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群心理社会因素及综合健康水平的监测(论文文献综述)
穆晓敏[1](2021)在《老年慢性病共病模式挖掘与防控策略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逐渐延长,老年慢性病人群普遍存在共病现象,共病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健康的重要隐患。与单一慢性病相比,共病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药物不良事件风险增加、死亡风险增加、医疗资源消耗增加等,给慢性病防控和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但目前慢性病管理侧重于单病种管理,与老年慢性病人群普遍存在共病的现象不一致,开展共病模式挖掘研究对了解共病现状,完善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在医疗大数据背景下,如何在现有的大量且异构化的医疗数据中挖掘共病模式,提取出能够辅助共病管理的有价值的信息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基于数据挖掘的方法和技术,对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的理论与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为共病的管理及防控策略提供数据与理论支持。方法:(1)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调研,明晰本文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对共病相关概念进行梳理与界定;探讨共病的影响因素类型及其作用机理;厘清数据驱动共病管理决策的过程;基于信息管理的DIKW体系构建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模型。(2)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挖掘方法。利用c2检验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共病影响因素,抽取疾病-疾病关联关系和疾病-影响因素关联关系建立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网络,在此基础上引入重叠社区发现算法识别社区结构,挖掘共病模式。(3)结合共病模式挖掘结果,基于慢性病管理理论和协同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构建老年共病防控机制,并提出具体建议,为政府部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结果:(1)共病的发生发展受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生活行为因素的影响,构建了由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生活行为因素所组成的共病影响因素的花瓣模型,并对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生活行为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系统阐述。(2)构建了基于DIKW体系的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模型,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模型是由共病数据(数据层)、共病中的关联信息(信息层)、共病模式(知识层)和共病管理(智慧层)组成,基本要素之间的转化通过数据驱动实现。(3)选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2015年调查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本研究提出的共病模式挖掘方法识别中国老年慢性病人群的共病模式。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疼痛、睡眠时间、基本生活活动能力障碍、肥胖、抑郁、生活满意度是老年慢性病人群共病的影响因素;识别出的共病模式包括5个社区,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心脏病、24≤BMI<28、BMI≥28}、{慢性肺部疾病、哮喘、70-79岁、BMI<18.5、对生活满意度一般、睡眠时间<4小时}等。(4)通过共病管理现状分析发现存在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结合共病模式挖掘结果,提出以全人管理、分类指导、预防为主和全面协调的基本原则,构建慢性病共病防控模式,分析共病管理中政府、医疗机构、社区和患者参与主体的职责,提出共病防控的主要措施。结论:(1)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包含了数据收集与预处理、共病关联关系抽取、共病模式挖掘和共病管理决策,其核心任务是利用共病模式挖掘结果,驱动共病管理决策。(2)提出的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挖掘方法,既可以发现疾病之间的关联关系,又可以发现共病模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潜在关联。(3)利用提出的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挖掘方法,识别出中国老年慢性病人群的共病模式。(4)基于共病模式挖掘结果,可以为共病管理决策提供服务,优化共病防控策略。
任辉[2](2021)在《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轨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整体水平及影响因素,验证现有理论对理解我国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适用性,探索理论驱动下的癌症复发恐惧与影响因素间的路径关系;探寻乳腺癌患者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轨迹,以及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因果预测关系,根据现有研究发现制定对策与建议,为制定此方面的预防策略和干预措施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方法:研究一: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设计,以某省四所三级甲等医院的乳腺癌术后5年内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945位患者进行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857份(有效回收率为90.7%)。采用的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癌症复发恐惧量表简表、简明疲劳量表、疾病感知问卷简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社会限制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和经济毒性综合评分量表。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单因素分析,采用R软件4.1.0版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分析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研究二: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设计,以研究一的有效样本为研究对象。分别以疲劳、社会支持和社会限制为自变量,以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为中介变量,以癌症复发恐惧为因变量,采用SPSS-PROCESS 3.3宏程序和基于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疾病感知和非适应认知策略在每个自变量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上的链式中介效应,采用AMOS 24.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多个自变量同时存在的整体路径作用。研究三: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发展轨迹及其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本研究为纵向研究设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研究一的有效样本中选取300名术后第3个月的患者进行了三次追踪调查,最终有267人完成全部调查(失访率为11.0%)。采用Mplus 8.3软件,构建潜变量增长模型以描述乳腺癌患者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构建交叉滞后模型分别验证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跨时间因果预测关系。研究四: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方法,结合增加样本多样性原则和饱和原则,对857名有效样本中的17人进行了质性访谈。采用现象学研究法和半结构式访谈,应用Nvivo 12.0软件对资料进行逐层整理、编码和分析。结果:研究一: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1)857位乳腺癌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量表总分平均为(14.95±7.22)分;其中523人报告了高水平的癌症复发恐惧,占样本总人数的61.0%。(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个人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手术方式、化疗史和放疗史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总分的分布具有显着性差异(P<0.05);癌症复发恐惧与疲劳、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社会限制、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和经济困境呈显着正相关(r=0.255~0.572),与社会支持呈显着负相关(r=-0.511)。(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因素根据贡献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限制、疲劳、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年龄、焦虑症状、社会支持、疾病感知、化疗史和放疗史,上述变量总共可以解释癌症复发恐惧61.5%的变异,社会、认知、心理因素分别可以解释癌症复发恐惧19.8%、18.2%和11.6%的变异;在随机森林回归分析中,按重要性评分对影响因素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疾病感知、社会限制、社会支持、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年龄、经济困境、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疲劳、受教育程度、个人每月可支配收入、职业、放疗史、化疗史和手术方式。随机森林模型发现,不同年龄段乳腺癌患者对影响因素重要性评分结果不同。研究二: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链式中介分析结果显示: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在疲劳和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389,占总效应的28.81%;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在社会支持和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153,占总效应的48.88%;疾病感知和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在社会限制和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88,占总效应的28.58%。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发现,疲劳、社会限制和社会支持相互关联的情况下,疾病感知与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同样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癌症复发恐惧被上述变量共同解释的变异量为60.0%。研究三: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发展轨迹及其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潜变量增长模型发现,乳腺癌患者在术后3~9个月期间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呈线性下降,且初始水平与后期的发展趋势存在显着关联。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分别对癌症复发恐惧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四: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经过半结构化访谈和主题分析,最终确定了三个主题:癌症复发恐惧的感受、癌症复发恐惧的态度以及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其中,影响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媒体的报道、复查、认识人的复发或死亡消息),个人因素(躯体症状和疾病特点)、家庭因素(家庭支持和家庭情感负担)和医疗因素(医生支持和医疗体验)。结论:(1)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整体平均水平较高,高水平癌症复发恐惧检出率也较高,现状不容乐观。(2)年龄<39岁的患者其癌症复发恐惧水平显着高于其他年龄组,且不同年龄段患者对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评价不同,提示我们应根据各年龄段患者的特点采取适龄的、灵活的干预措施,有的放矢地开展个体化的支持服务。虽然化疗史和放疗史对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能力较低,但也为寻找最佳干预时机和重点干预人群提供了科学指导。(3)社会、认知和心理因素对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能力明显超过人口、疾病与治疗因素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提示我们应重点关注上述这些可通过干预进行改善的影响因素,从而促进相关防控措施的开展和扶持政策的改进。