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的凝聚——论茅盾《蚀》与《彩虹》中“时代女性”的独特性

一、真善美的凝结——论茅盾《蚀》《虹》中“时代女性”的独特性（论文文献综述）

连正^[1]（2021）在《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5年小田岳夫对《幻灭》的摘译是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译介的滥觞之作。1936年他再将《动摇》和《追求》合译,以《忧愁的中国:大过渡期》为书名由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这是首部茅盾作品的日译单行本。《大过渡期》出版后引发日本批评家的不同评价,日本学者以局外人角度,从文学本身出发所提出的观点对中国国内茅盾研究界有一定参考价值,而这些评价又与战前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二战后日本学者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对《蚀》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总览社会全局、记录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与刻画人情风俗、发掘人性幽微的私人化叙事各有其存在价值、各有其特定读者群体,也都可以引发域外读者兴趣、产生国际影响。日本学者看重茅盾,还因他的西欧式现实主义给正在探索东西方结合之路的日本文学界以启发和示范。1940年武田泰淳翻译了《虹》,这是继《大过渡期》之后又一部茅盾中长篇小说的日译单行本。武田泰淳只翻译了《虹》的前7章,在译本的“解题”中对“虹”的象征意义、文体及人物性格作出了解说;他解析了茅盾在创作《虹》之时深受柏格森哲学体系中的“延绵性”思想影响的特质。《虹》日译本生成前后,井上红梅、藤井冠次等单纯从文学角度更加准确地将茅盾作品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予以阐释,其研究成果虽为数不多,却细致入微,观点独特,并具有一定前瞻性。《虹》对译者武田泰淳在战后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叙事背景、人物描写、女性主义等方面存在明显互文性,这充分体现了《虹》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子夜》是日本学界译介与研究的重要中国现代作品之一。迄今为止,其日文译本共计6个版本。1936年4月竹内好发表的《茅盾论》一文是最早系统评价《子夜》的文献。竹内好通过对《子夜》以反话的“恶文”评价方式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支那学派和旧汉学派。在竹内好的意识里,茅盾是一位在东方文化体系中建立“新文学”范式的奠基者之一。他用反语的方式意图告诫那些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问题上,茅盾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提供了范式和借鉴,其影响和价值不容忽视更不能贬低。1938年增田涉以《上海的深夜》为题目欲将《子夜》完整翻译,译文中除译者“解说”外还附有刘岘版画作品《子夜之图》图片共10幅,比起作品本身,他更意欲通过翻译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子夜》,以文字图片的直观方式向日本读者介绍战争状态下的上海,但因战争及读者评价不高等原因,该译本实际只完成了前两章。二战后《子夜》迎来了翻译的高潮期,1952年尾坂德司首次将其完整翻译发表,之后小野忍和高田昭二于1962年和1970年分上下册完成了合译,竹内好更是于1963年和1970年两次完整翻译了《子夜》。译者从现实主义、创作主题等视角出发对该作品予于了积极性评介。战后《子夜》在日本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野和方法多元化与文本经典化的逐步递进性特点。《子夜》的译介评价成为茅盾小说在日本“经典化”历程最为典型的例证。《蚀》《虹》《子夜》日译单行本的出现推动了茅盾战时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1947年小野忍在《随笔中国》杂志中发表的《茅盾文学-（其一）关于<腐蚀>》一文成为了《腐蚀》在日传播的滥觞之作。1951年小野忍对菊池租《腐蚀》的译稿进行了修改补充,1954年6月发表出版了首部《腐蚀》日译单行本,1961年他再次修改并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78年市川宏再度将《腐蚀》完整翻译发表。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者从文体结构、意识流手法、叙事风格等方面对《腐蚀》的文本展开了阐释与研究,其观点在中日学界产生了对话与争鸣之关系,体现了在异国文化体系中茅盾努力发掘人性的复杂性、尊重艺术规律的现实主义作家之精神。《腐蚀》对堀田善卫在195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齿轮》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故事背景、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方面具有明显互文性,充分体现了《腐蚀》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及评论界所产生巨大影响力。1949年9月,竹内好首次为日本读者简介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故事梗概,之后相继出现了3个日译版本,即1958年版奥野信太郎译、1962年版竹内好译和1980年版立间洋介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研究者渴望通过阅读《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的挣扎于“五四”历史转型期的个体生命与民族思想文化纠葛审视反思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民族精神困境及在西方政治话语主导下所形成的文化断层。8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再译并被译者给予高度评价,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之后在以国内学界为主导的批评语境中对带有《红楼梦》式古典文学风格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经典化的全面推进不无关系。