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田语[1]（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杨旻旻[2]（2020）在《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一个嘉绒村落——大坪村的田野调查,以该村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冬经为切入点,围绕仪式与村落社会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是一篇关于嘉绒地区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期为理解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人们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与族群身份选择、族群认同变迁及社会文化建构间复杂、动态地关系提供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田野点选择,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并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作出简要说明。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通过对大坪村自然人文环境和冬经仪式过程的描述,勾勒出其身处的多重文化场域。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探讨了仪式与大坪村人族群认同的关系,指出以冬经为代表的集体宗教仪式是大坪村人建构“安多嘉绒藏族”的基础。第三章、第四章为第三部分,通过观察仪式实践中个体间的互动,探讨村民的互助仪式和村落的互助体系是如何建构起大坪村社会关系网的。第五章、第六章为第四部分,分别对仪式与村政权威建构和仪式与宗教权威建构展开论述,以揭示大坪村村落社会整合的内生逻辑。第七章为正文的第五部分,以冬经仪式变迁为例,叙述大坪村人在资源竞争和利益角逐背景下,是如何对其文化表征展开重构的。结论部分是基于田野调查及国内外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借鉴对全文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综上所述,大坪村人的生存空间一直处于多重文化交汇地带,交汇中有碰撞、有互换、有借用、也有创制。在此过程中,在认同的指引下,大坪村人逐渐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他们通过语言、习俗、信仰、规范等文化的诸多要素既保持了与嘉绒主文化的有机互动,又逐渐树立起独立于嘉绒主文化的自我中心地位。大坪村这样的个案,在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并非特例,对它展开探讨能够以小见大,为理解和反思“边缘”群体及其社会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民族志文本。
徐亚清[3]（2018）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文中指出信访,即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国家对来信来访的处理,是本土语境下产生的治理活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访既可解读为社会场景中的一种现象,又可视作学术研究中的一类概念。作为现象,信访的存在贯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场景中,如果究其缘起,此种现象甚至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政权建构中所创设的群众工作。作为概念,对信访的研究长期存在于诸多学科中,如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近几年来,主要的趋向是考察现实场景中的微观化的信访政策和个体化的信访活动。微观化、个体化的趋向主要受国外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以及制度经济学聚焦所谓个体偏好的特质的影响。受此影响,诸多研究开始聚焦信访者的个案,力图从个案中考究信访逻辑。此类研究丰富了信访的案例基础,然而信访本身是渗透于国家和社会治理,影响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其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故而研究不应止步于微观化视角,而应更具有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换言之,是整体化、历史化地考察信访的治理逻辑。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使历史制度主义成为信访研究需直面的对象。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对应着国外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对行为科学等实证主义范式的反思。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的特质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漫长历史时空的基础性。其将社会现象置于整体化而非碎片化的格局中加以诠释,使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二是国家概念的凸显。这在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影响的晚近历史社会学中有明显的体现。其将国家视角引入,从国家政权建构的历史中探究一系列社会表达活动,从而克服了既往功能主义研究存在的“社会中心论”的倾向。三是对历史路径持续和变迁的考究。如路径依赖、拐点等词汇,是旨在诠释历史传统的延续和重要时空节点中传统的沿革、新兴要素的出现。若回到信访的研究主题,不难发现,既往研究中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关注并非绝对空白,但诸多研究或是直接忽视、或是“引而不用”,即并未直接透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内涵。此局限性揭示了信访研究缺乏整体性、历史性的瓶颈,亦为研究的深化揭示了方向。历史制度主义,可为信访研究构筑总体脉络,且能将其置于本土历史演化的时空之中进行更为深刻的诠释。关键在于如何依托信访研究主题,基于本土语境,构筑起历史制度主义对信访概念的支撑。首先,信访需理解为一种治理方式。毋庸置疑,信访是本土语境下,与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治理之道,存在于社会表达和国家回应的诸多层面。其次,对历史制度主义需实现更为深刻、更为本土化的解读。简单“复制”仍然是停留在所谓的“引而不用”。相反,需够透过信访,实现历史制度主义扎根本土语境之后的丰富与创新。国外范式的合理性与本土语境的根源性的契合,方才是历史制度主义视域得以构建的基石。其三,对信访的研究,需探求其治理的内核所在。这既是历史制度主义要义的体现,亦是克服既往研究中个体、微观视角局限的研究。因为唯有透过围绕信访的、表层化的、纷繁复杂的各类现象,去探究信访作为本土治理之道所具有的基本维度,方能真正理解信访的缘起、奠基、变迁和当前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信访为何存在,信访为何不能简单理解为“提意见的处理工作”,信访的传统究竟如何,现阶段的现象与传统之间究竟有何联系,有何变化?这实质是对信访治理逻辑的主题研究。因此,可提出制度、场景、话语的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将此三重维度视为形塑信访治理逻辑的基本层面。制度是诠释信访的首要层面,因为信访之所以成为长期、普遍的现象,得益于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设。在本土语境下,这体现在领导同志的发函、指示、党代会的战略路线、国务院的条例制定等。