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文学期刊盘点

一、2003:文学期刊盘点（论文文献综述）

毛紫薇^[1]（2021）在《互联网时代下文学期刊与读者关系转型研究》文中认为

杨荷泉^[2]（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朱丽^[3]（2021）在《“微时代”的网络文学批评研究》文中指出“新媒体”的崛起,使得网络文学批评的生态场域即网文生态现状发生了变化,身为其中一环的批评的本体、主体、对象因此发生了转变。因此,传统的网络文学批评框架体系需要根据时代的变迁而更新。具体到网文上,就是要“在场”介入观察,提炼“微时代”背景下最新的网络文学批评的生态场域状况,观照其对网文文本形态的影响,以及因为同步变迁的网文批评的特征变化,并通过观照这些新媒介中暗含的经验思路与实践渠道,对当下网络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提出理论化的对策总结,从而改善网文批评的滞后、缺位、断裂、脱节等现存问题。本文主要采用平台观察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将社会学的“场域”理论、传播学的“媒介融合”理论、心理学的“效度”理论等迁移到文学学科中,进行移植融合型研究,以解释当前的网络文学生态与批评现状。全文从网络时代的技术更迭出发,以“微时代”大背景观照,透视网文生态的变化下网文批评的新特征。第一章“微时代”网文生态现状”,从媒介生态场域角度切入网文生态场域变化,比较传统网络时代与“微时代”,观照网文生态出现的新变化,揭示网文批评需要更新的背景环境原因。第二章“微时代”网文批评的特征,阐述进入“微时代”后,网文批评的对象、主体、本体三大方面上出现的新特征。第三章“微时代”网文批评的衡量标准,借用心理学的“效度”概念,针对“微时代”网文批评出现的问题,用网文批评的效度标准来进行判断批评是否有效,并以此提出需要注意的点和改进的措施。通过理清“微时代”生态下网文批评的现状,可以有助于改善网文批评的状态,从而反作用于引导网文生态的良性发展,改善网文作者的生存环境,促进网文作品题材的多元化发展。

苏安娜^[4]（2021）在《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网络文学已走过了二十余年的行程,无论是在媒介载体,还是文学类型,抑或是内容创作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院派作为从事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介入到网络文学批评场域中,密切地关注和追踪网络文学的发展动态,高屋建瓴地透视网络文学的方方面面,运用专业性知识和批判性思维来提升网络文学批评的知性逻辑和理性含量,在网络文学的创作、接受、传播等文学活动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在与网络文学互动互生的过程中,他们适时地革新了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话语形态,有选择地肯定网络文学的娱乐功能,将以快感机制为基础的文学性作为重要价值取向,并在批评实践中吸纳网络原生态话语,实现了学理性和趣味性的统一。遗憾的是,当下的网络文学批评研究多关注网民批评和媒体批评,却对学院派批评缺乏足够的审视和观照。有人还先入为主地认为媒体批评和网民批评更适合网络文学,更能推动网络文学的长足进步。这显然是低估了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之于网络文学创作、网络文学批评乃至学院派批评的重要意义。因此,以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宏观地盘点、梳理其二十余年的发展脉络,考察网络文学与学院派批评之间如何互相促进,客观地评价学院派在网络文学领域的独特作用是十分有必要的。整体看来,从事网络文学批评的学院派充分发挥了正规军的优势,其批评理论和批评行为可圈可点,促进了网络文学的正向发展。具体来说,第一章纵向地梳理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认为网络文学批评与网络文学是同频共振的关系。在具体的论述中,结合网络文学二十余年的发展史,将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划分为发轫、探索、爆发和建构四个阶段,较为完整地展现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学批评共生互动的过程。第二章以共时性的视角讨论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的成果和创获。学院派深入探讨了网络文学的内涵、审美特性、经典化和评价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也探析了网络文学类型叙事背后的大众社会文化心理、快感机制和商业机制等关于生产与消费机制的议题,从而触及和完善了被其他批评力量所忽视或短视的部分批评议题,整体地推动了网络文学批评的建构进程。而学院派在网络文学领域的探索,也为学院派批评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如何重振文学批评的现实效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第三章提出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的现实困境及其突围路径。相较于丰富的文学类型和多变的文学现象,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话语相对贫乏,批评模式也相对滞后,这提醒着学院派必须反思现有的话语惯习和认知偏见,综合运用多种思想理论资源,创新现有的批评方法,更新传统的批评范式。

