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西走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杨清[1](2021)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文中研究指明草地是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草地退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自2011年以来,我国实施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旨在保护草原生态系统,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牧民收入的提高。甘肃省河西走廊,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主要区域之一。甘肃省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依据区域特点,综合各类因素,制定了差别性的补奖标准。牧民是生态生产力的直接维护者,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牧民既是被补偿的主体,也是“经济人”,在参与项目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应。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伦理等理论为基础,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生态补偿的相关文献,对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PESREn)系统协调性及草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于2015-2017年连续3年,每年7月,分别对属于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天祝县、肃南县、民乐县、永昌县、民勤县、古浪县、肃北县和阿克塞县等8个县、22个乡镇、94个村的550户牧民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调研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农牧业生产及牧民生计、牧民生态保护意识、牧民对政策的认知和行为响应、政策执行及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牧民政策期望等七个方面。基于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认知、行为响应、参与政策的意愿和满意度,对实施不同补偿标准的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在牧民响应和对政策的满意度两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从经济效应、生态效应、社会效应和综合效应等方面评价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效应。最后基于牧民需求视角,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为:1.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呈现不同的增长趋势。各县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指数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系统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在波动中小幅优化,资源和环境子系统发展的滞后性严重制约了复合系统的协调可持续进程。该区域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区域异质性,发展水平最高的肃北县得分1.589,最低的民乐县仅得分-0.650。2.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行为响应积极。影响牧民行为响应的因素依据程度大小依次为:草地面积、民族、对政策的了解、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规模和对实施政策效果的评价。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青藏高原区,牧民的草地面积和家庭规模是主要因素,该区域牧民对草地资源的依赖性很强。民族、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家庭收入则是影响西部荒漠草地区牧民行为响应的重要因素。3.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牧民对补奖政策的平均满意度为68%,但其参与意愿较高。影响牧民对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对政策内容的了解、家庭规模、民族和年龄。影响少数民族牧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以及家庭规模。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影响青藏高原区牧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包括:家庭规模、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受教育水平和对补偿政策的了解。影响西部荒漠草地区牧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是:对政策作用的评价、对补偿政策内容的了解、对草地的维护以及受教育水平。4.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综合效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的生态效应最为显着,提升了27.57%,其次为社会效应,提升了19.18%,经济效应最低,仅提升了8.56%。河西走廊各区域政策效应呈现出差异性,生态效应提升幅度最大的为民乐县,社会效应提升最大的为阿克塞县,经济效应提升最大的则为肃北县。从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比较来看,青藏高原区政策实施效应高于西部荒漠草地区。5.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对策建议。牧民作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在草原生态保护的同时,提高牧民收入水平和可持续生计能力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基于牧民需求视角,提出以下建议:(1)以区域差异为依据,细化生态补偿标准。(2)以技术补偿为主,探索生态补偿集体奖励制度。(3)以畜牧业生产集约化经营为方向,逐步实现放牧与舍饲相结合,提高生产效率。(4)以延长产业链为突破口,实现草原经济三产融合。(5)以生态移民工程为保障,转变牧民生活方式。(6)统筹系列化改革,建立生态补偿配套制度。
张朋瑞[2](2021)在《下山入滩:河西走廊东台村农业生产转型研究》文中认为经济人类学主要关注经济现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农民与市场、政策的关系问题被更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民的家庭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基于这样的研究思路,本文以东台村为例,探讨农业生产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本文是笔者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在河西东台村做的田野调查,首先讲了东台村所处的区域社会、村落的基本情况、生计方式以及东台村的家庭,这为东台村农业生产转型展现了一个自然人文空间。其次分析了东台村村民下山入滩的缘由、曲折的搬迁历程,以及他们为了在滩上扎根下来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如打井、平田等,这就为东台村农业生产转型提供了条件。基于此背景下,笔者着重探讨了东台村种植农业产业化的形成,东台村逐渐摸索出了符合当地社会生态文化的胡萝卜、土豆产业,开启了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道路。再次分析了产业化种植过程中的灌溉,了解灌溉是研究东台村农业生产转型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通过研究东台村农业生产的灌溉,也有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转型。最后讲述了东台村农业生产转型过程中的雇工与换工,在东台村既有传统形式上的的换工,也有现代市场关系下的雇工。在政策、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共同的影响下,东台村农业生产由最初的自给自足转变为现在的市场化。东台村农业生产转型是在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双重作用下进行的,传统因素体现在村庄灌溉用水的管理制度、共同维护灌溉沟渠以及村民间的互助等;现代化因素则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技术等要素的影响。这两方面的因素在东台村农业生产转型工过程中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这超越了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想。研究东台村的家庭经济有利于我们认识到当地生产与社会的关系,也可以拓展对当地社会文化内涵的理解。
张丽[3](2021)在《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三个村庄自1958年集体公社时期以来,在生计、文化、空间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上的社会变迁进程,分析影响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要素是如何参与村内各阶段变迁的,其变迁后果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带村庄的变迁模式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所在。研究以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天祝县为调研地,选择县内金强河流域的三个村庄为田野点,运用多点民族志、半结构式访谈、生活史研究的方法收集资料,使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描绘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社区的变迁图景。起初,半农半牧区村庄中“畜牧暖棚大量兴建”但“畜牧数量快速减少”的反常现象引发笔者关注和思考。与半农半牧区村庄相比,处于上游牧区的村庄通过暖棚建设扩大了畜牧规模,经济快速发展;下游农区村庄通过暖棚种植跨入鲜蔬菜市场,发展了地方经济。从比较中看出,暖棚扶助政策在三个村庄所在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那么,半农半牧区修建的暖棚为什么被废弃了?在持续调研了解过程中发现,农业与牧业并重的区域,村民家庭生计多样组合,集体时期以来,村民的主要生计经历了“农牧业混合—务工为主—农业为主”的断裂式变迁过程,这与上游牧区在牧业中的持续投入与发展,以及下游农区长期以来持续发展农业的生计形态对比鲜明。研究发现,半农半牧区的农牧业资源比重相当,在市场化环境中,虽然有抵御单一生计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使得域内的农牧业生产难以实现集中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与附近农牧业资源相对单一的村庄相比,资源的多样性反而使其在发展中相对受限。在文化习俗方面,半农半牧区村庄同时也是汉藏民族杂居的地带,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吸收了藏族文化元素,但是在村民的文化诉求和表达形式中看到,村民将藏族牧民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族群的文化形式与精神内核在这里打破重组,形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现象。与藏族牧民习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上游牧区,以及长期维系农耕习俗观念的下游农区对比,汉藏交融地带形成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在这里进行着充分地互融互构。从空间社会关系网的变迁看,因为多元的生计、文化要素在走廊共存,村民的社会关系网也呈现出灵活、扩散的特征,在村庄内外关系网的推拉作用下,也预示着村内的关系网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从不同维度比较三个村庄的变迁特征,可以看到国家、市场化、行动者是决定着村庄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类动力因素在村内的作用模式有相对的一致性,国家持续的影响力、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关系的松散化是三个村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共享的特征。同时,处于经济、文化交融核心地带的社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尚未能从国家政策、市场引导中找到发展的定位,在当地行动者自发的探索尝试中,从多个方面呈现出多样、交错、不稳定的结构性特征,进而也在发展中彰显出一定的不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政策、市场的发展干预策略,在这个经济、文化、行政、社会关系等多要素交融的区域,相对不易获得预期的结果,较难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域内行动者个体虽然作出了很多主动的尝试,但是因为个体力量的分散和决策能力的局限,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仍然相对受限。走出村庄个案,在我国西北民族走廊沿线的村庄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环境、文化要素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走廊景观,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却呈现出零散化、阶段性的不稳定形态。