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充分重视国有企业高额负债经营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李俊东[1]（2021）在《上市公司实施债转股的动因及效果研究 ——以泸天化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稳步增长的新常态阶段,但是,经济发展质量却匹配不上增长速度,我国的钢铁,煤炭,化工等行业由于市场环境和自身的缺陷存在产能过剩,资产负债率过高的问题。由此,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三去一降一补”,促进企业完成现代化企业改革,增强经济韧性。在此背景下,国务院于2016年颁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其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后文简称《意见》）,市场化债转股大幕由此拉开。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30日,市场化债转股投资总额超1.6万亿,较上年末增加约2000亿元。债转股的实施,有助于上市公司降低杠杆率,使企业负债和权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处于合理区间,提升盈利能力。然而,新一轮债转股在我国刚开始实践,缺乏经验,如何选择合适的高杠杆企业,以及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优化业务结构等问题亟需解决。本文选取四川省泸州市成功实施债转股的化工企业—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后文简称“泸天化”）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过程和经验教训,为尚未化解债务危机的优质企业提供一些经验。泸天化是我国化肥行业的知名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受到环保政策和市场低迷的影响,企业资产负债率不断升高,产能过剩加重。自2013年起,在四川省政府和有关方面共同推动下,泸天化尝试了多种化解债务危机的方式,但仍未能达到目的。2018年,在政策的支持下,泸天化通过实施市场化债转股降低了企业杠杆率,提高了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本文首先搜集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债转股的研究,并对所整理的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然后归纳总结了市场化债转股的概念和特点、实施动因、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债转股对上市公司财务和市场效果的作用路径,并梳理了本文写作的理论基础。接着介绍了泸天化市场化债转股案例概况,包括公司基本情况,从宏观经济环境、政策以及企业自身三方面分析市场化债转股动因,以及从确定债转股标的企业、债转股受偿方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和引入战略投资者四个方面介绍了泸天化市场化债转股的过程并对案例特点进行了归纳分析。最后,本文通过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财务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分析了泸天化债转股前后的股价变动情况。同时探讨了泸天化对财务和市场效果的作用机理,本文认为银行资本通过债转股进入企业,对企业投资效率有着积极的意义;债务规模的减小,使得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为企业带来充足资金,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益;债权人实施债转股成为上市公司股东以及重组方的引入给企业带来了资金,治理结构得到优化,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增强了市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预期。通过案例分析,本文认为泸天化开展债转股对企业债务规模的减小、资本结构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盈利能力的提升和短期市场反应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完成案例分析后,本文对泸天化债转股案例进行了经验总结:一是对案例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泸天化实施债转股对财务和市场表现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是对其他陷入相似困境的企业提供几点启示,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应始终践行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符合政策条件的标的企业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实施债转股后也要密切关注标的企业的价值变化。债转股在国外已有多年实践,但在我国仅于上世纪90年代末施行,市场化债转股实践经验更是寥寥无几。随着各行业的不断摸索,采用市场化债转股的队伍不断壮大。本文结合相关政策与我国特殊的国情对该案例进行分析,为我国市场化债转股的不断深入提供了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刘琨[2]（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李凯悦[3]（2021）在《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评价研究》文中提出在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释放了新一轮国企混改的信号,之后,在十九大报告中,中央对深化国企改革进行了再次强调。随着混改试点范围及力度的不断加大,混改政策相继出台,目前我国国企混改已经进入爬坡过坎、攻坚深化的全新阶段。进入2020年后,“双百行动”推动落实,“三年行动方案”也陆续展开,混改进程提速扩面。目前关于混改路径的探索也在试点企业不断开展,常用途径包括引入战略投资者、企业整体或部分上市、员工持股等,学界关于国企混改的基本共识为立足实际、因企施策。不断有混改企业用实践证明选择合适的混改路径、设计契合各方利益诉求的混改方案是混改成功的关键。就目前混改结果来看,大部分国企通过混改实现了财务绩效的增长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当然,毋庸讳言,当前我国混改仍然存在政策不完善、可参考模式不足等问题。总体而言,关于混改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在我国国企混改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之下,本文选取空调行业的领头羊——格力电器作为研究案例,综合采用比较研究、案例研究和事件研究等方法,系统分析了格力电器引入战略投资者高瓴资本的方案设计及混改效果。首先,本文介绍了国企混改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并对格力电器的现状和战略投资者高瓴资本进行分析。此后,本文分析了格力电器的混改动因及混改进程。本文并未局限于研究格力电器的混改路径,而是从参与混改的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来分析混改得失,对格力电器实现多赢的混改实施结果进行探讨。对于最终的混改效果,本文从对治理机制的影响、市场反应和财务比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通过对比混改前后格力电器的股权结构,研究混改对其治理机制产生的影响;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格力混改的市场反应;通过格力电器自身纵向以及与同行业竞争对手横向的对比,对格力电器混改的财务绩效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到的结论如下:国企混改有助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国有企业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通过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削弱企业决策时的行政干预,使企业运营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和监督制衡机制,进而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提高企业绩效。同时,在格力电器问题集中爆发的2019年及2020年,混改有助于企业与战略投资者形成协同效应,顺利实现销售渠道变革,度过改革阵痛期。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步入新阶段,国有企业应积极参与混改,其中,明确国有股东诉求是混改赢得支持的关键,而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应选择契合自身的混改模式,立足于自身战略发展需求,因企施策。对于战略投资方而言,应当选择和自身发展规划相契合的国有企业,有助于双方互相汲取优势,实现业务协同发展,争取达成多方共赢,这对于国有企业实施混改具有普适性和借鉴意义。
彭潇仪[4]（2021）在《ZX公司永续债违约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永续债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这一券种的独特性,并开始使用这一融资工具改善自身资本结构、补充现金流,以保障企业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永续债相关制度体系还需完善,发行人对风险评估、风险识别及防控方面的认识还相当有限。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经发生了数起永续债违约事件,打破了永续债无违约的神话,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构成永续债实质性违约的发行人情况,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以事实为基础完善理论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以ZX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其永续债的发行情况、违约情况、违约后果等事件事实进行梳理,同时从财务角度,对其违约成因展开深入分析。本文发现,ZX公司永续债违约成因有四:其一,负债扩张战略失败;其二,经营状况堪忧;其三,投资激进难创收;其四,再融资困难。发行永续债虽能快速补充企业资金流,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但如果不规划永续债的资金流向,忽视风险防控,一旦发生实质性违约,发行方将面临与其他信用债违约相比更加严峻的情况。通过对ZX公司永续债违约案例的分析发现,永续债不能真永续,其带来好处的背后也隐藏着无限危机,发行方应重视永续债的违约风险问题,关注永续债违约的风险点,建立永续债违约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对一些敏感财务指标的监测来强化永续债的违约风险预警工作。在建议方面,对于发行人,应关注企业的盈利质量,保证自身经营活动的造血能力,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发行方案,及时赎回永续债,还要监测永续债的发展动态,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做好风险预警工作;对于投资者,建议差异化选择发行方,积极关注发行方的经营状况,同时关注利率跳升机制;对于监管者,建议完善信息披露方面的法规,增加投资者保护机制,加强对发行主体的监管,评级机构也应谨慎对待发行主体及债券的评级工作。