其中,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和社会限制在两种模型中都表现出最强的对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能力,提示我们应重点关注患者的认知应对方式和社会环境因素。尽管疾病感知与社会支持在多元线性回归中预测能力较低,却出现在随机森林模型重要性排序的前三位,这可能与随机森林模型能考虑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有关,提示我们应结合多种统计方法的优缺点综合分析影响因素的预测能力,并深入探索重要因素间的路径关系。在多元线性回归中没有显着意义的经济困境,在随机森林中却比较重要,为今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弥补了从癌症的经济副作用角度探索癌症复发恐惧的研究空白。(4)疲劳、社会限制、社会支持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均受到了疾病感知与非适应性认知策略的链式中介影响,验证了疾病自我调节模型和社会认知加工模型对理解我国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强化了认知与应对在癌症复发恐惧发生机制中的关键作用。此外,疲劳、社会限制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互动关联,提示当内部和社会因素同时作为触发因素时,也可以通过激活认知与应对过程,对癌症复发恐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提示我们应从生理、社会与认知多个角度综合理解癌症复发恐惧的发生机制,从而采取更有效的干预措施与社会支持服务。(5)在术后3~9个月期间,乳腺癌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下降,且初始水平低者其后期下降速度较快,提示我们术后尽早开展干预措施将有助于控制后期癌症复发恐惧的进展。(6)焦虑水平和抑郁水平的升高可以引起癌症复发恐惧水平的升高,为明晰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提供了实证依据,并提示我们从改善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的角度寻找控制癌症复发恐惧的突破口将会大有裨益。(7)乳腺癌患者对癌症复发恐惧有着积极和消极的感受,并采取着乐观、寻找意义或逃避的态度,合理运用其积极态度,为其寻找正向意义,可能有利于促进患者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减轻癌症复发恐惧。影响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医疗因素。分析结果提示我们,为乳腺癌患者增强支持网络,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干预措施,将是缓解癌症复发恐惧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同时,临床医生对患者的态度及其能提供的支持,可以帮助患者减少对癌症复发的恐惧。
褚昕宇[3](2021)在《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健康的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健康中国行动计划》、《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重大文件和政策的问世也推动着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发展。政府对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重视程度的提高,提供了多元化的体育服务保障,全面实施青少年体育计划,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青少年只有在掌握体育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形成体育与健康的意识,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才能真正实现身体、心理、社会的健康目标。从近日发布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的发布和国内外研究数量的不断增加不难看出,国内外对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关注度日益增加;运动不足成为了影响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直接因素;锻炼习惯养成成为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主要手段;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是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锻炼习惯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获取青少年锻炼习惯相关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建构了青少年锻炼习惯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运用回归、层次聚类分析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将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社会建构理论相结合,揭示了青少年锻炼习惯影响因素中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及特征,提出了干预青少年锻炼习惯养成的策略,为青少年锻炼习惯养成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论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整体情况有待改善,影响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因素趋于多元。青少年自我感觉健康状况良好,但由于久坐、屏幕依赖等不良生活方式,导致青少年身体活动时间不足,多数青少年未形成体育锻炼习惯,其中女生差于男生;青少年体育课内外身体活动量不够;青少年有一定的参与锻炼的意识和认知,但在锻炼主动性和知识方面有所欠缺。问卷及访谈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的形成过程受到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为了探究青少年锻炼习惯养成的影响因素及其权重,构建了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揭示出包含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的四个方面的32条目的影响因素,通过专家赋权的AHP模型建构,为揭示青少年锻炼习惯影响因素及其内部机制提供测量工具。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层次聚类的方法验证了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模型,结果显示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因素模型各因素(25条目)均对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学校因素高于其他影响因素,鉴于青少年的成长环境,重视学校体育教育对其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影响。(3)运用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问卷和SRHI量表进一步分析模型中各条目对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影响程度,显示个人因素中的享受乐趣、舒缓压力,实现目标的满意感,体育活动主动性有助于青少年产生并保持体育锻炼习惯;家庭因素中,父母体育知识和运动习惯、家庭体育锻炼氛围和父母对体育运动的态度是重要影响因素;学校因素中,学业压力、体育老师指导水平、参加学校的体育社团、同伴们参与体育锻炼,对影响青少年的体育锻炼习惯养成亦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社会因素中,政府大型体育活动、城市运动设施易得性和政府推广是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较重要因素。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各模块的影响因素之间均有复杂性的联系。学校因素目前可能在对个人的在体育中感受的乐趣或个人满意感和学业压力等方面有负向的影响。社会因素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系数较高并且均是正向的影响。分析了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段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性别青少年在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影响因素和体育锻炼习惯均存在显着性差异,男性明显优于女性。通过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分析显示,年龄越小,体育锻炼习惯受到家庭影响越明显,随着年龄的增加,受学校影响越明显,16-18岁阶段受学校因素影响达到峰值,随着青少年的不断成长,社会因素的影响逐步显现。(4)揭示了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即通过情景线索、激励和锻炼行为对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具有促进作用。在个体层面上锻炼意识和情景线索是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影响因素作用的关键。社会层面作用机制体现在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整体效应和各因素间的互动关系。作用机制的特点表现为:体育锻炼习惯促进的早期性,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奖励作用的动态性和习惯养成的长期性。(5)根据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予以青少年锻炼习惯干预,应该进一步关注认知-意向-行动-保持的体育锻炼习惯形成过程,注重锻炼意识诱导和促进体育锻炼习惯持续的线索提示和促进社区、学校、家庭的体育锻炼促进网络体系建立的青少年锻炼习惯的干预策略。
刘盼盼[4](2021)在《女性PFD心理社会影响因素分析及认知行为干预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调查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elvic Floor Disorders,PFD)患者的心理社会状况,探讨其心理社会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女性PFD患者的认知行为干预(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方案,应用于PFD患者,评价其疗效,为女性PFD患者的心理社会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分为两部分。研究一,从2019年4月~2019年5月新疆阿拉尔和石河子两个地区参加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筛查的参与者中选取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其中PFD患者109人设为PFD组,非PFD患者109人设为对照组,行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盆底功能障碍问卷简表(PFDI-20)、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艾森克个性测验(EPQ)、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社会支持量表(SSRS)、生活事件量表(LES)测量,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在各量表得分上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PFD组患者各因素间的相关性,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PFD的影响因素。研究二,于2019年8月~2019年12月在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用掷硬币法从前来进行盆底康复治疗的PFD患者中随机选取60人,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30人。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治疗,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认知行为治疗。干预前行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EPQ、LES、PFDI-20、HAMD、HAMA、SSRS、SCSQ评估,干预四周后再行PFDI-20、HAMD、HAMA、SSRS、SCSQ评估。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后各量表得分的组间差异,用配对t检验或非参数配对检验(Wilcoxon检验)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组内干预前后的差异,评价认知行为干预对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效果。结果第一部分:(1)PFD组和对照组在年龄、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文化程度、产次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2)PFD组PFDI-20总分(Z=-8.231,P<0.001)及三个分量表POPDI-6(Z=-4.401,P<0.001)、CRADI-8(Z=-3.467,P=0.001)、UDI-6(Z=-10.478,P<0.001)得分均高于对照组。(3)PFD组HAMD总分(Z=-3.093,P=0.002)、HAMA总分(Z=-2.918,P=0.004)均高于对照组,PFD组抑郁程度(Z=-3.195,P=0.001)、焦虑程度(Z=-3.360,P=0.001)均比对照组严重。(4)PFD组消极应对得分(t=-2.901,P=0.004)、神经质得分(Z=-2.017,P=0.044)、负性生活事件分高于对照组(Z=-2.018,P=0.044)。(5)PFD组社会支持总分(t=-2.286,P=0.023)、主观支持因子得分(Z=-2.012,P=0.044)、对支持的利用度因子得分(Z=-3.442,P=0.001)均低于对照组。(6)PFDI-20得分与HAMA、神经质得分呈正相关;HAMD得分与HAMA、消极应对、神经质、负性生活事件得分呈正相关;HAMA得分与消极应对、神经质呈正相关;消极应对得分与神经质得分呈正相关;神经质得分与负性生活事件得分呈正相关。(7)HAMD(OR=2.150,95%CI=1.044~4.428)、HAMA(OR=2.085,95%CI=1.101~3.948)、消极应对(OR=1.830,95%CI=1.016~3.295)是PFD的危险因素,SSRS(OR=0.472,95%CI=0.247~0.901)是PFD的保护因素。