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11月份纺织工业经济运行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意宁[1]（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纺织工会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市纺织工会是上海纺织工人的群众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海纺织工人作为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革命性最彻底的群体,不可避免地承担了中国近现代发展的重任。在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纺织工人组织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的政治地位迎来了历史的转变,上海纺织工人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之重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纺织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工人恢复与发展生产并发动职工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巩固与维护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随着批判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浪声迭起,上海市纺织工会的自身独立性逐渐缺失并与工会的本质渐行渐远,值得反思。本文由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途径。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前上海纺织工人组织的发展情况做了概述,然后从社会发展和理论依据两方面总结上海市纺织工会成立的必要性,并详细阐述了上海市纺织工会的成立过程及部门设置情况。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上海市纺织工会的主要工作和履职情况,包括推进群众生产工作、工会的劳动保护工作、协调劳资关系、教育工作和自身建设。第三章详细描述了上海市纺织工会发动与组织群众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包括参与抗美援朝运动、参与民主革命运动、参与“三反”“五反”运动及参与“一化三改造”。第四章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纺织工会的工作成效与经验教训,总结了在特殊历史时期下上海市纺织工会缺乏自身独立性而造成的不合理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新时代工会工作的启示。
柳直[2]（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指出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表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周澎[4]（2020）在《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设计手法研究 ——以西安为例》文中提出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的产业结构向“退二进三”的目标升级,对高科技的技术进行开发和引用,城市的类型也从工业化时代的“生产城市”向后工业时代的“消费城市”转化,进而带来城市中旧工业难以生存的情况,传统工业逐渐衰败,面对对工业遗产建筑的保护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将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相协调?如何在遵循原真性的原则下发挥其最大的使用价值?这些问题都是现实中急需解决的。本文以旧工业建筑空间改造设计手法研究为核心,结合西安旧工业建筑改造实例为主体研究对象,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追溯与建构,第二部分梳理西安工业建筑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并展开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空间再利用具体实例现状调研与分析,第三部分总结具体改造设计方法。第一部分由前两章基础理论研究内容构成,第一章首先分析当前城市更新背景下旧工业建筑所面临的困境与机遇,梳理相关宪章与理论的发展,确定选题依据与目标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整体方法与框架。第二章则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关于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空间再利用理论基础与发展,界定了相关概念,结合再利用动因,分析其改造由“静态”保护理念向多层级的保护与利用理念的转变,在遵循改造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不同旧工业建筑改造类型与方式。第二部分为全文核心部分,其中第三章梳理了西安近现代工业发展历史沿革,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西安城市工业空间格局演进过程与旧工业建筑遗存的分布,结合现状遗存整体分布情况,重点研究三个典型片区的具体优势与存在问题,进而分类总结了西安旧工业建筑空间现状类型特征与相应改造再利用设计模式。第四章与第五章内容展开两个具体旧工业建筑片区空间改造实证研究,分别从区位背景,建筑群体外部环境,单体建筑三个层面论述其空间特征,结合现状改造措施,以此为重点,分别提出相应的整体与单体改造策略,针对设计策略的基础研究,从整体环境空间序列重构、单体建筑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设计研究方面提出相对应的改造再利用设计具体操作方法。最后为总结和思考部分,以西安具体旧工业建筑实例改造策略与设计手法为基础,结合经典案例,探讨有关于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设计操作语汇。
黄蓉[5]（2020）在《重庆工商辅导处研究（1946-1948）》文中研究说明旷日持久的抗日民族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损耗和破坏,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复员工作还未达到“复原”的效果时,内战的爆发便打乱了经济恢复的步伐。各地工商界普遍面临原料缺乏、资金不足、金融紊乱、销路不畅等诸种困难,大量商店倒闭,工厂歇业停产。而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凭借利用国民政府接收的敌伪物资空前膨胀,加之美货涌进,进一步挤压了民营事业的生存空间,政府和民族资本家的关系逐渐紧张。1946年5月,党外人士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份出任经济部长,标榜实行以官营为重心向民族工商业转变的施政方针。在经济部负责的收复区工矿事业接收工作将要结束之际,王氏向行政院提议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及重庆（后增沈阳）几个重要工商城市各设工商辅导处一所,以指导与扶助民营工矿电商事业为职志。