孙唯庄[5]（2020）在《超额商誉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企业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国家经济正常运转提供保障。并购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广泛活跃在资本市场,为并购双方注入新的活力。商誉是并购尤其是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并购的产物,商誉的价值体现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一方面,商誉蕴含着市场、人力、技术等潜在资源优势,能够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商誉在计量时的重大不确定性也为高层管理人员的私利并购提供了可乘之机。本文拟将商誉细分为行业均值范围内的商誉和超过行业均值的商誉—超额商誉,并从超额商誉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问题做出研究。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管理学、计量经济学及会计学领域的理论基础,构建相关计量模型,提出了超额商誉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竞争性假设,以此探讨超额商誉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分析该影响在外部监管（机构投资者）与内部监管（内部控制）中的运作机理,同时对产权性质带来的影响做出了拓展研究。本文研究发现:（1）超额商誉对企业的并购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此外,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法进行样本匹配,减弱了自选择偏误问题对本文结果带来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超额商誉的正向作用。私利高管发起的不计后果的私利并购并不会大张旗鼓,因为过高的并购溢价势必会引起股东或投资人的关注和强烈反应,为了“掩人耳目”,商誉的行业均值可能成为管理层的“避风港”和借口。然而,当主并企业对被并购企业得天独厚的资源势在必得时,并购活动的确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短视行为和私利行为存在的可能性降低,管理层不畏惧舆论的关注,为了完成行业竞争性并购,管理层愿意突破行业均值的限制进行高效益、高质量的并购活动,即便可能签订“对赌协议”,此时的“对赌协议”相对来说更符合实际情况,盲目对赌可能性较小。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明显。从机构投资者和内部控制的监督作用角度对这一影响的内在机制分析发现:（2）机构投资者的存在降低了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制约和监督了管理层的行为,使行业竞争性并购更加顾及股东及企业利益,因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的作用越明显;（3）有效的内部控制提高了内部信息透明度,从企业内部有效制约高管在并购活动中的不正当行为,从而提高了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的正向作用。（4）拓展研究表明,相对于非国企,国企对管理层的管控措施更加严格,因而管理层发起的并购更可能以企业利益为中心,使得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的正向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意义在于,首先,以企业并购溢价为切入点,通过数据检验证实了超行业均值的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总体而言,超额商誉能够为企业带来高价值收购,提升长期并购绩效,其次,引入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分析,从制度背景、公司治理和市场反应的视角进一步补充了研究内容。此外,本文通过对超额商誉经济后果的探讨,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方面拓展了商誉问题的研究视角,一方面为企业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的逻辑分析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丰富了企业商誉问题的研究文献,为企业资本运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邱煜[6]（2020）在《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研究》文中认为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也为中国贫困人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使一批成长于贫困环境的个体走上了上市企业总经理（CEO）的位置,在企业中肩负着重要职责,为经济发展注入了丰裕的人力资本。因此,CEO的早期贫困经历不仅是我国独特的现象,对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理解我国企业经营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生理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经验证据表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塑造个体性格,并影响决策风格。那么,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会展现何种不同的经营风格,则成为我国企业发展中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虽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富差距缩小的拐点却尚未来临,中国社会流动性也在开始降低,也即成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人生成就和社会地位。在此背景下,成长于贫困环境的群体被贴上了固有标签,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人穷志短”,即早期关于贫困的记忆使人害怕失去现有来之不易的财富和地位,所以更志在维持现状,而排斥为获取长远利益承担更多风险。从企业经济理论而言,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穷人思维会使其回避关乎企业长远利益的风险性项目;另一种观点是“穷则思变”,即早期经历过贫困的人,在成长历程中得到了更多历练,心智更为坚定,面对困境会越挫越勇,对成功表现出强烈的渴望,从而倾向于开拓进取。换言之,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作用,存在一正一反的竞争性假设,说明实证检验该问题的必要性。那么,CEO早期贫困经历究竟会对企业风险偏好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CEO什么观念造成的?同时,这种影响又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什么效应?进一步,既然心理学研究表明后天经历能够对一个人早期形成的性格和行为进行重塑,那么,后天经历能否改造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研究乃至深入探索目前鲜有文献涉及。鉴于此,本文主要基于精神分析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等,综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跨学科理论依据,围绕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和整理CEO的出生地信息和媒体报道来定义CEO的早期贫困经历,并且手工搜集和整理CEO的教育经历、海外经历、政治关系、职业背景等CEO后天经历数据,同时结合国泰安（CSMAR）和万得资讯（Wind）数据库,实证研究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研究结论: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究竟是呈现出“人穷志短”效应还是“穷则思变”效应。研究发现,其一,CEO早期贫困经历显着降低了企业风险偏好,表明早期贫困经历使CEO更偏好风险规避;其二,从正式制度环境约束视角发现,在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地区或者国有企业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其三,从外部文化冲击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小富即安思维这种非正式制度环境的视角发现,企业所在地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越弱;扩展性分析发现,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具体体现在缩减企业研发投入、抑制企业并购活动、提升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上。上述研究结论初步显示,早期贫困经历使CEO显现出“人穷志短”的效应,并且市场环境较好的地区、民营产权属性,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能够有效约束有早期贫困经历CEO的自利主义行为,削弱其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其次,本文从实证上提供了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是出于什么观念降低了企业风险偏好。一方面,基于财富观视角的动因检验发现,若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获取了较高薪酬,则会出于害怕失去现有来之不易的高额财富观念,更加明显地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另一方面,基于地位观视角的动因检验发现,若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拥有较高权力,则会出于害怕失去现有来之不易的地位,更明显地降低企业风险偏好。进一步研究发现,若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同时是企业实际控制人,则能够更加重视企业长远发展,从而有效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带来的短视观念对企业风险偏好的不利影响。上述结论为本文有关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经验证据。接着,由于企业风险偏好是一把双刃剑,为更清楚地观察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风险规避倾向对企业发展而言究竟是利还是弊,本文探索了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对企业价值的效应,并且基于企业投资机会和投资风险的视角,进一步从宏观经济状况和政策不确定性两个维度,探讨了上述经济后果产生的外部基本条件。研究发现,整体上,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会对企业价值造成显着负面影响。但是,区分企业外部基本条件后发现,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并不一定对企业价值造成显着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只有当企业处于宏观经济扩张期,或者面临较低的政策不确定性时,早期贫困经历带来的风险规避倾向才会对企业价值创造产生显着的负面作用。最后,鉴于以上研究综合表明CEO早期贫困经历会对企业风险偏好产生显着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有损企业价值创造,于是本文以上述研究结论为基础,进一步从CEO后天的教育经历、海外经历、政府支持、金融背景四个不同的维度,探讨CEO能否通过后天努力缓解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尽管CEO早期贫困经历会对企业风险偏好产生显着负面影响,但CEO良好的后天经历会弱化早期贫困经历会对企业风险偏好的作用。具体来说,第一,教育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如果后天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会明显地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第二,后天海外经历有助于丰富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第三,政治关系帮助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获得更多资源优势,进而显着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第四,金融背景可能会通过丰富社会网络、扩宽融资渠道等促进企业实施更多风险行为,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如果拥有了金融背景,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影响。同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上述四种后天经历中,海外经历产生的正向作用更为强烈。