第二部分:(1)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年龄、BMI、文化程度、EPQ和LES量表得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2)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PFDI-20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PFDI-20得分均较干预前降低(t=7.575,P<0.001;Z=5.101,P<0.001);且干预组PFDI-20得分小于对照组(Z=-2.961,P=0.003)。(4)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HAMD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干预组HAMD得分较干预前降低(t=5.385,P<0.001);且小于对照组(Z=-3.016,P=0.003)。(5)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HAMA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HAMA得分均较干预前降低(t=10.317,P<0.001;t=4.569,P<0.001),且干预组HAMA得分小于对照组(Z=-4.422,P<0.001)。(6)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SSRS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干预组SSRS总分(t=-3.839,P<0.001)、主观支持因子得分(t=-3.813,P<0.001)、对支持的利用度因子得分(t=-2.400,P=0.023)均较干预前升高;且干预组SSRS总分(t=2.208,P=0.031)、对支持的利用度因子得分(Z=-2.354,P=0.019)大于对照组。(7)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SCSQ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干预组积极应对得分大于干预前(t=-5.089,P<0.001)、消极应对得分低于干预前(t=3.419,P=0.002);且干预组积极应对得分大于对照组(t=2.100,P=0.040)、消极应对得分小于对照组(t=-2.123,P=0.038)。结论1.PFD患者相比较普通人群,盆底症状明显,其心理社会因素具有一定特点,PFD患者存在一定的抑郁、焦虑情绪,性格具有神经质特征,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较多、社会支持较差,遭遇较多负性生活事件。PFD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之间及其与PFD的症状之间有一定相关性。抑郁、焦虑、消极的应对方式是PFD的危险因素,良好的社会支持是PFD的保护因素。2.认知行为干预可以改善PFD患者的盆底症状,提高PFD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PFD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提高PFD患者的社会支持以及增加对支持的主观感受和利用;使患者对事件的应对方式偏向于积极。
孙宇[5](2021)在《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研究 ——以深圳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体力活动提升已经成为应对公共健康挑战的有效路径,尤其对慢病防治具积极作用。街道作为城市重要公共空间,是居民进行户外体力活动的主要载体,意味着增进街道体力活动具有巨大健康效益。由于人的行为决策复杂性,人们对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以及与行为目的相关联的认识尚不清晰。这正是街道体力活动提升的必要认知,也是相关研究长期关注但尚未攻克的难点。本文基于社会生态模型,利用健康行为相关理论对活动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诠释,运用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分析结合的方式,对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进行系统探讨。首先,通过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构建影响机理分析的理论模型。继而,根据理论模型的影响因素构成,进行问卷设计与信效度检验,并对深圳开展调研。然后,利用所得数据,一方面进行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检验,另一方面进行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实证检验分析;在此基础上,揭示个体特征的调节逻辑。最后,基于分析所得结果,获取影响机理认知,进而结合实际问题提出活动提升策略。关于理论模型构建,具体为提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关系两个方面的研究假设。其一,基于社会生态模型归纳分析街道体力活动潜在影响因素,体现在个体、社会环境、物质环境和政策环境四个层面。针对行为心理因素呈现出复杂纷繁状态,利用健康行为相关理论的概念界定进行选取,从而确定影响因素构成,提出研究假设。其二,首先进行健康行为相关理论下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分析,获取作用关系初步认知;继而梳理影响因素各层面之间作用的整体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行为心理因素的具体关系,再以理论关联、理论推演和实证关联三种方式,梳理各影响因素之间作用的具体关系,进而就因素间的作用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关于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体现在居民体力活动水平和街道体力活动友好性两方面。一方面,当前深圳居民的街道步行水平显着高于骑行水平;近9成居民能依靠步行满足我国成年人体力活动相关标准,其中休闲强身步行水平最高;个体特征引起的活动水平差异明显,这种差异的规律性因活动类型和个体特征的多元而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另一方面,街道体力活动友好性在空间供给、环境治理和行为引导三方面存在不足。其中,骑行专用道及相关设施缺乏问题尤为严峻,是造成居民骑行水平偏低的重要因素。关于活动影响机理的量化探讨,具体体现在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因素间作用关系分析和个体特征调节逻辑揭示三方面。首先,通过对各活动类型的影响因素相关性检验,发现社会生态模型所提出的影响因素特定性在物质环境层面尤为突出。其次,分别对各活动类型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揭示出行为习惯、物质环境和政策环境对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且三者间作用效力的大小关系在各活动类型中不尽相同;从综合表现来看,物质环境的影响作用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最后,经过对个体特征调节逻辑的探讨,发现个体特征主要通过调节各影响因素对外部环境刺激的表征,同时作用于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使作用关系的显着性或效应大小产生差异,从而造成相同干预措施作用于不同群体的效果有所差别。这是实证研究对干预对象异质性予以关注的内在原因。关于街道体力活动干预,要基于影响机理认知,同时结合实际问题对各层面措施予以完善。在影响机理认知方面,作用能力是影响因素诠释的关键;协同合作是因素间作用关系的本质;多层次调节是个体特征发挥作用的途径。在活动提升的整体策略方面,要促进各层面因素的协同合作,注重在规划各阶段的贯彻落实,充分发挥物质环境的作用能力。在活动提升的具体策略方面,要通过提高居民对体力活动健康效益的认知,形成健康福祉关系城市发展的认同,塑造浓厚的健康行为社区环境,来强化社会环境对行为心理的全作用力;通过弥补骑行空间供给短板,有所侧重地优化已有设施,重视使用者的特征差异,提高空间环境运维水平,来激发物质环境的综合作用力;通过形成多层级规划导控体系,进行约束鼓励兼并的行为引导,探索街道治理的创新模式,来巩固政策环境的源驱动力。综上所述,本文在社会生态模型和健康行为相关理论的支撑下,通过理论分析、假设推理、量化检验等方法,深入探讨街道体力活动影响因素作用机理。一方面,立足于物质环境领域,深化并拓展了已有认知,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基于活动影响机理认知的干预策略,为提升居民活动水平提供系统措施。
万艳[6](2020)在《健康管理医师制度设计理论研究》文中认为一、研究目的通过应用社会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基础理论,设计一套以市场经济体制运作方式为基础的健康管理医师制度,以期通过适宜的制度规则激励健康管理医师投身于基层,为我国庞大的亚健康、亚临床人群,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管结合服务,为落实二级预防与健康管理工作提供全新的理论思考。二、研究内容包括以下6个方面:(1)理论支撑体系;(2)健康管理医师基本内涵;(3)健康管理医师服务市场运作机制;(4)健康管理医师生产服务体系;(5)健康管理医师职业管理制度;(6)健康管理医师制度的优势与特色。三、研究方法(一)文献研究法首先,通过广泛地阅读文献,了解研究背景,收集对本研究有参考价值或借鉴意义的文献。其次,通过系统地学习理论文献,确立本研究的理论支撑体系。最后,根据文献阅读和理论学习的结果,设计健康管理医师制度。(二)规范研究法首先,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卫生工作的薄弱之处,确立研究目标。其次,根据研究目标,在社会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利用逻辑推理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进而确立健康管理医师基本内涵,完成健康管理医师制度设计。(三)头脑风暴法定期与研究团队开展头脑风暴活动,吸收他人有益的意见与建议,弥补自身研究漏洞与薄弱点,不断修改与完善研究。四、研究结果(一)理论支撑体系主要由社会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经济学的社会分工理论、制度定义、交易成本理论、劳动交易价值论、社会合作竞争理论、市场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理论;管理学的能级匹配原理、系统论、剃刀原则;哲学的罗尔斯正义论等学科理论构成。(二)健康管理医师基本内涵根据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和能级匹配原理,将健康管理医师定义为以二级预防为工作重点,以亚健康、亚临床个体和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患者为主要服务对象,与中医、临床、口腔、公共卫生并列的第五类执业医师;并从其职业定位、职业区别、职业功能等几个方面予以进一步的阐述和拓展。(三)健康管理医师服务市场运作机制根据劳动交易价值论,分析了健康管理医师、居民和政府市场主体地位,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统一健康管理医师服务市场分配公平和生产效率的市场运作方式,提出健康管理医师服务市场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根据社会合作竞争论、罗尔斯正义论,提出政府应当组织社会合作,帮助贫困居民,应当发挥经济作用,扶持健康管理医师发展。(四)健康管理医师生产服务体系根据社会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从健康管理医师的执业方式、服务对象、服务产品、服务内容、签约服务、服务流程、服务运作方式等7个方面回答了健康管理医师的生产服务内容,描述了健康管理医师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如何服务于居民,如何与临床医师、服务对象展开分工协作。(五)健康管理医师职业管理制度根据系统理论,按照健康管理医师进入市场、在市场中运行、退出市场的先后顺序,搭建了职业管理制度框架,主要包括准入管理、市场管理、执业管理和退出管理制度。根据剃刀原则和市场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结合市场经济运行特色,分析了政府、市场、社会在不同管理环节中的边界与作用,继而确立了职业管理制度具体内容。(六)健康管理医师制度的优势与特色主要体现在:(1)防治管结合的服务产品;(2)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市场运作方式;(3)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供给模式;(4)使交易更加便利的管理制度。五、创新与不足系统综述显示,健康管理医师制度属于原创性研究,是一个国内外都未曾涉足过的研究方向。但是,作为探索性的理论研究,本课题有待实践验证。
王慧文[7](2020)在《我国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一贯高度重视退役运动员的发展和保障问题,在2003年至2014年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有效改善退役运动员“再就业难”、“职业转换不畅”、“生计资本低下”等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几年,随着“体操冠军张尚武上海地铁卖艺”和“马拉松运动员郭萍因生活窘迫被迫出售奖牌”等事件被媒体报道出来,退役运动员的生计和保障问题再次引起了全社会的热烈关注。2012年至2018年间,先后有政协委员张小玲、人大代表徐东香和叶诗文等多次在两会上,针对退役运动员目前的生计改善问题,提出了“优化退役运动员保障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运动员社会融入,提高运动员生计能力”等相关提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的现实依据表明,运动员退役后的生计和保障问题在“塔基”和“塔腰”运动员中还十分严重,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该类问题妥善解决将有利于竞技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退役运动员能否成功融入社会是能否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前提,影响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投资态度。就目前而言,关于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的概念是什么、如何评价社会融入、影响社会融入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帮助退役运动员成功融入社会等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以社会融入理论和社会化理论为依据,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的概念、社会融入评价指标体系、社会融入程度评价、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助力成功社会融入的对策建议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是指运动员退役后面对角色、环境和职业等方面的变化,经过自身努力和外界的帮助,在经济、社交、文化和心理方面进行调节和适应,并逐渐缩小与非运动员(社会主流)群体差异的过程。