信访在制度层面的演化历史,将使研究直接越过微观化的“藩篱”,将社会成员的表达、政府的回应与整合均置于以国家政权的建构和治理为核心的、刚性化、整体化的制度框架。场景之维是信访演化的现实基础,可理解为制度演化的现实载体,是信访的治理之场。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域下,场景自然不会局限于对二十一世纪现阶段的孤立化诠释,而会探求漫长的历史时空演化,场景应视作是这一演化的聚焦之处。话语之维的提出是契合了历史制度主义对传统的考究,并基于本土语境对研究的深刻意义。信访的治理逻辑,亦可解读为信访现象背后核心化的话语规范,话语规范由制度承载,在场景的历史演化中形成,渗透于场景的各个层面,随着场景的演化而发生改变,其调适又将重新形塑制度、深刻影响场景。制度是刚性承载、场景是演化之源,话语则是核心依托,使信访的治理逻辑得以明朗。信访治理逻辑的缘起,既要考察制度的创设和场景的基础,又要从核心层面考究信访背后群众工作的话语传统。话语在治理实践中的成熟最终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信访工作得以奠基。遵循话语脉络,方能将信访的场景划分为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奠基和改革开放至今的延续性与同传统相差异的断裂性三个基本阶段。在考究中可发现,一些地方在治理实践中由“主动”动员意见转为“被动”回应表达,便充分印证了治理逻辑的断裂。对于信访制度的走向,社会各界存在较多论争,所谓“扩权论”、“取消论”曾一度引发学界研究的关注。制度层面的争论植根于制度背后话语体系在场景变革中的适应性问题,即全面扎根基层、总体动员意见、充分维护权益的群众工作传统,是否能够在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交融的场景中扎根,能否真正与法治化、信息化进程辩证统一?对信访治理逻辑的诠释,最终得出的是信访治理逻辑转向的命题,即由相对静态场景中的话语传统,转向为基于场景变革,实现制度的调整、改革同话语的适应、丰富相结合。基于此,研究共分九个部分。其中第一章是研究绪论。第二章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基本理论基础的前提下,选择了与历史制度主义内涵相契合的国家理论、话语理论作为研究话语基础,并阐释制度、场景、话语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第三章阐释信访治理逻辑之生成,包括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话语缘起、治理的路径求索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制度性奠基。第四章诠释改革开放之后信访治理逻辑的延续,包括常态工作的恢复与适应、信访制度的法治化与场景变革中的信息化。第五章是解读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包含制度本身在社会场景分化中的割裂与科层管理问题、信息化过程中的复杂风险样态、社会价值的分化对传统话语共识的挑战。第六章是论述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包含制度文本与制度执行的内在张力、场景自身在断裂式变革中产生的异质性主体与不确定问题、话语在共识上的整合失效对社会复杂样态的加剧。第七章是诠释关于信访治理逻辑走向的论争和各自的内在问题,包括“扩权论”与法治化的张力、“取消论”的价值偏差与治理失效、“调整论”需面对的逻辑核心与表达张力。第八章是探讨研究自身对信访治理逻辑的展望,即改革中如何依托场景变革样态、法治趋向、群众工作传统实现对信访治理逻辑之重塑。第九章为余论,其中回顾了研究的整体思路,并对信访话语的研究价值和主题深化方向做了自身构想。
浦晗[4]（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提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王处辉,孙晓冬,杨辰[5]（2017）在《近三十年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本土化反思》文中指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近四十年后,要实现理论自觉,社会学界有必要对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反思。通过对《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30年以来2248篇学术论文的分析,考察社会学重建以后的学术发展变迁历程,研究发现:不同领域的学术主题在重建后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且突出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格、实用性格与学术性格;研究方法呈现出规范化倾向,注重理论框架或假设与经验材料的相互结合,推动了社会学学科的科学化进程。基于上述发现,进一步提出社会学本土化存在的问题与反思,认为应当在批判方法论与知识形态、概念与操作化、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三方面存在的误解的基础上,探索理论与经验的结合,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学从本土化的初级阶段进入更为成熟的阶段。
彭亮[6]（2017）在《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探析》文中研究表明课堂教学与语言的联系甚为紧密,无论是知识的传递抑或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育,一定程度上都需依托语言的沟通和交流功能来予以实现。正因此,语言往往成为审视课堂教学的一个切入点,各种不同阐述语言的词语“轮番上阵”,试图“攻破”课堂教学的“壁垒”,展开其内蕴的本质,以为更有品质的课堂教学提供语言维度的启示,而课堂话语即是其中之一。从教育研究的旨归来说,探究任何一类教育教学的对象都离不开育人。具体到课堂教学,课堂话语于学生的重要性使其与育人的关联更为紧密,而如若以此来审视课堂话语,则其“确实性”还有待丰富。另一方面,仅就研究本身而言,任一研究领域,方法论是其发展和推进的关键,因而,在转换研究视角审视课堂话语的同时,方法论的变革应是其达致“确实性”的必由之径。基于此,本论文从课堂话语研究的“确实性”这一核心主题出发,分别基于“课堂话语研究的概况”“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情况”以及“教育立场下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探析”三个主要问题的分析、讨论与构建来符应这一主题。首先,通过对国内外课堂话语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就国内课堂话语研究而言,“语言”一词下的研究主要呈现出“螺旋上升”式的研究历程和“理”为骨“例”为肉的研究方式两种主要特征;“话语”一词下的研究在“话语”一词使用的缘由上前后有别,且研究所采用分析框架开始出现由二语课堂向其它课堂移植的趋势:“提问”一词下的研究在研究主题上经历了“有效”的内隐与外显的变化,在研究方式上则是实证的兴起及其与思辨并存的现象,学生得到更多关注使其核心关切进一步深化,对话理念的渗入使其研究旨归趋向深入。而就国外课堂话语研究而言,其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成型、推进和深化五个阶段。萌芽阶段的时间范围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数量上不是太多,但诸如时间样本等方法论原则影响深远;起步阶段的时间范围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课堂话语研究在主题上集中于“关系”和“比较”两类,而在分析框架上主要以弗兰德斯和贝拉克等人的分析框架为主,且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固定的时间”“序列”“事件”“移动”以及“现象单元”等分析单位为后继研究奠定了基础;成型阶段的时间范围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这一时期的课堂话语研究在研究主题上有所拓展,即从起步阶段的“关系”和“比较”两种主题扩充至“关系”“比较”和“模式”三种主题,在分析框架上主要以借用已有分析框架为主;推进阶段的时间范围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课堂话语研究在研究主题上出现交叉现象,即某一研究同时关涉两种类型的主题,在分析框架上开始出现综合的趋势,而这是课堂话语研究深化的前兆;深化阶段的时间范围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这一时期的课堂话语研究在研究主题上较为偏向“模式”这一主题,且在分析框架上采用综合的方式。