此外还发现,CEO的后天经历越丰富,对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之间关系的改造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以跨学科理论为基础,运用手工搜集的CEO早期贫困经历数据,探讨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和作用机理,不仅丰富了高管早期经历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相关研究,还从管理者行为的视角扩展了心理学相关理论的应用范围。以往研究主要考察了CEO童年的经济萧条经历、灾难经历等早期经历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本文则基于与生俱来的早期贫困经历视角,为CEO早期经历与企业经营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第二,本文不仅研究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还探究了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是出于什么观念影响了企业风险偏好,同时还出于企业风险偏好是一把双刃剑,分析了这种影响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这些研究均可以为CEO早期经历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拓展和补充。目前,国内外文献关于CEO早期经历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中,鲜有文献对造成这种影响的动因,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细致深入地探讨,而本文的研究恰恰可以弥补上述不足。第三,后天丰富的教育经历和人生际遇在CEO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在得出有早期贫困经历CEO的风险规避倾向不利于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运用手工搜集的CEO后天经历详细数据,将CEO的早期贫困经历和受教育程度、海外经历、政治关系、金融背景四个维度的后天经历纳入同一框架,层层深入探讨了CEO能否通过后天努力改变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弥补了以往文献要么单独侧重于早期经历,要么仅仅从后天经历的视角来考察企业经营决策的不足,同时也拓展了管理学与社会学学科结合的相关研究。第四,本文从CEO早期贫困经历视角,丰富和发展了企业风险偏好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近年来,如何从CEO个人特征视角分析企业的风险偏好和行为决策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热议,现有文献大多从CEO的性别、年龄、个人爱好、家庭成员、从军经历等视角进行了考察,却尚未涉及CEO的早期贫困经历这一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不仅研究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还探究了导致这种影响产生的动因,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更甚至进一步探讨了后天经历能否改造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风险认知,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企业风险偏好影响因素领域的相关文献。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中国社会现状,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主要在于:首先,就社会公众角度而言,人们应当摒弃对成长于贫困环境群体的固有观念,从更加广泛的人生经历视角,科学全面地认识一个人性格特征的动态演变;其次,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应当鼓励员工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传授知识技能,另一方面应当充分调动员工继续学习深造的积极性、重视员工培训,努力提升企业人力资本存量;接着,对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来说,应当充分结合CEO早期经历、后天经历等个人特征判断企业风险偏好,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水平选择更符合自身偏好的投资方案,优化投资决策,这有利于资本市场优化配置,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最后,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说,应当充分认识并正视早期贫困经历对自身性格的影响,力图在后天通过丰富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提升人力资本、拓展社交网络,提高自身竞争力,进而弥补早期贫困经历带来的负面作用。
赵宇亮[7]（2020）在《年报语调与企业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资本市场在近三十年间发展迅速,上市公司数量激增。作为投资者了解公司的基础信息,年报已从当初以大量会计信息为主逐步转变为蕴含丰富公司信息的载体。信息不对称充斥着资本市场,历来是一个困扰学术界和实物界的重要问题。年报作为信息的纽带,其特殊地位可想而知。一方面,企业通过发布年报让投资者了解企业业绩状况和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相关机构投资者（券商,银行等）通过判别年报信息,为企业降低代理成本（Shleifer and Vishny,1986）和减小融资成本提供帮助（Roberts and Yuan,2010）。此外,分析师通过解读年报,为上市公司扩大在投资者中的认知度,缓解企业与市场信息不对称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由于年报在信息市场所处的中心地位,更多的文献开始对年报的信息传递作用进行探讨。以往研究多数从年报可读性对公司未来业绩表现方面进行探讨（Li,2008;Bloomfield,2008;Lee,2012）。同时从信息延展的角度出发探索可读性对分析师跟踪的影响,从信息源头追溯可读性对企业盈余管理以及投资效率的作用。而可读性本质是让投资者更加清晰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所以更具有情感倾向的年报语调以简明易懂的披露方式,成为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决策的有用信息。然而,以往语调关注的焦点集中资本市场的盈利预测之中,而较少将年报语调与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联系起来。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年报语调与生产经营的结合,以此深入挖掘年报语调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而现有文献发现年报语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作用是不唯一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一方面,年报的积极语调是公司治理良好的集中体现。这是由于年报作为公司信息传递的窗口,能够更好的让投资者了解企业的运行情况及未来发展,增加企业的透明度缓解部分委托代理问题。同时,年报的发布会吸引投资者和分析师的关注,这无形中加强了对企业自身的监督。而另一方面,由于监管部门对语调监控尚处于空白期,上市公司可能会利用更多的正面语调进行语调操纵。例如,上市公司的可能会利用更多的正向词汇引导投资者和分析师对公司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这种“操纵效应”最终会误导外部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业绩的理解,进而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重点从年报语调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入手进行研究。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分析和检验年报语调与外部融资的关系。只有证实了年报语调对于外部融资的正向影响,才能说明外部市场更愿意接受企业的积极信息是企业语调正面效应的基础。其次,分析检验年报语调与创新的关系。如果发现了年报语调与公司创新正相关关系,那就为年报语调正效应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又对年报语调与融资的逻辑链条进行了拓展。第三,分析年报语调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如果发现年报语调抑制了公司费用粘性的增长,则说明积极语调具有自我监督的作用,使得信息透明度和真实度增加,由此从信息发出者的视角验证了积极的年报语调并非“膨胀的语言”或“廉价交谈”。以上具体研究详述如下:（一）年报语调与外部融资。研究发现年报语调与企业的外部融资正相关,即年报语调越积极,公司的债务融资越多,债务成本越低。这表明越多的正面语调会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增加企业透明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年报语调与外部融资在非国企,企业规模较大,所处金融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正相关关系更显着。使用工具变量法和更换年报语调衡量指标后,发现年报语调仍能够促进企业的外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年报语调通过外部传导机制（分析师）和内部传导机制（企业内部控制）两条路径共同影响企业的外部融资。为年报语调信号效应提供了基础证据。（二）年报语调与创新。在年报语调与外部融资正向关系的基础上,本部分研究了年报语调与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年报语调与企业创新正相关,即年报语调越积极,公司的研发投入越多且研发产出越多。进一步分析表明,年报语调与企业创新在非国企,企业规模较小,且所处金融法制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成正相关关系更显着。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得分倾向匹配法以及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发现年报语调仍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年报语调通过分析师和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共同影响企业的创新。为上市公司的年报语调信号效应,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三）年报语调与费用粘性。费用粘性是公司低效率的一种表现,更是管理层短视的一种集中体现,因而年报语调的公司治理行为会让我们在抑制费用粘性方面观察到一些证据。本部分结果发现年报语调会降低企业的费用粘性,即年报语调越积极,公司的费用粘性会越低。异质性分析发现,年报语调与费用粘性在小规模企业,信息透明度低,所处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成负相关关系更显着。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法和工具变量法以及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发现年报语调仍能够降低企业的费用粘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的正面语调会显着降低公司的费用粘性,受到媒体关注较少和发生过并购的公司的年报语调也同样会显着降低公司的费用粘性。总体来说,上述结论表明年报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年报的语调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创新或贡献可能在于:（一）明确提出年报语调对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与以往文献集中在语调对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不同。本文没有把关注点集中在语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而是具体考察了年报语调对公司具体经营行为的影响。这对于进一步了解年报语调在公司行为中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二）本文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年报语调的相关文献。