党全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刻,在我国艺术节方兴未艾之际,对现代艺术节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全面的、立体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本文采用古今交错、纵横铺排、史论结合的方法,以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艺术节作为典型案例,基于“存在的合理”与“合理的发展”两个重要基点,对现代艺术节展开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性研究。所谓“存在的合理”,即从艺术节的沿革历史、社会作用和价值意义等方面对艺术节作为现代人类文化活动样式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做分析论证。首先,运用历史思维,对艺术节发展的必然进程和内在逻辑进行思考,对中西方艺术节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归纳和历史分期。虽然现代艺术节作为一种独立的节庆品种最初是兴起发展于欧洲国家,但是,艺术节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艺术节并非源自西方的舶来品,在我国悠久而古老的传统节庆文化中,“中国式艺术节”自古有之。如古代庙会、赛会、灯会、书会等,这些集艺术表演、娱乐休闲和商贸往来于一体的,并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民俗特色的艺术文化活动,构成了我国古代社会中极具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节形式。第二,通过对现代艺术节基本内涵的剖析和主要特征的归纳,把握艺术节与人类生存、城市更新和社会发展的有机联系,从而对现代艺术节多元化的价值功能进行深入分析。所谓“合理的发展”,即通过对现代艺术节发展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和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对中国未来艺术节的发展进行前瞻性思考。首先,运用辩证思维,从问题意识的角度出发,在大量实例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艺术节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多元化的运营模式、产业化的运作机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辩证分析,找出其矛盾之所在、问题之根源。第二,结合具体案例,从“打造小城镇中的‘大艺术’”、“打造弘扬民族经典的艺术节”、“打造享誉世界的国际品牌”以及“打造雅俗共赏的全民节庆”四个方面对现代艺术节的发展趋势进行案例研究。第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创新思维,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时代特点、本土文化,对我国未来举办体现中华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艺术节提出具有创新性、独特性、时代性、应用性的方向和路径。
相焕伟[3]（2014）在《协商行政：一种新的行政法范式》文中认为当代公共行政向民主化、服务化、民营化、程序化、效率化等方向的转型,使得以平等、交涉、合意为基本特征的协商行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协商制定规章、重大行政决策协商、民主恳谈会、协商颁发许可证、双方同意的命令、行政争议解决的ADR机制、行政和解、反垄断协商执法等,它们已经晃动了以行政法律关系的不平等性、行政权的垄断性、行政过程的单向性、行政行为的单方性为基本特征的传统行政法的根基,使得传统行政法已经不能有效解释广泛存在的协商行政现象,导致传统行政法陷入了范式危机。因此,引入库恩的“范式”理论,并将协商行政与范式理论对接是化解传统行政法范式危机的不二选择。由于范式所具有的认知、塑型和发展功能,以范式理论作为工具研究协商行政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可以从相对宏观的层面来研究协商行政,抽象出协商行政的基本范畴,形成协商行政的“概念-判断-推理”,为形形色色的作为“新类型的事实”的协商行政现象提供统一的认知方法、标准和模型。其次,可以站在行政法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协商行政,吸引具有相同旨趣和信仰的研究者进行以协商行政为学术主题的研究,拓展协商行政的适用疆域,从而推动行政法的发展。实际上,库恩提出的“范式”并不像多数人宣扬的那样含混复杂,他不过是将范式的原初意涵——范例或模型——创造性运用于科学哲学史领域罢了。在库恩那里,范式就是一种共同体公认的科学成就,它构成指导常规科学的理论模型。除了自身的理论“美感”外一项科学成就只有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才能成为范式：其一,它必须具备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其二,它必须比传统范式更具优势。虽然库恩的范式理论主要是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科学革命的意义上提出的。但凡是可以称为科学领域的地方均有范式理论的“用武之地”,因而范式理论可以“嫁接”到社会科学领域。事实上,它也早已被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所运用。但由于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关于“客观”的科学,而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关于“主观”的科学,因而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嫁接”不可能是无缝的,需要进行创造性“修剪”。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包括行政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适用具有多层次性、多语境性、范式之间的相容性、范式转换的量增性等特征。作为行政民主化语境下的一项科学成就,协商行政已经构成了区别于高权行政、传统参与行政的一种新的行政法范式。这是因为：第一,协商行政其行政法律关系的平等性、行政权的非垄断型、行政过程的交涉性以及行政行为的合意性等特征已经显示出不同于传统行政的、特有的理论美感。第二,主体间性理论、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以及平衡理论为协商行政提供了多学科的理论基础；国家任务的变迁、对行政裁量权进行适度规制的需要以及公共行政的当代转型为协商行政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基础；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救济等领域普遍展开的协商实践为协商行政提供了充分的范例支撑。第三,与传统行政相比,协商行政不仅能够化解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的困境,通过行政过程实现行政的自我合法性,而且能够增加行政的可接受性进而实现行政效率的均衡提高,显示了强大的范式优势。当然,新事物的出现必定是一个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过程,新范式的出现也是这样。在面对协商行政这一行政法的新范式时,传统行政范式也不会“束手就擒”,支撑传统行政范式的“行政权不可处分原理”、“利益多元主义理论”向协商行政发出了理论诘难。但在行政国家背景下,“行政权不可处分原理”已经不攻自破。实际上,也恰恰是对多元利益诉求的承认才使得协商行政变得必要和可能。然而不可否认,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范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就作为行政法范式的协商行政,其潜在缺陷主要体现在协商主体的能力不平等、协商成为行政之“累”、行政公共性和公平性的减损等方面；但“瑕不掩瑜”,协商行政之“瑕”可以通过范式所蕴含的规则和程序所“消解”。一项取得范式地位的科学成就必然是由诸多理论要素构成的严整的理论体系。要想真正全面认识该范式并运用它为常规科学解谜,就必须理解该范式所蕴含的诸理论要素。作为行政法的新范式,协商行政的理论要素包括行政法律关系与相对方法律地位、行政过程与方式、行政原则与方法、行政程序与效力、适用范围及与传统行政的衔接等内容。其中,协商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关系,行政相对方法律地位体现为对行政过程的实质参与；协商行政的过程是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相互了解与理解、沟通与对话、博弈与妥协的复杂过程,行政行为以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合意为特征；协商行政尤其应当强调自愿、平等、公开、诚信、关联性等原则,并以利益衡量为基本方法；协商行政的程序应当以交往理性为价值、以宽容为理念、以相对方扩权为侧重。协商行政的效力包括内部效力与外部效力两个方面,就内部效力而言,协商达成的合意应当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均有约束力；就外部效力而言,经协商的行政行为并不能免于司法审查。当然,协商行政有其特定的适用场域,并且,在协商不能无法达成行政目标的情况下,还需要传统行政的“出场”。由于行政法之根生长在各国具体的生活世界中,协商行政在我国的范式生成必须立足于我国特殊的行政生态。协商行政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文化基因；宪法规范的支撑、政治协商制度的广泛实践、“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的松动、行政复议法的协商转向、国家赔偿法的协商转向以及其他规范支持为协商行政范式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资源。我国协商行政范式生成的策略包括转变强制行政的思维、破除相关制度障碍、实现听证制度的“协商化”以及加强公民社会建设等。当然,协商行政的范式生成对我国行政法的影响将是结构性的,它将实现行政法理念的转变、理论的革新和制度的转型,并将推动我国行政法治走向“行政共和主义”。
李爱萍[4]（2012）在《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对各国在华贸易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改变，我国由过去单一注重出口转变为进口和出口并重的局面，并指出将扩大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面对新形势的要求，本文将从进出口着手，凸显出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对中国30个省份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鉴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只是将文化和地理因素作为众多解释变量中的一个，且其几乎都以国家间的贸易为主，所用研究方法大都是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本文从省份与国家的贸易关系层面出发，研究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对我国各省分国别贸易空间格局的影响。本文首先运用空间统计方法对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的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描述，并运用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重点选取2001、2005、2009年的数据来描述我国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的空间自相关程度以及动态演变趋势，分析得出：我国各省分国别进出口额的分布状况呈现出从东到西的阶梯差距，进出口额度最大的第四阶梯都位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各省进出口额度相对较小的第一、二、三阶梯则主要位于中西部、东北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且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德国在中国各省进出口额度的分布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而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2001-2009年，中国30个省对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进出口贸易的空间分布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而对香港进出口贸易的空间分布为负的空间相关性，且其相关程度在整个研究期间内基本呈现上升的趋势。