其次,基于上述的“发生学”梳理和分析,分别就国内研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教育·思辨”式、“形式·教育·实证”式、“形式·语言·实证”式和“形式·社会·实证”式四种方法论以及国外研究中的“关系·统计学·定量”式、“比较·教育学·综合”式以及“模式·人种学·综合”式三种方法论进行了回顾和反思。通过分析发现这些方法论的深化、拓展和转型与信念的确立、理论的渗透和方法的使用密不可分。因此,教育立场下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可从这样三个层面来探析。就信念的确立而言,可由现代语言哲学所析出的意义、理解和存在三个层面来予以重新认识。其中课堂话语的意义层面可从对象、整体以及行为三个维度来思考;理解层面可从对话性、反思性和社会性三个方面来考虑;存在层面可从生存、存在以及道说三个层次来审视。由此,研究者可从意义、理解和存在及其所内涵的维度、方面和层次出发来思考其与育人的关联,而这即是教育立场下课堂话语研究信念确立的方向。就理论的渗透而言,可由学科理论思维方式这一理论核心来予以重新思考。其中,课堂话语研究需从“问题意识——证据构建——检验——结论和新问题”这一循证思维方式来思考自然科学理论的渗透;需在多元与一元间的张力这一理解思维方式来思考人文学科理论的渗透;需以“权力”“文化”这一关联思维方式来思考社会科学理论的渗透。由此,研究者或可从这三种思维方式出发来思考课堂话语研究的理论渗透与育人的关联,而这即是教育立场下课堂话语研究理论渗透的诉求。就方法的使用而言,可由混合方法和规范性论证的要义来予以重新审视。其中,实证方法需在并行设计、顺序设计和嵌入设计之下,进一步明晰“研究问题”“数据搜集”“数据分析”“结果整合”和“讨论与解释”等步骤的使用方式;思辨方法需在“先验论证”“演绎推理”以及“检验标准”之下,进一步思考“理加例证”方法使用中“理”的深思与更进以及“例”的学科性和设想性,“形而上”方法使用中语言哲学和育人的关照。由此,研究者可从这两个方面来思考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使用与育人的关联,而这即是教育立场下课堂话语研究方法使用的导向。最后,统整上述教育立场下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各个层面的探析结果,形成了教育立场下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进而基于“厚实认识论”的内容、能力和态度之义,确证了教育立场下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与“确实性”课堂话语研究要求之间的呼应。与此同时,此种探析教育立场下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的方式或可对教学研究乃至教育研究提供启示。
赵学存[7]（2017）在《“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研究》文中指出“八十年代”再次开始建设的文学审美论,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步入危机状态。我们通过研究“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发生、发展过程,不仅可以探讨这一范式的类型特点,也可在新的时空之中来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问题。循着这一思路,本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首先,梳理、归类、分析自199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审美论的论争,展现它们碰撞的焦点,揭示文学审美论的危机实质。在此基础上,确定研究的关键问题、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其次,选取“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主线上,与文学审美论论争紧密相关的几个代表性的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以开放的态度,采用事件化的方法和场域理论的方法,清理它们的历史来源;叙述它们发生发展的景况;揭示它们所针对的问题、所处的场域;挖掘每个理论各个分支的文学审美观的内涵;结合文学审美论论争,剖析各家文学审美观,揭示其理论价值与局限。再次,结合美学史,梳理“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的来源主线;结合上述研究,发掘“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的理论价值与局限。最后,在上述基础上,结合审美解构论的局限,以超越“强制阐释”的视角,以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问题。本文主要笔墨用在对“八十年代”“人学”的审美论、形式的审美论、意识形态的审美论的研究上。在此之前,揭示“八十年代”初,国际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政坛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坛上拨乱反正的状况,从中见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所针对的对象:文学工具论;回放文学审美论开始起步时的几个脚印:“共同美”的讨论、“形象思维”的讨论、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揭示政治界与知识界在“拨乱反正”的共识上相互借力的景况;当这个脚步迈到“为文艺正名”、“形象表现”说、“美学批评”标准、“形式主义”、“新的美学原则”的时候,也就是到1980年为止,文学审美论的主要内涵,即审美、情感、形式、表现、内心感受、精神自由等都被触及,它正式发生了。此后,由文艺心理学的审美观、文学主体论的审美观、文学的“人类本体论”的审美观构成的“人学”的审美论针对文学工具论舍弃文学中人的主观、主体因素,主张文学是充满自由的主体,在情感体验基础上,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主张文学具有自由性、情感性、生命体验性、超越性与情理相融性。由形式本体论的审美观、语言学文论的审美观、符号学文论的审美观构成的形式的审美论主张以“内容化入形式”,超越与工具论相应的“内容决定形式”;对西方语言学文论进行批评、改造和拓展,主张文学的语言的形式性、文本性、结构性的同时,并不完全排斥文学的社会性、历史性、主体性;探讨符号传达情调的方式,探讨文学符号的非特指性,主张文学是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从扭转文学的上层建筑观而来的意识形态的审美论,首先为文学从政治那里松绑,继而建构了“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三个方面,既体现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建构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也具有逻辑层面的不断提升,它首先解决对人与文学的关系的认识问题,再接着解决对于文学形式的认识问题,最后,为了能够整合提升文学审美论的理论水平,提出了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这不是简单地回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框架之中来讨论文学特性,而是更深层次地展开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可能融合的讨论,为“八十年代”的文学审美论提供了一个较为宏大的理论体系。