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多种生计、文化形态交融的民族走廊地带。同时,应当尽早走出刺激短期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而是从区域主体性和特殊性出发,给予这类地区相对灵活的选择和扶持空间,发挥地方混合的资源环境优势,共同探索适合地情的长效发展机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苏盼[4](2020)在《甘肃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农村经济在得到发展的同时遇到了困境,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质量效益不高,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由此导致农业发展遇到阻碍、农民增收较为困难。党中央一直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应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境,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所在,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劳动力流动背景下,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数量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教育水平相对偏低,劳动力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农村人口变动改变了农业资源要素配置结构。人口经济学表明,人口变动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近年来农村人口变化特征比较明显,因此,本文尝试从人口变动角度研究农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寻找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打好基础。本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人口变动和农业产业发展理论为基础,进行以下研究:首先,对甘肃农村人口变动现状以及农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教育水平相对偏低、性别比失衡严重。甘肃农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农业产值不断增加、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农业生产结构亟待优化,农业生产组织化、规模化程度有待提高。其次,运用CD生产函数,实证分析甘肃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产值、农业生产效率、农业技术进步、农业产出结构以及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发现,农业劳动力数量对农业产值、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产出结构的影响为负;教育水平的改善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出结构优化以及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加有利于农业产值增加;农业发展水平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为正;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有利于农业技术进步提升;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农业产出结构优化;女性化率、农业财政支出增加有利于农业产出结构优化;加工业从业人员增加、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对甘肃农村人口变动以及农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并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促进土地有效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互联网+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加强耕地保护意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
马军虎[5](2020)在《农与菜:D村高原夏菜种植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如何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成为急需破解的难题。本文通过对地处河西走廊的一个多民族村落的经济实践——特色农产品高原夏菜种植的多维考察,以期对当下经济欠发达村庄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D村位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是一个汉、藏、土、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村庄。传统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牧业为副。藏族主要从事牧业,汉族、回族、土族从事农业生产。改革开放后,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获得了从事农业生产的自主性,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农村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村庄经济结构逐步调整。禁牧休牧后,牧业逐渐退出村庄经济生活,种植业一枝独秀。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市场对高质量蔬菜的需求越来越大。基于此,D村村民在种植小麦等农作物收入过低的现实境遇下,逐步顺应市场需求,在立足于本村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自1996年起开始试种特色农产品——高原夏菜,2007年扩展至全部3200亩耕地。由于获益高于小麦种植,故高原夏菜的种植经历了从零星试种到全面开花的过程,期间坎坷有之,喜悦更是无尽。随着耕地面积的逐步减少、市场化因素下生产要素的增高、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以及蔬菜种植风险的加大与农民应对能力弱等原因,高原夏菜种植遇到了发展瓶颈,面临增产潜力薄弱、自然灾害与市场波动双重风险等难题。因此,必须借助政府的扶持和专业合作社的介入,推动农民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破解发展难题:以市场为导向,确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提升高原夏菜种植的技术支撑与培训;健全高原夏菜生产的灾险防御保障机制等。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在新时代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增收、村庄经济结构调整为重点。立足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产品,是促进农民增收和村庄繁荣之本。
宋永永[6](2019)在《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以来,全球城镇化发展引起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各国政府普遍将城镇化与区域生态安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之中。从全球可持续发展出发,研究城镇化与全球变化及区域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揭示不同空间尺度城镇化过程对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提升城镇应对全球变化的适应能力等成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在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阶段,城市群地区尤其是东部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胁迫关系已经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和重视,而西部典型生态脆弱区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影响研究依然薄弱。县域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层级和城镇体系的重要节点,是支撑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载体。因此,通过研究县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识别城镇化对生态环境作用的时空规律,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成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破解新时代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现实需要。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黄河中下游地区和农牧交错带生态安全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区域城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了国家稳步建设的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引导培育的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但与高速的城镇化进程相伴的高强度的城乡建设对黄土高原地区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如何在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统筹推进城乡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良好生态环境需求,实现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是黄土高原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此,本研究从地理学综合性视角出发,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和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等为指导,构建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集成地理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研究1990-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341个县(区)的城镇化时空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提出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与策略。结果表明:(1)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影响具有多维特征,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是揭示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的重要基础理论。城镇化过程是对特定时期、特定地域范围内城镇化的刻画,是城镇社会经济现象在地理空间上投影的变化过程。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空间扩张、社会经济发展等引起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耗竭等问题,是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等多个理论的集成、深化和总结。在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系统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生态产品,支撑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化通过人口增加、产业集聚和空间扩展等对区域生态产品提出需求,二者之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2)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显着,地域差异明显,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经济基础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1990-2015年县域城镇化由缓慢增长阶段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空间格局由低水平不均衡发展转变为较高水平的相对均衡发展,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地域分布呈现出低增长(高增长)县区转变为高增长(低增长)县区的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中部高而西部低的宏观格局。影响城镇化地域分异的因素依次是: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粮食产量>人口密度>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到国省干线的平均距离>地形起伏度>平均海拔高度>年均温度>年平均降水量。15个因素中任意两个因素交互后对城镇化水平的解释力均会显着提升,具体表现为非线性增强或双线性增强,其中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处于较高水平。