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游魂归家——解读冰心《我的家在哪里？》

一、精神漂泊与灵魂返乡——冰心《我的家在哪里?》解读（论文文献综述）

雷梓燚^[1]（2021）在《英国影响与百年中国女性文学》文中认为

许仟^[2]（2020）在《论路翎四十年代小说的漂泊者形象》文中认为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漂泊者形象,他们作为横截面展现了四十年代动荡的社会现实以及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论文第一章以身份和漂泊动因作为划分标准,将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的漂泊者形象分为知识型漂泊者和底层漂泊者两大类。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因袭了传统的重负。不过,知识型漂泊者的出走带有更多的躁动心理和浪漫主义气质,底层人物的漂泊往往是被动的离土行为。论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重在分析漂泊者流浪在外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历程。第二章漂泊者的个性色彩为关注点,分析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充满个性意识的漂泊者,以及追寻自我后所面临的个体困境。第三章着重分析漂泊者的回归色彩。总体上,漂泊者以精神返乡的方式得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情感的慰藉。路翎也通过书写底层漂泊者的实际返乡行为和知识型漂泊者的忏悔意识表现出他们对家和亲情的渴念。最后一章,结合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以及作者的个人经历和独特的创作理念,分析漂泊者形象书写的意义,进一步揭示路翎复杂的精神内涵,即对个性解放和家文化的价值重估以及对两者关系的理性认识。

车志远^[3]（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指出“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王爱红^[4]（2020）在《中国现当代“海丝文学”初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与文化遗产,为古今中外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与丰富的精神滋养。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内涵是通过海路进行的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海丝文化,诞生了大量描写和表现中外交往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现代海丝文学既继承了古代海丝文学跨地域、跨民族、跨国别、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又融入了强烈的现代意识。论文从跨文化视角研究海丝文学,通过系统梳理中国海丝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和跨文化旅行等理论和方法,分析现代海丝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代表作家作品,力图揭示现代海丝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意蕴。第一章,回顾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丝文学的历史,界定海丝文学的概念与范畴。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于中外文明的相互吸引,在政治外交和商贸求法的推动下,它不仅成为中外物质交往的海上通道,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海上大动脉,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历史演变决定了海丝文学的概念与范畴。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神话、诗歌、游记、小说等众多文学形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第二章,梳理现代海丝文学的发展脉络。现代海丝文学经历了“经世致用”的晚清海丝文学、启蒙与审美兼具的民国海丝文学、歌颂与展望并存的共和国海丝文学的演变过程。晚清的海外行旅使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处于“世界之中”,开创了走向世界、探索新知的一代风尚。民国海丝文学继承晚清经世致用和启蒙任务,其创作主体又普遍有自觉的美文追求。共和国海丝文学逐渐走向个性化、个人化,对海员及海军等形象的塑造为中国文学画廊增添了新鲜的人物形象。第三章,分析现代海丝文学中的海洋题材与海港城市。现代海丝文学的海洋书写呈现出崭新的生命气质和文化精神,成为激活海上丝绸之路的现代性密钥。海上丝绸之路沿途不同区域的海洋风景,不仅使创作者迸发了表现海洋风景的激情,更起到了唤醒自我的功能,使作家的生命哲思得到进一步升华。现代海丝文学中的海港城市是中外作家重要的书写对象,上海作为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沿阵地,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最集中的体现者。在中外作家的合力书写中,上海呈现为兼具原始与现代的矛盾综合体形象。第四章,探究旅外知识分子笔下的欧美形象。欧洲和美国是现代知识分子海外书写的最主要的地区和国家,也是影响现代中国的发展历史和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外源力量。现代海丝文学关于欧美的书写,为欧美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欧美形象的确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涵盖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想象和思考,铭刻了旅外作家在中外文化碰撞、磨合、会通过程中的艰难心路历程。第五章,考察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留学生和移民形象。现代留学作家群所经历的屈辱体验激发了这一群体对留学生形象的批判与反思。从海峡两岸的留学生形象到新世纪以来移民形象的创作更迭,体现了创作主体从文化冲突的落寞与挣扎到自觉寻求文化融通的转变。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为当代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源泉,张炜的徐福东渡叙事体现了海丝历史题材的文学创新。现代海丝文学,一方面记录了现代中国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不同于古人的海外行旅体验与世界想象,是现代中国认识世界、建构他者的过程,另一方面反映了自我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借助他者重构自我认知,从而获得独特的心灵体验与现代审美经验,是通过世界认识自我、重塑自我的过程。海丝文学作为他者与自我的叙说与重塑,具有异质性、跨界性、互动性的文化特点,期间伴随着自我与他者的疏离、对立与互融的过程,是中外文化的碰撞、冲突、磨合、创造的见证和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文化对话。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海丝文学所反映出的跨文化对话是不均衡的、不对等的,尚未形成平等的对话精神和共存意识。