“八十年代”的文学审美论有三条理论来源主线,其源头分别是康德的美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观以及西方语言形式文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多角度、多层次探讨文学审美特性,直面创作不自由的时代问题,在深层上通联人本主义精神。其局限是探讨“审美”内涵还不够系统、清晰,处理文学多元性质与审美性质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恰当,定义文学还保留“意识形态”等。这些局限留下的理论裂缝被审美解构论越撕越大,最终导致文学审美论的危机。不过,无论是理论价值和还是理论局限,对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都有意义。文学审美论所针对的问题并没完全解决,对它的论争也未成定论,而解构论的一些学说对文学审美论有着不少误解,如对其审美无功利性、审美中心主义、审美封闭性、审美自主性等的误解。审美解构论夸大建构主义方法的适用范围和程度,模糊了文学审美与生活审美的界限,忽视了审美批评的必要性。因此,文学审美论并未过时。它的危机源自基于二元对立思维,对“审美”概念的随意理解,对“文学审美”的分裂性理解。据此,本文思考“审美”概念的基本内涵,并由此强调“文学审美”是生命体验与语言符号创造（含艺象构思与传达）的同一过程。
李正风,鲁晓[8]（2016）在《中国科学社会学的演进:路径、特征与挑战》文中提出中国的科学社会学研究长期在自然辩证法的旗帜下进行,学科的建制化在社会学以外发生。本文分析了这种发展路径形成的原因,探讨了这种路径的特征及其挑战。本文认为,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结构,以充分挖掘马克思的科学社会学思想,需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科学社会学的建制化,加强科学社会学的学术传承和人才培养。
陈明黎[9]（2016）在《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论争及其发展》文中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呈现出活跃的态势。期间刘再复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也成为长期以来人们探讨的焦点,其中尤以《论文学的主体性》最具代表性,同时这篇文章的成功也使他备受争议。主体论的提出、所引起的论争以及杨春时对其的发展,是当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的组成部分,从中能读解出当时中国文人的各种精神面貌和思想状态,同时结合各大期刊以及香港媒体的报道,当时社会的思想潮流也能从“主体性”的论争中知其大概。论文针对目前国内研究的缺失,将从三个方面对文学主体性论争及“文学主体间性”理论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首先通过对八十年代相关资料的解读,梳理当时的社会语境与主体论之间的联系,并对《论文学的主体性》提出的背景、具体内容及其所代表的文学观进行分析。论述1979年至1985年间先后出现的《为文艺正名》、朦胧诗以及人道主义讨论的文学现象,这些文学现象不仅表现出了一种个人化倾向,同时也透漏出对新的美学原则的期待,这时《论文学的主体性》的出现可谓应运而生,它将李泽厚的主体性研究应用于文学领域,以主体性作为个性的了另一种表达,从而伸张了文学中的个人价值。紧接着将对八十年代涉及文学主体性论争的文章进行分析,分析主体性何以轰动并受人推崇的原因,以及主体论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在主体论论争中针对这三个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为研究对象,概括当时研究者对此问题的观点,并论述这些观点的意义。梳理主体论提出后所引起的文学主体性论争中,人们对文学研究方法论、文学创作的立场以及主体论是否有悖于建国后以苏联文论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传统这三个问题的观点,从中考察主体论的出现对文学研究个人化的推动。最后,通过对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主体性研究,尤其通过对杨春时“文学主体间性”理论的评述,论述主体在文论中的角色变化,并论证文学主体论以及“文学主体间性”理论中对今天的中国仍有探讨价值的内容和意义。将对刘再复离开中国后的主体论研究,尤其是1995年后研究者对主体论的解读进行分析,梳理此时研究者对文学主体性的理解的变化,并分析2002年后杨春时在主体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学主体间性”理论,论述其理论中的文学观的实质,即将文学定义为一个超越现实的审美空间,而此时个人也已卸下社会历史的使命。
朱成燕[10]（2016）在《危机、观念和行动：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制度演化论的视角下,分析了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产生、延续和变革的历程。具体的个案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是作为关键行动者的政治领导人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而非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一制度变迁历程反应了制度演化论中环境、行动者、结构三者互动的演化模式,但又有其特殊的稳定性特征。其稳定性来源于中国单一制的纵向政治制度设计,中央掌握着人民一揽子授予的国家治理权,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央的再授予。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这种权力隶属关系在现实政治运作中通过纵向政府间组织、利益、责任这三重连带机制表现出来,蕴含在纵向政治制度结构之中,并保持着该制度的稳定。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变迁主要是作为关键行动者的政治领导人观念演化的产物,而其观念的演化基于对制度认知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刺激。首先,制度认知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危机证明了原有观念的异常,因此,政治领导人在制度危机的倒逼下进行制度变革。其次,外部环境的刺激增加了政治领导人发展的压力,驱使他们主动寻求制度变革,以保护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好地延续下去。此外,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关键行动者还会受到已有制度结构和认知经验的影响。因此,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变革主要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使制度变迁同时呈现出发展性和稳定性的双重特征。通过比较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变迁过程,可以归纳出三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一是纵向权力分配体制的调整。即中央通过调整纵向权力分配来调动中央、地方、以及企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但受已有制度结构和认知经验的影响,中央在纵向权力调整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党领导军队”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对军权和人事的控制并没有放松。同时,中央在进行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牢牢控制着税种、税基的确定和划分,在事权的下放过程中始终掌握着否决权和干预权。这些恰恰是在放权的过程中保持纵向政治制度不偏离单一制这一基本制度框架的要件,有助于维持纵向政府间组织、利益、责任三重连带机制的协调一致运作。二是权力运行机制的调整。本文通过历时性的比较发现,纵向政府间三重连带机制的运作方式经历了一个“刚性运作—柔性运作—刚柔并济的弹性运作—规范化运作”的演变过程,以配合不同历史阶段上中央战略目标与纵向权力分配体制的变化,使制度在不同的运作方式中释放出不同的制度功能。三是制度匹配,即通过对相关的制度子系统进行改革,或添加衔接性的制度,使整个制度系统能协调有效运转,避免因政治生态的变化或某一项制度变革而引发的不同制度子系统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概言之,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过程是顶层通过上述三种机制对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