各工商辅导处于该年陆续成立。经济部工商辅导处在民国经济史研究中属于边缘化角色,目前尚未见到任何相关的专门研究。作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后期设立的工商行政机构,其工作内容与历史命运为我们观察战后中国经济格局变化、工商业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该机构虽成立于内战爆发后,其工作内容并非以军事为导向,而主要是谋求国统区工商业复兴,协调政府与工商界的关系。但研究者的缺位,使这一机构的真实面目长期掩于历史。本文以重庆工商辅导处（1946—1948）为研究对象,试图把该机构从成立到撤销的过程作一历时性的考察,同时与战后西南地区工商业经济急遽变化作一共时性的探究。该处的成立背景反映出抗战胜利后至内战爆发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复杂情势,通过探究该机构的关系网络与具体活动的开展,对了解战后西南地区民营企业于此纷乱时局下艰难的经营状况,以及对即将倒台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各种危机下的一些重大经济政策措施的出台及其实施经过、结果,都有莫大的意义。重庆工商辅导处运作期间,负责民营工商业的调查、调整、辅导、扶助事宜,在资金周转、设备补充、原料供应、销路开拓和对有竞争性的舶来品输入的限制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并未给该处太多施展拳脚的时间,立法院在审核1948年预算时,将各地工商辅导处裁撤。是年秋冬,各地工商辅导处停办业务。当时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利,经济爆发全面危机,工商辅导处发挥的效用当然难堵漏卮。此后的国统区经济已完全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之境。职是之故,以重庆工商辅导处为棱镜,似可折射国统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在国共武力博弈时期经济的曲折演进。将战后重庆地方社会的变动与该机构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力求做到“大历史”和“小历史”的统一,通过透视机构背后的人物及事件,进一步展现战后重庆在区域社会变动中的真实样态与历史图景。本文突破以往的“政治—军事”内战视角,回到历史现场,将这一内战时期的边缘机构首次列于史学讨论的议题,让其再次现身于过往史实而重新被记录。进而尝试突破以往“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解释框架,探讨区域经济在央地关系变动中的浮沉,延伸了大后方经济史的研究时段,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的经济史、近代西南区域经济史等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吕天石[6]（2019）在《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天津自1860年开埠以来,逐渐成长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至民国时期,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洋货进口港。天津港的贸易数据成为反映华北地区经济的重要晴雨表。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梳理了1912年至1937年间的天津港进口贸易的各项有关数据,以洋货为抓手深入研究了其在津的进口转运情形、销售流程、售价、商家、消费群体等多种因素,探讨了天津港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的互动关系。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的洋货涵盖了纺织品、食品、五金、工业制品、建筑材料、生活用品、交通工具、燃油类等几大类。本文的研究主体部分按衣、食、住、行这民众日常生活的四方面来分别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进口商品,且多为近代工业制成品作为研究抓手。同时运用大量档案、报刊广告与图表等资料加以阐释民国时期天津港洋货贸易与民众生活变迁之间的关系。在“衣”部分,笔者研究了天津港进口的纺织品、成衣、鞋帽与日化用品,探究了这些商品与民众身体变迁的关系。“食”部分则通过研究天津港的进口食品与药品贸易,从而探究这些商品与民众餐饮习俗变迁的关系。“住”的部分通过研究一些与民众居住空间有关的近代特色洋货产品在天津港的进口情形及华北地区的销运情况,探讨了天津港进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空间之间的关系。“行”的部分研究民众出行与沟通。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交通工具、通讯传媒设备与民国时期华北民众的交通方式与沟通方式的变迁。观察进口商品货物类型的变化,则呈现出以纺织品、食品为重点向以工业制成品、交通工具为重点的转变趋势。而进口来源国别的变化趋势更是非常明显,即由英、德、法等老牌欧洲国家向日、美、苏等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转变。纵观1912年至1937年二十余年间天津港进口贸易,棉布、成衣、日化产品等生活用品改变了民众的衣着与穿戴;面粉、糖类等食品原料或制成制品的进口改变了民众的餐饮习惯与消费意识;五金、机器、电料等则改善了民众的居住空间与生存条件;车辆与通讯工具的进口更是显而易见的提高了民众的沟通效率。然而港口贸易的繁盛之下还有许多幻象。首先就是关税主权的丧失使得海外贸易收入并不能用来改善民生,而正常的中外贸易本身就已经是外国压迫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再辉煌的贸易数额都只能是虚假的繁荣。其次在华北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洋货所带来的影响都存在着显着的差别。大部分普通民众不可能享受到所有进口产品的红利,只能停留在个别进口货品的使用这一层次。第三个幻象来自于洋货与国货的竞争关系。洋货的进口对于民族工业而言有两方面作用:从正面驱动力而言,各类进口产品先进的技术启发了国货的改良,进口机器与外国技师的到来更是直接提升了民族工业的生产力;而从反面来看,摧毁民族产业的罪魁正是大量倾销的外国货品。最后,日本因素不容忽视,日本势力在华北地区先倾销后走私的经济侵蚀政策严重破坏了天津港口正常的洋货贸易。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天津港进口的商品已经全面呈现了由欧美货品向日本货品的趋势。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与华北民众的生活变迁有很大关联性。虽然还存在很多幻象,但这些商品毕竟能够开一时风气之先,为华北地区的民众打开了近代化生活的大门。
门世恩[7]（2019）在《建国初期武汉纺织工人状况研究（1949-1957）》文中认为