其次，本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运用预算线和消费者无差异曲线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拥有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优势的进口国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说明拥有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优势的省份和国家之间的贸易更多。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非关税差异的局部均衡理论模型，通过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文化差异程度提高比运输距离增加所导致的社会净福利损失更大，而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同时增加所导致的社会福利净损失比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成本单个上升时的社会净福利损失的总和还大，从而降低了一国进行贸易的积极性，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再次，在考虑空间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纳入空间滞后因子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对我国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程度，研究发现：空间滞后因子对各省分国别出口贸易的影响和显着程度都小于进口贸易，文化差异对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的限制最大，陆运距离对我国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远远高于海运距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逐渐增强；贸易伙伴国GDP、各省内河运输线路长度对我国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对我国东、中、西地区分国别出口贸易的影响差异不大，在分国别进口贸易中，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对价值观距离和陆运距离更敏感，西部地区次之。最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本文的结论，并对如何缩小各省进出口贸易额的国别（地区）差异提出了政策建议。
郑家昊[5]（2012）在《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文中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治理而言,“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的问题得到了人们持续的关注,公共行政学甚至政治学的研究集中了很大的精力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去研究政府职能模式,试图描绘出一幅政府职能模式的历史演进图谱。研究目标决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因而,这篇论文是以历史主义反思性阐释为研究的基本取向的。通过反思性阐释,本文对诞生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于中国的一种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进行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叙述,力求作出理论提炼,确立起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范畴,用以作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如果将人类社会模糊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先后经历（或正在经历着）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三种模式的结构图中,处在核心地位的是三种基本的政府类型：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本质上就是“王朝”,所拥有的是一种阶级统治的职能。这种阶级统治职能是统治型政府藉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并且呈现出“混元一体”的特性。也就是说,在这种政府职能中尚未分化和离析出其他的职能。这是因为,在整个农业社会中,尚未实现领域分化,政治与经济都尚未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社会的同质性决定了它必然以“家长制”（或类似于家长制）的形式出现,社会的等级关系决定了它必然借助于权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治理。总之,农业社会的治理体系并没有实现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统治与管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统治过程与管理过程是同一个过程。“职能分化是职能模式化的前提”,所以,在农业社会还不存在政府职能模式的问题,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仅仅是王朝的阶级统治职能（在现代意义上,或称为“统治型政府职能”）。近代早期,西方国家率先借助于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推动而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在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迅速分化的特征,工业与农业的分化之下,政治与经济的分化、科学与生产的分化、人群的分化等等,构成了工业社会凯歌行进的主旋律。与社会的分化一道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也在结构和职能上进入了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过程,农业社会那种“混元一体”的阶级统治职能也逐渐分化为政府自身的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且,社会管理也是以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当然,历史的进步虽然可以在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发现“结构性断裂”（阿尔都塞语）的痕迹,而在逻辑上却并不存在这种“断裂”,从阶级统治职能到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直至这一过程走到了“质变”的关节点的时候,才呈现出社会管理职能模式确立的特征。而且,由于社会管理职能模式的确立而使政府的性质实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实现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变。历史地看,管理型政府的职能模式先后出现过两种典型形式：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和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是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政府职能模式,它主张政府担任“保护人”或“守夜人”的角色,尽量少干预或不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任由市场机制去调节经济活动,让市场自己在运行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换言之,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产生,源于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对“自由竞争”原则的信奉,源于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对“市场力量的自由运动可以造就经济的均衡状态”的广泛认同。这一模式终止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将“市场万能主义”彻底击翻,让人们明白了“市场失灵”的客观事实,人们必须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政府职能模式去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而,一场倡导政府干预主义的思潮随之兴起,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也因此而产生。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是由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做出的政治设计,它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手段来调控市场经济的运行,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以弥补市场自身力量的不足和达到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目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的这一段时期内,欧美各发达国家普遍选择了这种类型的政府职能模式。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起,特别是1973年发生了“石油危机”事件之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膨胀。这种“滞胀”意味着“政府失灵”,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的有限,这也直接促使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及其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干预论,通过分析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和政府失灵的成因及表现,提出限制甚至取消政府干预的要求,希望再度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一思潮一经流行就得到了实践的响应,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实践这些理论的典型代表。事实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代表的只是对“保护型”和“干预型”模式不断地进行随机性选择的实用主义倾向。当人类社会走出工业社会这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这种在两种过往的职能模式的基础上进行随机性选择的做法也暴露出了其缺陷。因而,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即使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成功地实现了行政改革的西方国家,也经常性地陷入方向不明的盲动主义状态,以至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显得无所适从。正值西方政府陷入盲动主义的时候,东方世界出现了“东亚崛起”的景象。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政府职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对属于管理型政府的保护型和干预型职能模式造成了冲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出现了对“第三条道路”的研究热潮,代表性的解读有：现代化理论、依附关系论、发展型国家、新古典论、市场增进论和治理式互赖理论。