以往文献,探讨了年报语调对于盈余预测、盈余管理的影响。鲜有从其他角度探讨年报语调对公司经营管理的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年报语调的信号效应在企业的实际经营中是存在的。尽管关注此类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但关于年报语调与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行为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年报正面语调的增加,企业的外部融资和企业创新活动均显着上升,从而体现了年报语调信号效应。本文不仅识别出这种信号效应,更丰富了相关领域的文献。同时为能够深入理解年报语调作为公司治理的一种内部机制存在提供了证据支持。（三）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年报语调与管理层自利行为的一种博弈认识。以往研究大多从年报语调如何影响盈余操纵这一行为对管理层操控进行考察。但实际中,管理层自利的行为有很多种,其中一个典型行为就是对费用粘性的操纵。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的销售收入可能下降,那么管理层需要考量哪些费用需要继续维持进而合理化收入支出比例。而管理层短视可能造成有利于自身的费用不减,维持“构建帝国”费用不动的现象。那么年报语调通过增加企业透明度,减少管理层的短视行为,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费用粘性来抑制管理层自利动机。这部分从上市公司自利视角出发,不仅进一步为我们理解企业费用粘性拓展了视野边界,同时也为年报语调对管理层监督作用提供了独特视角。（四）就现实意义而言,由于语调存在“廉价谈话”的性质,其语言膨胀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上市公司自身。且依据本文的实证逻辑,可判断出积极的年报语调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投资者而言,年报作为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信息,其会计信息真实性毋庸置疑。但对于财务信息敏感性较差的投资者而言,根据年报语调所反映出的公司前景对其投资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在既定的会计信息不变的基础上,变化的增量语调倘若可以吸引投资者关注,势必会夸大企业前景,蒙混投资者视听。但语调最终以实际业绩为准,过分膨胀的语调会减少投资者关注并且吸引更多外部监督。对于监管者而言,如何监督企业的过分积极语调,判别企业年报语调过度渲染业绩和未来发展趋势成为一个监管难题。而依据本文的结论,企业对于披露年报会产生一个自监督的效应,会缓解一部分监管难题。总之,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年报语调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发挥内部监督作用,同时能够规范约束经理人行为并有效缓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高了企业融资和创新产出、抑制了费用粘性。以上结果验证了年报语调内外部治理作用的有效性,为年报语调影响企业经营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说明了年报语调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杨俊保[8]（2020）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结构性放缓,实体经营环境因成本上升、需求不足、创新能力低下等因素不断恶化,实业投资率持续下滑,实业经营利润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实体企业举步维艰、濒临破产。尽管国家陆续推出了大量的产业政策和应对方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实体企业发展压力不减,实业投资率不断下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凭借政策和行业优势一直保持超高的利润率,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抑制的解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内部资源的整合将资金配置于金融领域。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我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在2008至2017这十年间快速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7.61%。金融资产平均持有份额虽受金融危机影响在2009年以后开始下落,但从2012年起又出现逐步上升势态,2017年已经超过2009年的平均持有水平。可见,金融化投资已成我国企业现阶段的典型特征。那么,企业金融化作为企业的一种投资战略,会对企业的最终目标——企业价值产生何种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企业价值?这种影响是否会随企业特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同?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政府缓解经济“脱实向虚”趋势,帮助企业明确金融化策略带来的后果。因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企业金融化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路径,并考察了产权性质和货币政策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在2012年以后稳步上升,并且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以及非制造业公司金融化水平更高。（2）企业在金融化过程中“预防性储蓄”与“投机套利”动机并存,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并非简单的正向或负向关系,而是呈现∩型的二次曲线关系,即金融化程度适中时蓄水池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可以提升企业价值,过度的金融化则相反会损害企业价值。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之间也呈现倒U型关系,最优的金融化水平可以最大化企业投资效率,并且投资效率在企业金融化和企业价值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3）不同的产权性质会导致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发生改变,二者的∩型关系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之中,国有企业的金融化策略与企业价值关系主要表现为不显着的负相关。这说明就产权性质而言,“预防性储蓄”与“投机套利”并存的金融化动机体现在经营环境更加弱势的非国有企业当中。（4）货币政策也会影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二者呈∩型关系,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二者关系不显着。这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更为明显,金融资产的“蓄水池”效应能够得到较好体现。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理论上,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实证结果既补充了企业金融化后果的相关空白,也深化了资产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研究的相关理论;现实中,本文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认识到配置金融资产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优化金融资产配置,实现“产融结合”,另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制定政策精准治理经济“脱实向虚”,引导金融恢复其服务本质,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
乔睿蕾[9]（2020）在《“营改增”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12年1月1日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1+6”行业）率先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改革,至2016年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我国完成了从营业税到增值税转变的税制改革。“营改增”带来的直接效应是打通抵扣链条,解决了营业税原有的重复征税问题,减轻了企业税负,更深层次的目标是通过结构性减税释放企业活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现有文献对“营改增”政策实施的效应给予了较多关注,既包括对财税体制、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也不乏对企业税负、投资、研发和分工效应等微观企业政策效应的评估,然而尚未涉及“营改增”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重要的是,“营改增”实现对投资、研发、技术引进等诸多方面的促进作用需要企业为之提供资金,现金持有作为内部资金来源必然会在“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发挥其对实物投资和生产经营的支持作用,从而促使企业调整现金持有政策,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如何变化,变化程度主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最终是否产生了相应的经济效应,发挥了现金持有的战略作用,这些都是“营改增”带来的影响中被忽视但却亟待探索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进行了如下研究:首先,“营改增”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作用机制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本文在理论方面的创新之处。作为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反映企业留存现金的程度和积极性,即相对现金储蓄倾向,首次阐述了“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作用机制,认为“营改增”后,企业为发挥现金持有对实物投资和生产经营的支持作用而调整现金持有政策,主要通过改变企业投资行为（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等）、改善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包括销项税从销售收入中分离、外购商品和服务的抵扣以及税率变化效应等）等途径,降低了企业留存现金的程度和积极性,从而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本文首次从投资政策与现金政策的联动关系、现金持有量与经营现金流量的联动关系两个角度,分析了“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其次,本文基于“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理论机制,以2011年-2016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基于Almeida et al.（2004）现金流模型的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基于系统方程组的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该影响的动态时间效应、所有制效应和行业效应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并进一步运用PSM-DID（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营改增”显着降低了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在非国有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中更显着,且动态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该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和长效性。