武媛媛[8]（2019）在《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50-1957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缓解财政困难,支援朝鲜战争,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增产节约运动。晋华纺织厂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晋华纺织厂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本文以晋华纺织厂1950-1957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为研究对象,对增产节约运动具体实践的状况做了梳理和研究。论文除绪论外,全文分4部分。第1部分阐述了晋华纺织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背景。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抗美援朝使本已困难的经济更加严峻,这是晋华纺织厂开展增产节约的大背景。1948年复工的晋华纺织厂面临着机器设备落后、原料不足、工人技术水平不高等困境,这是其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在需求。第2部分阐明了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与宣传。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晋华纺织厂成立了临时性的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建立了以党政工为主导的机构。面对每一阶段的增产节约任务,党政工召开多次会议,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最后通过晋华通讯网全方位对职工群众进行宣传发动,使职工群众能围绕每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第3部分阐明了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运动的方式。主要有开展劳动竞赛,技术革新,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等。劳动竞赛通常是在赛前发动工人订立增产节约计划,赛中通过推广先进经验,鼓励职工群众提合理化建议等方式,调动了职工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性。技术革新是指技术人员深入生产车间,与职工群众一起参与机器设备的改进,修旧利废,群策群力,使增产节约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建立健全企业管理制度是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通过查定工作,建立和健全了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度,这为增产节约运动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这些方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原料成本,从而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第4部分对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运动进行了整体的评价。通过1950-1957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晋华纺织厂基本实现了增产节约的目的,初步树立了成本观念。但个别领导与工人存在着重量轻质的思想和弄虚作假的现象。增产节约运动的成效与不足与群众运动、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结语部分总结概括了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运动的整体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对新时代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张婷[9]（2019）在《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创造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确立,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近代以来,上海以港兴商,以工商业市,从中国的地理划分区域来看,是近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对聚集的地区。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长期以来,海外相关研究整体上受限于“西方中心”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国内相关着作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宏观叙事,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突破口。本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角,以新中国的过渡时期为研究背景,审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剖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渊源与历史缘由,重点探究上海对中央宏观政策的具化和实践,突出上海地区“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分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特点。期待能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刻外延的理解,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之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工作的重心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面对并加以正确解答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汲取了苏联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经验与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若干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确立,为新中国建立之初上海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形成了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市政府在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通过对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收购、统购、包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发生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为以后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1951年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就在上海得到了实践,给以后全国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推进。