第二,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共包括经济融入、文化融入、社交融入和心理融入4个一级指标,居住情况、收支水平、工作情况、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社会交往、社会参与、心理距离、心理感知9个二级指标,以及24个三级指标。第三,运用改进后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756名退役运动员的社会融入程度进行实证得出:(1)我国退役运动员总体社会融入程度处于中等水平;(2)我国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呈现差序融入,其中文化融入最好,社交融入次之,心理融入和经济融入最差;(3)我国大部分退役运动员的个体社会融入程度也处于中等水平;(4)不同性别和运动员等级的退役运动员在经济、文化、社交、心理融入及其包含的指标上均无显着差异,不同退役年限的退役运动员在心理融入及其包含的指标上均存在显着差异,不同文化程度的退役运动员在经济融入、收支水平和工作情况指标中存在显着差异。第四,运用扎根理论构建的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包括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体因素。其中社会因素包括政策制度、区域差异和社会支持获得;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环境;个体因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个体专业资本、个性心理特征和个体行为表现。第五,采用量化分析对所构建的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得出:修正后的一阶和二阶验证性因素模型是可以接受的。另外,根据二阶验证性因素模型的因子载荷量可知,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大小依次为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其中个体因素中各指标的大小依次为个体人力资本、个体专业资本、个性心理特征和个体行为表现;社会因素中各指标的大小依次为政策体制、区域差异和社会支持获得;家庭因素中家庭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环境两个指标相差不大。第六,本文在系统分析我国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状况和影响社会融入因素的基础上,围绕社会、家庭和个人三个方面影响因素的改善,从“政策制度完善”、“培训体系完善”、“支持系统构建”、“家庭状况改善”、“退役运动员自我完善”和“社会工作介入”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梁胜翔[8](2020)在《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2009年3月,我国启动实施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过去的10年多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取得了显着的进展和成效,为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缺乏合格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却成为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瓶颈问题。因此,自2010年开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在全国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开展,然而,一系列研究表明,当前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效果不佳,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其主要原因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不明确,导致培训项目设计缺乏核心能力理论支撑。国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模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能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以能力为导向的核心能力模型所驱动。目前,国内尚未见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系统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对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系统评估,并在建立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基础上,开发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培训项目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及依据,并为人员能力建设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方法1.研究地点选择:本研究根据地理位置和2016年的GDP情况,选择重庆市8个主城区和18个区/县作为研究地点,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91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4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8个乡镇卫生院)作为研究现场。2.定量研究:采用连续性抽样方法选取了1275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包括服务机构领导和一线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自制调查问卷,分别对研究地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调查,调查项目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执业资格类别、工作岗位、工作经历、培训次数、培训需求(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沟通能力、流行病调查、需求评估、干预措施制定、满意度调查或评价项目开展效果、授课技能9个维度)。采用Ep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一般情况、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对城市与农村、主城区与区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筛选培训需求的相关因素,再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对筛选出来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所有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定性研究:采用有目的抽样方法,在所选研究地点基层卫生机构中抽取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的领导以及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兼顾各个项目)进行个人深入访谈(In-depth interview,IDI),用信息饱和原则决定最终样本量。个人深入访谈根据事先制定的半结构化访谈题纲来进行,领导的访谈题纲内容主要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状况相关信息(即本单位工作人员数量、质量以及稳定性)、对当前人员培训的现状、当前培训项目存在的问题以及培训需求。一线工作人员的访谈题纲内容包括他们对自身服务能力的自我评估,他们对培训的参与情况,对当前培训的看法以及培训需求。所有访谈均在访谈对象所在卫生机构选择安静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进行,每次访谈大约持续40-60分钟,在受访者的知情同意下,所有访谈均用录音笔进行了录音。最后,采主体框架分析法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分析。4.德尔菲法:本研究共选择了17名来自中国东部、西部、北部和南部不同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专家参加两轮Delphi咨询。在Delphi咨询之前,通过文献研究、专家会议、岗位分析、专家会议等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初稿和咨询问卷。然后,经过2轮Delphi咨询构建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研究结果1.调查对象一般情况:问卷调查中,一共调查1275人,其中有效问卷1244份,有效率为97.6%。调查对象中,57.9%来自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34年龄段占38.7%,大部分(82.6%)为女性。学历以大专为主(62.3%),93.1%的调查者接受过医学院校教育,40.8%为护理专业,超过一半(54.6%)的调查对象职称为初级。工作5年以上的占36.7%,72.6%的人员具有执业资格,执业护士占56.9%,大多数(83.7%)之前没有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经历,40.4%的人具有护理工作经历。一共纳入10个基层卫生机构的的10名领导和35名一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在10名领导中,超过一半(6位)是女性;超过一半的领导(6/10)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大多数领导(8/10)工作年限在三年以上。在一线工作人员当中,超过一半(21/35)来自社区卫生中心,超过四分之三(27/35)是女性,绝大多数一线工作人员(32/35)的年龄≤40岁,大多数(21/35)的工作年限不到3年。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在卫生人力资源数量方面,所有基层卫生机构领导认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编制及现有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特别缺全科医生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人力资源能力素质方面,一线工作人员和领导都均认为,现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学历低(学历以大专以下为主)、职称低(以初级职称为主)。总体而言,在学历构成上,78.5%为大专及以下学历;在专业构成,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背景的人员占比低,41%以上的工作人员为护理专业出身,尤其是城市和主城区的基层卫生机构,护士占比将近50%。只有5.9%的工作人员具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在职称构成上,初级职称或无职称工作人员占比达80%,而副高职称仅占3%。多数一线工作人员认为自身能力不足,难以胜任本职工作,尤其在一些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高的服务项目(如健康教育、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等)完全胜任的工作人员不到一半,而且大多数人员不胜任的原因是因为知识和技能都缺乏。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85%以上的工作人员在半年内最少接受过1次以上的培训。但是,绝大多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领导认为,目前的培训效果欠佳,培训并没有使人员能力得到根本提高。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人员短缺,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安排人员参加培训;二是目前的培训没有很好地组织,层层培训导致培训内容重复。此外,专业性强的培训(如重性精神病和慢病管理)没有由专业机构承担;三是当前的培训通常集中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的政策和服务规范上,培训缺乏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培训。同时,由于培训缺乏需求评估,导致部分培训项目与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不匹配;四是目前的培训形式单一,通常只通过讲座进行,或者以会代训,主要针对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实践操作层面的培训;五是大多数培训时间太短,培训时间碎片化,不能系统提高知识和能力;六是培训师资不固定、能力有待提高,同时,培训教材不统一,难以保证培训同质化。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需求评估: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的9个维度中,专业知识占91.3%,专业技能占84.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78.8%,沟通能力64.3%,干预措施制定41.6%。需求评估占33.2%,流行病学调查32.5%,满意度调查或项目开展效果评价27.9%,授课技能占26.7%。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上述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受专业背景、学历、职称、执业资格类别以及工作岗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工作岗位是9个维度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建立:经过2轮Delphi咨询,建立了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该框架由1个总功能(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维护公众健康),8个子功能(“居民健康素养提升”、“居民健康信息管理”、“社区健康监测与需求评估”、“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疾病预防与控制”、“社区卫生应急管理”、“多部门协作”、“政策、规划制定与评价”)构成。