再次,探求“营改增”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变化程度的影响因素。由于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同时具有可抵扣性和可转嫁性两种特征,故“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也主要通过抵扣渠道和转嫁渠道传递。本文理论阐述了抵扣能力和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税负转嫁能力越强,“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越大,抵扣能力越强,“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越大,这说明抵扣能力和税负转嫁能力直接影响了“营改增”的政策效应。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中更显着,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更显着。最后,在前述分析“营改增”对现金持有行为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营改增”后现金持有政策调整产生的相应经济后果,以探寻“营改增”后现金持有战略效应的实现途径与程度,并使“营改增”对现金持有行为与后果的影响分析更加连续。产品市场投资是企业投资的重要方向,“营改增”促使企业减少现金持有以支持产品市场投资,使产品市场的业绩和竞争力提高,发挥现金持有在产品市场的竞争效应,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基于此,本文分析了“营改增”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程度及具体中介途径,发现“营改增”显着提升了企业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从总体上看,“营改增”主要通过增加技术类无形资产投资提升了企业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但对于服务业企业和研发型制造业企业而言,“营改增”同时通过增加技术类无形资产投资和增加研发投入两种途径提升了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本论文的研究有助于探析“营改增”对企业现金政策的影响,理解“营改增”背景下企业投资政策和现金政策之间的关系,证明了“营改增”可以促进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调整以发挥其战略效应,通过降低以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为表征的现金储蓄倾向,支持实物投资,提高企业的资金利用率,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发挥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另外,企业应重视税负转嫁能力和抵扣能力的提升,以促进“营改增”后现金持有战略效应的发挥,最大化政策红利。
董屹宇[10]（2019）在《风险资本、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技术变革和新兴业务不断兴起,我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的阶段,技术创新已成为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力量。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项高度依赖于资本的投资过程,寻找与其相匹配的资本形态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风险资本能够在企业早期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并为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多方面的支持。然而,如何更为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发挥我国风险资本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不断研究和探索的目标。以往文献在分析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时大多是基于整体行业或某类行业,忽视了不同类型行业间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性。此外,现有研究对于风险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具体作用机制考察也不够充分,特别是由于风险资本投资具有高风险性和难退出性,除了直接提供资金之外,它更有动机作为积极的投资者参与被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进而减少投资风险。但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在风险资本和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作用的行业间差异。那么,在考虑了行业特征和性质的差异后,我国风险资本对于不同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否均能有效发挥促进作用?风险资本进入企业后是否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公司治理进而实现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的效果?不同行业中具体的治理安排在风险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传导效应是否有所差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回答有助于厘清风险资本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促进风险资本充分发挥积极股东的治理效应,也对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以2007-2015年中小板与创业板中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样本企业按照所处行业要素密集的差异性进行划分,即将企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在此基础上,本文同时考虑创新投入以及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产出,对不同行业中风险资本能否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两类创新产出水平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进一步地,本文探讨公司治理是否是上述影响关系背后有效的作用机理。具体而言,先从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方面进行分析,具体从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信息披露五个维度选择评价指标,构建公司治理综合指数和分类指数来衡量企业公司治理的整体水平和各维度的治理安排;再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对各行业中风险资本能否通过影响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进而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或两类产出产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此外,为了进一步分析和揭示在不同行业中风险资本为促进技术创新而选择的具体治理安排的差异性,本文利用公司治理各分类指数,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各维度的治理安排是否在风险资本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对处于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而言,风险资本对被投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突破式创新产出和渐进式创新产出发挥的促进作用存在显着差异。具体而言,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风险资本仅能够对渐进式创新产出水平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风险资本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水平以及突破式创新产出水平;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风险资本同样对创新投入和突破式创新产出能够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对渐进式创新产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上市后的产出水平的影响。（2）在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风险资本均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公司治理综合水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即公司治理能够在风险资本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但是具体到创新投入以及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产出方面,公司治理在上述关系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3）将公司治理细分为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信息披露五个部分,并分别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上述治理部分是否在风险资本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将公司治理分类之后,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企业中,不同治理部分发挥的中介效应有所差异。（4）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信息披露五个治理部分中,风险资本对于企业渐进式创新产出的支持作用仅能通过提高企业股权治理水平来实现。对比三个行业,该行业中,风险资本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通过的治理维度数量最少。（5）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在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信息披露五个治理部分中,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可以通过提升企业股权治理水平和经理层治理水平实现。对比三个行业,该行业中,风险资本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通过的治理维度数量居中。（6）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在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信息披露五个治理部分中,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可以通过提升企业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水平实现。对比三个行业,该行业中,风险资本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通过的治理维度数量最多。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1）本文分析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时,从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视角展开研究。首先按照要素密集度对被投资企业所处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并对每类企业的技术创新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风险资本对不同行业被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这拓展了现有对风险资本相关研究的研究视角。（2）本文对技术创新进行细分,区分为创新投入、突破式创新产出和渐进式创新产出。先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两类创新产出的特征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研究风险资本在各行业中对上述创新的细分是否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这丰富了风险资本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内容。（3）在对不同行业中公司治理的中介传导效应进行分析时,本文将公司治理细分为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以及经理层治理和信息披露五个维度。并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各维度的治理安排是否在风险资本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这丰富了不同行业中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内容。（4）本文在构建公司治理综合评价指数时,采用熵权法对各层级指标权重进行分配。从而保证在不损失有关指标变量的基础上,克服人为因素的干扰,减少主观判断对公司治理综合水平和各维度治理水平的影响。这优化了公司治理指数的构建方法。