二、对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西方研究情况概述 |
| 1.1.1 中国学术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1.2 西方汉学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思路框架 |
| 1.3 关键词的界定与解释 |
| 1.3.1 汉学与中国学 |
| 1.3.2 语文学与古典汉学 |
| 1.3.3 中古中国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古典汉学传统与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学术资源 |
| 2.1 古典汉学的萌芽与发展 |
| 2.2 法国古典汉学(1814-1945) |
| 2.3 美国古典汉学的起步与劳费尔的开拓 |
| 2.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与文学系古典汉学研究的发展 |
| 2.5 卜弼德的汉学研究 |
| 2.6 薛爱华的早年生活与学术渊源 |
| 2.6.1 从西雅图到伯克利 |
| 2.6.2 博厄斯派人类学与薛爱华 |
| 2.6.3 卜弼德的影响 |
| 第三章 对薛爱华汉学论着的目录学审视 |
| 3.1 薛爱华学术专着概览 |
| 3.2 薛爱华汉学学术论文概览 |
| 3.3 基于目录学的历时性分析 |
| 第四章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 |
| 4.1 成书背景 |
| 4.2 对《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内容与体制的讨论 |
| 4.2.1 主要内容 |
| 4.2.2 内容与结构上的特点 |
| 4.2.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方法论析 |
| 4.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征引性注释考析 |
| 4.4 勘误 |
| 第五章 《时间海上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研究 |
| 5.1 写作背景与动因 |
| 5.1.1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转向和道教研究的深入 |
| 5.1.2 《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创作目的 |
| 5.2 《曹唐的道教诗歌》内容与体制 |
| 5.3 母题研究与曹唐游仙诗的内涵与主题 |
| 5.4 道教仙境考证学 |
| 5.5 订正 |
| 第六章 薛爱华汉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 |
| 6.1 “我是一名语文学者” |
| 6.2 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
| 6.3 语文学研究之于古典汉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6.4 薛爱华汉文英译理论与方法论 |
| 第七章 薛爱华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
| 7.1 薛爱华所处的美国中国研究历史发展阶段 |
| 7.2 书斋内外:薛爱华对美国古典汉学的贡献 |
| 7.3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缺憾 |
| 7.3.1 不重视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分析与探讨 |
| 7.3.2 一部分论着作品结构编排不合理 |
| 7.3.3 论文写作的文学色彩所带来的问题 |
| 7.3.4 材料引征上的几个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薛爱华论着目录 |
| 附录二 薛爱华生平 |
| 附录三 薛爱华获奖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田野事象:大坪村与冬经 |
| 1.1 大坪村的人文地理 |
| 1.1.1 小金县概述 |
| 1.1.2 大坪村人文地理环境 |
| 1.2 冬经仪式及过程 |
| 1.2.1 仪式前的准备 |
| 1.2.2 冬经仪式过程 |
| 第二章 仪式与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 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1 从祖源到族源 |
| 2.1.2 语言与认同 |
| 2.2 仪式与族群认同 |
| 2.2.1 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 |
| 2.2.2 仪式、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 |
| 2.3 族群认同与寺院权威 |
| 2.3.1 大坪寺 |
| 2.3.2 村落公共空间的权威 |
| 第三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一)——大坪村的社会关系网 |
| 3.1 仪式与家庭的分、继、合 |
| 3.1.1 村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户 |
| 3.1.2 家户的“分”、“继”及仪式的展示方式 |
| 3.2 互助、仪式——构建村落社会关系网的两个必备要件 |
| 3.2.1 村落社会关系网的构建、发展和成型 |
| 3.2.2 人情——仪式中的互助 |
| 第四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二)——互助圈:大坪村的生活逻辑 |
| 4.1 大坪村的互助圈 |
| 4.1.1 亲属互助圈 |
| 4.1.2 地缘互助圈 |
| 4.1.3 友缘互助圈 |
| 4.2 人情圈、互助圈与熟人社会 |
| 4.3 仪式与互助 |
| 4.3.1 婚礼仪式体现的人情、互助与社会关系 |
| 4.3.2 冬经仪式与大坪村社会关系的整合 |
| 第五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一)——法理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村政权威 |
| 5.1 权力与权威 |
| 5.2 大坪村村级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5.2.1 村落组织结构概况 |
| 5.2.2 非正式组织——“小队”的结构及功能 |
| 5.2.3 村民小组的结构与功能 |
| 5.2.4 村两委会的组织结构及功能 |
| 5.3 村政权威的构建 |
| 5.3.1 国家认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根本来源 |
| 5.3.2 民主运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群众基础 |
| 5.3.3 能人现象是村政权威实现的因素 |
| 第六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二)——传统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宗教权威 |