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批判性审视和对实践中的“第三条道路”的考察,可以发现：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管理型政府在其制度框架下对政府职能模式的创新实践,属于向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靠拢”。遗憾的是,这些亚洲国家（地区）由于缺乏服务型政府理论基础而未能实现对这种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认识,当这些国家（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之后,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下纷纷放弃了这一创新性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初次尝试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戛然而止。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在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时自觉地发展了这一模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中国开始尝试运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作用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时,迅速展现出了它的巨大魅力,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国政府不是在实践中走出了建立和应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之路的话,我们很难想像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在“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大致有三个因素发挥了助力作用,其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其二,这些国家和地区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恰好处在西方国家资本剩余而急需开拓新兴市场的时机；其三,处在冷战决战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希望通过促进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扶植起遏制“东方”的力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是缺乏后两项因素的。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恰恰是人类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刻——一场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开始兴起,从而使中国制定的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未付诸实施便已失效。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后所面对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社会开启了后工业化进程,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陡增。在这种历史大转型的条件下,亚洲四小龙所走的道路已经不适应于中国了,尽管中国一度认真地研究了他们的经验。这是因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所面对仅仅是实现工业化的单一课题,而中国政府则必须面对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面对后工业化。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在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1）经济领域：实现领导力制度化和建立政商合作体系,制定战略性规划和构建“全方位、大开放”战略发展格局,建立“现代防护墙”下的金融运行体制；（2）社会领域：实施旨在改善民生的“惠农政策”,加强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维稳系统,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而且,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实践先行凸显了政府变革。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实践。从此,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获得了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支撑,并且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意义——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政府职能模式。如果用“主体—功能”的框架来窥察,可以发现：服务型政府是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主体归属,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功能体现。必须申明的是,无论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是在中国出现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都是一种实践成就,还没有得到理论证明。一种实践成就如果得不到理论证明是很容易被忽视和抛弃的。关于这一点,“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后屈从于西方话语霸权体系而弃用引导型模式的事实足以证实。中国政府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正“处在十字路口”——之前过度强调经济领域的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社会领域的进步,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片面性”发展的失衡局面,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一场新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其一,就是抛弃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其二,需要对引导型政府职能实践的经验进行总结,实现理论自觉,使其科学化。我们希望推荐的是后一种选择,那就是致力于实现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确认。如果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进行理论描述,可以概括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自觉的、旨在通过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而引导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总的说来,本文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放入社会治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批判性阐释,试图拓展以往关于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研究的视角,力求建立起适应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理论。我们的设定是：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服务型政府所特有的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自觉建构是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自觉建构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处于互动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相互促进的作用。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深入,中国的一切积极性的创造都会影响世界,如果我们能够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建构方面取得建设性成就的话,也将会作用于世界,会成为中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中国对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进步,所作出的一项伟大贡献。
王禹[6]（2012）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简称延边州）,是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是中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延边州南隔图们江与朝鲜邻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是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的友好邻国。大韩民国（简称韩国）是朝鲜半岛南部地区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交后从对峙国家发展成为友好邻邦。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在地缘、人缘方面有着特殊关系,地缘方面,它们都位于东北亚中心交汇点,处于连接中、朝、俄、韩、日等国陆海运输通道的枢纽。人缘方面,延边朝鲜族的祖先来自朝鲜半岛,多数人与朝鲜、韩国人有血缘亲属关系。冷战时期,在中朝两国坚持战斗友谊,兴衰于共中曲折发展的大框架内,延边州成为我国与朝鲜开展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在中韩两国从严重对峙状态逐渐转向缓和的关系中,延边州开始与韩国进行了民间交流。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潮流,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伴随着冷战解体,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全世界宣布：由UNDP支持,周边多国共同开发图们江三角洲地区。图们江开发的主要目标是,开辟东北亚海、路、空国际通道,以促进东北亚区域各国的国际合作。从此,图们江区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延边州、朝鲜罗先地区以及俄罗斯沿海洲成为多国合作开发的重点地区。图们江开发为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加强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图们江开发论证准备和开发阶段,中朝两国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经过高层互访,将两国关系推进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1992年8月,中韩两国建交,为延边州与韩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延边州充分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加强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开辟了珲春.罗津-束草的陆海客货联运航线、珲春-清津-日本西海岸诸港的定期班轮和珲春-罗津-釜山-新泻的集装箱航线,又开通了珲春-波谢特-釜山-秋田的国际陆海联运航线。至此,延边州初步实现了我国政府提出的“借港出海”战略,为延边州、吉林省乃至东北的振兴创造了新机遇。