二、应充分重视国有企业高额负债经营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应充分重视国有企业高额负债经营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上市公司实施债转股的动因及效果研究 ——以泸天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债转股企业选择标准的研究 |
| 1.2.2 关于债转股实施动因的研究 |
| 1.2.3 关于债转股实施风险的研究 |
| 1.2.4 关于债转股实施效果的研究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基本框架 |
| 2.上市公司债转股概述 |
| 2.1 债转股的概念及特点 |
| 2.1.1 债转股的概念 |
| 2.1.2 债转股的特点 |
| 2.2 上市公司债转股的动因 |
| 2.2.1 降低企业杠杆率 |
| 2.2.2 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
| 2.2.3 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
| 2.2.4 符合债转股政策的要求 |
| 2.3 上市公司债转股效果评价方法 |
| 2.3.1 财务指标分析法 |
| 2.3.2 事件研究法 |
| 2.4 债转股对上市公司财务及市场效应的作用路径分析 |
| 2.4.1 债转股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改善投资效率 |
| 2.4.2 债转股通过优化债务结构增强再融资能力 |
| 2.4.3 债转股通过分散股权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
| 2.5 上市公司债转股的理论基础 |
| 2.5.1 MM理论 |
| 2.5.2 代理成本理论 |
| 2.5.3 权衡理论 |
| 3.泸天化实施债转股案例概述 |
| 3.1 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
| 3.1.1 泸天化公司简介 |
| 3.1.2 泸天化债转股前的经营状况 |
| 3.2 泸天化债转股实施的过程 |
| 3.2.1 确定债转股标的企业 |
| 3.2.2 确定债权调整及受偿方案 |
| 3.2.3 债权人会议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
| 3.2.4 引入战略投资者 |
| 3.3 泸天化债转股方案的特点 |
| 3.3.1 债转股在金融债权违约前实施 |
| 3.3.2 代偿子公司债务使金融机构参与子公司治理 |
| 3.3.3 通过市场化方式创造资源 |
| 4.泸天化实施债转股的动因分析 |
| 4.1 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
| 4.1.1 国有企业去杠杆需求 |
| 4.1.2 化工行业需要去产能以提振市场 |
| 4.2 国家政策的支持 |
| 4.2.1 债转股政策导向 |
| 4.2.2 泸天化符合新一轮债转股政策要求 |
| 4.3 自身发展的需要 |
| 4.3.1 提高债务清偿率避免破产清算 |
| 4.3.2 降低杠杆率优化资本结构 |
| 4.3.3 引入“银行效应”促进企业发展 |
| 4.3.4 优化股权结构 |
| 5.泸天化债转股效果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
| 5.1 泸天化债转股的财务效果分析 |
| 5.1.1 降杠杆效果较为明显 |
| 5.1.2 盈利能力大幅提高 |
| 5.1.3 改善了发展前景 |
| 5.1.4 降低了融资成本 |
| 5.2 泸天化债转股的市场效果分析 |
| 5.2.1 泸天化债转股前后的市场反应 |
| 5.2.2 泸天化债转股前后的股价变化 |
| 5.3 泸天化债转股对财务效果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3.1 “银行效应”的引入改善了企业投资效率 |
| 5.3.2 资本结构的优化提升了企业经营效益 |
| 5.4 泸天化债转股对市场效果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4.1 股权结构的优化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 |
| 5.4.2 引入重组方使得企业未来发展得到支持 |
| 6.结论与启示 |
| 6.1 泸天化债转股案例分析的结论 |
| 6.1.1 合理的方案是债转股成功的关键 |
| 6.1.2 债转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司治理 |
| 6.1.3 债转股对企业财务和市场的影响是积极的 |
| 6.2 泸天化债转股案例分析的启示 |
| 6.2.1 债转股应作为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工具 |
| 6.2.2 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的支持 |
| 6.2.3 实施债转股后应充分关注上市公司价值的变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研究 |
| 2.2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 |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财务效应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 |
| 3.1.2 国企混改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
| 3.1.3 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委托代理理论 |
| 3.2.2 企业产权理论 |
| 3.2.3 股权结构理论 |
| 3.2.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3 小结 |
| 第4章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介绍 |
| 4.1 格力电器简介 |
| 4.1.1 格力电器概况 |
| 4.1.2 格力电器SWOT分析 |
| 4.2 高瓴资本简介 |
| 4.3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 |
| 4.3.1 宏观环境趋势 |
| 4.3.2 微观主体需求 |
| 4.4 利益相关者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 |
| 4.4.1 珠海市国资委转让股权的动因 |
| 4.4.2 高瓴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 |
| 4.5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层级选择 |
| 4.6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 |
| 4.6.1 准备阶段 |
| 4.6.2 落地实施阶段 |
| 4.6.3 落地实施结果 |
| 4.7 小结 |
| 第5章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评价 |
| 5.1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
| 5.1.1 股权结构层面 |
| 5.1.2 董事会层面 |
| 5.1.3 人力资本层面 |
| 5.2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市场反应 |
| 5.3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财务绩效 |
| 5.3.1 混改后行业变化 |
| 5.3.2 财务比率分析 |
| 5.4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的风险 |
| 5.4.1 混改不够彻底 |
| 5.4.2 存在内部人控制的风险 |
| 5.5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格力电器的混改模式有助于完善企业治理机制 |
| 6.1.2 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是实现混改多赢的关键 |
| 6.1.3 国有企业与战略投资者可形成协同效应,应积极参与混改 |
| 6.2 研究启示与建议 |
| 6.2.1 对国有企业混改的启示 |
| 6.2.2 对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ZX公司永续债违约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及永续债违约理论分析 |
| 2.1 文献回顾 |
| 2.1.1 永续债的属性界定 |
| 2.1.2 永续债的发行动因 |
| 2.1.3 永续债的相关风险 |
| 2.1.4 永续债风险防范建议 |
| 2.2 永续债违约理论分析 |
| 2.2.1 永续债的特点 |
| 2.2.2 永续债违约内涵 |
| 2.2.3 永续债违约风险分析 |
| 第三章 ZX公司永续债违约事件过程及影响 |
| 3.1 ZX公司简介 |
| 3.2 ZX公司永续债违约事件过程 |
| 3.2.1 ZX公司永续债发行情况 |
| 3.2.2 ZX公司永续债违约情况 |
| 3.3 ZX公司永续债违约影响 |
| 3.3.1 破产风险增加 |
| 3.3.2 信用等级下降 |
| 3.3.3 子公司股价下跌 |
| 3.3.4 投资者利益受损 |
| 第四章 ZX公司永续债违约成因分析 |
| 4.1 负债扩张战略失败 |
| 4.2 经营状况堪忧 |
| 4.2.1 现金流分析 |
| 4.2.2 营运能力分析 |
| 4.2.3 盈利能力分析 |
| 4.2.4 流动性与偿债能力分析 |
| 4.3 投资激进难创收 |
| 4.4 再融资困难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永续债违约风险预警及相关建议 |
| 5.1 永续债违约风险预警 |
| 5.2 建议 |
| 5.2.1 对发行方的相关建议 |
| 5.2.2 对投资者的相关建议 |
| 5.2.3 对监管者的相关建议 |
| 5.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超额商誉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3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1 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影响理论分析与假设 |
| 3.2 机构投资者调节作用的理论分析与假设 |
| 3.3 内部控制调节作用的理论分析与假设 |
| 3.4 本章小结 |
| 4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变量设计 |
| 4.3 模型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超额商誉的样本分布情况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
| 5.4 超额商誉的分组均值、中位数差异检验 |
| 5.5 多元回归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 |
| 2.文献综述 |
| 2.1 个人经历与性格塑造 |
| 2.1.1 早期成长环境与人格塑造 |
| 2.1.2 早期贫困环境成长经历与人格塑造 |
| 2.1.3 后天经历对早期成长环境个体人格塑造的影响 |
| 2.2 CEO个人经历与企业风险决策 |