陈艳^[5]（2020）在《当代建筑作品大众认知研究 ——以西安为例》文中提出当代,新媒体为大众的建筑作品认知更快速、全面、逼真地传输了文化符号,也搭建了更加广阔多样的文化交流载体。建筑的发展一直受传播媒介的影响,新媒体的发展使建筑传播内容、方式和传播路径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也越来越进入了大众的话语。新媒体时代下建筑作品的大众认知在认知途径、认知内容和认知结果上具有哪些时代性特征?建筑与非建筑专业背景的大众对建筑作品的认知特征具有哪些差异?新媒体、传统媒体相比实地参观对大众的建筑认知产生了哪些影响?又该如何提升建筑作品的大众认知?通过结合建筑传播学相关理论,笔者从梳理大众建筑作品认知过程模式开始,分析了影响大众建筑作品认知的外力因素和内力因素,即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和媒介刺激。由此引出本文两个主要线索:（1）建筑和非建筑专业人士不同认知主体导致认知结果不同的主体差异;（2）媒介转述与在地认知不同认知媒介导致认知结果不同的媒介差异。在梳理了大众建筑作品认知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后,结合新媒体时代背景总结了当代建筑作品大众认知的五个特征变化,即本文的第（3）条线索。然后,结合西安市域范围内建筑作品的大众整体认知调查对“主体差异”下的建筑认知特征进行了总结;结合西安部分具体建筑作品的认知调查,对“媒介差异”下的建筑认知特征进行了总结。最后,结合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提出当代影响大众建筑作品认知的现存问题,提出客观而理性的建筑认知的两个要点,以及新媒体时代大众认知视角下的建筑创作特点,并从决策者、建筑师、传播媒体和建筑管理者四个角度的“提升当代建筑作品大众认知”的策略。研究发现,通过媒体转述进行建筑作品认知已是当代大众的主要认知方式,然而当代建筑传播媒介多以“吸引眼球、打造流量”为信息创造动力,使得大众接触到的基本建筑信息不足、片面、夸张、美化甚至曲解。在这个建筑认知过程模式中,决策者、建筑师、媒体和建筑经营管理者都负有一定责任:部分建筑师趁着新媒体之风过于强调自我表达,忽视建筑本身的功能与细节、忽视建筑与城市和本土的关系、忽视建筑文化的考究、缺少与使用者,大众的的交流等;专业媒体在与大众交流时“姿态”较高,可达性又较弱,而非专业媒体则缺乏专业指导,良莠不齐;建筑管理者在线下建筑场地内和线上官方网站上忽视对大众认知途径的搭建……这些都越来越造成建筑行业内外的巨大割裂,以至于面对社会上“奇奇怪怪”的建筑时,建筑行业内外并不能形成相对一致的“抵制”,给这些建筑的滋生提供了一定的生长环境。另外,通过对大众建筑认知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尽管通过媒体转述认识建筑已成为主流,但最终都要回归到建筑实地认知体验中,而在实地认知过程中大众最关心的永远是真实的需求,光鲜亮丽的媒体信息都不如用具功能性、实用性、互动性、关注人性、关注场所精神和空间本质营造的建筑美学打动大众。