马蔚^[5]（2020）在《论徐则臣小说中的都市、故乡、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70后”作家中,徐则臣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最初以“京漂”“故乡”“谜团”三个系列的写作构建起自己的文学世界,从题材上看,“京漂系列”（又称“北京系列”）侧重于经验和写实,“故乡系列”（又称“花街系列”）则有关记忆和想象,“谜团系列”是他对小说形式进行实验和探索的一类小说,这类小说或属于“京漂”,或属于“故乡”。徐则臣的写作贴近社会现实,以个体的庸常人生作为时代的注脚,反映时代发展的精神迹象。纵观徐则臣的创作,他以平视的姿态介入现实生活,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进行深入地思考。一方面揭示出人与城乡之间新的问题,另一方面探究城市发展的复杂性,隐含着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发展的定位。本文分为三个部分,以徐则臣的“故乡系列”“京漂系列”和除这两个系列之外的其它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其对人与城乡关系的书写为切入口,对小说中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困境和出路进行层层解读。进而探索这些小说的出现所反映出的文学的新变,以及徐则臣这种日常化的书写对“70后”作家写作困境的揭示。最后分析小说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意义。论文第一部分对城市化进程中人与城乡关系的书写反映了时代的巨变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人与城乡之间新的矛盾。城市与故乡（乡镇）在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的巨变,这对于游走于城乡之间“走在半路上”的中国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京漂系列”小说中对城市边缘人生存困境的描写折射出一个既有都市气息又有乡土性、古老而又全新的首都北京。“故乡系列”小说以游子返乡的视角观察故乡的发展现状、审视故乡的风俗和文化,揭示了现实意义上故乡的“远去”。第二部分分析现代人在社会转型期的困顿和痛苦,从城乡间的精神漂泊、都市的现代性迷失、自我的寻找与回归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介于城乡之间的现代人既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又不得不面对失去故乡的现实,双重局外人的身份和“在路上”的生命状态使这群人成为时代发展中最无奈又尴尬的存在。在城市和故乡都无处“安身”、无法安心的境况下,他们试图通过精神上的“返乡”,重新审视、反思自己,从而实现对自我的救赎或对精神困境的突围。第三部分先从文学状况的变化和“70后”作家两个维度来分析徐则臣的写作姿态,再对小说中人与城乡关系背后的深层意义进行归纳和总结。新世纪以来,在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过渡的过程中,城市文明的崛起和乡村文明的衰败使当下文坛出现新的动向。相较于描写乡土的“50后”作家,曾经被“遮蔽”现在又重新崛起的“70后”作家转向城市,他们在个人化的书写中建构了一种与日常叙述有关的美学。这种切合时宜的书写方式暴露了“70后”作家的写作困境,又为他们的写作带来新的契机。作为“70后”作家,徐则臣有着自觉的身份意识和代际意识,他对城乡的书写有着问题意识的难度和全球化视野的广度,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反思。