| 6.1 大坪寺的组织系统 |
| 6.1.1 大坪寺的结构 |
| 6.1.2 一僧一户制度 |
| 6.1.3 僧人的日常管理 |
| 6.2 僧俗互动——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共生关系 |
| 6.2.1 寺院与村落的共生空间 |
| 6.2.2 寺院对村落的依赖 |
| 6.2.3 寺院对村落的回馈 |
| 6.3 宗教权威的生成和维系 |
| 6.3.1 宗教权威的生成 |
| 6.3.2 宗教权威的维持 |
| 6.4 仪式与村落权威——以冬经仪式为例 |
| 第七章 中心-边缘视角下的大坪村 |
| 7.1 从边缘走向中心 |
| 7.1.1 被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1.2 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大坪村人 |
| 7.1.3 自我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2 国家话语下大坪村“安多”文化符号建构——以冬经为例 |
| 7.2.1 大坪寺的合法身份 |
| 7.2.2 国家话语下冬经仪式的变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1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00年) |
| 附录2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10年) |
| 附录3 :抚边乡政府藏戏汇报情况 |
| 附录4 :索朗白登整理萨武神山资料 |
| 附录5 :大坪村出土格萨尔石刻 |
| 附录6 :村民自编格萨尔伴奏乐 |
| 附录7 :僧人自编格萨尔藏戏剧本 |
| 附录8 :大坪寺财务收支状况(示例) |
| 附录9 :村民功德明细(示例) |
| 附录10 :牟喇嘛多次被评为“爱党爱教”先进个人 |
| 附录11 :大坪村人开的藏家乐 |
| 致谢 |
（3）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设计 |
| 二、技术路线图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存在的难点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难点 |
| 第二章 研究主题的学理阐释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信访 |
| 二、治理逻辑 |
| 三、信访的治理逻辑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借鉴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理论视角与反思性借鉴 |
| 第三节 信访治理逻辑的三重维度透视 |
| 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制度奠基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化进程 |
| 二、由静态化的格局转向信息时代多元复杂治理图景的变迁 |
| 三、从群众工作的话语创设到自我调适与被动回应的并存 |
| 四、场景变革中的制度演进与话语重构 |
| 第三章 信访治理逻辑的生成:国家政权的建构方位 |
| 第一节 话语缘起:“自上而下”的基层调查与权益维护 |
| 一、调查的缘起与基层的记忆 |
| 二、《兴国调查》的历史节点与话语方位 |
| 第二节 孕育场景:革命政权建构时期的表达与平衡 |
| 一、权益保护的基层向度 |
| 二、治理实践的路径形塑 |
| 三、诉求反馈的核心承载 |
| 第三节 制度奠定: 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构与治理 |
| 一、从发函到“五一决定”的制度性基石 |
| 二、全局化的治理布局与信访工作的正式起步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逻辑延续: 改革开放中信访的治理功效 |
| 第一节 话语继承: 恢复性工作与常态化治理 |
| 一、历史事件处理的导向与恢复性举措 |
| 二、围绕信访的战略指令与权威共识 |
| 三、中共中央的指示工作与信访的话语愿景 |
| 第二节 制度设计: 信访法治化的脉络 |
| 一、改革的深入进行与信访的法治化演进 |
| 二、围绕《信访条例》的法治化探索 |
| 三、信访法治化的世纪回望与治理定位 |
| 第三节 场景适应: 深化变革中的信访信息化 |
| 一、信访信息化的先导与萌芽 |
| 二、信访信息系统的规范化设置与技术革新 |
| 三、信访信息化的路径探索与多元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访的治理逻辑的断裂性 |
| 第一节 制度设置的割裂化与单向性 |
| 一、信访沟通机制的割裂化 |
| 二、非制度化参与的心态根源与结构性影响 |
| 第二节 场景变革的分化趋向与问题输入 |
| 一、多元信访主体的演化逻辑与活动方式的复杂样态 |
| 二、风险孕育的未知性与趋向的不确定化 |
| 三、多元复杂的问题输入 |
| 第三节 话语传承的现实偏移与实践张力 |
| 一、语言表达的偏移与共识规范的消解 |
| 二、价值偏移的技术化与话语统合的失效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 |
| 第一节 信访制度预期与治理实践的失衡 |
| 一、过度化的制度承载与权力依赖 |
| 二、单向化绩效考评与非制度化的信访活动 |
| 第二节 信访场景的多元样态与风险趋向 |
| 一、风险的记忆之场与持续演化 |
| 二、风险的网络样态与场景叠加 |
| 第三节 话语向度的多维化与失效性 |
| 一、价值样态的多样化与分割性 |
| 二、话语传统的向度变革与延续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围绕信访治理逻辑的方向性论争 |
| 第一节 扩权论: 局部性扩张与法治化瓶颈 |
| 一、围绕信访的治理诉求与认知误区 |
| 二、科层的拓展化与身份的有限性 |
| 第二节 取消论: 效能的边缘化与场景的偏差性 |
| 一、现实治理效能的边缘化误区 |
| 二、错位化的场景判断与认同困境 |
| 第三节 调整论: 话语与变革之间 |
| 一、多重交织与调整之困 |
| 二、有限调试与转型阵痛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信访治理的逻辑转向: 传承与定位 |
| 第一节 场景变革: 风险坐标与治理契机 |
| 一、风险的同质化与转向的可能性 |
| 二、治理观的场景反思与变革契机 |
| 三、治理契机的节点与社会日常的承载 |
| 第二节 制度承载: 法治的权威与包容的格局 |
| 一、在法治框架内实现信访的制度定位 |
| 二、在深刻变革的场景中确立包容性制度导向 |
| 第三节 话语向度: 群众路线与公平正义 |
| 一、群众路线传统的整体性功能 |
| 二、公平价值的合理赋予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4）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 一 宋杂剧说 |
| 二 诸宫调说 |
| 三 傀儡戏说 |
| 四 民间剧曲说 |
| 五 宗教仪式说 |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 后记 |
（5）近三十年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本土化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与研究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学术研究本土化探讨 |
| 二、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变迁:以《《社会学研究》杂志为例 |
| (一) 研究选题之分布 |
| (二) 研究方法的规范化 |
| (三) 小结:学术研究所取得的进步 |
| 三、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学术实践的问题与反思 |
（6）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教育立场 |
| (二) “确实性” |
| (三) 方法论研究 |