张宏艺^[6]（2020）在《殖民与疾病 ——伪满洲国文学中的“疾病叙事”》文中提出随着后殖民理论在全球的兴起,人们越来越能够看到殖民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本文以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东北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文化为分析样本,讨论殖民与疾病的议题。勾勒伪满洲国时期多种多样的疾病叙事,并将其放置于日本殖民语境中进行讨论,分析其背后的生产机制、话语意图、叙事伦理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影响等话题。论文分为五部分,绪论、主体三章和结语。绪论部分,主要探讨殖民与疾病的关系,梳理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内容构架。主体部分由三章组成,每章集中分析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文学中的一种疾病叙事,讨论这种疾病叙事在伪满洲国的话语建构和文学表现,呈现其背后的错综复杂的殖民关系。第一章讨论鸦片瘾叙事。伪满洲国的鸦片政策与殖民统治密切相关,以《故乡的家》《老妈子日记》两个作品为个案,分析伪满洲国的鸦片瘾叙事,从身体控制到政治控制。第二章讨论花柳病叙事。性病及其治疗成为殖民治理的一个侧面,通过对梅娘的小说《花柳病患者》以及伪满洲国报刊杂志中刊登的性病治疗广告,考察花柳病叙事背后的殖民逻辑。第三章讨论的是一种传染病——鼠疫叙事。现代卫生学知识传播背后也有殖民者的意图,以古丁的小说《新生》为个案,考察殖民地知识分子在接受现代卫生学知识的同时也陷入到了殖民者的逻辑圈套之中;分析伪满洲国报刊杂志中防毒防疫文章,考察现代医疗卫生学知识如何被殖民者利用为其统治正当性的借口。结语部分,从身体疾病叙事转向精神疾病叙事,分析神经衰弱症等精神疾病叙事,由此回归到本文的论题,揭示鸦片成瘾症、花柳病、鼠疫等伪满时期的诸种“脏病”成为一种隐喻,其背后是殖民统治的操纵。