许慧^[6]（2020）在《颓废与救赎 ——论石一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书写》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当下“70后”作家群体中的一员,石一枫以青春写作步入文坛,之后转向现实主义创作。以2014年发表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为标志,石一枫的创作特征逐渐凸显。现有关于石一枫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小说的思想内蕴研究,如道德困境、信仰危机、社会阶层问题,以及底层小人物的抗争精神等;二是小说的形式技巧研究,如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的探讨等。在以上研究中,学者们虽然注意到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但对其重视程度和研究远远不够:首先,对“零余者”形象的分析往往浅尝辄止,更少有论者注意到,石一枫的小说是以“零余者”的目光来打量当下社会的,通过这一特殊视角的引入,作者更敏锐地捕捉到当下颓废的时代精神症结,并就此展开自己的创作。他的小说叙事多与此相关。其次,现有研究的根本盲点在于,忽视了石一枫文本中的“零余者”存在着明显的精神成长史,即从“颓废”走向“救赎”的精神变迁与心路历程。当前研究停留在对人物形象的简单分类与概述,只关注到文学传统中“零余者”形象的共性特征,既未看到石一枫小说文本中对其精神出路的探求努力,也未对这一心理与精神面貌进行深度发掘,更重要的是忽视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成长。因此,本文以石一枫笔下的“零余者”为研究对象,以“颓废”与“救赎”为切入点,围绕他们的精神颓废和自我救赎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述,探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生活于转型时代的都市青年们的精神实况,剖析他们的颓废状态,揭示他们的不甘沉沦与精神突围的路径。本文包括以下三章:第一章主要分析“零余者”的精神颓废。首先,“零余者”的颓废表现为困窘生活中的失败感受,这主要来源于历史苦难的延续和个人经历的挫败。其次,“零余者”的颓废也表现为一种愤懑焦虑心理,主要是受阶层身份的压抑和对道德失范的隐忧。最后,精神的虚无漂泊也是“零余者”颓废的突出表现,主要是流落异乡的漂泊感和精神世界的虚空感。第二章主要讨论“零余者”的自我救赎。首先,女性拯救是“零余者”精神突围的重要路径,母爱的力量与女性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共同建构了精神救赎的家园。其次,自我出走也是“零余者”精神救赎的途径之一,都市漫游是他们寻求异样人生的尝试,在流浪的路上拯救灾难则使他们成长为英雄,完成了最后的精神突围。最后,绝地重生也是“零余者”自我救赎的关键,在自毁式的反抗中部分青年挣脱了颓废的精神束缚,也有部分青年在濒死的关键时刻幡然醒悟,如获新生。第三章主要探讨“零余者”形象的书写价值。首先,通过对“零余者”精神颓废的呈现,石一枫准确地把握到时代精神的症结,在其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品质。另外,他在探讨“零余者”自我救赎之道的同时,也为现实青年的精神突围提供了参考;并且石一枫的创作对当下文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零余者”为研究对象和视角,剖析石一枫小说中都市青年颓废的精神状态,以及自我救赎的突围行动,并从中发掘出石一枫对当下时代精神状况的观察与思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对当代文学史中“零余者”形象的关注和研究,是对中国文学史上自晚清以来文学传统中“零余者”形象书写谱系研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另外,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石一枫的创作对当下文学发展方向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刘秀珍^[7]（2019）在《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赋予了文学创作较为包容的论述空间。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和社会及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异于前代的较大变化与革新。散文创作主体性意识日益凸显,主题与题材趋向多元化,在散文艺术的经营上也呈现了鲜明的创新姿态。台湾散文近三十年的发展既展现了作为文学创作最大宗的散文如何被商品化浪潮裹挟并消费化的历程,也在代际更替中反映了创作主体既呼应传统、又努力开辟新的艺术表现路径的尝试。本论文一方面力图概括其近三十年台湾散文在社会及文学思潮变化影响下的主要特征及变迁走向,另一面则选择代表性作品与创作现象展开论述,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组构全文框架,企望形成具有史论意义的研究结论。本论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绪论部分回顾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现状,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和思路。第一章“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从“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本土化运动下的文化建构”“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三方面来分析90年代以来散文的生成语境,着眼于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影响辨析,梳理散文创作的外部环境特征。第二章“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则力图提炼90年代至今台湾散文创作彰显的主体精神特质与个性风貌,从女性主体性构建、边缘族群主体建构、乡土意识及原乡情怀等方面来探析散文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选择,追索贯穿文本的主体精神,缀连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多元文化性格构图。第三章“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梳理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多样化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散文创作现象加以解读,凸显散文创作进程中的继承与革新,并以“都市散文”“家族散文”“怀旧散文”为重点展开讨论。第四章主要论述散文的艺术新变。第一节讨论散文文体意识的“出位”与虚构议题,梳理台湾文坛有关散文文体内涵、散文跨界、散文虚构的主要观点,评述散文出位现象及由于散文虚构产生的论争,并就文学奖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辨析;第二节则以作品为例,讨论散文艺术革新的具体表现,包括散文创作的“出位”现象分析、散文意象的刻意经营以及散文情感叙述方式对传统的颠覆。第三节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空间书写置于后现代主义视野加以讨论,以凸显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第五章则撷取了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加强前述论证,以个案呈现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脉络与流变轨迹。结语部分总结了台湾散文的发展阶段与创作队伍的代际构成,立足散文创作内外视角评述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整体特征及文学史价值,肯定其对散文艺术创新的探索,并提出对台湾散文创作未来走向的思考,认为台湾散文未来在注重个体生命意义探究的同时,创作主体需要更深层次的自省与积淀,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应当纳入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关怀。