| (四) 课堂话语研究 |
| 三、文献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 反思与展望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内课堂话语研究的演变 |
| 第一节 “语言”研究的变迁 |
| 一、“螺旋上升”式的研究历程 |
| 二、“理”为骨“例”为肉的研究方式 |
| 三、两次重要事件的推动 |
| 第二节 “话语”研究的变迁 |
| 一、二语课堂的研究 |
| 二、“权力”视角下的研究 |
| 三、教学视角下的研究 |
| 第三节 “提问”研究的变迁 |
| 一、研究主题的变化——“有效”的内隐与外显 |
| 二、研究方式的变换——“实证”的兴起与并存 |
| 三、核心关切的演变——“学生”的关注与深化 |
| 四、研究旨归的深化——“对话”的意蕴与深意 |
| 第四节 其它语词下课堂话语研究的变迁 |
| 一、“对话”一词下的课堂话语研究 |
| 二、“行为”一词下的课堂话语研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外课堂话语研究的演变 |
| 第一节 课堂话语研究的萌芽阶段 |
| 一、研究主题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结论与讨论 |
| 第二节 课堂话语研究的起步阶段 |
| 一、研究主题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结论与讨论 |
| 第三节 课堂话语研究的成型阶段 |
| 一、研究主题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结论与讨论 |
| 第四节 课堂话语研究的推进阶段 |
| 一、研究主题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结论与讨论 |
| 第五节 课堂话语研究的深化阶段 |
| 一、研究主题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结论与讨论 |
| 小结 |
| 第三章 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回顾与反思 |
| 第一节 国内课堂研究的方法论回顾与反思 |
| 一、“内容·教育·思辨”式 |
| 二、“形式·教育·实证”式 |
| 三、“形式·语言·实证”式 |
| 四、“形式·社会·实证”式 |
| 五、结论与讨论 |
| 第二节 国外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回顾与反思 |
| 一、“关系·统计学·定量”式 |
| 二、“比较·教育学·综合”式 |
| 三、“模式·人种学·综合”式 |
| 四、结论与讨论 |
| 第三节 国内外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比较 |
| 一、信念的比较 |
| 二、理论的比较 |
| 三、方法的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课堂话语研究的信念确立 |
| 第一节 现代语言哲学概述 |
| 一、英美传统下的语言哲学 |
| 二、欧陆传统下的语言哲学 |
| 第二节 “意义”视域下课堂话语研究的信念确立 |
| 一、课堂话语的对象之维 |
| 二、课堂话语的整体之维 |
| 三、课堂话语的行为之维 |
| 第三节 “理解”视域下课堂话语研究的信念确立 |
| 一、理解的对话性 |
| 二、理解的反思性 |
| 三、理解的社会性 |
| 第四节 “存在”视域下课堂话语研究的信念确立 |
| 一、通向生存的课堂话语 |
| 二、通向存在的课堂话语 |
| 三、通向道说(Sage)的课堂话语 |
| 小结 |
| 第五章 课堂话语研究的理论渗透 |
| 第一节 学科理论及其思维方式 |
| 一、核心之思: 思维方式 |
| 二、循证: 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内核 |
| 三、理解: 人文学科思维方式的依托 |
| 四、关联: 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圭臬 |
| 第二节 循证思维方式与课堂话语研究 |
| 一、课堂话语研究的问题意识 |
| 二、课堂话语研究的证据构建 |
| 三、课堂话语研究的检验 |
| 第三节 理解思维方式与课堂话语研究 |
| 一、“多元”——课堂话语研究中理解的意蕴 |
| 二、“一元”——课堂话语研究的育人指向 |
| 三、多元与一元的融合之径 |
| 第四节 关联思维方式与课堂话语研究 |
| 一、权力视域下的课堂话语研究 |
| 二、文化视域下的课堂话语研究 |
| 小结 |
| 第六章 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使用 |
| 第一节 混合方法与规范性论证 |
| 一、混合方法 |
| 二、规范性论证 |
| 第二节 混合方法:课堂话语研究中实证方法的使用 |
| 一、并行设计 |
| 二、顺序设计 |
| 三、嵌入式设计 |
| 第三节 规范性论证:课堂话语研究中思辨方法的使用 |
| 一、“理加例证”方法的使用 |
| 二、“形而上”方法的使用 |
| 小结 |
| 结语 走向“确实性”的课堂话语研究:兼论教学研究的教育立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国外课堂话语分析框架 |
（7）“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外相关研究资源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视角 |
| 第一章 “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的发生 |
| 第一节 “共同美”的讨论 |
| 第二节 “形象思维”的讨论 |
| 第三节 “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 |
| 第四节 文学审美论的艰难发生 |
| 第二章 “人学”的审美论 |
| 第一节 文学观念的 “人学”视角 |
| 第二节 文艺心理学的审美观 |
| 第三节 文学主体论的审美观 |
| 第四节 人类本体论的审美观 |
| 第三章 形式的审美论 |
| 第一节 文学观念的形式视角 |
| 第二节 形式本体论的审美观 |
| 第三节 语言学文论的审美观 |
| 第四节 符号学文论的审美观 |
| 第四章 意识形态的审美论 |
| 第一节 文学观念的 “审美”视角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高浮”论 |
| 第三节 “审美意识形态”论 |
| 第五章 “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的理论来源、价值与局限 |
| 第一节 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理论价值 |
| 第三节 理论局限 |
| 余论：关于文学审美论的思考 |
| 第一节 文学审美论的当下意义 |
| 第二节 “审美”概念的思考 |
| 第三节 “文学审美”概念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中国科学社会学的演进:路径、特征与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一种马克思主义学科重构方案及其影响 |
| 三、自然辩证法的包容、分化与科学社会学的发展 |
| 四、科学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展望 |
（9）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论争及其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论争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一、1985年至1989年的文学主体性论争 |
| 二、1990年至2000年的文学主体论研究 |
| 三、2000年后的文学主体论研究 |
| 四、“文学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 |
| 第一章“文学主体性”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对新的美学原则的期待——《论文学的主体性》提出前的文坛 |