| 2.2.1 CEO早期经历与企业风险决策 |
| 2.2.2 CEO后天经历与企业风险决策 |
| 2.3 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 |
| 2.3.1 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 |
| 2.3.2 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 |
| 2.3.3 CEO个人特征、企业风险偏好与经济后果 |
| 2.4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3.理论分析 |
| 3.1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及动因的理论依据 |
| 3.1.1 精神分析理论 |
| 3.1.2 高层梯队理论 |
| 3.1.3 禀赋效应理论 |
| 3.2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的理论依据 |
| 3.3 后天经历影响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理论依据 |
| 3.3.1 认知发展理论 |
| 3.3.2 人力资本理论 |
| 3.3.3 社会网络理论 |
| 3.4 理论分析的综合性框架 |
| 3.4.1 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 |
| 3.4.2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动因 |
| 3.4.3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 |
| 3.4.4 后天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改变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4.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 |
| 4.3.3 研究模型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4.2 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分析 |
| 4.4.3 基于市场环境视角的分析 |
| 4.4.4 基于产权性质视角的分析 |
| 4.4.5 基于外来文化冲击的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 4.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 4.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 4.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 4.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 4.5.6 CEO成长环境贫富差异与企业风险偏好 |
| 4.6 扩展性分析: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具体表现 |
| 4.7 本章小结 |
| 5.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动因研究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研究模型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4.2 基于财富观的动因检验 |
| 5.4.3 基于地位观的动因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 5.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 5.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 5.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 5.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 5.5.6 CEO成长环境贫富差异与企业风险偏好的动因检验 |
| 5.6 进一步检验:CEO 属于实际控制人对动因检验的影响 |
| 5.7 本章小结 |
| 6.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研究模型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4.2 CEO早期贫困经历、企业风险偏好与企业价值 |
| 6.4.3 基于宏观经济环境视角的分析 |
| 6.4.4 基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 6.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 6.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 6.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 6.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 6.5.6 CEO成长环境贫富差异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后天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改变:进一步分析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定义 |
| 7.3.3 研究模型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7.4.2 后天教育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 7.4.3 后天海外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 7.4.4 后天政府支持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 7.4.5 后天金融背景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 7.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 7.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 7.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 7.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 7.5.6 CEO早期极穷和极富经历的对比分析 |
| 7.6 进一步检验:CEO复合型后天经历的调节作用 |
| 7.7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年报语调与企业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基本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与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 一、有效市场假说 |
|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四、法与经济学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 |
| 一、信息披露的界定 |
| 二、语调的沿革 |
| 第二章 年报语调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
|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报告与分析 |
| 一、基础回归分析 |
| 二、异质性分析 |
| 第五节 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
| 一、内生性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三、影响机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年报语调对创新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
|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报告与分析 |
| 一、基础回归分析 |
| 二、异质性分析 |
| 第五节 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
| 一、内生性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三、影响机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年报语调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
|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报告与分析 |
| 一、基础回归分析 |
| 二、异质性分析 |
| 第五节 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
| 一、内生性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三、进一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
| 2.1.1 企业金融化的定义 |
| 2.1.2 企业金融化的动机 |
| 2.1.3 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 |
| 2.1.4 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 |
| 2.2 企业价值的相关研究 |
| 2.2.1 企业价值的定义 |
| 2.2.2 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 |
| 2.3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委托代理理论 |
| 3.2 预防性储蓄理论 |
| 3.3 融资优序理论 |
| 第4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 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 |
| 4.2 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 |
| 4.3 产权性质与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 |
| 4.3.1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
| 4.3.2 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 |
| 第5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 |
| 5.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2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5.2.1 被解释变量——企业价值 |
| 5.2.2 解释变量——企业金融化 |
| 5.2.3 中介变量——投资效率 |
| 5.2.4 控制变量 |
| 5.3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建立 |
| 5.4 描述性分析 |
| 5.4.1 企业金融化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
| 5.4.2 模型回归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 5.5 相关性分析 |
| 5.6 回归结果分析 |
| 5.6.1 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 |
| 5.6.2 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 |
| 5.6.3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
| 5.6.4 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 |
| 5.7 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营改增”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论文结构安排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之处 |
| 1.4 核心概念与事件概要 |