刘静^[7]（2020）在《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提出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国内外的伊格尔顿研究因此主要集中在其文化政治批评方面。然而进入21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经历了大幅度的转向,特别是转向了神学和形而上学。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斗士缘何大谈特谈上帝和撒旦?这令其学术声誉一度遭遇质疑。21世纪伊格尔顿并不仅仅展现了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他同时还表现出文学转向和身体转向等倾向。伊格尔顿的各种理论转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60年代伊格尔顿以天主教左派业余神学家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参与创办并主编了天主教左派阵地刊物《斜向》,探索教会和牧师制在阐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疆界。天主教左派政治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紧接着就随着左派政治的失败而陷入低潮。21世纪伊始,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叙事和恐怖主义的兴起,伊格尔顿大胆探索“理论之后”的理论,呼吁回到理论本身,以更好地应对愈加严峻的激进政治斗争形势。他一方面抨击文化理论政治感的缺失,一方面积极地提出了神学、哲学、文学、身体唯物主义等方面的补救措施。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20世纪70年代文化政治话题的延续和扩展,同时也体现了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在不同时期对文化政治危机的普遍反应形式。“理论之后”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始终把握着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和变化的脉搏,针对资本主义“改头换面”这个事实,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准则,跨学科地进行反思和追问,试图重组理性、感觉和经验,恢复主体的物质实在性来对抗主体的过度物化和美学化。伊格尔顿的转向或回归的内涵是对人类解放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向往,从这一角度出发,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总体上基于激进政治理想,以文化作为政治目标的实现方式,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的伊格尔顿研究对其文化理论政治动因的阐释并不十分充分,对伊格尔顿如何继承和发扬天主教左派政治的挖掘也不够充足。这些局限使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评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利于把握其精神实质。为了深入探索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解读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神学、哲学、文学和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促进作用,本文围绕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描述其发展轨迹,主要以伊格尔顿对文化的批判、神学和文学基本概念的重新阐释、文学哲学的思考、文学批评的加强、身体唯物主义的提出等理论建构为主体,追溯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来源和发展,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分析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代发展的贡献,评价其意义和局限性。“理论之后”伊格尔顿从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批判与补救、文化的自大到神学、哲学等替代性话语的介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辩护以及对文化理论走向的探索。通过对神学话语的借用,伊格尔顿延续并拓展了对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左派时期的神学思考,“重新”发掘并利用上帝与耶稣、恐怖与邪恶、悲剧与爱等激进神学概念,塑造神学对于激进政治的现代价值,通过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解放理想,传播革命的预言,加强团结和共识。在面对文学批评危机时,伊格尔顿则从文学哲学的视角对文学本质进行追问,坚守文学批评的修辞传统,号召兼顾“内容的政治”与“形式的政治”,并突出“形式的政治”以强化文化左派的政治敏感性。伊格尔顿高度重视当代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责任意识使其始终以理论的普及化作为使命,对危机的阐释和应对构成了其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伊格尔顿反复论述文化的危机,以“作为社会无意识文化”为切入点,追溯了唯物主义传统并提出身体唯物主义,指出“理论之后”彰显身体唯物主义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离散空间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身体作为一种语言对政治批评的有效性。论文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从辩证性、策略性、话语性等方面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进行结构性剖析,描绘了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表征,通过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对文化、神学、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和话语运用,指出伊格尔顿作为激进左派文化理论家,其政治批评体现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王珠凤^[8]（2020）在《论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文中研究说明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是伴随着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危机的加重和治理而出现的对西部生态现状进行书写的报告文学。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家们本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描绘地域文学景观的基础上,揭示了文学景观的生态意蕴和西部生态特征所导致的苦难现象继而表达了自己的生态诉求。本论文立足于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文本,采取文本细读法、比较分析法、综合归纳法等方法,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试图阐释、归纳、挖掘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生态意蕴、苦难意识、美学意义和现实意义本论文除引言部分,分为四个部分:引言部分:概述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创作,其次介绍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研究现状,最后阐释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第一部分:引入“文学景观”的概念,分析探讨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景观所含有的生态意蕴,以此进一步探析创作者借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景观揭示西部生态危机的目的。第二部分:分析探讨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中的西部生态特征,即脆弱性、贫困性所导致的苦难现象,阐释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中昭彰的苦难意识。第三部分:分析探讨创作者们在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中从探索生态危机根源的角度出发所进行的思索,阐释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创作者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态诉求。第四部分:对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进行评价,论述其在生态报告文学地域性上的开拓和图像叙事的文学意义,也揭示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在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当下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不足。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阐明对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研究的意义,陈述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文学价值及现实价值。