区域国际陆海通道的开辟,使延边州扩大与朝鲜、韩国的交流和合作,在经贸、劳务、旅游以及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由于东北亚区域还存在着冷战遗产的影响,区域各国的合作深受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等诸因素的制约,开发经费的支出依然局限于地方政府行为等原因,远远没有达到UNDP所预定的目标。为了进一步推动图们江开发,2005年9月,图们江开发五个成员国在长春签署“大图们江行动计划”,将图们江开发项目提升为大图们江行动计划。经过中朝频繁的高层交往,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发展阶段,直接推动延边州与朝鲜的交流与合作,使延边州租借罗津港一号码头,进一步扩展了延边州的“借港出海”战略。与此同时,中韩高层频繁往来将中韩两国关系提升为新世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延边州与韩国的交流与合作。不久,延边州与韩国开通了延吉-首尔、上海-延吉-釜山和延吉-青州直航航线。对外通道的扩展促进了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延边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09年11月,我国正式批复《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延边州成为我国第一个沿边开放开发先行区和示范区,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落实《长吉图规划纲要》的关键,是加强和扩展图们江区域对外国际通道,使延边州充分发挥我国在东北亚区域的国际窗口作用。延边州在积极保障珲春—扎鲁比诺—新泻—束草四国联运航线运营的基础上,与朝鲜、韩国紧密合作,打开了珲春-罗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跨境运输通道,成功对接了延吉-韩国-日本的空中航线。中、俄、朝环形跨国旅游的启动,也是延边州与朝鲜、俄罗斯联合开办的边境旅游新亮点。展望未来,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关系将继续本着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方向发展,中韩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不断得到深化。在中朝、中韩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大环境下,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在开辟东北亚五国陆海通道、开辟新欧亚大陆桥的过程中,将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过程中,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将加强交流,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作,互补资源,在合作中一定会达到双赢目的。
朱晓红[7]（2011）在《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高校教师的角色经历了古代、现代和当代的逐步衍化，21世纪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问题是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纵观国内现有的对专业发展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将研究定位于教师个人的专业发展，并将主要关注点放在教师专业发展内容或途径上。能够系统地从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保障与支持、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领导与管理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比较少。因此，在系统分析国内外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本文从理论和实际的方面，对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全文主要研究内容与成果如下：（1）本文构建了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框架，探讨实现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建立了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模型，从教育管理部门层面、高等院校层面和教师个人层面对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模式进行探讨。（2）本文界定了四项会影响到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能力的因素，分别是：上层支持、文化建设、制度设计和资源保障，并通过河南省十余所高校的实证调研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和证实。（3）建立了教育管理部门支持体系，确定了政策支持、制度管理、经济保障等三个方面作为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支持模块；分析了高等院校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作用和障碍因素，并进一步提出高校应通过构建教师学习型团队来推进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的工作进程；根据职业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教师个人专业发展在职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征和工作的侧重点。（4）建立了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引入网络层次结构模型，进而引入柔性协商因子，运用柔性协商与ANP集成方法计算了各级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权重，并选取河南省三所高等院校进行了实证评价分析。（5）从高等院校和教师个人层面入手，对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对策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提出从构建专业性学习组织和建立反思式教师个人成长模式等方面着手构建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系统。最后指出了研究不足和未来的研究展望。
艾学峰[8]（2011）在《政府工作报告》文中提出各位代表： 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十一五”时期的工作回顾 2006年至2010年，市政府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宫玲玲[9]（2008）在《中韩出口市场重合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合作与发展成为中韩最为关注的方面。但是,在寻求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却发现,中韩前9大出口市场有8个是重合的,这8个重合市场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东盟、香港、台湾、澳大利亚、加拿大。其中美国、欧盟、日本、香港、东盟5大市场占中国出口比重75.8%,占韩国出口比重56.9%,中韩出口市场呈现高度重合的现状。作为中韩两国重合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市场,美国、欧盟、日本在中韩出口市场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中韩在美日欧市场上存在出口重合情况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原材料、电子产品、纺织品服装、船舶等几类产品上,两国此类产品的出口竞争也显得越加激烈。事实上,中韩相似的“以出口为导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先出口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后出口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在IT、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等各个领域相同或类似的科技发展战略、积极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贸易政策、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迅速提高等各方面的原因,使中韩出现了出口市场高度重合的现状,两国之间的竞争呈现越来越激烈的态势。这种竞争必然会影响两国经济贸易的快速稳定发展,因此全面合作是两国未来发展的趋势。通过全面的合作,使两国由贸易的短期合作发展为长期合作,由局部合作发展到全面合作,由竞争关系发展为合作伙伴关系,使中韩两国最终实现双赢的目标。
郭新双[10]（2005）在《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研究 ——以美、日、韩三国为中心》文中指出本文在严格界定政策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基础上,从政策金融的一般理论出发,以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重点分析美国、日本、韩国的金融体系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作用、基本特点、服务范围、运营模式等问题,提出了政策金融是任何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不是市场经济的例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的失败没有客观必然性,只要政府保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并保持干预的适度,政策性金融机构健康运营是有可能的,不会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和政府的负担;政策当局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应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和业务范围,允许有条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制度创新和管理完善情况下,积极开展商业化经营,参与市场竞争等观点,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中经济、发展中市场、发展中制度的现实背景下,必须走一条不同于其它发展中同家所走的路径。以市场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虽然是我国企业融资发展的方向,但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体制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中国金融发展起主导的作用,以银行为中介的融资活动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筹资渠道。同时,提出了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一些建议。
二、前进中的韩国进雄产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前进中的韩国进雄产业（论文提纲范文）
（1）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时代背景：大陆地区高考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规模大,涉及面广 |
| 1.1.2 现实困境：新高考制度改革复杂艰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
| 1.1.3 案例考察：台湾地区多元入学制度改革的多元尝试与积极探索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推荐甄选”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大学招生制度”的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问题 |
| 1.4.2 研究视角 |