其次,“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致使日本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多元态势,日本文艺思潮再次陷入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中。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接受,日本批评界深刻认识到:接受并不等于近代式盲目的“拿来”与“互动”,“本土意识”也并非战时保守式的固步自封,而是要各取所长,形成平等对话关系。此背景之下,在日本人看来带有《儒林外史》风格的《子夜》与具有《红楼梦》文体风格和民族艺术色彩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两部描写中国传统与现代的长篇史诗巨作自然在80年代受到了日本学界及读者的强烈关注。除长篇小说外,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也被大量翻译与研究。短篇小说《水藻行》创作完成于1936年2月26日,1937年5月1日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第19卷第5期的首页,这是茅盾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在国外发表的小说作品,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梳考史料,笔者与导师发现,《水藻行》实为山上正义所译,而并非鲁迅译或鹿地亘及胡风合译。对于日本大型杂志社《改造》来说,能得到中国文坛巨匠茅盾的赐稿可谓求之不得。社长山本实彦在作品刊登之前便开始运作宣传,4月底便出现了小田岳夫、本多显彰等评论家发表的数篇报刊评论。5月1日登载之后又相继出现数篇评论。通过这些评论足以证明《水藻行》在战前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非凡意义。《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小巫》等作品战前战后在日本均被翻译发表,其中《春蚕》共4个译本,《林家铺子》共3个译本,是茅盾短篇小说中日译版本较多的两部作品。日本研究者及读者通过这些作品直接了解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和挣扎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形象。战前,竹内好将《春蚕》置于中国农民文学整体框架中阐释其特有文学价值的评论彰显出30年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解把握的整体性与全面性。战后“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进一步被研究阐释。日本学者更加关注于茅盾作为“作家”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探究茅盾作为“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思想内质,关于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自然不被纳入研究重点。由此,“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同样作为“纯文学”而并非作为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份高级社会文件”被接受与解读的。日本学者正是敏锐地认识到茅盾农村叙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超越政治立场的文献价值”,才采取了与国内较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而得出了更为独特的观点和阅读感受。总体来说,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无论是研究视野、研究与翻译方法,还是结论观点都应引起我国茅盾研究界的关注与借鉴。随着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对异质文化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展开彼此间的交流,化解双方文化与思维上的隔阂已然成为两国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研究茅盾文学在异质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助于从“他者”的视角反观审视自我文化与文学中被遮蔽与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窥视日本学者以“他者”的视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消解彼此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误解与偏差,这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研究茅盾不无裨益。

张慧敏^[2]（2021）在《新世纪陕西当代文学批评的审美取向》文中认为

李婷婷^[3]（2021）在《茅盾书信研究（1919-1949）》文中研究表明茅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作家,其文学地位很高,文学成就很大,具有相当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学术界对茅盾的研究是比较全面且深入的,取得的成果也是斐然的。但随着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不断发展,以及对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大量运用,史料学研究、文献学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茅盾研究也顺应这种整体研究趋势,转向了对茅盾的书信研究。目前,学术界对现代作家书信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发现和研究佚信上,就茅盾书信研究而言,学术界多从未收录至《茅盾全集》中的佚信角度入手,以一封或多封还未公开面世的茅盾书信作为阐释对象,根据书信具体内容进行相关具体的论述。