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构建:通过两轮Delphi咨询,构建了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该核心能力模型由3个一级指标(包括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理念与价值观)、19个二级指标(包括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知识、社区健康监测能力、社区健康需求评估能力、政策和干预措施制定及实施和评价能力、健康管理能力、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与应急处置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管理和领导能力、基本科学研究能力及职业精神等)、60个三级指标(包括流行病与医学统计学、中医药健康管理知识、居民健康状况及疾病危险因素监测能力、参与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的能力、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技能、慢病患者健康管理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社会动员技能、工作伙伴关系建立、项目管理能力、基本研究设计和实施能力、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及奉献精神等)和129项具体能力界定组成。研究结论重庆市基层卫生机构仍然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短缺、人员能力素质不高以及人员培训效果不佳的问题。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培训需求呈现多元化,不同人员的培训需求各有侧重。本研究所建立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奠定了基础,为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改进培训项目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增强培训项目的针对性、提高培训的效果、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目前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要进一步重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2.国家要在政策层面上加大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3.以核心能力为导向,调整改革医学院校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学历教育课程体系,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4.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开发能力培训项目,开展基于核心能力模型的培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能力建设效果。
米合热古丽·吾买尔[9](2020)在《新疆两个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居民慢性病患病及相关因素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1.通过比较分析两个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慢性病健康知识知晓、健康行为形成情况,用TOPSIS法评价两个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居民的慢性病的综合防控效果。2.研究慢性病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了解慢性病及其相关危险因素。3.分析慢性病相关危险因素在新疆地区人群中的流行状况,为制定和评价卫生政策、干预措施提供基础数据。方法:用国家慢性病防控示范区验收标准判断新疆两个示范区慢性病患病情况、慢性病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是否达标。两个示范区都达到其标准,确定两个示范区具有可比性之后,再采用比较法来研究两个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居民慢性病患病情况、慢性病知识知晓及慢性病相关社会因素;通过横断面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两个慢性病防控示范区6283名1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调查,通过纸质版问卷调查收集示范区居民人口社会学特征,慢性病防控相关核心知识及其相关行为等信息。本研究采用单因素分析与多因素分析结合的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主要为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及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最后通过TOPSIS法来评价两个不同示范区慢性病综合防控效果。结果:(1)白碱滩示范区慢性病患病率为15.4%,慢性病疾病谱中前5位疾病的患病率水平依次是高血压(5.6%)、血脂异常(2.8%)、糖尿病(2.5%)、冠心病(1.3%)、肿瘤(0.2%)。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示范区慢性病患病率为27.5%,慢性病疾病谱中前5位疾病的依次为高血压(25.7%)、心脏病(6.9%)、糖尿病(2.5%)、脑卒中(1.9%)、血脂异常(1.2%)。两个示范区高血压、糖尿病患病率均低于国家慢性病防控示范区验收标准低于30%、25%水平。(2)比较两个示范区慢性病相关知识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白碱滩区示范区预防慢性疾病知晓率、血压、空腹血糖、血脂正常值知晓率均高于库车县示范区;库车县示范区慢性病危险因素、高危人群、膳食指南推荐推荐成人每天食盐、食油摄入量知晓率均高于白碱滩区示范区。比较两个示范区不同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人群慢性病防控相关核心知识知晓情况,知晓率有显着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知晓率在女性、60岁以上、汉族、本科及以上学历组别上为最高。两个示范区居民自我血压、血糖知晓率均达到国家慢性病防控示范区验收标准70%、30%水平。(3)除不酗酒行为之外(P>0.05),比较两个不同示范区不同健康行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白碱滩区示范区不吸烟酗酒、锻炼身体等行为形成率均高于库车县示范区;库车县示范区摄入食盐食油、蔬菜水果行为形成率均高于白碱滩区。比较两个不同示范区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等人群,均有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健康行为在女性、1529岁、汉族、丧偶、本科及以上、其他职业组别形成率均高于其他组别。白碱滩示范区不同特征人群健康行为形成率均高于库车县示范区。两个示范区健康行为形成率均达到国家慢性病防控示范区验收标准中男性吸烟率60%以下、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低于8克标准。(4)白碱滩示范区居民慢性病患病影响因素分别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被动吸烟;库车县示范区影响居民慢性病患病因素则是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吸烟、酗酒、水果摄入量、食盐摄入量、食油摄入量。(5)TOPSIS法评价结果表明,白碱滩区示范区的综合防控效果最优(Ci=0.546),库车县示范区次之(Ci=0.454)。结论:新疆地区两个示范区慢性病患病情况、健康知识知晓、健康行为形成均高于国家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平均水平。白碱滩示范区综合慢性病防控效果比库车县示范区效果好。库车县示范区卫生有关部门应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的措施,利用各种多媒体资源加强健康教育,进一步提高居民相关知识知晓率,促进健康行为形成,全面有效推进慢性病综合防制效果。
刘冰寒[10](2020)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主观幸福感现状;探讨其生理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与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影响因素的分析,为今后提高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主观幸福感制定相关的干预策略提供临床参考。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选取大连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260名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改良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呼吸困难指数(Modified British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 MRC)、6分钟步行试验(Six-Minute Walk Test,6MWT)、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修订版控制态度量表(Control Attitudes Scale-Revised,CAS-R)进行调查。采用Excel软件双人录入数据,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描述性统计法、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本研究共纳入260例患者,主观幸福感总分为(68.71±9.24)分,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其中各维度得分: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维度(8.63±1.47)分,对健康的担心维度(10.28±1.47)分,精力维度(19.04±3.57)分,忧郁或愉快维度(17.71±2.59)分,对感情和行为的控制维度(15.13±1.88)分,松弛或紧张维度(16.77±2.58)分。2慢性心衰患者一般资料与主观幸福感的单因素分析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主观幸福感在年龄、医疗保障形式、工作状况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性别、教育水平、人均月收入、心衰病程、心功能分级、合并症数量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3慢性心衰患者生理、社会、心理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慢性心衰患者呼吸困难的平均得分为(2.14±0.60)分。相关分析显示,呼吸困难指数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r=-0.193,P<0.01);慢性心衰患者6分钟步行试验的平均距离为(224.50±117.10)米,相关分析显示,6分钟步行试验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r=0.195,);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总分与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其他支持呈显着正相关(r=0.163~0.432,P<0.01);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总分与创伤后成长成显着正相关关系(r=0.548,P<0.01),与人生感悟因子、个人力量控制因子、新的可能因子、与他人关系因子、自我转变因子呈显着正相关(r=0.324~0.488,P<0.01);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与感知控制呈显着正相关关系(r=0.455,P<0.01),与自我效能、心理控制因子呈显着正相关关系(r=0.630,0.561,P<0.01),与习得无助因子呈显着负相关关系(r=-0.642,P<0.01)。4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最终结果显示:呼吸困难指数、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感知控制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了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63.3%的变异。其中,创伤后成长和感知控制是慢性心衰患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偏低的显着影响因素。结论1慢性心力衰竭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其中健康的担心维度、忧郁与愉快维度得分最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亟待提高。2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呼吸困难指数和运动耐力水平普遍偏低,社会支持处于中度水平,创伤后成长及感知控制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3年龄、医疗保障形式、工作状况、呼吸困难、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感知控制是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呼吸困难指数、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感知控制是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创伤后成长和感知控制的影响最为显着。4临床医护人员可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主观幸福感的生理、社会、心理因素出发,采用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加以干预,以提高患者的积极心理体验,降低负性心理体验,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
二、人群心理社会因素及综合健康水平的监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群心理社会因素及综合健康水平的监测(论文提纲范文)
(1)老年慢性病共病模式挖掘与防控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数据来源及共病患病率 |
1.2.2 共病的影响因素研究 |
1.2.3 共病模式识别方法研究 |
1.2.4 共病管理相关研究 |