孙佳路^[9]（2020）在《《看电影》趣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看电影》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及大众文化转型时期的产物。它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期刊业开始市场化进程的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以趣味为策略,由文学类期刊成功进行变身的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曾打着“中国影迷第1刊”口号的《看电影》,坚持以电影为灵魂,以受众为中心,以客观体现电影工业现状为己任。同时,在面对网络媒介的强力冲击和大众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看电影》能够审时度势,整合媒介资源,多次进行改版,成为21世纪以来发展较为迅速的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之一。它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体现了营销团队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适应大众审美文化变迁的趣味传播。本文以《看电影》为研究对象,在市场经济、文化转型与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对期刊的发展历程、出版形态和文本进行梳理和阐释。并在综合吸收大众传播学、社会学、美学、电影学等学科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看电影》趣味的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背景、过程与原因。力图揭示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我国大众娱乐期刊的发展策略和大众审美趣味与媒介发展的关系。论文主体分为五章: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电影期刊的发展历程和《看电影》的创刊时机、出版形态、改版状况进行阐述。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其艺术形态,创作手段,表现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电影期刊是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既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记录者,又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见证者。它一方面展示着电影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书写着社会的文化变迁。通过对中国电影期刊发展史的爬梳,阐述不同时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形态,意趣风尚及电影期刊对不同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助推,为当代电影期刊的研究提供依据。与此同时,引出于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成功改版的《看电影》。通过对《看电影》创刊背景及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其迅速脱颖而出,占领大部分读者市场的原因,以及其如何在信息变革时期、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的大环境下,抓住时代特征,进行生存策略的演化。为接下来的趣味研究做好铺垫。第二章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讨论《看电影》趣味的生成、演变及与趣味群体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其趣味生成和传播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考察趣味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探究其媒介发展的策略。20世纪90年代,传统媒介由大众传播向分众化传播转型。这种改变使得传播媒介与受众之间形成了以趣味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因此,对《看电影》趣味的生成研究,要将其还原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分析促使其趣味生成的外部动力因素和内在传播逻辑。这种动因和逻辑既是现实的,又是空间历史的。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看电影》采取了受众定位策略,锁定自己的目标受众群体,并通过对目标受众群体和趣味群体进行趣味层面的互动,引导和型塑,来建构富有时代性审美风尚的趣味文化。随着媒介传播形态的改变,传统媒介趣味与受众趣味趋向异化。作为媒介和文化商品的《看电影》在时代的变革中,所呈现和传播的趣味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与创新,这亦是一种生存策略的体现。第三章以当代视觉传播和文化消费为视角,以期刊封面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从期刊封面的设计、图片的审美趣味、版式中的电影味三个方面,讨论《看电影》作为文化商品的趣味呈现。在大众文化审美形态由日常生活审美化向审美日常生活化过渡的视觉文化消费时代。对于大众期刊,文字逐渐被图像僭越。“读图时代”到来,期刊的外在符号系统,即期刊的封面、版式设计成为适应视觉消费的主要手段。电影期刊相较于其他类型期刊,有着得天独厚的图片资源。《看电影》的封面从创刊之初就极具视觉冲击力,当然这也成为其快速占领读者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看电影》封面和版式设计变迁的过程中,既体现了期刊作为文化商品的时尚趣味,又体现出了期刊的定位和审美趣味的变迁。第四章以期刊创刊时的社会文化转型为背景,大众审美形态为前提,以期刊的内在传播符号——栏目为研究对象,探讨《看电影》作为媒介的趣味呈现。分析期刊随电影发展和文化变迁所折射出的媒介趣味。在媒介快速发展时期,被当代传播媒介型塑的趣味群体普遍具有娱乐性、大众性、时尚性的消费特征。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恰好反映出大众的这些趣味特征。因此,将《看电影》放在宏观的、大众的电影信息分类范围中,通过对栏目名称的演变,经典栏目的个案分析,能更好地阐释《看电影》的大众媒介属性。进而探寻《看电影》在报道开放式的电影资讯时所呈现出的基于媒介形态的趣味策略。即它是如何在大众和娱乐的基础之上提炼出高级娱乐,提升媒介价值,以区别于其他同类电影期刊。第五章从趣味文化意蕴的视点出发,并通过对《看电影》正刊经典栏目和增刊《午夜场》的文本分析,阐释其迷影文化旨趣,论述《看电影》迷影场域的打造和对受众迷影文化的导向。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纪念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因“迷影”的消失将导致电影的衰亡,致使这个诞生于电影艺术萌芽时期的词汇,又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从而引发部分学者对迷影文化的正面讨论,使得在电影发展史叙事中,被忽略的影迷群体再次被关注。在迷影文化史叙述中,电影期刊曾作为早期迷影文化的主要推手之一。电影期刊是迷影文化的体现。因此,《看电影》从文化内涵上说是迷影的。同时,以受众为核心的《看电影》也是中国唯一本以影迷对电影的迷恋程度而进行分众化出版的电影期刊。通过《看电影》正刊中的迷影元素,增刊《午夜场》的迷影导向,共同助推迷影文化。