| 1.4.3 研究思路 |
| 1.4.4 研究方法 |
| 1.4.5 研究意义 |
| 2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视框建立 |
| 2.1 制度理论的发展 |
| 2.1.1 传统制度主义 |
| 2.1.2 新制度主义 |
| 2.2 新制度主义与教育研究的结合 |
| 2.2.1 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 |
| 2.2.2 新制度主义分析与教育研究的结合 |
| 2.2.3 新制度主义分析与比较教育研究的结合 |
| 2.3 本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建立 |
| 2.3.1 对“推荐甄选”制度已有研究的反思 |
| 2.3.2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适恰性 |
| 2.3.3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分析框架 |
| 3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历史脉络 |
| 3.1 旧制度的危机：大学“联招”制度的危机(1928-1994年) |
| 3.1.1 分分合合的变迁：高校独招走向大学联招 |
| 3.1.2 稳健守常的改进：旧制联招的技术革新 |
| 3.1.3 改良新制的出台：旧制走向新制的开端 |
| 3.2 新制度的创生：“适性适才”推荐甄选的新生(1994—2007年) |
| 3.2.1 推荐甄选的试行和简化 |
| 3.2.2 “推荐甄选”的成效评估 |
| 3.2.3 推荐甄选的反思与改进 |
| 3.3 新制度的演化：“均质均衡”繁星推荐的发展(2007年—迄今) |
| 3.3.1 繁星推荐的试行与新生 |
| 3.3.2 繁星推荐的成效评估 |
| 3.3.3 繁星推荐的制度反思 |
| 本章小结 |
| 4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结构逻辑分析 |
| 4.1 法律规则的限制：教育法规的限制与修订 |
| 4.1.1 就学申请权与入学平等权对大学招生的权限 |
| 4.1.2 大学自治授予大学自行选拔学生的权力 |
| 4.1.3 法律规则的修订与大学招生制度的演进 |
| 4.2 传统文化的影响：科举制度的偏好与延续 |
| 4.2.1 科举制度的现实基础：人性分类观与阶级社会观 |
| 4.2.2 科举制度的统治意义：阶级复制与社会流动 |
| 4.2.3 科举制度的伪善包装：升学主义与适性扬才 |
| 4.3 价值观念的引导：教育公平的重视与重识 |
| 4.3.1 教育公平的层次推进：从入学机会平等向适性适才发展 |
| 4.3.2 教育公平的理念转译：从技术公平向理念公平的转向 |
| 4.3.3 教育公平的正义考量：从追求卓越向弱势补偿的调整 |
| 4.4 制度变革的结构逻辑：思想观念获取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5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历史逻辑分析 |
| 5.1 历史路径的自我强化：联招制度的内部完善 |
| 5.1.1 联招制度的技术方案修订和完善 |
| 5.1.2 新机构设立协助联招进行制度调整 |
| 5.2 历史进程的强力钻孔：“自我意识”的觉醒 |
| 5.2.1 从“单一主体从属”到“多元主体性”的文化变迁 |
| 5.2.2 教育志士的意识觉醒和民间教育社团的成立 |
| 5.2.3 大学招生制度世界潮流的影响 |
| 5.3 历史事件的意外冲击：四一O教改大游行 |
| 5.3.1 四一O教改大游行前的改革酝酿 |
| 5.3.2 教育改革的导火索：四一O教改大游行的爆发 |
| 5.3.3 意外事件的直接后果：教改组织的成立 |
| 5.4 制度变革的历史逻辑：路径依赖与阀限突破 |
| 5.4.1 路径依赖的制度回锁定 |
| 5.4.2 意外事件的阀限突破 |
| 本章小结 |
| 6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行动逻辑分析 |
| 6.1 政府在制度变革中的决策行动 |
| 6.1.1 政府在制度变革中的功能和角色 |
| 6.1.2 政府在制度变革中的权力和行动 |
| 6.1.3 政府代理人在制度变革中的推动和践行 |
| 6.2 高校在制度变革中的接受适应 |
| 6.2.1 大学联合招生组织的积极配合 |
| 6.2.2 高校在制度推行中的积极回应 |
| 6.2.3 高校教师对新制的认可支持 |
| 6.3 社团在制度变革中的谏言呐喊 |
| 6.3.1 官方社团在制度变革中献计献策 |
| 6.3.2 民间团体在制度变革中推波助澜 |
| 6.4 精英在制度变革中的知识引导 |
| 6.4.1 教育部门领导在制度变革中的引领和推动 |
| 6.4.2 着名专家学者在制度变革中的知识引导 |
| 6.5 “推荐甄选”制度变革的行动逻辑：有限理性的能动与权力场域的博弈 |
| 6.5.1 行动者有限理性的能动 |
| 6.5.2 行动者权力场域的博弈 |
| 本章小结 |
| 7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实现机制 |
| 7.1 制度变革的发展阶段及其运行机制 |
| 7.1.1 启动阶段——触发机制的运行 |
| 7.1.2 输入阶段——生成机制的运行 |
| 7.1.3 发展阶段——扩散机制的运行 |
| 7.1.4 成熟阶段——制度化和反馈调整机制的运行 |
| 7.2 机制中的核心要素及相互关系决定变革路径 |
| 7.2.1 内生动力与外生压力的多重动力配置触发变革启动 |
| 7.2.2 知识复杂性与利益者嵌入性的匹配决定变革的决策主体 |
| 7.2.3 思想观念与文化认知的结盟决定变革方案的价值内核 |
| 7.2.4 制度化行动与制度结构调整决定变革的可实现性 |
| 7.3 “以主流观念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制度变革实现机制 |
| 7.3.1 理念回归对于制度变革的理论意义 |
| 7.3.2 “以主流观念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实现机制 |
| 本章小结 |
| 8 反思与启示 |
| 8.1 对台湾推荐甄选制度变革的反思 |
| 8.1.1 利益多元与利益统整的窘迫 |
| 8.1.2 主体多元与变革权力的博弈 |
| 8.1.3 理性设计与制度实施的偏移 |
| 8.1.4 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困难 |
| 8.2 对大陆地区高考制度变革的启示 |
| 8.2.1 多元价值目标如何协调与统整 |
| 8.2.2 多元变革主体如何分权和联合 |
| 8.2.3 制度规划方案如何设计和实施 |
| 8.2.4 制度深度变革如何实现和突破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2）艺术节源流与当代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主要内容、创新性及难点 |
| 第二章 艺术节的沿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艺术节的发展历程 |
| 一、古代艺术节与传统节庆文化 |
| 1、历史悠久的“中国式艺术节” |
| 2、“中国式艺术节”之传统庙会 |
| 3、“中国式艺术节”之民间书会 |
| 二、上世纪初我国艺术节发展的“兴”与“衰 |
| 1、“破恶声”：为民间赛会正名 |
| 2、为“救亡图存”而生：从“文艺会”到“戏剧节” |
| 三、新时期我国艺术节的蓬勃发展 |
| 第二节 西方艺术节的历史传统 |
| 一、起源：古希腊城邦文明影响下的欧洲节庆文化 |
| 二、形成：从“节庆艺术”到“艺术节庆”的时代性嬗变 |
| 三、兴盛：城市更新中的艺术节浪潮 |
| 四、完善：现代艺术节的国际化与专业化趋势 |
|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现代艺术节中心格局的转变 |
| 第三章 艺术节的功能作用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基本内涵和主要特性 |
| 一、艺术节的基本内涵 |
| 二、艺术节基本特性分析 |
| 1、与人类生存及其自身需求之间的天然联系 |
| 2、与地缘差异及本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
| 3、与都市变革及区域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 |
| 第二节 艺术节的城市价值与功能 |
| 一、艺术节与城市文化发展的双向互动 |
| 1、对城市个性文化名片的打造与宣传 |
| 2、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
| 3、对城市多元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利用 |
| 二、艺术节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 |
| 1、带动城市文化消费,拉动区域文化旅游 |
| 2、促进文创产业发展，推动城市品牌营销 |
| 三、艺术节对城市政治建设的导引宣传 |
| 1、对城市精神的凝聚及社会认同的激发 |
| 2、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及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
| 第三节 艺术节的社会价值与功能 |
| 一、满足民众审美需求，提高公众文化品位 |
| 二、推出优秀艺术作品，培养青年艺术人才 |
| 三、为新媒体挑战下的“面对面”沟通创造机会 |
| 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民文化自信心 |
| 第四章 现代艺术节运作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艺术节的资金来源及运作模式 |
| 一、艺术节资金筹措的多元路径 |
| 1、以国家政府拨款为主的经费来源 |
| 2、来自基金会或其他民间机构的经费资助 |
| 3、政府拨款与市场化相结合的筹资体制 |
| 4、自身资源及衍生产品的开发收入 |
| 二、多样化的运作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
| 1、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运作模式 |
| 2、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混合型运作模式 |
| 3、以民间文化机构为核心的运作模式 |
| 第二节 艺术节的运作周期及运作机制 |
| 一、艺术节的运作周期 |
| 1、组织与筹备阶段 |
| 2、宣传与推广阶段 |
| 3、展示与演出阶段 |
| 4、反思与总结阶段 |
| 二、艺术节的产业化运作探析 |
| 1、加强品牌推广，提升空间价值 |
| 2、明确受众定位，扩展潜在市场 |
| 3、整合优势资源，减缩成本开支 |
| 4、制定营销战略，搭建交易平台 |
| 第五章 现代艺术节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
| 第一节 现代艺术节发展中的普遍问题 |
| 一、经济态势对艺术节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
| 二、全球化影响下艺术节的“同质化”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艺术节发展前瞻与典型个案研究 |
| 一、开发资源优势，寻求创新机制——打造小城镇中的“大艺术” |
| 二、继承传统文化，注重特色培养——打造弘扬民族经典的艺术节 |
| 三、包容多元文化，确立国际战略——打造享誉世界的国际品牌 |
| 四、立足百姓生活，惠及市民大众——打造雅俗共赏的全民节庆 |
| 第三节 中国艺术节未来发展道路探析 |
| 一、坚持“一高一低”的艺术节门槛 |
| 二、保持“艺术性”和“商业性”的有机平衡 |
| 三、重视“非遗文化”，打造中国原创的标志性品牌 |
| 四、找寻失落的“仪式”，铸造艺术节的精神内核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3）协商行政：一种新的行政法范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写作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五、研究意义 |
| 六、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行政法范式：协商行政的初步定位 |
| 第一节 范式的基本理论 |
| 一、范式的内涵 |
| 二、范式的功能 |
| 三、范式转换的本质 |
| 第二节 范式理论在行政法学领域的引入 |
| 一、范式适用的多层次性 |
| 二、范式适用的多语境性 |
| 三、范式之间的相容性 |
| 四、范式转换的量增性 |
| 第三节 作为行政法范式的协商行政 |
| 一、协商行政的内涵厘定 |
| 二、范式理论与协商行政的对接 |
| 三、协商行政的范式定位 |
| 第二章 协商行政范式的正当性 |
| 第一节 协商行政的理论基础 |
| 一、主体间性理论：协商行政的哲学基础 |
| 二、协商民主理论：协商行政的政治学基础 |
| 三、治理理论：协商行政的公共行政学基础 |
| 四、平衡论：协商行政的行政法学基础 |