或者是将某一封茅盾书信以辅证身份参与到文学研究中去,直接或间接证明某一观点。实际上,这种研究仅能对茅盾进行局部片面的研究,并不能对茅盾做出一个整体全面的判断与评价。本文聚焦茅盾书信的系统性研究,致力于探讨茅盾书信中展现出的重要文学问题,发掘出茅盾书信的独特功能,呈现出茅盾的全面复杂形象。力求以扎实的茅盾书信重构历史现场,还原历史事实,全面客观地对茅盾的文学思想、文学生活、文学形象作出全面的呈现。本论文除了绪论、结语以外,主体部分由四个章节构成:第一章是从五四时期、左联时期、抗战及战后时期三个阶段,对现存的茅盾书信进行系统论述,从整体上形成对茅盾书信的全面认识和整体把握。第二章是把现存且公开的1919—1949年茅盾书信从类型上划分为论学书信和普通书信。并通过对这两种类型的茅盾书信的系统整理和分析,发现新旧文学交锋、文学翻译、文学报刊编辑、西北文化交流四个文学活动。第三章是以茅盾书信为典型,分析并探讨书信功能,发掘茅盾书信在开展文学批评、提携文坛后辈、梳理人际脉络、还原历史现场四方面上的意义与价值。第四章是从数量庞大的书信中发现两位“茅盾”。一个是“文化界”的茅盾,他具有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和编辑家等多重身份,在文学创作、文艺论争、文学翻译和现代报刊的编辑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个是“凡尘间”的茅盾,他以儿子、丈夫、父亲和朋友的身份游走在现实生活中,与普通人一样,处理家中琐事,叮嘱儿女冷暖,惦念茶米油盐酱醋茶。茅盾书信不仅生动再现了茅盾的文学生活和家庭生活,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茅盾。

葛天逸^[4]（2021）在《无名氏创作主题论》文中认为本文以无名氏的创作主题为研究对象,选择无名氏文学创作中内容最为丰富而又相互联系的六大主题即革命、救亡、情爱、罪恶、死亡、宗教进行解读、诠释和总结。本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了每一主题书写中所着重刻画的艺术形象、所呈现的艺术风格,阐析了无名氏文学主题表现中所包含的作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构想,探讨了无名氏创作中多主题交融互见的叙事特点,同时采取文本考辩的研究方法梳理和描述了无名氏文学主题表现上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文学史的意义上阐发了无名氏创作对于现代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全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六章。绪论部分评述了前人对无名氏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无名氏研究历史的发展轨迹,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阐析了本论题的研究目标与学术意义。第一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革命主题。革命这一时代主题在无名氏的精神探索中始终是一种燃烧的激情,呈现出复杂而多层面的意义结构。本章从“叛逆与救赎”的五四新文学书写模式出发,分析了无名氏文学创作中的叛逆青年形象,剖析了无名氏笔下的叛逆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阐释了救赎背后的哲学依据。本章还从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的角度分析了无名氏革命叙事中的人道主义、革命中的牺牲、革命与诗歌的关系、革命者的个性以及个人权利、革命信仰等等问题。此外,此章还分析了无名氏对国际革命者形象的塑造特点,从政党中的派系斗争等角度分析了无名氏革命叙事中的国际主义问题。第二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救亡主题。无名氏是在抗战时代崭露头角的现代作家,但其救亡叙事有其独特的关注重点和情节发展动力。无名氏小说的救亡书写中“原生空间”与“殖民空间”并存的城市、家园构型,寓含着无名氏个人的生命体验,无名氏笔下的各种人物形象如救亡战争中的直接参与者、同情者乃至汉奸形象的塑造,都呈现出作者独特的文化思考。尤其是无名氏创作中对牺牲问题的理解,对民族“退化”问题的思考,都表现出无名氏的救亡书写在抗战时代的思想特点。无名氏聚焦于文化精神层面的救亡思考,显现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性意义和民族性特征。第三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情爱主题。无名氏是现代作家中的写情圣手,情爱、革命与救亡等主题的叙事往往融合在一起。本章抓住若干重点人物形象,分析了无名氏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因素,考察了无名氏以情爱为线索贯穿其他重要主题的基本特征,同时从重点作品的重要版本的比照辨析出发,阐析了无名氏情爱叙事方式的文学史意义,探究了无名氏的创作心态以及作品的传播历程。第四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罪恶主题。罪恶是无名氏创作探讨人性深度与文化差异性的重要角度。无名氏的创作从嫉妒和背叛两大人性特点的揭示出发,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抽象的思考,从囚徒和劳改犯的经历、烧毛党和日军对平民的恶行等等出发,对人性之恶在特定环境中的复杂表现进行了具体的描写。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的婚恋悲剧和堕落生活的叙写方面,无名氏深入地探索了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的“知识之恶”。无名氏笔下的“恶之花”形象,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出了无名氏对处于时代苦难中的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独特思考。第五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死亡主题。无名氏在其各种主题的叙事中都刻意安排了人物的死亡结局,细致描写了不同死因的人物在面临死亡时的挣扎状态,通过这些不幸命运和场景描写,无名氏表达了自己对死亡问题的思考。无名氏的死亡观是辩证式的,死亡对于生命而言,虽然是恐惧的,但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体现出死亡的必要性,对死亡的价值和意义无名氏做出了肯定性评价。