| 1.4.1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
| 1.4.2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
| 1.4.3 税负转嫁能力 |
| 1.4.4 抵扣能力 |
| 1.4.5 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评述 |
| 2.1 关于“营改增”的文献评述 |
| 2.1.1 “营改增”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2.1.2 “营改增”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
| 2.2 .关于现金持有的文献评述 |
| 2.2.1 现金持有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
| 2.2.2 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 |
| 2.3 关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文献评述 |
| 2.3.1 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到“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
| 2.3.2 融资约束与CCFS的关系研究 |
| 2.3.3 将CCFS视为收入不确定性的结果 |
| 2.3.4 将CCFS视为不同条件下相对现金储蓄倾向的反映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1 “营改增”背景及改革历程 |
| 3.2 “营改增”通过改变投资行为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
| 3.2.1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
| 3.2.2 投资行为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
| 3.3 “营改增”通过改善经营现金流量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
| 3.3.1 “营改增”对经营现金流量的直接影响 |
| 3.3.2 “营改增”通过经营现金流量对现金持有量的间接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设定与计算方法 |
| 4.2.3 模型构建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3 分组分析与动态效应检验 |
| 4.3.4 运用PSM-DID进行稳健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税负转嫁能力概述 |
| 5.2.1 税负转嫁能力的含义 |
| 5.2.2 相关文献评述 |
| 5.2.3 税负转嫁能力的衡量指标 |
| 5.3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2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平均效应 |
| 5.4.2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所有制效应 |
| 5.4.3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市场特征效应 |
| 5.4.4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行业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抵扣能力的引入 |
| 6.2.1 相关文献评述 |
| 6.2.2 抵扣能力的衡量指标 |
| 6.3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6.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2 模型设定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平均效应 |
| 6.4.2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所有制效应 |
| 6.4.3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行业效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营改增”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现金持有竞争效应概述 |
| 7.2.1 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含义 |
| 7.2.2 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衡量方法 |
| 7.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7.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2 变量与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4.2 “营改增”对现金持有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 |
| 7.4.3 基于不同实现途径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与研究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科研项目 |
（10）风险资本、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 |
| 1.2.1 技术创新 |
| 1.2.2 风险资本 |
| 1.2.3 公司治理 |
| 1.2.4 生产要素以及要素密集度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综述 |
| 2.1.1 风险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综述 |
| 2.1.2 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研究综述 |
| 2.2 风险资本影响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综述 |
| 2.2.1 风险资本影响企业公司治理的动因研究 |
| 2.2.2 风险资本对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 |
| 2.3 公司治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综述 |
| 2.3.1 所有权制度安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2.3.2 董事会结构与运行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2.3.3 经理层激励制度设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2.4 有关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综述 |
| 2.4.1 行业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2.4.2 有关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 |
| 2.5 研究述评 |
| 第3章 制度背景、理论基础与现状分析 |
| 3.1 技术创新制度背景、理论基础与现状分析 |
| 3.1.1 我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制度背景 |
| 3.1.2 企业技术创新基础理论 |
| 3.1.3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2 风险资本制度背景、理论基础与现状分析 |
| 3.2.1 我国风险资本产生的制度背景 |
| 3.2.2 风险资本理论基础 |
| 3.2.3 我国风险资本发展现状 |
| 3.3 公司治理制度背景、理论基础与现状分析 |
| 3.3.1 我国企业开展公司治理的制度背景 |
| 3.3.2 公司治理理论基础 |
| 3.3.3 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现状 |
| 3.4 小结 |
| 第4章 行业差异性视角下风险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4.1.2 资本密集型行业中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4.1.3 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主要变量选择 |
| 4.2.2 模型设计 |
| 4.2.3 样本与数据 |
| 4.3 实证检验结果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小结 |
| 第5章 公司治理发挥中介效应的分行业有效性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风险资本对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 |
| 5.1.2 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5.1.3 风险资本、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公司治理指数构建 |
| 5.2.2 中介效应及检验方法 |
| 5.2.3 模型设计 |
| 5.2.4 样本与数据 |
| 5.3 实证检验结果 |
| 5.3.1 劳动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5.3.2 资本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5.3.3 技术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小结 |
| 第6章 公司治理细分维度的中介效应行业差异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设计 |
| 6.2.2 样本与数据 |
| 6.3 实证检验结果 |
| 6.3.1 劳动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6.3.2 资本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6.3.3 技术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对被投资企业的政策建议 |
| 7.2.2 对风险资本机构的政策建议 |
| 7.2.3 对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建议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四、应充分重视国有企业高额负债经营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上市公司实施债转股的动因及效果研究 ——以泸天化为例[D]. 李俊东.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3]格力电器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评价研究[D]. 李凯悦.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4]ZX公司永续债违约案例分析[D]. 彭潇仪. 北方工业大学, 2021(01)
- [5]超额商誉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D]. 孙唯庄.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6]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研究[D]. 邱煜.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年报语调与企业行为研究[D]. 赵宇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D]. 杨俊保.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9]“营改增”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研究[D]. 乔睿蕾. 东南大学, 2020(01)
- [10]风险资本、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D]. 董屹宇. 山西财经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