| 第二节 协商行政的社会基础 |
| 一、国家任务变迁：协商行政兴起的根本原因 |
| 二、对行政裁量权进行恰当规制：协商行政兴起的制度原因 |
| 三、公共行政改革：协商行政兴起的直接诱因 |
| 第三节 协商行政的具体实践 |
| 一、行政立法中的协商 |
| 二、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协商 |
| 三、行政执法中的协商 |
| 四、行政救济中的协商 |
| 第三章 协商行政范式的优势 |
| 第一节 协商行政与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 |
| 一、消极国家与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 |
| 二、积极国家与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的困境 |
| 三、协商行政与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困境的化解 |
| 第二节 协商行政与行政效率 |
| 一、行政的可接受性与行政效率 |
| 二、协商行政与行政的可接受性 |
| 三、协商行政与行政效率的均衡提高 |
| 第四章 协商行政范式的理论诘难与潜在缺陷 |
| 第一节 协商行政的理论诘难 |
| 一、行政权不可处分原理 |
| 二、利益多元主义理论 |
| 第二节 协商行政的潜在缺陷 |
| 一、协商主体能力不平等 |
| 二、协商成为行政之“累” |
| 三、协商对行政公共性和公平性的减损 |
| 第五章 协商行政范式的展开 |
| 第一节 协商行政的法律关系与相对方法律地位 |
| 一、法律关系的平等与互动 |
| 二、行政相对方法律地位 |
| 第二节 协商行政的过程与方式 |
| 一、行政过程的复杂性 |
| 二、行为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三节 协商行政的原则与方法 |
| 一、协商行政的原则 |
| 二、利益衡量：协商行政的基本方法 |
| 第四节 协商行政的程序与效力 |
| 一、协商行政的程序 |
| 二、协商行政的效力 |
| 第五节 协商行政的适用范围及与传统行政的衔接 |
| 一、协商行政的适用范围 |
| 二、协商行政与传统行政的衔接 |
| 第六章 中国语境下协商行政范式的生成 |
| 第一节 协商行政的传统文化资源 |
| 第二节 协商行政的规范和制度资源 |
| 一、宪法规范支撑 |
| 二、政治协商制度的广泛实践 |
| 三、“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的松动 |
| 四、行政复议法的协商转向 |
| 五、国家赔偿法的协商转向 |
| 六、其他规范支持 |
| 第三节 协商行政范式生成的策略 |
| 一、转变强制行政的思维 |
| 二、破除制度阻碍 |
| 三、实现听证的“协商化” |
| 四、实现社会的组织化 |
| 结语：协商行政对我国行政法的结构性变革 |
| 一、行政法理念转变 |
| 二、行政法理论革新 |
| 三、行政法制度转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对各国在华贸易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插图索引 |
| 附表索引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我国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的空间格局分析 |
| 2.1 我国各省与各国（地区）的文化和地理关系现状 |
| 2.1.1 我国各省与各国（地区）的平均文化差异 |
| 2.1.2 我国各省与各国（地区）的平均地理距离 |
| 2.2 各省分国别出口贸易空间分布格局 |
| 2.3 各省分国别进口贸易空间分布格局 |
| 2.4 各省进出口贸易空间分布格局对比分析 |
| 第3章 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1 空间自相关分析指标 |
| 3.1.1 全域空间相关性指标 |
| 3.1.2 局域空间相关性指标 |
| 3.2 各省分国别出口贸易空间相关性分析 |
| 3.2.1 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2.2 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3 各省分国别进口贸易空间相关性分析 |
| 3.3.1 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3.2 局域自相关分析 |
| 第4章 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影响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的理论分析 |
| 4.1 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的理论基础 |
| 4.1.1 文化及文化差异理论 |
| 4.1.2 距离及运输距离理论 |
| 4.2 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影响各省分国别贸易的理论模型 |
| 4.2.1 模型基本假设 |
| 4.2.2 模型建立及分析 |
| 4.3 小结 |
| 第5章 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对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数据说明 |
| 5.1.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5.1.2 指标的选取和数据说明 |
| 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2.1 估计方法对比 |
| 5.2.2 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的总体研究 |
| 5.2.3 各省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的地区差异研究 |
| 5.2.4 各省总体和地区分国别进出口贸易的对比研究 |
| 第6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中国 30 个省分国别的出口贸易数据（2005 年） |
| 附录 B 中国 30 个省分国别的进口贸易数据（2005 年） |
| 附录 C Inglehart 和 Welzel(2005)的国家两层面价值观数据 |
| 附录 D 朱晓(2009)年的各省文化观念得分及排序 |
| 附录 E 中国 30 个省进出口贸易报关港口安排情况 |
| 附录 F 47 个贸易伙伴国（地区）进出口贸易港口安排 |
（5）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主题陈述与意义省察 |
| 1.1.1 主题陈述 |
| 1.1.2 意义省察 |
| 1.2 解释框架与概念描述 |
| 1.2.1 解释框架 |
| 1.2.2 概念描述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模糊性尝试：农业社会的“政府职能”和“国家职能”等同化研究 |
| 1.3.2 真实化剖析：管理型政府及其职能模式的研究 |
| 1.3.3 实质性推进：走向“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研究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论文逻辑结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论文逻辑结构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管理型政府的职能模式更替 |
| 2.1 从统治型政府到管理型政府 |
| 2.1.1 统治型政府及其治理模式 |
| 2.1.2 统治型政府的职能 |
| 2.1.3 管理型政府的滥觞 |
| 2.1.4 管理型政府的特征与职能 |
| 2.2 “原子化社会”与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 |
| 2.2.1 “原子化社会”与自由主义的孕育 |
| 2.2.2 古典自由主义的发生史 |
| 2.2.3 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产生和特征 |
| 2.2.4 “市场失灵”与政府职能的扩张 |
| 2.3 “组织化社会”与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 |
| 2.3.1 “组织化社会”与国家干预主义的降生 |
| 2.3.2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勃兴 |
| 2.3.3 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产生与失效 |
| 2.3.4 批判与挑战：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新公共管理运动 |
| 第3章 政府职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
| 3.1 光荣与梦想：“四小龙”之快速工业化 |
| 3.1.1 韩国的“江汉奇迹” |
| 3.1.2 “新加坡之谜” |
| 3.1.3 中国香港“积极不干预式”起飞 |
| 3.1.4 中国台湾的“计划式发展” |
| 3.2 对“四小龙”腾飞的传统解读 |
| 3.2.1 现代化理论与依附关系论 |
| 3.2.2 发展型国家与新古典理论 |
| 3.2.3 市场增进论与治理式互赖理论 |
| 3.2.4 对“传统解读”的批判性审视 |
| 3.3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视角下的“第三条道路” |
| 3.3.1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论点 |
| 3.3.2 领导力制度化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
| 3.3.3 经济发展中的引导功能 |
| 3.3.4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弃用 |
| 第4章 “中国道路”：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不自觉前行 |
| 4.1 实存的“中国道路” |
| 4.1.1 “大转型”与“双重使命” |
| 4.1.2 中国之震撼崛起 |
| 4.1.3 “中国经验”的学术探寻 |
| 4.2 政府引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
| 4.2.1 领导力制度化与政商合作体系 |
| 4.2.2 战略规划制定与战略格局形成 |
| 4.2.3 “现代防护墙”下的金融运行体制 |
| 4.3 政府引导下的中国社会进步 |
| 4.3.1 “惠农政策”助力改善民生 |
| 4.3.2 文明建设的精神和生态之维 |
| 4.3.3 中国特色的社会维稳系统 |
| 4.3.4 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
| 第5章 服务型政府建设视野下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 |
| 5.1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
| 5.1.1 后工业社会的初步特征 |
| 5.1.2 社会自治力量的生成与政府的重新定位 |
| 5.1.3 社会治理走向合作治理 |
| 5.2 服务型政府建设：从理论到现实 |
| 5.2.1 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提出 |
| 5.2.2 四小龙的“第三条道路”缺乏服务型政府理论基础 |
| 5.2.3 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实践先行凸显政府变革 |
| 5.3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关联性 |
| 5.3.1 服务型政府的政府职能体系 |
| 5.3.2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主体归属于服务型政府 |
| 5.3.3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点：政府职能模式转变为“引导型” |
| 第6章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确认 |
| 6.1 理论确认的必要性 |
| 6.1.1 “中心-边缘”结构的客观存在 |
| 6.1.2 经济领域的“中心-边缘”格局 |
| 6.1.3 文化领域的话语霸权主义 |
| 6.1.4 中国的引导型模式“处在十字路口” |
| 6.2 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 |
| 6.2.1 历史属性：面向后工业社会 |
| 6.2.2 实然特性：自觉而非自然 |