(3)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强度变化显着,对区域地表温度、植被覆盖度和植被固碳释氧等生态环境要素影响深刻。1992-2015年,黄土高原城镇化强度逐渐增强,城镇化空间拓展明显,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核心-外围”空间扩展模式显着、内部填充与外部扩张并存的空间特征。城镇化核心区地表温度总体高于核心区以外区域,核心区与边缘区地表温差、核心区与核心区外地表温差均呈先波动上升后波动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全区城镇热岛与非热岛整体呈现相对稳定的分布格局,热岛区主要分布在建设用地和裸地区域,非热岛区主要分布在林地、草地和水域等地区。城镇灯光强度与植被覆盖度和生态价值总体均呈同步上升趋势,是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主导趋势。但灯光强度显着上升的关中平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地区,以及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区的县域NDVI和生态服务价值下降明显。(4)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规律显着,城镇化强度是影响县域生态环境供需状态的关键因子,县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类型具有多样性。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总体呈先降后升再降的“S”型变化趋势,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25年间,全区城镇化过程中县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处于高位供应状态,在现阶段可供挖掘的潜力较小。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全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率呈现下降趋势,县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处于盈余状态,但供需状况呈现恶化趋势。城镇化强度越大的县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越突出。全区341个县(区)分属于19种不同的供需类型。其中,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中供给中需求类型县区数量最多,占县域总数的22.29%;其次是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低供给中需求和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中供给低需求类型,均占县域总数13.20%;城镇化初期-生态服务高供给中需求和城镇化后期-生态服务高供给低需求类型县区数量最少,均仅占0.29%。(5)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是县域生态环境供给侧、城镇化需求侧和外部环境变化调控相互作用的过程。实现城镇化过程中资源环境集约利用和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是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生态环境供给侧调控侧重于优化生态系统结构,提高城镇生态系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城镇化需求侧调控侧重于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高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外部环境变化调控主要是应对全球变化对县域城镇化进程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格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为了保证县域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有效供给和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合理适度,可通过实施适度型城镇化模式、集约型城镇化模式、绿色型城镇化模式、共享型城镇化模式和开放型城镇化模式,积极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城镇体系,创新自然资源配置、建设集约低碳城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深化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城镇生态安全等方式,建设健康城镇、集约城镇、绿色城镇、共享城镇和开放城镇,实现新时代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有效保护。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1)构建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用于指导县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状态响应研究,发展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基础理论;(2)构建由城镇化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供给和生态环境需求组成的三维立体判别模型(Urbanization-Supply-Demand,USD),创新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状态与类型判定识别方法;(3)发现了黄土高原城镇化呈现“核心-外围”的空间格局,高原风沙区和干旱荒漠区的城镇建成区周围区域的植被绿度和生态价值较高,认为从辩证的和系统的角度理解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是认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阶段性和地域差异性的科学途径;(4)设计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框架,明确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调控目标、重点和方向,提出了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与策略。
胡志林[7](2018)在《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 ——以湖北鄂州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一些大城市所属的郊区发展相对滞后,而与大城市不相隶属的毗邻地区却普遍快速发展。在我国大城市迅速扩张时期,大城市郊区的发展战略、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和空间结构直接影响到大城市实力的提升及区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当前经济增速换挡、发展动力转换、产能过剩严峻、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复杂而又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大城市经济发展亟须加快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集中于大城市、大都市的视角,本文“反其道而行”的研究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发展,实证对比分析大城市与毗邻区中小城市城乡经济发展差异,探索加速实现大城市郊区与毗邻城市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融合发展的路径,契合了当前区域协调发展的态势。加快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有利于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当前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种新态势,大城市毗邻区的中小城市通过主动对接、全面融合发展已逐步成为城市协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一种重要实践。总的来说,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是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物质基础,唯有在此基础上,城乡融合发展才有可能实现。鄂州是湖北省面积最小的地级市,常住人口约百万,城镇人口不足60万,在中国只能算是四线或五线城市。但因其毗邻国家中心城市、湖北省会武汉市,带来了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基于我国普遍存在的大城市毗邻地区的经济日益受到中心大城市经济的影响和带动这一现象,本文将关注点聚焦到大城市毗邻区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探索加速实现大城市郊区与毗邻城市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融合发展的路径。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选题,论文从统筹区域内和区域外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大城市毗邻区鄂州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测度、动力机制,试图构建一套综合评价体系,从城乡经济一体化角度评价衡量大城市毗邻区发展并找出差距,探索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和新方法,为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本文在绪论部分首先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介绍,梳理了国内外城乡关系研究的文献,阐述了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最后对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归纳描述。第一章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梳理了有关城乡关系、城市发展的研究,辨析了城乡一体化的含义,并明确了城乡经济一体化作为城乡一体化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的决定性地位。从国内外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出发,梳理了国内外从二元经济结构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研究方向转变的文献,剥离出了关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相关内涵,并提出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四个维度,即城乡生产要素配置、城乡经济结构协调发展、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缩小、城乡可持续发展,为后文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测度奠定分析框架。从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出发,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及固化阶段、逐步松动和城乡一体化三个阶段来梳理国内相关政策和研究。第二章对大城市毗邻区与城乡经济一体化进行描述分析。在现有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大城市及大城市毗邻区内涵,并总结出大城市毗邻区的类型、特征和动力及问题。分析了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思路,从内部和跨区域两个角度分析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双重性,通过第一章提出的城乡生产要素配置、城乡经济总量发展、城乡经济结构、城乡可持续发展等四个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维度,对国内8个大城市毗邻区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作对比,梳理总结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四个维度特征,并梳理总结了大城市上海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实践,为研究大城市毗邻区鄂州市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第三章阐释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测度维度、评价方法。在前文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及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四个维度特征基础上,总结出定量测度的维度,根据综合指标体系的选取原则,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介绍综合指标评价分析方法。第四章,对大城市毗邻区鄂州市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发展现状、动力因素、差异原因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湖北鄂州为典型案例,从鄂州市基本情况出发,概述了鄂州自身经济基础较好、空间区位等内外部发展优势;对鄂州城乡经济发展现状与差距进行了科学分析,深入剖析了城乡经济差异的原因,以便更好地理解把握鄂州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及类似鄂州市这种大城市毗邻区域城乡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趋势。