无名氏创作中对于生死转化中的死亡赋值问题的思考,也使得他的死亡主题书写超越了一般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探讨,而具有一种别致的思想史意义。第六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宗教主题。本章从重点人物皈依宗教的历程、原因出发分析了无名氏笔下起信叙事的文学史意义和思想史意义,从无名氏对于宗教起源问题的思考、对宗教美学蕴含的体认、对宗教本质的人性化理解等方面解读了无名氏对宗教生活的美学思考,从对于宗教神圣性和原则性的理解、对腐败的宗教徒和宗教组织的批判的角度阐释了无名氏的宗教批判理念的生成,从确立健康的人神互动关系、宗教崇拜方式的自由化理想等方面剖析了无名氏的宗教理想中的自由原则。结语部分剖析了无名氏创作中各种主题之间的紧密联系,总结了无名氏创作中六大主题叙事的各自特点,并将无名氏的创作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分析了它在文化精神上的独异性,指出无名氏是一个有着鲜明的自觉的文化构想的作家,他的所有创作都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对他的文化构想进行形象或象征、历史或现实的说明,这些作品,虽然创作的时代不同,体现的主题类型有别,甚至创作的构思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显现出了无名氏的创作才能与他宏大的文化构想之间的完整对应与契合。

张挺玺^[5]（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黄菲蒂^[6]（2020）在《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报告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以来,始终以现实和历史的在场者身份参与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显示着独特而重要的文体价值。报告文学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文学参照,不但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成为时代文学主潮之一。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却相对缓慢和单薄,未能给如此丰厚的创作提供足够的理论阐释与话语支撑,这不仅使这一特殊文学样式难以获得应有的文学史认同,还使文体在合法性上遭遇危机。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在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之上,报告文学因其纪实性特征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在文化立场、价值取向、话语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就相对处在这一理论评价体系的边缘。因而,建构起从报告文学自身特性出发的、符号自身创作规律的理论话语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社会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与虚构文学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尽相同。报告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主要表现为对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的真实书写上,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主题。这充分说明报告文学的主题话语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把握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则是抵达文体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报告文学与时代紧密互动,其主题话语必然随时代语境变迁而嬗变。因而,本文试图从时代语境与百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考察以主题话语嬗变为问题意识的报告文学核心价值,同时为认识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提供一个报告文学的参照系,并尝试为报告文学自身理论话语的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基于以上观点,除绪论和结语,本文主体部分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论述近现代语境与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题书写。论文将从文体孕育的前提条件、阶级属性、时代语境、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等方面来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重点论述发生期报告文学以实录和写实文学观为宗旨的创作特征,并以梁启超等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中心着重考察启蒙主题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表达。第二章阐释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对民族救亡主题的深入书写。第一节重点考察“左联”对报告文学的倡导和推动,着力分析1930年代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写作中的多维表现;并以《包身工》等经典文本为重点阐释对象探讨这一主题在报告文学书写中达到的高度。第二节论述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结合抗战背景、文艺政策分别考察解放区与国统区、沦陷区救亡书写的不同情形。另外还要专门论述这一时期大规模群众性写作活动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第三章重点论述建国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报告文学以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心的主题书写。