1.2.5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1.3 研究内容及章节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章节安排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共病的概念 |
2.2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
2.2.1 医学模式的转变 |
2.2.2 医学模式的内容 |
2.2.3 医学模式对共病的指导意义 |
2.3 复杂网络理论 |
2.3.1 复杂网络相关概念 |
2.3.2 复杂网络的统计特性 |
2.3.3 复杂网络社区发现 |
2.3.4 复杂网络在共病模式识别中的适用性 |
2.4 协同管理理论 |
2.4.1 协同理论 |
2.4.2 协同管理理论 |
2.4.3 协同管理在共病管理的适用性 |
2.5 慢性病管理理论 |
2.5.1 慢性病管理概况 |
2.5.2 慢性病管理模式 |
2.5.3 慢性病管理的过程 |
第3章 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的理论研究 |
3.1 共病的影响因素分析 |
3.1.1 生物因素 |
3.1.2 心理因素 |
3.1.3 社会环境因素 |
3.1.4 生活行为因素 |
3.1.5 共病影响因素的花瓣模型 |
3.2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问题研究 |
3.2.1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问题分析 |
3.2.2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研究框架 |
3.3 数据驱动的共病管理决策流程 |
3.3.1 数据驱动决策过程 |
3.3.2 数据驱动的共病管理决策过程分析 |
3.4 基于DIKW体系的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模型 |
3.4.1 DIKW体系 |
3.4.2 基于DIKW的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模型构建 |
第4章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挖掘方法 |
4.1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挖掘流程 |
4.2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网络构建 |
4.2.1 疾病-疾病关联的一模网络 |
4.2.2 疾病-影响因素关联的二模网络 |
4.2.3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网络 |
4.3 基于重叠社区发现的共病模式识别 |
4.3.1 重叠社区发现的适用性 |
4.3.2 LFM算法的原理和步骤 |
4.3.3 节点重要性分析 |
4.4 共病模式挖掘方法评价研究 |
4.4.1 评价原理 |
4.4.2 对比方法的选择 |
第5章 基于CHARLS的我国老年共病模式挖掘与分析 |
5.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5.1.1 数据来源 |
5.1.2 数据预处理 |
5.2 老年共病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
5.2.1 老年共病的患病情况 |
5.2.2 共病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5.2.3 共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
5.3 老年共病模式挖掘结果 |
5.3.1 共病关系抽取 |
5.3.2 共病网络 |
5.3.3 共病模式 |
5.4 共病模式挖掘结果评价 |
5.4.1 结果评价 |
5.4.2 方法对比评价 |
第6章 老年共病防控策略研究 |
6.1 共病管理现状研究 |
6.1.1 现状分析 |
6.1.2 存在问题 |
6.2 共病防控机制 |
6.2.1 基本原则 |
6.2.2 模式构建 |
6.3 参与主体的主要职责 |
6.3.1 政府层面 |
6.3.2 医疗机构层面 |
6.3.3 社区层面 |
6.3.4 个人层面 |
6.4 共病防控主要措施 |
6.4.1 加强危险因素的综合干预 |
6.4.2 完善慢性病信息系统建设 |
6.4.3 借助新媒体进行健康指导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本文创新点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7.3.1 局限性 |
7.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轨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5 研究内容 |
第2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调查方法 |
2.3 研究工具 |
2.4 统计分析与方法学基础 |
2.5 质量控制 |
2.6 伦理准则 |
2.7 技术路线 |
第3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分析 |
3.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3.2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3.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分析 |
3.4 基于随机森林回归的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
4.1 条件检验 |
4.2 疲劳、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路径 |
4.3 社会支持、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路径 |
4.4 社会限制、疾病感知、非适应性认知策略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路径 |
4.5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整体模型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轨迹及其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关系 |
5.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5.2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发展轨迹 |
5.3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与焦虑症状的关系 |
5.4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
6.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
6.2 信效度检验 |
6.3 主题分析框架 |
6.4 质性资料分析结果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讨论与对策建议 |
7.1 讨论 |
7.2 对策建议 |
第8章 结论与创新点 |
8.1 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3)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引言 |
1.2 研究背景 |
1.2.1 国内外对青少年锻炼习惯养成的关注日益增加 |
1.2.2 运动不足成为影响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直接因素 |
1.2.3 体育锻炼习惯养成成为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主要手段 |
1.2.4 体育锻炼习惯养成是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任务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对象 |
1.4.2 研究方法 |
1.5 主要研究内容及拟解决关键问题 |
1.5.1 研究内容 |
1.5.2 拟解决关键问题 |
1.6 研究技术路线、思路与创新点 |
1.6.1 研究技术路线 |
1.6.2 研究思路 |
1.6.3 研究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习惯 |
2.1.1 习惯的定义 |
2.1.2 习惯的心理学机制 |
2.2 体育锻炼习惯 |
2.2.1 体育锻炼习惯的概念及其特征 |
2.2.2 体育锻炼习惯的产生-保持-打破 |
2.2.3 体育锻炼习惯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
2.2.4 体育锻炼习惯测量方法 |
2.2.5 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变与体育锻炼习惯相关研究 |
2.2.6 体育锻炼习惯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
2.2.7 体育锻炼习惯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
2.3 本章小结 |
3 相关理论基础 |
3.1 体育锻炼行为相关理论模型 |
3.1.1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
3.1.2 跨理论模型 |
3.1.3 自我决定理论 |
3.1.4 社会认知理论 |
3.2 习惯的双系统理论 |
3.2.1 双系统理论——目标与习惯 |
3.2.2 双系统模型的建构 |
3.2.3 双系统模型的控制 |
3.3 本章小结 |
4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现状调查与访谈 |
4.1 现状调查与访谈的意义 |
4.2 研究工具的选择与问卷的发放 |
4.2.1 国际体力活动问卷 |
4.2.2 自我报告习惯指数量表 |
4.2.3 问卷发放情况 |
4.3 国际体力活动问卷和自我报告习惯指数量表调查结果 |
4.3.1 健康情形和生活方式 |
4.3.2 身体活动量 |
4.3.3 学校体育和课外体育活动情况 |
4.3.4 青少年健康意识 |
4.3.5 体育锻炼习惯和影响因素初步调查 |
4.4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过程访谈 |
4.4.1 访谈对象简介 |
4.4.2 访谈内容主题结构检验 |
4.4.3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现状与养成过程访谈结果 |
4.5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现状分析 |
4.5.1 青少年对自己的健康现状较满意 |
4.5.2 久坐和屏幕依赖的不良生活方式值得关注 |
4.5.3 有一定的健康意识但锻炼知识有所欠缺 |
4.5.4 男生体力活动情况优于女生 |
4.5.5 体育课和课外体育社团有待进一步加强 |
4.5.6 亟待环境改变促进锻炼习惯养成 |
4.6 本章小结 |
5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影响因素模型建构与验证 |
5.1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模型建构的意义 |
5.2 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阐释 |
5.2.1 影响因素模块划分 |
5.2.2 影响因素条目与AHP赋权方法 |
5.2.3 量表与问卷发放 |
5.2.4 层次聚类分析 |
5.2.5 验证性因素分析 |
5.3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形成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5.3.1 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构建与优化 |
5.3.2 专家对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赋权 |
5.3.3 赋权前后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因素和SRHI回归分析 |
5.3.4 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影响因素与自我报告习惯指数量表调查结果 |
5.4 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影响因素数据结果讨论 |
5.5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路径理论分析 |
5.5.1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
5.5.2 聚类因子分析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
5.5.3 个人因素与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 |
5.5.4 家庭因素与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 |
5.5.5 学校因素与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 |
5.5.6 社会因素与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 |
5.6 不同性别、年龄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探析 |
5.6.1 不同性别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
5.6.2 不同年龄段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
5.6.3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个案分析 |
5.7 本章小结 |
6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作用机制与干预策略 |
6.1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作用路径探讨 |
6.2 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影响因素机制阐释 |
6.2.1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影响因素的机制理论基础 |
6.2.2 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影响因素作用特点探析 |
6.2.3 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个体层面作用机制 |
6.2.4 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社会层面作用机制 |
6.3 体育锻炼习惯干预策略 |
6.3.1 认知-意向-行动-保持 |
6.3.2 锻炼意识的诱导 |
6.3.3 促进体育锻炼习惯持续的线索提示 |
6.3.4 促进社区、学校与家庭体育网络体系的建立 |
6.4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8 参考文献 |
9 附录 |
附录一 学生健康、体能活动及生活习惯问卷 |
附录二 青少年锻炼习惯养成影响因素问卷(32 条目) |