| 6.2.3 想追求：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
| 6.3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世界意义与理性实现 |
| 6.3.1 世界意义：全球的推广价值 |
| 6.3.2 理性完善：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 |
| 6.3.3 “典型化”实现：呼唤伦理精神的启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论文和科研项目 |
（6）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的动机、目的及意义 |
| 1.2 论文选题的相关研究现状 |
| 1.3 论文选题有所拓展和突破的内容 |
| 1.4 论文选题的内容概述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合作关系 |
| 2.1 延边州自然状况及其社会特点 |
| 2.1.1 延边州历史沿革与自然状况 |
| 2.1.2 延边州的地缘特点与资源优势 |
| 2.1.3 改革开放初期延边州的发展 |
| 2.2 图们江开发前延边州与朝鲜的交流合作关系 |
| 2.2.1 中朝高层互访与双方关系的发展 |
| 2.2.2 延边州与朝鲜的人缘、地缘关系 |
| 2.2.3 延边州与朝鲜的交流合作关系 |
| 2.3 延边州与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的建立 |
| 2.3.1 冷战时期从对峙趋向缓和的中韩关系 |
| 2.3.2 延边州与韩国的特殊人缘关系 |
| 2.3.3 延边州与韩国交流合作的开始 |
| 2.3.4 小结 |
| 第三章 图们江开发时期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合作关系 |
| 3.1 UNDP图们江开发计划与延边州的开发 |
| 3.1.1 UNDP图们江开发计划的提出与促进 |
| 3.1.2 中国的图们江开发计划及其实施 |
| 3.1.3 延边州的图们江开发及经济发展 |
| 3.2 边州与朝鲜交流合作关系的发展 |
| 3.2.1 中朝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关系 |
| 3.2.2 朝鲜的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 |
| 3.2.3 延边州与朝鲜交流合作关系的扩大 |
| 3.3 延边州与韩国的交流与合作 |
| 3.3.1 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 |
| 3.3.2 韩国对图们江开放开发的支持 |
| 3.3.3 延边州与韩国的交流合作发展 |
| 3.3.4 图们江开发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
| 3.3.5 小结 |
| 第四章 大图们江开发时期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合作关系 |
| 4.1 大图们江开发中延边州的地位 |
| 4.1.1 《长春协议》的签订与大图们江开发 |
| 4.1.2 中国《长吉图规划纲要》战略的提出 |
| 4.1.3 延边州深化通道建设加快开发步伐 |
| 4.2 延边州与朝鲜交流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
| 4.2.1 传统友谊基础上的中朝关系新发展 |
| 4.2.2 延边州与朝鲜的交流与合作的扩大 |
| 4.2.3 延边州与朝鲜在“借港出海”中的合作 |
| 4.3 延边州与韩国交流合作的发展 |
| 4.3.1 中韩全面推进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 4.3.2 延边州与韩国交流合作步伐的加快 |
| 4.3.3 韩国对延边州对外开放的支持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发展展望 |
| 5.1 中国与朝鲜、韩国的关系发展趋势 |
| 5.1.1 共同利益框架中的中朝关系发展趋向 |
| 5.1.2 日益扩大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走向 |
| 5.2 延边州与朝鲜、韩国深化合作关系的前景 |
| 5.2.1 延边州与朝鲜在新项目中将扩大合作 |
| 5.2.2 环形跨境旅游将促进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合作 |
| 5.2.3 新欧亚大陆桥建设将强化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合作 |
| 5.3 推进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合作的建议 |
| 5.3.1 促进延边与朝鲜关系的建议 |
| 5.3.2 促进延边与韩国关系的建议 |
| 5.3.3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7）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教师专业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过程 |
| 1.1.2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现状及其局限性 |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2.3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其研究综述 |
| 2.1 教师专业发展概念的界定 |
| 2.1.1 教师专业发展内涵 |
| 2.1.2 教师专业性内涵 |
| 2.2 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2.1 教师社会化理论 |
| 2.2.2 教师职业生涯周期理论 |
| 2.2.3 多维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 |
| 2.2.4 学习型组织理论 |
| 第三章 国内外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状况分析 |
| 3.1 国外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状况 |
| 3.1.1 美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 |
| 3.1.2 日本高校教师专业发展 |
| 3.1.3 英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 |
| 3.2 国内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状况 |
| 3.2.1 国内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取得的成效 |
| 3.2.2 国内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体系 |
| 4.1 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系统 |
| 4.1.1 钻石模型介绍 |
| 4.1.2 持续性专业发展概念的界定 |
| 4.1.3 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模型 |
| 4.2 教育管理部门层面 |
| 4.2.1 政策支持 |
| 4.2.2 制度管理 |
| 4.2.3 经济保障 |
| 4.3 学校层面 |
| 4.3.1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障碍分析 |
| 4.3.2 高校学习型教师团队构建 |
| 4.4 基于职业生涯周期的教师个人专业发展阶段分析 |
| 4.4.1 学习投入期 |
| 4.4.2 能力建构期 |
| 4.4.3 成熟发展期 |
| 4.4.4 转型发展期 |
| 第五章 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能力评价 |
| 5.1 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问卷设计及预测试 |
| 5.1.2 样本确定及数据分析 |
| 5.2 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 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能力评价的网络层次结构模型构建 |
| 5.3.1 柔性协商评价方法介绍 |
| 5.3.2 网络层次分析法介绍 |
| 5.3.3 构建网络层次结构模型 |
| 5.3.4 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权重计算 |
| 5.4 河南省三所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能力评价的实证分析 |
| 5.4.1 河南省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情况介绍 |
| 5.4.2 河南省三所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能力的评价及结果 |
| 第六章 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策略 |
| 6.1 建立专业性学习组织 |
| 6.1.1 专业性学习组织建立的意义 |
| 6.1.2 专业性学习组织建立的基础 |
| 6.1.3 专业性学习组织的具体模式 |
| 6.2 建立反思式教师个人成长模式 |
| 6.2.1 教师赋权增能 |
| 6.2.2 教师自主专业发展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本文的主要不足及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中韩出口市场重合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1.2.3 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中韩出口市场重合性分析 |
| 2.1 中韩出口市场格局分析 |
| 2.1.1 中国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格局 |
| 2.1.2 韩国不均衡的出口市场格局 |
| 2.1.3 中韩出口市场格局对比 |
| 2.2 中韩出口市场重合性的验证 |
| 2.3 中韩在主要出口市场的重合性分析 |
| 2.3.1 中韩在美国市场的重合性 |
| 2.3.2 中韩在欧盟市场的重合性 |
| 2.3.3 中韩在日本市场的重合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韩出口市场重合原因分析 |
| 3.1 中韩发展模式相似 |
| 3.1.1 韩国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
| 3.1.2 中国以奖出限入为主的发展模式 |
| 3.2 中韩出口结构趋同 |
| 3.3 中韩科技发展战略重合 |
| 3.3.1 韩国“走出去请进来”的科技发展战略 |
| 3.3.2 中国“重视创新”的科技发展战略 |
| 3.4 中韩贸易政策与导向重合 |
| 3.4.1 韩国“振兴出口”的贸易政策 |
| 3.4.2 中国“逐步实现自由化”的贸易政策 |
| 3.5 中国产品竞争力迅速提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韩在市场重合中实现双赢的策略研究 |
| 4.1 重视政府层面的合作，实现政府导向与市场对接 |
| 4.1.1 高新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 |
| 4.1.2 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合作 |
| 4.1.3 价格控制方面的合作 |
| 4.2 加强重点产业层面的合作，为两国带来规模效益 |
| 4.2.1 电子工业合作 |
| 4.2.2 机械工业合作 |
| 4.2.3 纺织工业合作 |
| 4.2.4 石油化工合作 |
| 4.3 建立企业层面的合作，使两国企业实现互利共赢 |
| 4.3.1 建立中韩企业战略联盟 |
| 4.3.2 针对技术壁垒，实行标准化战略 |
| 4.3.3 加强品牌意识，大力发展差异产品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研究 ——以美、日、韩三国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本文的研究视角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一)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二)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一) 主要内容 |
| (二) 结构安排 |