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时代英雄人物,形成了以祖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中心的第一个主题话语。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数以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被记录和传唱,形成一个重要写作主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正是这一主题书写的经典文本,值得深入解读。此外,报告文学随时代政治风浪起伏,一方面在“双百”方针短暂的宽松氛围下出现了一些“干预生活”的写作,一方面在紧张压抑的氛围中走向文体异化,对这两种主题书写的变奏我们也将单独进行阐释。第四章论述新时期以新启蒙和史志录为主题话语的报告文学创作。第一节重在阐释新时期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自觉之间的重要关系。文革结束后,一场重新发现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到来。作家重新对现实发声,“文学主体性”观念确立。《哥德巴赫猜想》与伤痕小说、朦胧诗一道成为新时期到来的先声,也是报告文学复兴的标志。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开始回归。接下来重点阐释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对新时期启蒙主题的宏观呈现。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将启蒙主题推向高潮,一时间成为文学主潮。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在对问题的写作中体现出对民众启蒙的强烈愿望,以启蒙为目的的问题意识正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意识的核心。赵瑜是这一写作的代表作家,不论从创作时间跨度、作品成就、思想深度还是文体探索上,他的写作都已具备某种经典的意义。第三节论述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主题书写。1990年代启蒙落潮,“人文精神的危机”出现,报告文学一方面陷入沉寂,一方面仍有少数作家坚守现实书写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出现,一批有历史意识,又有当代价值的文本产生。第五章论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和民生主题书写。2014年,新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此为节点本章分为前后两个部进行论述。第一节重在阐释新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国是主题写作。一方面,以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梦的主题被集中表达;一方面,报告文学对社会问题给出谏言,“为人生”的文体自觉在创作中显现。我们还将探讨国是主题书写上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何建明国是主题书写的代表性意义。第二节阐释2014年以来报告文学的民生主题书写。习近平一系列有关文艺的论述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事关民生的主题书写集中涌现,形成民生文学的报告文学写作现象。

张梦茹^[7]（2020）在《大革命激荡下的自由书写 ——白薇创作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白薇无论其人还是其作品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自1922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到1975年搁笔,白薇留下了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电影文学等在内的共3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戏剧、小说成就最高,影响较大。本论文尝试重返历史现场,按照白薇文学创作的时间顺序,从大量文本入手,客观、全面地把握白薇的创作历程,通过对她生命历程与其创作的关系来探寻她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并分析其写作在各个时期的不同表现。本论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白薇作品的接受过程,从个人生命经验的角度对白薇的创作进行系统阐释和具体分析,试图在个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中,挖掘白薇个人心灵自由书写的困境及其成因,并分析其文学价值与意义。第一章（1922——1928）:分析白薇思想资源的形成与五四时期其初登文坛的创作。“五四”精神、留日经历以及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构成了白薇思想资源的核心。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戏剧家,正是因为具有时代先声的“娜拉”式出走姿态和浪漫的美学情调,初登文坛的白薇是以“新女性”的面貌得到高度肯定与评价的。但独特的个人生命体验也使得她的创作除立足于“五四”反封建的启蒙话语之外,还对父权制予以揭露与批判,对女性命运予以关注与反思。因此,《打出幽灵塔》的诞生,并非新女性的轻松抉择,而是出走后两难的产物。白薇作品中流露出的自觉女性意识,以及成为历史主体的诉求在盛誉的同时被遮蔽,这让她从创作的初始阶段就面临着精神困境。第二章（1928——1936）:分析三十年代文坛转向后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白薇的文学创作。革命的时代潮流中,在“走向集体”与坚持个人话语之间,白薇充满困惑与挣扎。首先,《炸弹与征鸟》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革命+恋爱”作品存在着一定差异,白薇作品传达出了对革命与爱情的双重质疑,但又不得不投身革命寻求救赎的悖论。这种悖论是时代的困境。