附录三 锻炼习惯自我报告系数量表 |
附录四 青少年锻炼习惯养成影响因素 AHP 专家问卷 |
附录五 青少年锻炼习惯养成影响因素访谈提纲 |
附录六 访谈对象名单及基本信息 |
附录七 个案分析材料 |
10 致谢 |
11 博士就读期间研究经历 |
(4)女性PFD心理社会影响因素分析及认知行为干预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主要英文缩略词表 |
第一部分 女性PFD心理社会影响因素分析 |
1.前言 |
2.研究对象与方法 |
2.1 研究对象的选择 |
2.2 研究方法 |
2.3 统计学分析 |
2.4 质量控制 |
2.5 技术路线图 |
3.结果 |
3.1 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 |
3.2 PFD组与对照组盆底症状比较 |
3.3 PFD组和对照组抑郁情绪比较 |
3.4 PFD组和对照组焦虑情绪比较 |
3.5 PFD组和对照组应对方式比较 |
3.6 PFD组和对照组社会支持比较 |
3.7 PFD组和对照组人格特征比较 |
3.8 PFD组和对照组生活事件比较 |
3.9 PFD患者各因素相关性分析 |
3.10 影响PFD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
4.讨论 |
4.1 PFD患者一般人口学情况特点 |
4.2 PFD患者抑郁和焦虑情绪特征 |
4.3 PFD患者应对方式特征 |
4.4 PFD患者社会支持特征 |
4.5 PFD患者人格特征 |
4.6 PFD患者生活事件特征 |
第二部分 女性PFD的认知行为干预 |
1.前言 |
2.研究对象与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研究方法 |
2.3 统计学分析 |
2.4 质量控制 |
2.5 技术路线图 |
3.结果 |
3.1 干预组与对照组一般情况比较 |
3.2 干预组与对照组盆底症状干预前后比较 |
3.3 干预组与对照组抑郁症状干预前后比较 |
3.4 干预组与对照组焦虑症状干预前后比较 |
3.5 干预组与对照组社会支持情况干预前后比较 |
3.6 干预组与对照组应对方式情况干预前后比较 |
4.讨论 |
4.1 CBT对 PFD患者盆底症状的作用 |
4.2 CBT对 PFD患者抑郁和焦虑的作用 |
4.3 CBT对 PFD患者社会支持的作用 |
4.4 CBT对 PFD患者应对方式的作用 |
4.5 展望 |
结论 |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现状及康复治疗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导师评阅表 |
(5)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研究 ——以深圳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1.3.1 社会生态模型 |
1.3.2 街道体力活动 |
1.3.3 生活性街道 |
1.3.4 研究范围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1 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体力活动相关研究 |
1.4.2 街道环境对体力活动影响的相关研究 |
1.4.3 研究现状评述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1.5.3 技术路线 |
1.5.4 研究框架 |
第2章 社会生态模型与街道体力活动的基础认知 |
2.1 社会生态模型内涵与应用解析 |
2.1.1 模型的内涵阐释 |
2.1.2 模型应用的基本原则 |
2.1.3 模型应用的优势 |
2.2 街道体力活动发展历程与困境 |
2.2.1 西方国家街道体力活动发展历程 |
2.2.2 我国街道体力活动发展历程 |
2.2.3 街道体力活动发展面对的困境 |
2.3 街道体力活动发展的应对与挑战 |
2.3.1 强调路权平等的共享街道 |
2.3.2 兼顾全使用者需求的完整街道 |
2.3.3 注重多类型用途的开放街道 |
2.3.4 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的健康街道 |
2.3.5 街道体力活动发展的其他应对 |
2.3.6 街道体力活动发展面临的挑战 |
2.4 社会生态模型在街道体力活动研究中的应用分析 |
2.4.1 街道体力活动研究存在的难点 |
2.4.2 社会生态模型对街道体力活动研究的支撑 |
2.4.3 健康行为相关理论与社会生态模型的互补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构建 |
3.1 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影响因素构成 |
3.1.1 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 |
3.1.2 社会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 |
3.1.3 物质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 |
3.1.4 政策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 |
3.1.5 影响因素的归纳与解释 |
3.2 健康行为理论下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分析 |
3.2.1 健康信念理论下的作用关系分析 |
3.2.2 计划行为理论下的作用关系分析 |
3.2.3 自我决定理论下的作用关系分析 |
3.2.4 社会认知理论下的作用关系分析 |
3.3 作用关系梳理与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构建 |
3.3.1 影响因素各层面之间作用的整体关系梳理 |
3.3.2 个体行为心理因素的选取与具体关系梳理 |
3.3.3 各影响因素之间作用的具体关系梳理 |
3.3.4 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构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街道体力活动影响因素的问卷开发 |
4.1 各影响因素的问卷内容设计 |
4.1.1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的问卷内容设计 |
4.1.2 社会环境层面影响因素的问卷内容设计 |
4.1.3 物质环境层面影响因素的问卷内容设计 |
4.1.4 政策环境层面影响因素的问卷内容设计 |
4.2 街道体力活动的问卷内容设计 |
4.2.1 街道体力活动水平的表征方式分析 |
4.2.2 街道体力活动的数据获取方式分析 |
4.2.3 街道体力活动问卷的具体内容设计 |
4.3 深圳调研区域选取与数据收集过程 |
4.3.1 深圳街道基本情况与样本选取 |
4.3.2 问卷调研的方式及其实施过程 |
4.3.3 有效问卷筛选及数据整理 |
4.4 问卷各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4.4.1 检验方法与思路 |
4.4.2 行为心理因素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4.4.3 社会环境因素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4.4.4 物质环境因素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4.4.5 政策环境因素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4.4.6 街道体力活动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与实证检验 |
5.1 深圳居民街道体力活动的描述性分析 |
5.1.1 受访居民的个体特征分析 |
5.1.2 受访居民的活动水平分析 |
5.1.3 个体特征引起的活动水平差异分析 |
5.2 深圳街道体力活动友好性的描述性分析 |
5.2.1 骑行基础设施短板拉低了整体水平 |
5.2.2 空间优化是提高可达性的主要问题 |
5.2.3 行为管理是影响安全性的重要因素 |
5.2.4 环境治理是愉悦性体验的必要保障 |
5.2.5 街道体力活动友好性的总结分析 |
5.3 各活动类型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5.3.1 各活动类型的行为心理因素检验 |
5.3.2 各活动类型的社会环境因素检验 |
5.3.3 各活动类型的物质环境因素检验 |
5.3.4 各活动类型的政策环境因素检验 |
5.3.5 影响因素检验结果的归纳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
6.1 检验分析的方法及思路 |
6.1.1 整体思路及参数控制 |
6.1.2 变量界定及题项打包策略 |
6.1.3 检验模型的转译 |
6.2 深圳各步行类型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6.2.1 到工作地步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6.2.2 交通换乘步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6.2.3 满足生活需求步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6.2.4 休闲强身步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6.3 深圳各骑行类型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6.3.1 到工作地骑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6.3.2 交通换乘骑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6.3.3 满足生活需求骑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6.3.4 休闲强身骑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6.4 影响因素作用关系及其作用效应分析 |
6.4.1 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归纳分析 |
6.4.2 影响因素作用效应的比较分析 |
6.4.3 物质环境因素的作用特点分析 |
6.4.4 物质环境各维度的作用效应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个体特征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7.1 分析的方法及思路 |
7.1.1 个体特征对影响因素调节的分析方法及思路 |
7.1.2 个体特征对作用关系调节的分析方法及思路 |
7.2 个体特征对影响因素的调节分析 |
7.2.1 人口统计特征对影响因素的调节分析 |
7.2.2 社会经济特征对影响因素的调节分析 |
7.2.3 家庭情况特征对影响因素的调节分析 |
7.2.4 身体质量指数对影响因素的调节分析 |
7.2.5 个体特征调节能力的总结分析 |
7.3 个体特征对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7.3.1 人口统计特征对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7.3.2 社会经济特征对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7.3.3 家庭情况特征对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7.3.4 身体质量指数对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7.3.5 个体特征的调节逻辑解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街道体力活动的影响机理认知与提升策略 |
8.1 街道体力活动的影响机理认知 |
8.1.1 作用能力是影响因素诠释的关键 |
8.1.2 协同合作是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本质 |
8.1.3 多层次调节是个体特征发挥作用的途径 |
8.2 提升深圳街道体力活动的整体策略 |
8.2.1 促进各层面因素的协同合作 |
8.2.2 注重城市规划各阶段的贯彻落实 |
8.2.3 强调物质环境的作用能力发挥 |
8.3 强化社会环境对行为心理的全作用力策略 |
8.3.1 提高居民对体力活动健康效益的认知 |
8.3.2 形成健康福祉关系深圳发展的认同 |
8.3.3 塑造积极的健康行为社区环境 |
8.4 激发物质环境的综合作用力策略 |
8.4.1 着力弥补骑行空间供给短板 |
8.4.2 有所侧重地优化已有设施 |
8.4.3 重视使用者的空间需求差异 |
8.4.4 以运维提升来保障空间品质 |
8.5 巩固政策环境的源驱动力策略 |
8.5.1 完善多层级规划导控体系 |
8.5.2 形成约束与鼓励兼并的行为引导 |
8.5.3 探索街道治理的深圳模式 |
8.6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街道体力活动研究的相关问卷梳理 |
附录B 调研区域的基本范围 |
附录C 街道体力活动影响因素调研问卷 |
附录D 问卷的信度检验结果 |
附录E 个体特征引起的活动水平差异分析结果 |
附录F 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结果归纳 |
附录G 街道体力活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协方差矩阵 |
附录H 个体特征对影响因素调节的分析结果 |
附录J 体力活动所带来的综合效益梳理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健康管理医师制度设计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设想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四、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理论支撑体系 |
一、社会医学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
二、管理学能级匹配原理 |
三、经济学社会分工理论 |
四、经济学制度定义 |
五、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 |
六、经济学劳动交易价值论 |
七、哲学罗尔斯正义论 |
八、经济学社会合作竞争理论 |
九、管理学系统论 |
十、管理学剃刀原则 |
十一、经济学市场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理论 |
第三章 健康管理医师基本内涵 |
一、概念表述 |
二、职业定位 |
三、职业区别 |
(一)与公共卫生医师的职业区别 |
(二)与健康管理师的职业区别 |
(三)与临床医师的职业区别 |
四、职业功能 |
(一)疾病预防 |
(二)疾病治疗 |
(三)健康管理 |
五、职业特征 |
(一)融合性 |
(二)主动性 |
(三)长期性 |
第四章 健康管理医师服务市场运作机制 |
一、市场主体地位分析 |
(一)健康管理医师的市场主体地位分析 |
(二)居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分析 |
(三)政府的职责与市场主体地位分析 |
二、市场运作方式 |
(一)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供需双方自由买卖 |
(二)政府组织社会合作,照顾贫困居民 |
(三)政府发挥经济作用,扶持健康管理医师发展 |
第五章 健康管理医师生产服务体系 |
一、自由执业 |
(一)自由执业的必要性 |
(二)自由执业的可行性 |
(三)自由执业的原则 |
二、服务对象 |
三、服务产品 |
四、服务内容 |