第五章,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武汉毗邻区鄂州城乡经济一体化进行测度,然后进行综合评价及驱动因素分析,并将鄂州与武汉郊区江夏区城乡经济一体化进行对比分析,根据两者差距,提出要打破行政区划局限,通过大城市郊区与毗邻区中小城市一体化融合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按照第一章提出的四个维度和第三章提出的指标体系,测算出鄂州市1983-2015年的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得出鄂州市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变化趋势,分别从城乡生产要素配置、城乡统一规划、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以及中心城市外溢效应等四个角度对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将鄂州与武汉江夏、新洲、蔡甸等郊区城乡经济一体化效率进行对比分析,同时结合上海与毗邻区昆山发展现状,提出必须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划局限,采取积极主动的发展策略,探索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和新方法,从产业、空间、交通及生态等多方面发挥自身的特色与独特的功能,吸引中心城市要素转移,才能走出中心城市的“灯下黑”效应的影响,加速大城市灯下黑郊区与毗邻区中小城市城乡经济一体化进而实现融合发展甚至区域一体化发展阶段。第六章,提出了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和对策建议。通过推进区域交通网络化建设,推进区域城乡产业互补,推动区域城乡市场对接,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打通城乡要素资源流动通道等五个方面建议措施,为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总体来说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好于大城市灯下黑郊区,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更快。大城市不宜摊大饼式扩大中心城区规模带动郊区发展,应打破区域行政局限,鼓励大城市郊区与毗邻中小城市经济一体化,解决大城市郊区灯下黑等发展滞后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现有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大城市武汉市的毗邻地区鄂州市的城乡经济发展实际,建立了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生产要素、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24个具体指标对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进行测量评价区域平衡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四个维度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动力和重要性是有明显差异。论文的创新之处基于现有基础进一步厘清大城市毗邻区的概念,充分考虑了区域的空间属性,将城乡经济一体化从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中剥离出来,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充分考虑了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双重性,从跨区域和区域内部两个角度研究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特征;从城乡一体化的物质基础——城乡经济一体化这一板块切入,创新地提出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四个维度,即城乡生产要素配置合理、城乡经济结构协调发展、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缩小、城乡经济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为依据构建测度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指标体系,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进行测度评价,提出了大城市郊区与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系统化的对策建议,对于正确认识区域间和区域内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科学把握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有效制定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刘子榕[8](2017)在《新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农地荒芜现象日益严重,现有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使占我国总人口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使全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解决好农村的土地问题至关重要。自十七大关注农村问题后,土地流转也在逐渐开展,但在不同的区域经济环境下,我国的土地流转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出了保障农民权益和保障农户用地问题,要将农民的土地收入作为财产性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河西走廊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要塞以及经济要塞,如今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中也开始重新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但因受到国情、政策、制度、发展条件和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河西走廊农村土地流转仍然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难点和问题。本文主要在探讨国内外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对河西走廊五市的土地流转进行实地调研,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河西走廊土地流转问题进行研究,通过了解河西走廊农村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找出制约河西走廊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提出构建土地流转一体化市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特别是集体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完善金融市场和保险体系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更好地提高农民的收入,保障农民权益,发展农村经济,为实现河西走廊的农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以及城镇化建设奠定基础。
米瑞华[9](2015)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内段)人口空间结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战略部署为国家生产力布局适度调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提供了预期。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要素将更加集聚。国内外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交通运输、经济、文化、旅游、地缘、生态、考古等方面,关于丝绸之路人口空间结构的系统研究较少。人是经济建设的主体,同时又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要素布局要以人口空间结构特征为基本依据之一,以使产业布局具有良好的人力资本环境和经济效率,同时权衡使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成果为更多人所享受的社会治理目标。当下,我国人口结构失衡情况日益突出,甚至超越人口数量矛盾成为我国未来人口生态建设的主要问题。而人口空间结构研究使人口结构矛盾和人口一经济压力凸显于地图空间中,为经济、社会治理工具的合理开发提供依据。而该领域研究的缺失必然会对政策制定形成误导,导致地方政府只以局部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总量和均量值作为政策依据,而难以察觉区域人口构成在整个经济带中的地位、特色及其影射的经济潜力和社会治理重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面临水资源、土壤沙漠化等环境约束,需要吸取古代人类大规模开垦活动的经验和教训,使城镇化、工业化过程能够适应当地的基础生态环境而得以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慎重考察产业布局和人口空间结构的历史、现状及趋势。古丝绸之路人口空间结构变动过程研究中,以文献研究、人口数据空间化、归纳分析等方法,对两汉、隋唐、辽宋、元、明、清代等六个历史时期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模拟,分析了影响古丝绸之路沿线人口分布变动的重要因素,并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简单的概况。在此基础上,提炼繁荣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古丝绸之路在西北边疆拉锯式收缩扩张的政治周期中,其人口分布几经聚散,人口构成不断更替,生产力和文化在盛唐时期最为发达,丝绸之路沿线商旅延绵,起点城市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际化大都市,但随着唐末爆发的连绵战争,以及西域政权割据、气候变化、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海运兴起等各种影响因素,长安城迅速衰落,丝路沿线人口生态环境也不断恶化。丝绸之路繁荣昌盛时期往往具有起点城市人口密集、丝路沿线人口空间分布连续、途径地区生产力和文化先进等人口空间结构特点,而丝绸之路萧条时期则正相反。当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处于国内外政治环境和经济秩序稳定的关键发展期,“以古鉴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应重视西安作为经济增长极的作用、人口适度集聚于适宜发展区、充分向西开放、重视向西道路交通建设,并依靠科技手段保护环境和恢复生态。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现状研究,以人口密度格网化方法和人口构成趋势面分析方法,绘制人口密度格网分布图和人口构成空间分布图,通过地图叠加比较了各省、地区的人口空间分异情况;采用因子分析法约减人口空间结构变量以减少信息冗余和共线性,在此基础上通过聚类分析得到研究区域的人口区划,以充分解释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现状的关键特征。研究发现2010年丝绸之路人口密集区集中分布在陕西关中、甘肃陇中、陇东南及河西走廊、青海西宁和海东地区、宁夏银川平原、以及新疆天山南北坡、伊宁平原、塔里木盆地外缘的绿洲地带等。人口格网密度分布反映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各个区域人口承载力的有限性和差异性,且这种差异化格局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客观性和稳定性。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自然构成、年龄构成、教育构成、人均收入、产业构成、城镇化水平等26个人口专题地图,反映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人口属性分布各具特征,空间分异较大,各省区、各地区人口发展所处阶段具有差异性,陕甘等地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青、宁、新三省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尚处在人口快速惯性增长阶段,尤其是南疆三地州、青海玉树、果洛等州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较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较低、人均收入较低,是人口压力相对较大的地区;西安、乌鲁木齐等五大省会城市高素质人力资本聚集,外来人口比重大,第三产业人口比重大,是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承接区;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甘青新交界处等矿区人口以第二产业人口为主,人均收入最高,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性别比最高,人口迁移流动较大;基于因子分析方法约减变量以消除重复和冗余信息,得到“年龄结构因子”、“家庭规模因子”、“医疗卫生因子”、“民族因子”、“教育因子”、“收入与城市化因子”六个主成分,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将360个区县聚为“人口快速增长的农业贫困区”、“水土流失型农业人口迁出区”、“人口较快增长的农业发展区”、“率先进入老龄化的综合发展区”、“外来人口聚集的高收入资源区”、“人口城镇化的重点承载区”六大人口区划,便于准确直观的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的关键特征,并为预测和优化建议等人口规划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机制研究方面,主要采用边际理论分析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家庭决策过程,并分析人口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对城乡经济发展的效应,考虑新型城镇化、道路交通建设、互联网贸易和新物流、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相关制度改革、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对人口空间结构的影响,并以数学模型表达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经济要素空间格局对人口空间结构的回归系数较为显着。