刘婧婧^[8]（2019）在《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无处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导致的全球化无孔不入,商业与消费文化霸权垄断了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西方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也进入到一个蛰伏期,这些因素都导致处于新世纪的大陆女性文学特别是女性小说创作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在全球化的视野与背景之下,便可看到这种转变的可能甚至是必然。这种性别意识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小说创作的转变可以将其称之为“超性别写作”。“超性别写作”就是基于普遍的女性性别意识同时又能超越于这种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超性别写作”使众多的女作家不再拘囿于对男权的反抗与斗争以及寻找女性自我历史的一个面向的世界,女作家的创作开始从一元到多元,从自我到社会,从向内到向外。在尚未能改变现存社会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这成为女性写作的重要策略与可能途径。新世纪超性别写作中的历史叙事以长篇居多,是女性小说写作自我深入发展的必然。面对历史怀抱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审慎地选择自己的叙事话语,并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清醒态度与怀疑精神,新世纪女性话语的历史叙述逐步靠近女性存在的真相,获得了对女性历史的多种解读与阐释。这主要包括三个面向的内容:家族历史叙事、个人成长叙事与后革命历史叙事。家族叙事的女性小说不再拘囿于对女性家族历史的单向叙事,而呈现出对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与人生的全面解读,比如对于战争背景下乡土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对于历史起源中的民间器物的追溯与描写,对于边地少数民族隐秘生活的再现等。个人成长叙事依然延续了1990年代女性个人成长小说的写作轨迹,但对于历史中女性成长的描写更多呈现为僭越男性历史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女性自我主体的确认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后革命历史叙事表达了新世纪女性作家对于20世纪战争以及政治历史的全新解读,尽管女性依然是历史叙述的主要视角,但作品所关注与辐射的历史维度加大,显示出对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政治历史的还原与辨析。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乡土叙事在农村不断被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现实境况之中获得了言说变动中的乡村情境与农民生活的权利与机遇。由于乡土在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作家视野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多面性,将其分为四个部分进行阐释:口述实录体、打工生涯、寄居生活以及当代乡村史诗。口述实录体作为非虚构小说的一种,是女性小说对当下农村劳动力流失、经济凋敝、贫富分化加剧、文化意识淡漠等各种现实问题的真实记录与全景再现,是新世纪女性小说写作摒弃个体女性色彩而呈现最为客观理性的现实主义文本。打工生涯与寄居生活,这两个部分的描写,展示了当下社会城市与乡村互动流通的真实境况以及乡土中人在不同文化碰撞辩驳中的艰难生存。基于女性主体与女性视角同时又能展现较为开阔的现实生活是这一部分写作的基本特点。当代乡村史诗是女性作家表达自我的历史意识与文化立场,批判乡土终结与时代流弊的乡土寓言,透露出女性的悲悯情怀与人文追求。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都市叙事对于都市文化与现代文明表现出更加理性与审慎的描写态度。都市文化裹挟现代消费社会的物欲生存方式以不可抵挡之势重构了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与思维理念,女性写作也不可避免被沾染或笼罩上颓靡的都市气息。浸淫于其中又欲超脱出都市思维的女性都市小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女性物欲书写、女性知识者的成长故事以及都市小人物的生存。女性物欲书写描写了女性在都市中的沉沦与反抗。都市将性别商品化,女性在压抑与扭曲的环境中如何自省与成长是这部分的主题,这是都市小说最普泛也最具有延展性的主题诉说。女性知识者的成长小说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女性作家在面对都市时的文学表达仍然以女性叙事为主的写作事实。对于都市中底层小人物生存境况的描写与刻画,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性别超越性的内容,也为都市小说写作指出了一条可兹借鉴的通途。当然相较于历史叙事与乡土叙事,必须承认,对于都市女性小说叙事的划分与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也与都市文学本身描写主题、内容以及相应价值判断多元复杂的现实情况密不可分。总之,新世纪女性小说创作在不悖于女性意识与女性生存的基础上,表达了对于更加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关注与阐释。在不断阐释与解读外在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于女性生存的更加深刻的认知以及对于性别意识更加清醒的体会与思考。“超性别写作”为女性小说带来了广阔的写作前景,当然同时也会削弱女性整体意义上对于男权社会的批判与警惕。