王思琪^[10]（2020）在《“青年文化”的追寻与确认 ——市场化语境中《萌芽》的改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创刊于1956年的《萌芽》是我国第一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环境发生巨大转变,这促使文学逐渐处于边缘位置,文学期刊也被迫面临经济发展困难。为摆脱发展困境,各类期刊陆续改版,《萌芽》也不例外。1996年文学期刊《萌芽》开始改版,杂志致力于表现“青年”特质,多种改版举措陆续表现出杂志关注和探索青年文化的多变性和独特性。1999年由其推出和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使《萌芽》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标志着杂志改版成功。杂志在赛后进行的市场化发展策略也使青年文化的多变性和独特性与市场相结合,最终使青年文化得到了巩固和传播。《萌芽》的改版使杂志在九十年代成功突围,杂志追求的青年文化也获得了发展并为九十年代乃至后来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萌芽》的发展是正在进行时,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改版为杂志后续发展奠定基础,杂志对青年文化及其多变性和独特性的发展和影响也仍在继续。本文将以文学期刊《萌芽》的改版为着眼点,探寻《萌芽》在市场化语境中改版的具体细节并阐述由改版所发展、成熟的青年文化形成的重要意义。全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章:主要论述九十年代文学期刊的整体变革,厘清九十年代文学期刊改版的背景、改版模式等内容。九十年代文学期刊面对市场大环境做出的改版决定虽然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走投无路”的被迫行为。本章以《萌芽》的相关数据为例,详细分析和论述了导致九十年代文学期刊发展艰难的因素以及期刊为摆脱发展困境做出的改版努力。《萌芽》在九十年代文学期刊整体改版中被视为典型案例,编辑回归杂志本身的期刊定位、回归青年读者群体,表现了其对青年文化的思考。第二章:主要分析《萌芽》改版的具体举措以及由此显示的对“青年文化”的探寻和尝试。改版后的《萌芽》主要通过调整读者定位、整合与呈现“贴近青年”的栏目布局、设计带有青年独特性的外部封面三个方面的变化,逐渐向外界表明杂志以“青年”为中心,展现青年思想、心理和行为等动态变化,逐步寻找和呈现当下青年身上的多变性、独特性的文化内涵。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活动形成的过程与意义。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推出是《萌芽》调整改版举措与把握社会热点的双向结果。“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大赛宗旨标志着杂志为青年参赛选手提供“我手写我口”的写作环境。众多青年报名参加比赛促使青年文化的多变性和独特性在比赛中以文学的形式爆发式的发展。比赛的成功推动了青年文化的成熟并实现杂志、教育等多方面的共赢。第四章:集中论述了《萌芽》为“青年文化”的巩固与传播所做出的市场化努力。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成功使《萌芽》获得了品牌标志。为使杂志自身深入市场发展,也为巩固和传播青年文化多变性和独特性的文化内涵,《萌芽》杂志形成了一系列市场化发展措施。主要通过培育青年明星写手、开发杂志衍生的青春文学图书产品以及进行新媒体经营三种形式促使青年文化与市场形成密切联系。

二、2003:文学期刊盘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文学期刊盘点（论文提纲范文）

（2）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微时代”的网络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建筑作品大众认知研究 ——以西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殖民与疾病 ——伪满洲国文学中的“疾病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7）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9）《看电影》趣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青年文化”的追寻与确认 ——市场化语境中《萌芽》的改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3:文学期刊盘点（论文参考文献）

• [1]互联网时代下文学期刊与读者关系转型研究[D]. 毛紫薇.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3]“微时代”的网络文学批评研究[D]. 朱丽. 山东大学, 2021(02)
• [4]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研究[D]. 苏安娜.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5]当代建筑作品大众认知研究 ——以西安为例[D]. 陈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6]殖民与疾病 ——伪满洲国文学中的“疾病叙事”[D]. 张宏艺.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7]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D]. 刘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论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D]. 王珠凤.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9]《看电影》趣味研究[D]. 孙佳路.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青年文化”的追寻与确认 ——市场化语境中《萌芽》的改版研究[D]. 王思琪.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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