经济规律通过作用于人口的自然变动(出生率、死亡率及二者速度差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口机械变动(当前主要是人口城镇化)而对人口空间结构变动发挥作用;人口城镇化促使城镇人口增长、就业增加、技术进步及市场扩大,并促使农村地区劳动力减少、人均收入提高及农业技术进步。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有:新型城镇化和互联网贸易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同时,平抑人口密度阶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减小人口空间位移成本,促进人口点、轴状聚集;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将促使人口向西安等区域特大城市加速聚集;制度改革将减轻人口迁移流动的“配重”,促进人口向城镇聚集;资源环境对人口空间结构变动形成约束条件;基于以上分析设计一个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简单模型,以简明的表达其变动机制。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预测部分,主要采用人口灰色动态预测方法预测人口,并基于格网化和趋势面方法进行预测值的空间化,基于预测结果给出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分布的经济效率评价和优化建议。研究发现2010~2020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快速增长,增长较快的区域主要为大中型城市、资源工业型经济热点地区、以及新疆、青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2020-2030年间,陕西、甘肃大部分区县进入人口拐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部分区县仍处于人口惯性增长阶段;大中城市人口聚集,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城市空间扩展;2030~2040年间,人口迁移的主流仍然是农业地区向城镇聚集,但迁移总量较前一个预测期略低,陕甘地区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人口规模持续减少,宁青新三省区将成为人口主要迁出区;大城市“郊区化”现象普遍出现;2040~2050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城镇化过程基本实现,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各级城市或城镇中,人口聚集度非常高,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的规模非常小,城乡二元的界限模糊,由于人口老龄化、人口密度过大、以及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人口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在各大中城市普遍出现。2050年人口格网密度分布图的空间基本形态与2010年相似,但大中城市人口密度有大幅增加,沿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明显的珠串状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以国际化大都市西安为起点,人口分布沿丝绸之路主干道(主要是陇海—兰新—北疆—南疆铁路)具有明显的点轴状特征,人口增长较快的城市主要有西安、成阳、宝鸡、榆林、延安、兰州、武威、金昌、嘉峪关、张掖、酒泉、西宁、格尔木、银川、吴忠、石嘴山、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奎屯、伊宁、库尔勒、喀什等区域中心城市,茫崖、若羌、哈密等过去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由于南疆铁路环线的建成通车而导致人口较快增长,而陕南地区、甘南、陇南、玉树、果洛、西海固、南疆三地州等地区将成为主要的人口迁移疏散区;由于少子化、老龄化及人口城镇化等原因,陕甘宁等地的中小城镇、经济小县人口持续减少,且分布更加聚集,西北广大农村地区人口密度降低。研究认为人口空间结构应当与自然、经济等人口立地条件相适应,当人口空间结构与立地条件不相适应时,应通过生产力布局调整、加大迁移便利性等途径优化人口空间结构,建议以自由贸易区、内陆港等政策倾向为途径,充分培育西安、乌鲁木齐等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增长极,加快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优化,重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加速人口快速增长的南疆地区的铁路建设,人口迁移和科学生育并举缓解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以利于人口密度和人口构成伴随着生产力布局的变动而匹配优化,依靠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市场规律,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效率提高、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人口空间结构优化目标。
夏妍[10](2014)在《村落中的民族关系研究 ——以天堂村为例》文中提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关系从来都是多民族国家需要面对和重视的重大议题。民族关系是否融洽、和谐是判断当今多民族国家社会安定祥和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彼此交错杂居造就了不同地区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当某一个民族选择了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一定的范围内时,民族关系便开始萌生。在多元文化形成的同时,各民族也借由纷繁多样的文化表现构建出不同层次上的民族关系,这些关系表现为各个民族在共生共处中的接触、交往、交流、合作或彼此产生偏见、成见、摩擦、冲突。各民族间通过选择而结成相互间的关系关联,并在跨文化的互动中,分享彼此的历史经验、知识、情感、情绪、观念,共同的经验和知识范围为了解奠定了基础,为平和友善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村落社区研究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田野调查是学科之根,在跨越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但经历了起承转合仍屹立不倒、持续向前。田野和文本的传统是不可替代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抛弃。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城镇化以及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一刻都不曾停歇,中国的村落正在上演一场“变形记”,多民族杂居村落中的民族关系也在“变形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以多民族杂居村落为田野,并将村落置于文化的各个层次中来考量民族关系。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与村落社区的结合,为民族关系提供了构建的介质和变化发展的场域,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互动展现村落社区中民族关系的形态。文章除了对以上的过程进行描述、分析与总结之外,也评价了我国村落社区研究中的优势与不足,并尝试性地回答了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村落社区研究出路的问题。文章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对村落社区研究和民族关系研究的相关现状进行了阐述、分析和评价;表明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阐释了本文研究所选用的理论框架,以及文章写作所选择的切入点。第二章概括介绍了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基本情况和历史沿革;又从自然和人文的角度对田野调查地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第三章在分析、解释并讨论村落与文化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中,民族关系在生计方式、居住格局中如何构建和发展,以及二者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第四章在分析、解释并讨论村落与文化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中,民族关系在语言、宗教和婚姻中如何构建和发展,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第五章从民族关系的本质、民族关系的特点、民族关系的过程和发展等方面对天堂村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总结。第六章在对天堂村民族关系分析阐释和耗散结构理论的启示下,回答了民族关系的存在形式;民族关系求同与识异;以及天堂村和谐民族关系如何构建、发展等问题。
二、河西走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西走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区域 |
1.3 研究前提 |
1.3.1 “经济人” |
1.3.2 “社会人” |
1.4 研究思路和框架 |
1.5 研究方法 |
1.5.1 文献综述 |
1.5.2 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
1.5.3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
1.5.4 比较分析 |
1.6 小结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2.1 理论基础 |
2.1.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 |
2.1.2 公共产品理论 |
2.1.3 外部性理论 |
2.1.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5 生态伦理理论 |
2.2 国外生态补偿内涵及实践模式 |
2.2.1 国外对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 |
2.2.2 国外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2.2.3 国外生态补偿实践模式 |
2.3 国内草原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2.3.1 国内对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 |
2.3.2 国内草原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2.4 小结 |
第三章 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PESREn)复合系统协调性及草原生态经济综合评价 |
3.1 河西走廊PESREn复合系统协调性评价 |
3.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
3.1.2 PESREn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
3.1.3 PESREn复合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 |
3.2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评价 |
3.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 |
3.2.2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测度 |
3.2.3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 |
3.3 小结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牧民参与行为特征分析 |
4.1 调查基本情况 |
4.1.1 调查区域的选择 |
4.1.2 调查区域概况 |
4.1.3 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 |
4.2 牧民的社会特征 |
4.3 牧民的经济特征 |
4.4 牧民的生态意识 |
4.5 牧民对政策的认知 |
4.6 牧民的生产行为 |
4.7 草地流转与牧民移民倾向 |
4.8 政策的监管 |
4.9 牧民对政策的评价和期望 |
4.10 小结 |
第五章 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行为响应及影响因素 |
5.1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5.1.1 变量选取 |
5.1.2 研究方法 |
5.1.3 模型检验 |
5.2 牧民行为响应及影响因素 |
5.2.1 牧民行为响应 |
5.2.2 影响因素 |
5.3 牧民行为响应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
5.4 小结 |
第六章 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
6.1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6.1.1 变量选取及描述 |
6.1.2 研究方法 |
6.1.3 信度和效度分析 |
6.2 牧民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
6.2.1 牧民的满意度 |
6.2.2 影响因素 |
6.3 牧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
6.3.1 青藏高原区 |
6.3.2 西部荒漠草地区 |
6.3.3 少数民族地区 |
6.4 小结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应分析 |