其次,考察《姨娘》《北宁路某站》等作品,这一时期白薇的创作具有话语杂芜特点,对主流话语即有趋同又有疏离,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合时宜。最后,分析长篇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悲剧生涯》是白薇在动荡时代挣扎并苦苦追寻女性自我和女性解放之路的心灵独语,是个人话语与时代主流话语矛盾激化的产物。第三章（1937——1975）:主要讨论抗日战争后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白薇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解放成为时代主题。此时白薇创作了许多慷慨激昂的长诗,表现了颂歌时代的激情,然而由于颠沛流离的生活、羸弱多病的身体、文稿的大量遗失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仍不可避免地逐渐成为革命阵营中的边缘者。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白薇主动请愿,试图用劳动改造自我,重新寻找自我的位置,以融入新的时代。然而艰苦的环境、高强度的劳动使得她几乎无暇写作。同时,文本的单调与破碎也反映出她的困惑与无奈,创作个性逐渐消泯于时代的宏大话语中。白薇的创作无法引起读者与评论界的关注。结语:作为跨越现代、当代两个时期的女性作家,白薇的创作始终努力坚持着在追随时代大潮的同时潜隐着基于生命经验之上的个人话语,展现了现代进程中革命女性的精神历程。文学场域中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的纠葛与冲突决定了她在文学史中早早成名却又逐渐湮没的宿命,而这也正是她与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所在。白薇现象不是偶然的,对于中国现代第一批浮出历史地表的女作家而言,进入历史的过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与圆满。当下时代,伴随着写作空间的巨大变化,较为充分的“个人化”写作具有了一种可能性。

迪理努尔·奥布力喀斯木^[8]（2020）在《茅盾文学理论视域下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文中提出茅盾是中国文学史上“重量级”作家,也是成就斐然的文学理论家。茅盾的文学理论成果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同样有着无法替代的的价值。在茅盾的的文学理论中,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做的文学实践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和了解的。茅盾文学理论指导下的文学实践具有独树一帜的理论内涵和文学内涵,同时带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突出表现为对文学的艺术、思想价值的关注,兼顾了文学性和政治性,以及与时代同行的先进性。茅盾的文学理论凸显出的文学实践是具科学性和先进性的,茅盾的文学理论定位是为个体,为社会,为时代服务,这些特质毫无疑问是其文学理论的本质。对于本质属性和文学创作实践的双重追求,也代表了茅盾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其代表作《子夜》就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体,是社会剖析小说的经典范例,在那个时代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风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小说创作实践,代表着社会分析小说的最高成就。当下我们审视茅盾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可以对现代文学历史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回到历史原点客观审视茅盾的历史地位。本论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茅盾在五四运动时期、革命文学时期以及建国以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第二部分分析了茅盾在文学理论指导下所创作的社会剖析小说,探讨他的代表作《子夜》与文学理论的关系,论述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等作品中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的结合。第三部分是茅盾文学理论在儿童文学、报告文学、乡土与城市的实际运用。最后一部分是总结茅盾文学理论在我国文学实践中的卓越贡献,他的文学理论不仅填补了文学实践上的一大空白,还丰富了文学实践的发展和运用,对我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

楚小庆^[9]（2018）在《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形态的变化,艺术形态的变化也及时回应着技术的变化。论文以技术作为艺术形态发展脉络的参照系,以技术的变化历程为时间坐标,对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历史轨迹做了梳理,着力思考在这个轨迹中,技术对于艺术的深刻影响以及艺术对技术发展的回应。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及其规律问题的探讨和展开,是以技术与艺术两者之间的辩证发展和相互影响关系为理论基础,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三个维度予以分析概括,以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和展望归纳研究结论。论文从绪论到结论,是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绪论包括概念与范畴、目的与创新、思路与方法、研究现状分析四个部分,并由此作为铺垫,引出关于本研究选题的理论思考部分。第二章理论思考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内在本质特征:关联、多元、辩证、统一,西方理论比较:三个主要流派,社会现实意义:重要性、复杂性、艺术学宏观视角,理论基点与关键问题:普遍性、特殊性与中国实践。