(一)问询观察 |
(二)健康体检与监测 |
(三)评估诊断 |
(四)干预治疗 |
(五)健康档案 |
五、签约服务 |
(一)合同主体 |
(二)主体适格标准 |
(三)合同客体及内容 |
(四)合同基本框架 |
六、服务流程 |
七、服务运作方式 |
(一)基于医学规则提供医学服务 |
(二)组织服务对象进行健康管理 |
(三)与临床医师的分工合作 |
第六章 健康管理医师职业管理制度 |
一、准入制度 |
(一)准入能力要求 |
(二)医师资格考试 |
(三)初次考试注册 |
(四)初期过渡办法 |
二、执业管理制度 |
(一)执业规范 |
(二)执业考核 |
(三)执业激励 |
(四)行业自律 |
三、市场管理制度 |
(一)市场规则管理 |
(二)市场结构-行为管理 |
(三)财政支出管理 |
四、退出管理制度 |
(一)退出类型 |
(二)退出条件 |
(三)退出预警与监管 |
(四)退出程序 |
(五)退出结果及管理办法 |
第七章 健康管理医师制度的优势与特色 |
一、防治管结合的服务产品 |
二、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市场运作机制 |
三、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供给模式 |
四、使交易更加便利的管理制度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健康管理医师制度设计理论研究系统综述 |
一、资料来源 |
(一)中国知网 |
(二)万方数据 |
(三)维普网 |
(四)Pub Med |
(五)Science Direct |
(六)Web of Science |
二、检索策略 |
(一)检索词 |
(二)扩展词 |
(三)逻辑运算关系 |
(四)检索范围 |
(五)检索时间 |
(六)检索式 |
三、检索结果 |
(一)初检结果 |
(二)查重结果 |
四、纳入剔除标准 |
(一)纳入标准 |
(二)剔除标准 |
五、筛选结果 |
(一)筛选过程 |
(二)筛出文献 |
六、系统评价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我国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对象 |
1.5 研究总体和抽样方法 |
1.5.1 研究总体 |
1.5.2 调查总体 |
1.5.3 抽样方法 |
1.6 研究方法 |
1.7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7.1 研究重点 |
1.7.2 研究难点 |
1.8 研究创新之处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2.1 国内研究现状与述评 |
2.1.1 国内有关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
2.1.2 国内有关退役运动员相关问题研究 |
2.1.3 国内研究述评 |
2.2 国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2.2.1 国外有关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
2.2.2 国外有关退役运动员相关问题研究 |
2.2.3 国外研究述评 |
3 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
3.1 核心概念 |
3.1.1 退役运动员 |
3.1.2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 |
3.2 社会融入理论基础 |
3.2.1 社会化理论 |
3.2.2 社会融入理论 |
4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1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
4.2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4.2.1 科学性原则 |
4.2.2 代表性原则 |
4.2.3 特殊性原则 |
4.2.4 实用性原则 |
4.2.5 独立性原则 |
4.3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过程 |
4.3.1 通过文献筛选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 |
4.3.2 通过访谈筛选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 |
4.3.3 运用德尔菲法确立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 |
4.3.4 运用因子分析法验证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体系 |
4.4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与计算 |
4.4.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4.4.2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权重确立的步骤 |
4.4.3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评价指标权重计算过程 |
4.5 本章小结 |
5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程度实证分析 |
5.1 综合评价方法介绍 |
5.2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程度评价方法选择 |
5.3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原理及改进 |
5.3.1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原理 |
5.3.2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改进 |
5.4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程度评价的实证研究 |
5.4.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5.4.2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程度评价实证过程 |
5.4.3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程度评价结果分析 |
5.4.4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程度案例分析 |
5.4.5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程度差异性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质性分析 |
6.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6.1.1 扎根理论 |
6.1.2 半结构式访谈 |
6.2 研究抽样和对象的确定 |
6.3 研究主要步骤 |
6.3.1 设计访谈提纲 |
6.3.2 实施访谈 |
6.3.3 资料处理与分析 |
6.4 三级编码过程分析 |
6.4.1 开放式编码 |
6.4.2 主轴式编码 |
6.4.3 选择式编码 |
6.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7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7.1 研究假设 |
7.2 研究设计 |
7.2.1 研究方法 |
7.2.2 预调查问卷的形成 |
7.2.3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7.3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7.3.1 项目分析 |
7.3.2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7.3.3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
7.4 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具体问题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8 加快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的建议 |
8.1 完善运动员培养的政策制度 |
8.1.1 落实运动员“体教融合”的培养模式 |
8.1.2 完善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政策 |
8.1.3 完善退役运动员上学就业创业的保障政策 |
8.2 完善退役运动员培训体系 |
8.2.1 建立退役运动员培训管理的信息化平台 |
8.2.2 成立专门机构实施科学系统的培训 |
8.3 完善退役运动员社会支持系统 |
8.3.1 构建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支持系统 |
8.3.2 实施职责清晰与分层互补的社会支持 |
8.4 帮助退役运动员改善家庭状况 |
8.4.1 实施退役运动员困难家庭“精准”帮扶计划 |
8.4.2 改善退役运动员家庭生活环境 |
8.5 加强退役运动员的自身改善 |
8.5.1 持续提升自身能力 |
8.5.2 提早做好心理准备 |
8.5.3 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
8.6 积极推进社会工作介入 |
9 研究结论、局限性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件 |
(8)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语表 |
英文摘要 |
中文摘要 |
第一章 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5 研究内容 |
1.6 研究方法 |
1.7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1.8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相关理论探讨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2.2 核心概念界定 |
第三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需求评估 |
3.1 研究方法 |
3.2 结果 |
3.3 讨论 |
第四章 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构建研究 |
4.1 研究方法 |
4.2 结果 |
4.3 讨论 |
第五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构建研究 |
5.1 研究方法 |
5.2 结果 |
5.3 讨论 |
全文总结和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能力研究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件一 |
附件二 |
附件三 |
附件四 |
附件五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和参加科研工作情况 |
致谢 |
(9)新疆两个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居民慢性病患病及相关因素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研究对象 |
1.1 调查对象 |
1.2 抽样调查方法 |
2.内容与方法 |
2.1 研究内容 |
2.2 研究方法 |
3.质量控制 |
3.1 调查设计阶段 |
3.2 调查阶段 |
3.3 数据整理阶段 |
3.4 质量偏倚 |
4.统计学方法 |
5.指标定义 |
结果 |
讨论 |
小结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导师评阅表 |
(10)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语表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一)前言 |
(二)对象与方法 |
1.研究对象 |
2.研究方法 |
3.统计学分析 |
4.伦理原则 |
5.质量控制 |
6.技术路线 |
(三)结果 |
1.调查问卷的完成情况 |
2.慢性心衰患者一般资料情况 |
3.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现状 |
4.慢性心衰患者社会人口学资料与主观幸福感的单因素分析 |
5.慢性心衰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
6.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
(四)讨论 |
1.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分析 |
2.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的单因素分析 |
3.慢性心衰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因素与主观幸福的相关性分析 |
4.慢性心衰患者主观幸福感的多因素分析 |
(五)结论 |
(六)参考文献 |
综述 慢性病患者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四、人群心理社会因素及综合健康水平的监测(论文参考文献)
- [1]老年慢性病共病模式挖掘与防控策略研究[D]. 穆晓敏.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轨迹研究[D]. 任辉. 吉林大学, 2021(01)
- [3]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D]. 褚昕宇.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4]女性PFD心理社会影响因素分析及认知行为干预的研究[D]. 刘盼盼. 石河子大学, 2021(02)
- [5]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研究 ——以深圳为例[D]. 孙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02)
- [6]健康管理医师制度设计理论研究[D]. 万艳. 河南大学, 2020(02)
- [7]我国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问题研究[D]. 王慧文.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8]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D]. 梁胜翔.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0(01)
- [9]新疆两个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居民慢性病患病及相关因素比较研究[D]. 米合热古丽·吾买尔. 新疆医科大学, 2020(07)
- [10]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D]. 刘冰寒. 大连医科大学, 2020(03)
标签:公共卫生论文; 慢性病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论文; 癌症复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