7.1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研究方法 |
7.1.1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数据来源 |
7.1.2 研究方法 |
7.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应测度 |
7.2.1 经济效应 |
7.2.2 生态效应 |
7.2.3 社会效应 |
7.2.4 综合效应 |
7.3 小结 |
第八章 基于牧民需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优化对策建议 |
8.1 以区域差异为依据,细化生态补奖标准 |
8.2 以技术补偿为主,探索生态补偿集体奖励制度 |
8.3 以集约化经营为方向,逐步实现放牧与舍饲养殖相结合 |
8.4 以延长产业链为突破口,实现草原经济三产融合 |
8.5 以生态移民工程为保障,转变牧民生产生活方式 |
8.6 以系列化改革为手段,建立生态补偿配套制度 |
第九章 讨论、结论与展望 |
9.1 讨论 |
9.2 结论 |
9.3 创新点 |
9.4 下一步研究计划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草原生态补偿情况调查问卷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在学期间参与课题 |
致谢 |
(2)下山入滩:河西走廊东台村农业生产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由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东台村农业生产转型的自然人文空间 |
第一节 东台村的时空情景 |
一、地理环境 |
二、村庄历史 |
三、村庄聚落 |
第二节 东台村的生计方式 |
一、种植农业收入 |
二、养殖收入 |
三、务工收入 |
第三节 东台村的家庭 |
一、家庭结构 |
二、分家 |
小结 |
第二章 “三西移民”政策与下山入滩 |
第一节 三西移民与下山入滩 |
一、山上的农业生产生活 |
二、下山入滩的政策号召 |
三、下山入滩的推力与拉力 |
第二节 东台村村民的入滩历程 |
一、入滩过程中的吊庄与定居 |
二、入滩过程中的波折 |
第三节 搬迁移民在滩上站稳脚跟 |
一、打井:生存的保障 |
二、平田:生存的命根 |
小结 |
第三章 东台村种植农业产业化的形成 |
第一节 农业种植产业化的兴起与发展 |
一、从自给自足到产业化种植 |
二、产业化农产品的引进与扩种 |
第二节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和销售 |
一、东台村胡萝卜特色产业组织形成 |
二、东台村胡萝卜的市场销售 |
小结 |
第四章 水利灌溉:农业生产转型的关键 |
第一节 东台村水利灌溉的基本特征及类型 |
一、东台村水利灌溉的基本特征 |
二、东台村水利灌溉的主要类型 |
第二节 东台村在农业生产中的灌溉管理及实践 |
一、东台村农业用水的管理制度 |
二、政府对水资源逐渐管控严格 |
小结 |
第五章 农业生产转型中的换工与雇工 |
第一节 村落结构与生产协作 |
第二节 换工:农产品收获过程中的互惠 |
一、东台村农业生产中的换工 |
二、还工与互惠 |
第三节 雇工:农业生产转型中的雇佣关系 |
一、东台村农业的资本化 |
二、东台村的雇工 |
小结 |
结论 |
一、东台村农业生产与社会的关系 |
二、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交织 |
三、东台村生产转型的经济人类学启发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
一、国外交融地带研究的发展与演变 |
二、民族走廊社会变迁研究 |
三、天祝汉藏交融地带的相关研究 |
四、小结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一、概念界定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思路 |
四、论文架构 |
第五节 田野调查 |
一、田野点介绍 |
二、田野资料收集 |
第二章 农牧业交融社区的生计嬗变及困境 |
第一节 雏形:农牧混合生产模式的成型过程 |
一、早期的人口迁入 |
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
三、混合税收下的半农半牧雏形 |
第二节 延续:去集体化过程中的农牧业困境 |
一、牧民的困境与选择 |
二、农民的困境与选择 |
三、新的机遇与尝试 |
第三节 探索:现代化农业的尝试 |
一、外来菜商与本地农民 |
二、从传统农牧业走向现代农业 |
第四节 农—牧业社区生计模式变迁的比较 |
一、牧区A村的“资源型”生计模式 |
二、农区C村的“市场型”生计模式 |
三、生计混合地带的发展特征与挑战 |
第三章 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及演变 |
第一节 汉藏交融:B村文化的成型 |
一、汉藏文化相聚 |
二、未及重建的再建 |
第二节 民间文化的复归 |
一、仪式的兴起 |
二、生命仪式回归 |
第三节 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文化的流变 |
一、文化与仪式 |
二、现代生活中的生命仪式 |
第四节 汉—藏族社区文化变迁形态的比较 |
一、藏族A村的文化变迁 |
二、汉族C村的文化变迁 |
三、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与分离 |
第四章 村落社会交往及关系的演变 |
第一节 流域内汉藏民族之间持续地互动与互融 |
一、淘金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二、佛事活动中三村的相遇 |
三、现代农业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第二节 半农半牧区B村的空间社会关系变化 |
一、局限在村内的互助与互动 |
二、延伸到村外的社会关系 |
三、市场化语境下村庄社会关系形态 |
第三节 交融地带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对比 |
一、A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二、C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三、社会空间与关系演变的分化 |
第五章 交融地带村庄社会变迁的比较分析 |
第一节 暖棚事件的透视 |
一、从修建到废弃 |
二、B村发展受限的主要致因 |
第二节 村庄社会变迁动力与发展路径的比较 |
一、三个时期村庄变迁的动力因素 |
二、半农半牧区的社会变迁模式 |
三、农业与牧业村庄的社会变迁模式 |
第三节 村庄社会变迁中的连续与断裂 |
一、社会变迁与交融地带的一体化 |
二、交融地带的不对称发展 |
三、受益与受限:交融的社会效应再讨论 |
第六章 民族走廊的多元与交融 |
第一节 民族走廊的主体多元特性探讨 |
一、交融地带的客观性 |
二、交融地带的延续性 |
三、民族识别与交融地带的特殊性 |
第二节 民族走廊的交融特性与延续 |
一、区域的调和与适应 |
二、交融维持的动力要素 |
三、交融地带的流动性 |
第三节 民族走廊交融地带的反思 |
一、民族走廊与地图上的贫困带 |
二、交融地带存在的表征与建构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第一节 交融地带村庄的多元特性 |
第二节 交融地带在社会变迁中的选择 |
第三节 交融地带主体性的关注 |
第四节 交融地带研究的政策应用 |
第五节 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访谈问卷大纲 |
附录二:村庄被访者信息对照表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甘肃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农村人口变动综述 |
二、农业产业发展综述 |
三、农村人口变动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综述 |
四、文献述评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技术路线 |
第五节 论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一、可能的创新 |
二、研究不足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第一节 人口变动理论 |
一、人口转变理论 |
二、桑德巴模式 |
第二节 农业发展理论 |
一、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
三、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
四、梅勒农业发展阶段论 |
第三节 人口变动影响农业产业发展机理 |
一、人口变动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影响 |
二、人口变动对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影响 |
三、人口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
四、人口变动对农业产出结构的影响 |
五、人口变动对农业产出效率的影响 |
第三章 甘肃农村人口变动及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人口变动 |
二、农业高质量发展 |
第二节 农村人口变动现状 |
一、农村人口数量变动 |
二、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
三、农村人口教育水平变动 |
四、农村人口性别结构变动 |
五、小结 |
第三节 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
一、农业发展状况 |
二、农业产出结构变化 |
三、农业技术发展状况 |
四、农业规模化发展状况 |
五、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化 |
六、小结 |
第四章 甘肃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第一节 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产值的影响 |
一、模型构建 |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第二节 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
一、模型构建 |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第三节 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
一 模型构建 |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三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第四节 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产出结构的影响 |
一 模型构建 |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三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第五节 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一 模型构建 |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三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第六节 小结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 |
二、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 |
三、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
四、促进土地有效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
五、发展“互联网+农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
六、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加强耕地保护意识 |
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一、个人简历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农与菜:D村高原夏菜种植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背景及意义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四、田野点概况 |
第一章 村庄经济结构的转型:从农牧兼营到农作物的种植一枝独秀 |
第一节 牧业的“消失”:从半农半牧到禁牧休牧 |
第二节 农作物种植类型的更替:从小麦、油菜到高原夏菜 |
第二章 高原夏菜种植之路:坎坷中不乏惊喜 |
第一节 种菜:从零星试种到全面开花 |
第二节 卖菜:基于个体散户的层级销售链 |
第三节 收获:期盼与喜悦相随 |
第三章 高原夏菜种植困境:问题与成因 |
第一节 高原夏菜增产潜力不足:资本与市场 |
第二节 双重风险:自然灾害与市场波动 |
第四章 高原夏菜种植困境之突围:政府、农民与市场 |
第一节 确立发展模式: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
第二节 重科学:提升高原夏菜种植的技术支撑与培训 |
第三节 灾险防御:健全高原夏菜生产保障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2018年度D村劳务输转月报表 |
附录二:主要访谈对象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关键问题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目标 |
1.2.3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数据来源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研究动态 |
2.1 城镇化过程与机制研究 |
2.1.1 城镇化概念与内涵研究 |
2.1.2 城镇化格局与过程研究 |
2.1.3 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
2.1.4 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
2.1.5 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
2.2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研究 |
2.2.1 城镇化的景观格局响应 |
2.2.2 城镇化的热环境响应 |
2.2.3 城镇化的污染环境响应 |
2.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