整篇论文以此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立足点,展开了关于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论述、分析,其分析的脉络主干和主要依托为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对这一延续上下五千年的宏大进程,论文又一分为二的从两个方面展开客观分析,也即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以及艺术对技术的影响。从章节上,关于两者的关系和影响,分别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这三个维度做了分析概括,而从具体的现象和形态领域梳理,则可分成以下八个方面,也即:艺术空间:文化生态与传统审美内涵变化,艺术语言:动态综合、主观体验与传播维度变化,艺术门类:新形态涌现、艺术扩容与门类拓展,艺术程式:作品呈现与欣赏场域、方式变化,艺术观念:作品创作工具、方法、观念变化,主客体关系:实践中作品创作与欣赏关系的变化,新艺术形式:与新技术环境融合共生,跨界整合:创作表现实践活动的新探索。以上述这八个方面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为基础,以前述四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着眼点,以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依托,以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与艺术对技术的影响的客观分析为关照和平衡尺度,论文经过上述系统的梳理、分析,得出了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与发展走向。对于技术与艺术共同未来具体内容的阐述,论文又从分析和展望两个方面具体入手,从发展规律与文化表现、辩证关系与社会影响、交互多元的文化景观三个方面做了深入地分析,从文化逻辑与美学观念、技术控制与文化自觉、审美理想与精神追求三个方面做了理论层面的宏观展望。在具体三点分析和三方面的展望之基础上,从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分析和阐述中得出核心观点,也即艺术审美活动的方向与精神文化坐标:以人为原点,携手传承与弘扬,创作生产技术与艺术相互协调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全文结论为:技术与艺术共同携手面向美好未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技术与艺术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技术进步虽然与艺术形态的发展变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等同对应关系,但艺术自身又确实存在着对技术的依存关系。艺术作品既是技术之物,是技术支撑的具体呈现,与技术的进步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内在观念的显现和表达。在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对艺术的影响已拓展到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之外的广阔领域。技术从制作手段、材料载体、场景氛围和信息表达等方面对艺术作品形态的变化产生着影响。艺术则主要通过交流的方式、审美的途径、教化的功能、创意的驱动四个维度,展现着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艺术折射了社会文化中人与社会之间不断调整着的相互关系;同样,技术在自身发展中也以人为原点,关注并解决上述问题。技术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手段。技术不断延长和拓展着艺术创作的方式和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的思想、观念、方法,带来了艺术作品外在感受方式和欣赏者心理感知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艺术作品内在意蕴、精神品格和思想内涵的变化。技术进步逐步改变着整个艺术生态,在艺术形式表现中促使产生了新的形式特征,生成了新的艺术形态,形成了新的艺术门类。技术进步推动着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随之变化,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且形成了对传统经典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认识的提升,由此生成的艺术精神则进一步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文化引领。技术的不断进步赋予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不同的时代信息和技术特征。技术决定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与手段,并呈现出不同面貌;同时,技术变革更使隐含在艺术表象内部的艺术观念同步发生重要的变化。这在外部显现为创作工具、材料应用、表现载体以及创作手法的改变,在内部则折射出审美追求、认识方式与评价模式的变化。艺术创作的数字化和艺术作品的虚拟化,反映了技术进步影响下艺术创作对于新材料、新介质以及新的存在、传播方式的广泛运用,以及个人审美精神领域中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的艺术表达。艺术的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步伐。技术不断以各种方式介入艺术创作并影响着艺术的形态,而在艺术创作和作品表现形式中,也无不凸显出技术在视觉体验、界面形态变化和不同维度改变等方面的作用。艺术作品形态的蜕变,受制于艺术观念的更新,更深层是技术在创作中推动作品外在形式表现变化与内在观念创新的体现。由于介质的改变以及艺术题材、外在形式等表现空间范畴的拓展,技术在实际上不断丰富着艺术的感知效果和体验维度;同时,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艺术场域依托于技术进步得到了极大扩展,作品创作和艺术精神都实现了对于原有地理空间、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主、客观隔阂的有效跨越。