段永建^[9]（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刘芮琳^[10]（2019）在《论五四文学作品对知识分子流浪行为的书写》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五四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流浪行为书写的研究。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流浪行为十分频繁,他们把这种生活状态投射在文学作品中,便出现了蔚为大观的流浪叙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是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我投射。因此,本文通过文学“镜像”中的流浪知识分子形象,去探寻“镜外”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从而揭示五四知识分子流浪书写的时代意义。绪论陈述了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案和创新之处,界定了重要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第一章在五四文学作品中,选取了《过客》、《漂流三部曲》和《沉沦》、《旅途》进行具体分析。这四部作品中的人物呈现出形态各异的流浪形态,在鲁迅笔下,“过客”主动选择流浪,并把它视为生命形式和存在方式,这呈现出流浪者对精神世界的不懈探索;在郁达夫和郭沫若笔下,“流浪”是知识青年的被动选择,他们海外求学不得已漂泊异国,个体意志被现实压迫,生活和精神上都无所归依;在张闻天笔下,“流浪”是知识青年为实现精神成长而必经的人生际遇,流浪途中的恋爱经历、大自然感悟能给予知识青年力量,让他找到人生方向,从流浪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三类流浪者分别呈现出主动永世流浪、被迫漂泊异乡、主动结束流浪的三种流浪形态,虽然流浪方式和感情色彩不同,但这三类流浪者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社会地位卑微、性格敏感多疑,都浸润着独特的五四精神,都打上五四时代的鲜明烙印,在较大程度上,能反映五四时期流浪书写的境况。第二章探讨五四作家对知识分子流浪行为书写的时代意义。流浪行为以不断行走为主要标志,呈现出充满生机的生命形式,为静态的传统中国文明注入了动态力量。同时,五四流浪书写表达了五四知识分子对于个人情感体验的关注,以及自身生存命运的思考,它突显了“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由意志,为流浪叙事增添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散发着现代精神的光芒。知识分子从流浪走向回归的行为,反映知识分子始终以国家需要、民族利益为核心,来进行人生选择和角色转换,这是五四爱国主义的集中表达,也是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延续与传承。第三章从文化因素和现实生活的角度探寻,有着鲜明五四气质的现代作家,频繁书写知识分子“流浪”行为的原因。原因之一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流浪气质是他们流浪行为的心理动因,也是流浪叙事长存的内在原因。在古代战乱频繁、朝代更替时期,知识分子往往游走四方,寻求庇护。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因为科举考试的废除、社会地位的下移,从朝廷流落民间,成为自由流动的群体。从古代延续至今的流浪境遇,使知识分子常把“流浪”主题写在文学作品中。原因之二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流浪处境是驱动因素。五四高潮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变革的领头羊。但五四落潮后,新文化队伍逐渐分裂,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下跌,启蒙理想落空,生活空间动荡不定,精神状态惶惑不安,陷入生活流浪与精神流浪的双重处境。这些漂泊的生活状态能激发作家的自由秉性,丰富人生经历,促进流浪叙事作品的诞生。

二、精神漂泊与灵魂返乡——冰心《我的家在哪里?》解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精神漂泊与灵魂返乡——冰心《我的家在哪里?》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2）论路翎四十年代小说的漂泊者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现当代“海丝文学”初论（论文提纲范文）

（5）论徐则臣小说中的都市、故乡、人（论文提纲范文）

（6）颓废与救赎 ——论石一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五四文学作品对知识分子流浪行为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四、精神漂泊与灵魂返乡——冰心《我的家在哪里?》解读（论文参考文献）

• [1]英国影响与百年中国女性文学[D]. 雷梓燚.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论路翎四十年代小说的漂泊者形象[D]. 许仟. 暨南大学, 2020(04)
• [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4]中国现当代“海丝文学”初论[D]. 王爱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5]论徐则臣小说中的都市、故乡、人[D]. 马蔚.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6]颓废与救赎 ——论石一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书写[D]. 许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D]. 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8]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D]. 刘婧婧.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10]论五四文学作品对知识分子流浪行为的书写[D]. 刘芮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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