2.3.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 |
2.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过程 |
2.3.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调控模式 |
2.4 研究进展评述与启示 |
2.4.1 研究评述 |
2.4.2 主要启示 |
第三章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的基础理论 |
3.1 概念辨析与界定 |
3.1.1 城镇化与城镇化过程 |
3.1.2 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响应 |
3.2 城镇化演进过程理论基础 |
3.2.1 城镇化阶段理论 |
3.2.2 人口迁移理论 |
3.2.3 非均衡发展理论 |
3.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理论基础 |
3.3.1 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理论 |
3.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圈理论 |
3.3.3 景观生态学理论 |
3.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响应调控理论基础 |
3.4.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3.4.2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
3.5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构建 |
3.5.1 理论渊源 |
3.5.2 理论基础 |
3.5.3 理论涵义 |
3.5.4 供需规律 |
3.5.5 数学表达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经济基础 |
4.1 黄土高原区域范围 |
4.2 自然地理基础 |
4.2.1 地形地貌 |
4.2.2 气候特征 |
4.2.3 土壤植被 |
4.3 自然资源基础 |
4.3.1 水资源 |
4.3.2 土地资源 |
4.3.3 矿产资源 |
4.3.4 农产品资源 |
4.4 生态环境状况 |
4.4.1 生态环境特征 |
4.4.2 生态环境问题 |
4.5 社会经济基础 |
4.5.1 人口分布特征 |
4.5.2 经济发展水平 |
4.5.3 社会事业概况 |
4.6 城镇化现状特征 |
4.6.1 城镇化总体特征 |
4.6.2 城镇化空间格局 |
4.6.3 城市群建设现状 |
4.7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时空过程与影响因素 |
5.1 城镇化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方法 |
5.1.1 城镇化时空变化测算方法 |
5.1.2 城镇化地域分异影响因子识别方法 |
5.2 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特征 |
5.2.1 城镇化水平变化过程 |
5.2.2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 |
5.2.3 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 |
5.3 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识别 |
5.3.1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分析 |
5.3.2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交互探测 |
5.3.3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分区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空间格局响应 |
6.1 城镇化生态环境格局响应计量方法 |
6.1.1 城镇化空间格局识别方法 |
6.1.2 生态环境格局响应计算方法 |
6.2 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
6.2.1 城镇化空间时序变化过程 |
6.2.2 城镇化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
6.2.3 城镇化空间结构变化特征 |
6.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格局响应 |
6.3.1 城镇化与地表温度变化格局 |
6.3.2 城镇化与植被绿度变化格局 |
6.3.3 城镇化与生态价值变化格局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状态响应 |
7.1 城镇化生态环境状态响应计量方法 |
7.1.1 生态系统服务评分矩阵构建 |
7.1.2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测算模型 |
7.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供需格局 |
7.2.1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总体特征 |
7.2.2 生态系统服务潜在供给格局 |
7.2.3 生态系统服务实际供给格局 |
7.2.4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现状格局 |
7.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供需状态响应 |
7.3.1 城镇化的生态系统供需格局 |
7.3.2 城镇化的生态系统供需响应 |
7.3.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类型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模式 |
8.1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机制 |
8.2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协调框架 |
8.2.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目标 |
8.2.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框架 |
8.2.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机制 |
8.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协调发展模式 |
8.3.1 适度型城镇化模式 |
8.3.2 集约型城镇化模式 |
8.3.3 绿色型城镇化模式 |
8.3.4 共享型城镇化模式 |
8.3.5 开放型城镇化模式 |
8.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策略 |
8.4.1 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
8.4.2 创新自然资源配置,建设集约低碳城镇 |
8.4.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
8.4.4 深化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8.4.5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城镇生态安全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9.1 结论 |
9.2 讨论 |
9.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 ——以湖北鄂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第一章 城乡经济一体化理论及实践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一、城乡关系理论 |
二、区位论 |
第二节 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及内涵 |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及启示 |
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
第三节 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践 |
一、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及固化阶段 |
二、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松动阶段 |
三、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大城市毗邻区与城乡经济一体化 |
第一节 大城市毗邻区概念及界定 |
一、大城市的内涵 |
二、大城市毗邻区 |
第二节 大城市毗邻区类型、特征、动力及问题 |
一、大城市毗邻区类型 |
二、大城市毗邻区的特征 |
三、大城市毗邻区发展的动力 |
四、大城市郊区及毗邻区的现状与问题 |
第三节 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思路 |
一、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原则 |
二、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
三、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
第四节 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双重性及实践 |
一、跨区域城乡经济一体化 |
二、区域内部城乡经济一体化 |
三、上海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实践 |
四、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必然性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
第一节 城乡经济一体化维度选取及指标选取的原则 |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维度选取 |
二、指标选取的原则 |
第二节 城乡经济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一、生产要素 |
二、经济总量 |
三、经济结构 |
四、经济可持续发展 |
第三节 综合指标评价分析方法 |
一、主观赋权法 |
二、客观赋权法 |
第四章 毗邻区鄂州市的典型性及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现状 |
第一节 鄂州的典型性 |
一、区位特征明显 |
二、城市规模不大 |
三、经济社会发展较快 |
第二节 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因素 |
一、自身有利因素 |
二、外部有利因素 |
第三节 城乡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差距 |
一、城乡居民收入的现状与差距 |
二、城乡居民消费的现状与差异 |
三、城乡居民储蓄的现状与差异 |
第四节 城乡经济差异的原因 |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 |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剧 |
三、周边大城市“虹吸效应”明显 |
四、空间结构存在阻碍 |
第五章 鄂州市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测度:兼与江夏区对比 |
第一节 数据预处理 |
一、数据介绍 |
二、原始数据正向化 |
三、原始数据标准化 |
第二节 主成分分析法运用 |
一、数据检验 |
二、选取主成分 |
三、计算因子载荷矩阵 |
四、因子载荷矩阵的标准化 |
五、方差最大旋转主成分得分系数 |
六、综合指数计算 |
第三节 结果评价及因素分析 |
一、结果评价 |
二、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驱动机制分析 |
第四节 毗邻区与江夏区等地区的对比分析 |
一、“灯下黑”地区特征 |
二、江夏区与鄂州市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比较 |
三、武汉其他“灯下黑”地区与鄂州市的比较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促进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推进区域交通网络化建设 |
一、地面道路一体化 |
二、轨道交通一体化 |
三、水运发展一体化 |
四、航空发展一体化 |
第二节 推进区域城乡产业互补 |
一、创新产业发展联动模式 |
二、实现产业融合错位化 |
三、更加注重产业生态化 |
第三节 推动区域城乡市场对接 |
一、与大城市郊区的市场对接 |
二、区域内城乡市场对接 |
三、推进城市群发展及毗邻区城市网络化建设 |
第四节 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
一、加大农村地区固定资产投资 |
二、提高农村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 |
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
四、为农民增收提供全方位服务 |
第五节 打通城乡要素资源流动通道 |
一、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二、加快城乡金融制度变革 |
三、加快城乡公共品供给体系改革 |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件 |
(8)新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来源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2 河西走廊地区农村土地利用的整体情况 |
2.1 河西走廊地区概况 |
2.2 河西走廊土地流转的意义 |
2.2.1 有利于市场发挥对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提高河西走廊农村土地价值,保障农民权益 |
2.2.2 有利于提高河西走廊农业生产力水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
2.2.3 有利于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河西走廊的城镇化建设 |
2.2.4 有利于城市资本流向农村,创新农村金融环境 |