| 五、可能的创新与研究上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内容 |
| (一) 可能的创新 |
| (二)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 第一章 政策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机构概述 |
| 第一节 政策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机构 |
| 一、金融与政策金融 |
| 二、政策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机构 |
| 第二节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本质特征 |
| 一、特定的业务领域和服务对象 |
| 二、补充、中立和优惠原则 |
| 三、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专业机构 |
| 四、特殊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放款原则 |
| 五、独立的法律依据 |
| 第二章 政策金融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市场失灵”理论 |
| 一、信息不对称 |
| 二、外部性 |
| 三、公共产品 |
| 四、垄断 |
| 第二节 经济起飞理论 |
| 一、经济起飞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二、政策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形式 |
| 第三节 金融约束理论 |
| 一、金融发展理论 |
| 二、金融深化理论 |
| 三、金融约束理论 |
| 第三章 美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的金融体系 |
| 一、美国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二、美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美国主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其特点 |
| 一、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FPCS) |
| 二、住宅金融机构体系(HCS) |
| 三、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 Bank) |
| 四、小企业管理局( SBA) |
| 第三节 美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营模式分析 |
| 一、市场化的政府参与方式 |
| 二、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 |
| 三、复合式机构形式较为典型 |
| 四、金融市场的活跃参加者 |
| 五、具有保护性功能 |
| 第四章 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的金融体系 |
| 一、日本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二、日本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日本主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其特点 |
| 一、日本政策投资银行(DBJ) |
| 二、日本国际协作银行(JBIC) |
| 三、国民生活金融公库(NLFC) |
| 四、住宅金融公库(GHLC) |
| 五、农林渔业金融公库(AFFFC) |
| 六、中小企业金融公库(JASME) |
| 七、公营企业金融公库(JFCME) |
| 八、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SBCIC) |
| 九、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ODFC) |
| 第三节 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营模式分析 |
| 一、政策性金融机构自成体系 |
| 二、资金来源独具特色 |
| 三、与各方面的关系较为协调 |
| 四、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五章 韩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分析 |
| 第一节 韩国的金融体系 |
| 一、韩国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二、韩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韩国主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其特点 |
| 一、韩国开发银行(KDB) |
| 二、韩国进出口银行( EIBK) |
| 三、韩国中小工业银行(IBK) |
| 四、韩国住房信贷机构(KHFC) |
| 五、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会(NACF) |
| 六、国家渔业合作联合会(NFFC) |
| 第三节 韩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营模式分析 |
| 一、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 |
| 二、适时建立相应机构 |
| 三、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始向综合型经营模式探索 |
| 第六章 金融危机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分析 |
| 第一节 90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过程回顾和原因简要分析 |
| 一、90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过程回顾 |
|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日本金融危机及原因分析 |
| 一、日本金融机构倒闭引发金融危机 |
| 二、日本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
| 三、日本的金融危机与政策性金融机构 |
| 第三节 韩国金融危机及原因分析 |
| 一、韩国的金融危机 |
| 二、韩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
| 三、韩国金融危机与政策性金融机构 |
| 第七章 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健康运营的条件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性金融机构健康的外部条件 |
| 一、宏观经济的稳定 |
| 二、明晰的法律保障和有效的监管 |
| 三、强有力的政府支持 |
| 四、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 |
| 五、不断调整服务领域和完善运行模式 |
| 六、市场是配置金融资源的基础制度 |
| 第二节 政策性金融机构健康运营的内部条件 |
| 一、建立严格的风险防范机制 |
| 二、清晰的责任中心 |
| 三、建立以人为本的激励约束机制 |
| 四、改善经营管理,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 |
| 第八章 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实践与发展思考 |
| 第一节 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建立 |
| 一、政策性金融机构是中国政策性金融演变、发展和创新的结果 |
| 二、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 |
| 三、建立政策性金融性机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需要 |
| 四、建立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节 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实践分析 |
| 一、国家开发银行的实践分析 |
| 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实践分析 |
| 三、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实践分析 |
| 第三节 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营中的问题 |
| 一、法律依据的缺损 |
| 二、调整职能和服务范围滞后 |
| 三、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不足 |
| 四、银行功能尚不完善 |
| 五、微观基础有碍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健康运行 |
| 六、内部机构不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 |
| 第四节 对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和发展的思考 |
| 一、产业发展和升级仍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 |
| 二、制度建设、体制建设是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新职能 |
| 三、“政策性”体现为政府对市场的利用和对融资工具的选择上 |
| 四、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建设市场的方法实现政府的意图 |
| 五、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展商业性业务,推进市场化经营,参与市场竞争 |
| 第五节 发展和完善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建议 |
| 一、构建相应的法律体系 |
| 二、合理界定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和服务范围 |
| 三、建立强有力的支持机制、约束机制和科学评价制度 |
| 四、支持有条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向商业化转变 |
| 五、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
| 六、加快内部组织再造,实现政策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协调统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论文摘要(中文) |
| 论文摘要(英文) |
四、前进中的韩国进雄产业（论文参考文献）
- [1]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D]. 王亚军. 四川师范大学, 2018(03)
- [2]艺术节源流与当代发展研究[D]. 董天然. 上海戏剧学院, 2015(02)
- [3]协商行政：一种新的行政法范式[D]. 相焕伟. 山东大学, 2014(10)
- [4]文化差异和运输距离对各国在华贸易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D]. 李爱萍. 湖南大学, 2012(04)
- [5]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D]. 郑家昊.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6]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D]. 王禹. 延边大学, 2012(01)
- [7]高校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研究[D]. 朱晓红. 天津大学, 2011(06)
- [8]政府工作报告[N]. 艾学峰. 韶关日报, 2011
- [9]中韩出口市场重合性问题研究[D]. 宫玲玲.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8(S2)
- [10]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研究 ——以美、日、韩三国为中心[D]. 郭新双. 吉林大学, 2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