| 一、《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的批判 |
| 二、朦胧诗——新的美学原则的实践 |
| 三、“人道主义”——对个人价值的正视 |
| 第二节“文学主体性”的理论解读 |
| 一、来自李泽厚“主体性”的启发 |
| 二、对“机械反映论”的批判 |
| 三、对“精神主体性”的强调 |
| 四、对“个体主体性”的张扬 |
| 第二章 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论争中探讨的关键问题 |
| 第一节“内在规律”还是“外部规律” |
| 一、刘再复对文学研究“向内转”的支持与开拓 |
| 二、陈涌等人对文学研究“内在规律”的异议 |
| 三、徐俊西等人对文学“内在规律”的肯定 |
| 第二节“为人民”还是“为个人” |
| 一、提倡个人价值的自由书写 |
| 二、坚持“为人民”而作 |
| 第三节“主体论”与“反映论”的进一步论争 |
| 一、“主体性”是否有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
| 二、对“主体性”研究的深化 |
| 三、姚刘之争——“反映论”代表作家的落败 |
| 第三章 九十年代至今的“文学主体性” |
| 第一节 刘再复之后文学主体论的研究 |
| 一、九十年代的主体论研究 |
| 二、2000年后的主体论研究 |
| 三、刘再复对主体论的再阐释 |
| 第二节“文学主体论”的延续——杨春时的“文学主体间性”理论想象 |
| 一、“文学主体间性”理论的构想 |
| 二、作为后实践美学核心范畴的“文学主体间性” |
| 三、“文学主体间性”理论的深掘 |
| 第三节 无力的“主体间性”——“文学主体间性”理论述评 |
| 一、“文学主体间性”理论所受的质疑 |
| 二、主体论转向“文学主体间性”理论的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危机、观念和行动：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基本概念 |
| 四、理论视角 |
| 五、框架结构 |
| 六、研究方法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 |
| 第一节 单一制的确立及其稳定的制度内核 |
| 一、观念与权力：单一制的确立 |
| 二、单一制下的纵向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 |
| 第二节 “生存”的危机与纵向权力体制变革 |
| 一、经济危机与生存的压力 |
| 二、苏联模式的影响与高度集权体制的建立 |
| 三、“高饶事件”与大区制撤销 |
| 第三节 生产的危机与纵向权力体制变革 |
| 一、中央集权体制对地方发展的抑制 |
| 二、对斯大林的批判与毛泽东观念的转变 |
| 三、基于“两个积极性”的纵向权力体制调整 |
| 本章小结 第三章 邓小平时期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 |
| 第一节 危机驱动与改革策略的形成 |
| 一、生存的危机对领导人改革策略的影响 |
| 二、发展的危机对领导人对改革策略的影响 |
| 三、政治领导人观念的遗传与演化 |
| 第二节 “发展”目标导向下的放权让利改革 |
| 一、财政体制改革与地方财权的扩大 |
| 二、行政体制改革与地方经济管理权的拓展 |
| 三、立法体制改革与地方立法权的确立 |
| 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人事权的下放 |
| 第三节 分权改革的制度功能：经济发展及其意外后果 |
| 一、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经济发展 |
| 二、分权改革的意外后果 |
| 第四节 宏观调控与连带机制的柔性运作 |
| 一、以加强中央权威为目标导向的宏观调控 |
| 二、纵向政府间三重连带机制的柔性运作 |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江泽民时期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 |
| 第一节 制度危机与中央战略目标的转变 |
| 一、国内经济过热 |
| 二、地方主义泛滥 |
| 三、地区差距扩大 |
| 四、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减弱 |
| 五、中央领导人战略目标的转变 |
| 第二节 宏观调控与选择性再集权 |
| 一、分税制改革与财税上集 |
| 二、部门的垂直化管理 |
| 三、政企分离 |
| 第三节 刚柔并济：连带机制的弹性运作 |
| 一、组织连带机制的弹性运作 |
| 二、利益连带机制的弹性运作 |
| 第四节 新的发展思路下地方积极性的转变 |
| 一、发展的压力与领导人观念的演化 |
| 二、土地收入划给地方 |
| 三、地方政府积极性的转变 |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胡锦涛时期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 |
| 第一节 制度危机与领导人战略的演化 |
| 一、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 |
| 二、地区差距继续扩大 |
| 三、地方政府责任弱化 |
| 四、中央领导人观念的演化 |
| 第二节 宏观调控与纵向政治制度的调整 |
| 一、省级部门的垂直化管理 |
| 二、纵向连带机制的规范化运作 |
| 第三节 “科学发展”与地方活力 |
| 一、双重发展危机与领导人战略的转变 |
| 二、扩大内需与政策引导 |
| 三、行政审批权进一步下放 |
| 四、中西部倾斜授权 |
| 五、授予个别地方先行试点权 |
|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逻辑 |
| 第一节 纵向政治制度变迁的动力 |
| 一、生存危机倒逼的制度变革 |
| 二、发展压力驱动的制度变革 |
| 第二节 纵向政治制度变迁的机制 |
| 一、纵向权力分配体制调整 |
| 二、纵向权力运行机制调整 |
| 三、制度匹配 |
|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 |
| 一、新时期中央面临的“生存”危机 |
| 二、危机倒逼下纵向政治制度的调整 |
| 三、中等收入危机与试错权的下放 结论 参考文献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后记 |
四、对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薛爱华的汉学研究[D]. 田语. 西北大学, 2020(07)
- [2]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D]. 杨旻旻.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3]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D]. 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4]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5]近三十年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本土化反思[J]. 王处辉,孙晓冬,杨辰.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7(05)
- [6]课堂话语研究的方法论探析[D]. 彭亮.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5)
- [7]“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研究[D]. 赵学存. 苏州大学, 2017(04)
- [8]中国科学社会学的演进:路径、特征与挑战[J]. 李正风,鲁晓. 科学与社会, 2016(02)
- [9]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论争及其发展[D]. 陈明黎. 上海大学, 2016(02)
- [10]危机、观念和行动：当代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演化[D]. 朱成燕. 武汉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