2.2.5 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河西走廊全面发展 |
2.3 河西走廊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整体进程 |
2.4 河西走廊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 |
2.4.1 土地流转呈现加速上升趋势 |
2.4.2 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是出租、互换、转包 |
2.4.3 流转主体多元化、转出土地经营范围多样化 |
2.4.4 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仍然较小 |
2.4.5 不同地区流转的土地用途不同 |
2.4.6 土地流转整体效益明显提升,但存在农地质量有下降趋势 |
3 新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现状分析 |
3.1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供求分析 |
3.1.1 河西走廊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供求状况的分析 |
3.1.2 土地流转市场供求决策状况的分析 |
3.1.3 影响整个土地流转市场供求变化的原因 |
3.2 农村土地流转中价格体系分析 |
3.3 河西走廊地区土地流转后整体效益分析 |
4 河西走廊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土地流转意愿有所改变,但是土地流转的权利意识亟需提高 |
4.2 河西走廊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 |
4.3 土地流转不规范,农地经营缺乏持久稳定性 |
4.3.1 土地流转之后处置权无约定 |
4.3.2 土地流转之后的用途无约定,机会行为初现端倪 |
4.3.3 土地流转之后土地的质量维护无约定 |
4.4 政策宣传贯彻不到位,部分基层行政村和流转主体参与意识淡薄 |
4.5 气候条件制约土地流转 |
4.6 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老龄化,缺乏开拓型和创新型的农民 |
4.7 河西走廊的土地流转风险补偿机制不够完善,缺乏金融投资 |
4.8 从制度层面分析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深层原因 |
4.8.1 从产权理论进行分析 |
4.8.2 从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
4.8.3 从博弈论角度分析 |
5 完善河西走廊农村土地流转的措施建议 |
5.1 构建土地流转一体化市场 |
5.1.1 加强规范化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 |
5.1.2 进行确权颁证及抵押登记,建立承包土地的收益价值评估机制 |
5.1.3 实现抵押贷款交易平台与管理服务平台相融合 |
5.1.4 建立农村土地价值评定管理机构和信息管理系统 |
5.2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
5.2.1 细化物权,重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
5.2.2 强化产权保护,建立规范的土地市场规则 |
5.2.3 保证生产要素市场的有序流动,健全信息流通机制 |
5.2.4 完善土地出让审计,平衡地方政府权力,政治治理与经营管理分离 |
5.3 加大相关政策宣传,促使农村土地健康有序流转 |
5.4 加大相关政策宣传,促使农村土地健康有序流转 |
5.5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探索因地制宜的新方法 |
5.6 加强金融支持,建立新型的农村信贷体系 |
5.6.1 要建立巨灾保险体制,优化信用环境和政府风险补偿机制 |
5.6.2 创新抵押贷款试点模式 |
5.6.3 建立抵押物处置机制 |
结论与不足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内段)人口空间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概念界定 |
1.2.1 人口空间结构定义 |
1.2.2 研究时空范围界定 |
1.2.3 研究区域概况 |
1.3 研究工具、方法和数据来源 |
1.3.1 研究工具和方法 |
1.3.2 数据来源 |
1.4 技术路线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理论综述 |
2.1 相关理论 |
2.1.1 人口空间结构形成及变动机制研究的相关理论 |
2.1.2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
2.2 研究综述 |
2.2.1 丝绸之路人口研究综述 |
2.2.2 人口空间结构研究综述 |
2.3 成果述评 |
第3章 古丝绸之路人口空间结构演变 |
3.1 古丝绸之路人口概况 |
3.2 历史时期西北丝绸之路人口空间分布演变过程 |
3.2.1 两汉时期——丝路开辟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2.2 隋唐时期——丝路兴盛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2.3 辽宋时期——丝路衰退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2.4 元时期——丝路复兴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2.5 明时期——丝路衰退Ⅱ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2.6 清时期——丝路萧条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3 古丝绸之路人口分布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启示 |
3.3.1 古丝绸之路人口分布演变的影响因素 |
3.3.2 古丝绸之路人口分布演变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启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现状研究 |
4.1 基于土地利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密度格网分布 |
4.1.1 格网化方法 |
4.1.2 丝绸之路经济带2010年人口密度格网分布图 |
4.2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指标空间分布特征 |
4.2.1 趋势面分析方法 |
4.2.2 人口指标空间分布特征 |
4.3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的省际、区际分异 |
4.3.1 陕西省人口空间分异 |
4.3.2 甘肃省人口空间分异 |
4.3.3 青海省人口空间分异 |
4.3.4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空间分异 |
4.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空间分异 |
4.4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分异指标分析 |
4.4.1 指标分析方法 |
4.4.2 变量选取 |
4.4.3 结果分析 |
4.5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
4.5.1 因子分析方法 |
4.5.2 变量选取与试验过程 |
4.5.3 因子解释 |
4.5.4 聚类分析方法 |
4.5.5 基于聚类结果的人口区划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机制 |
5.1 人口空间结构与经济要素布局的空间相关性 |
5.1.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经济要素布局现状 |
5.1.2 人口空间结构与经济要素布局的相关关系 |
5.2 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经济学原理 |
5.2.1 人口自然变动的区际差异及其经济学原理 |
5.2.2 人口城镇化的家庭决策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
5.3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
5.4 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模型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预测 |
6.1 基于GM(1,1)修正系数模型的人口分布预测 |
6.1.1 灰色理论建模原理及过程 |
6.1.2 系数设定方法 |
6.2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预测结果 |
6.2.1 丝绸之路经济带2010至2050年人口规模变动趋势面 |
6.2.2 丝绸之路经济带2050年人口密度格网分布图 |
6.2.3 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群人口密度变动情况 |
6.4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未来趋势的经济效率评价 |
6.5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主要结论 |
7.2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方法 |
7.3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村落中的民族关系研究 ——以天堂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文献综述 |
1.1.1 人类学民族学视角下的中国村落社区研究 |
1.1.2 民族关系研究述评 |
1.1.3 “耗散结构理论”在民族学领域的尝试 |
1.2 选题目的及意义 |
1.3 研究设计 |
1.3.1 理论的选取 |
1.3.2 相关的概念 |
1.3.3 研究方法 |
1.3.4 田野调查 |
1.3.5 文章结构 |
第二章 概况 |
2.1 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 |
2.2 历史沿革 |
2.3 天堂村的自然地理 |
2.3.1 地域和位置 |
2.3.2 地形、地貌与气候 |
2.4 天堂村的人文地理 |
2.4.1 天堂村的历史与民族 |
2.4.2 人口构成 |
2.4.3 文化 |
2.4.4 经济 |
第三章 生计方式、居住格局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 |
3.1 生计方式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经验 |
3.1.1 根植于土地的村落民族关系 |
3.1.2 生计方式转型下民族关系的变化 |
3.1.3 开放系统中的竞争与共生 |
3.2 居住格局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 |
3.2.1 天堂村的居住格局 |
3.2.2 居住格局与村落民族关系 |
第四章 语言、宗教信仰、通婚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 |
4.1 语言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 |
4.1.1 天堂村的语言使用情况和问题 |
4.1.2 语言与村落中民族关系的构建 |
4.2 宗教与村落中民族关系 |
4.2.1 宗教、民族与民族关系 |
4.2.2 “信”与“行”——宗教的二重性 |
4.2.3 心灵的慰藉与道德的规范 |
4.2.4 寻求准确的理解 |
4.3 婚姻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 |
4.3.1 天堂村的婚姻情况 |
4.3.2 婚姻的缔结与民族关系 |
4.3.3 婚姻关系的解除与民族关系 |
第五章 天堂村村落民族关系的分析 |
5.1 村落民族关系的本质及其过程 |
5.1.1 村落民族关系的本质 |
5.1.2 村落民族关系的过程 |
5.2 村落民族关系的特点 |
5.2.1 开放性 |
5.2.2 非平衡定态和动态平衡性 |
5.2.3 自组织性 |
5.2.4 不可逆性 |
5.3 村落民族关系的“耗散” |
第六章 对村落民族关系的思考 |
6.1 民族关系的存在与发展 |
6.2 民族关系中的求同与识异 |
6.2.1 民族关系的“识异”研究 |
6.2.2 差异的层次和特点 |
6.2.3 差异与民族关系 |
6.2.4 “求同”与“识异”的关系 |
6.3 关于天堂村民族关系发展的思考 |
6.3.1 在开放性和自组织性中求发展 |
6.3.2 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与村落民族关系 |
6.3.3 村落中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河西走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D]. 杨清. 兰州大学, 2021(09)
- [2]下山入滩:河西走廊东台村农业生产转型研究[D]. 张朋瑞. 兰州大学, 2021(02)
- [3]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D]. 张丽. 兰州大学, 2021(02)
- [4]甘肃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苏盼.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农与菜:D村高原夏菜种植实践研究[D]. 马军虎. 兰州大学, 2020(01)
- [6]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D]. 宋永永. 陕西师范大学, 2019
- [7]大城市毗邻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 ——以湖北鄂州为例[D]. 胡志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8]新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D]. 刘子榕. 西南科技大学, 2017(11)
- [9]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内段)人口空间结构研究[D]. 米瑞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10]村落中的民族关系研究 ——以天堂村为例[D]. 夏妍. 兰州大学, 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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