技术进步加速了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跨界融合,顺应了高技术应用及其与有关艺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新趋向,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拓展了新的存在空间,并日渐成为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历史上,艺术创作主体与技术进步之间始终是相互适应的。技术在客观物质层面超越和支撑着艺术特别是具体的创作实践活动,艺术则在主观精神层面努力突破着技术模式对艺术创意自由舒展的客观制约和技术理性思维的惯性束缚,同时,艺术还在用自身的创新和先锋思想在审美欣赏和价值判断等精神层面,实现着对社会的引领。在网络信息时代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促使艺术创作中实际操作的入门条件降低,社会大众普遍成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并可在二者之间轻易实现转换。技术进步自然突破和消解了艺术作品的原有边界,艺术继而从精神层面扞卫和重构出作品自身新的审美形式边界,出现了艺术创作与欣赏、接受过程之间相互渗透、角色互换等互动发展的文化新景观。艺术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艺术欣赏者发现自然山川的美、体会社会生活的美、感受精神心灵的美。在艺术作品中追求和体现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并以美感人、以文化人,最终提升社会大众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境界,引领社会风尚是艺术的实践追求和文化价值的核心问题所在。在当前这个高新技术普遍应用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与普遍存在已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在技术给予我们更多帮助和机会的同时,我们着眼更多的应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以及对经典作品创作理念和艺术审美标准的坚守。以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为中心,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不仅会创造出精美的作品,而且会在现代化传媒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中,催生出以人为原点的理论价值体系。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磨合、驱动,会共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应以此培育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社会文明水准,涵养国民艺术精神。我们在艺术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对于技术的规范、引导、超越、提升,就一定能够促使艺术最终成为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持续动力,以及不断超越现实、启蒙思想、开创未来、实现美好社会生活的智慧源泉。

肖迪^[10]（2016）在《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资料索引（2000-200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真善美的凝结——论茅盾《蚀》《虹》中“时代女性”的独特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真善美的凝结——论茅盾《蚀》《虹》中“时代女性”的独特性（论文提纲范文）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茅盾书信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4）无名氏创作主题论（论文提纲范文）

（5）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7）大革命激荡下的自由书写 ——白薇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8）茅盾文学理论视域下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真善美的凝结——论茅盾《蚀》《虹》中“时代女性”的独特性（论文参考文献）

•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D]. 连正. 河北大学, 2021
• [2]新世纪陕西当代文学批评的审美取向[D]. 张慧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
• [3]茅盾书信研究（1919-1949）[D]. 李婷婷.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4]无名氏创作主题论[D]. 葛天逸.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6]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D]. 黄菲蒂.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7]大革命激荡下的自由书写 ——白薇创作论[D]. 张梦茹.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8]茅盾文学理论视域下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D]. 迪理努尔·奥布力喀斯木. 喀什大学, 2020(07)
• [9]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D]. 楚小庆. 东南大学, 2018(05)
• [10]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资料索引（2000-2009）[A]. 肖迪. 《茅盾研究》第15辑——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论文集,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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