上海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加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的同时,积极推进在沪同业公会和在沪私营工商业企业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削者”的科学假设和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阶段的公私合营是在“和平赎买”政策下开展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和平赎买”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典型示范效应先行、以“和”为贵的理念、“赎买”形式多样化等若干特点,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平稳推进。在“和平赎买”政策的推动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伟大的变革曾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嬗变产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从过渡形式到具体步骤,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上,应当充分肯定。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奠定了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强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这些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成果。然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社会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在方法步骤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在改造过程中,过早地追求基本上消灭个体生产和私人资本的目标,则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过渡时期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今社会主义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追溯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感受过渡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当下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关联性,它所带给后人的思考,仍不失为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张学娟[10]（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二、2003年11月份纺织工业经济运行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11月份纺织工业经济运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纺织工会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海市纺织工会的历史背景与成立 |
| 一、上海市纺织工会成立的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纺织工人组织沿革 |
| (二)上海市纺织工会成立的重要性 |
| 二、上海市纺织工会的建立及组织沿革 |
| (一)上海市纺织工会的筹组过程 |
| (二)上海市纺织工会的下属行业及部门设置 |
| 第二章 上海市纺织工会的主要工作和履职情况 |
| 一、推进群众生产工作 |
| (一)开展棉纱增产与劳动竞赛 |
| (二)推广先进工作法与技术革新运动 |
| (三)推选与培育劳动模范 |
| 二、加强劳动保护工作 |
| (一)救济失业和困难职工 |
| (二)加强安全生产与卫生工作 |
| (三)完善劳保组织与劳动保险 |
| (四)维护女工权益 |
| 三、协调劳资关系 |
| (一)帮助调整劳资关系 |
| (二)协助处理劳资纠纷 |
| 四、举办教育活动 |
| (一)政治思想教育 |
| (二)文化知识教育 |
| (三)职业技术教育 |
| (四)女工干部教育 |
| 五、自身建设 |
| (一)明确工会的主要任务 |
| (二)建立健全基层组织 |
| 第三章 上海市纺织工会参与重大政治活动 |
| 一、参与抗美援朝运动 |
| (一)开展抗美援朝教育工作 |
| (二)推行爱国公约与捐献运动 |
| (三)成立爱国增产节约捐献检查工作组 |
| 二、参与企业民主改革运动 |
| (一)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 |
| (二)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革 |
| 三、参与“三反”“五反”运动 |
| (一)国营企业的“三反”运动 |
| (二)私营企业的“五反”运动 |
| 四、参与“一化三改造” |
| (一)监督与管理私营企业 |
| (二)逐步推进公私合营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市纺织工会的工作成效与经验教训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市纺织工会的工作成效与工作特点 |
| (一)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生产为中心开展工作 |
| (二)以完成重大政治任务来推动生产 |
| (三)重视女工权益及相关福利事业 |
| (四)在各项工作中贯穿思想教育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市区纺织工会工作的不足与教训 |
| (一)工会与行政关系有待改善 |
| (二)工会与工人关系不够融洽 |
| 三、对新时代工会工作的启示 |
| (一)推动工会政治性、群众性和自主性的协调发展 |
| (二)促进工会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合理化 |
| (三)在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同时展现自身工作特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设计手法研究 ——以西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西安城市更新下的“增量”转“存量” |
| 1.1.2 城市工业遗产的亟待保护 |
| 1.1.3 后工业时代消费空间观念转变 |
| 1.2 旧工业建筑概念界定与特征 |
| 1.2.1 旧工业建筑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旧工业建筑空间类型特征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综述 |
| 1.4.1 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研究历程 |
| 1.4.2 相关纲领文献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2 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理论基础与发展 |
| 2.1 工业建筑发展背景 |
| 2.1.1 工业建筑兴起与发展 |
| 2.1.2 工业建筑与现代主义 |
| 2.1.3 工业建筑艺术化与遗产化时期 |
| 2.2 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动因 |
| 2.2.1 改造与再利用概念辨析 |
| 2.2.2 城市旧工业区空间结构调整 |
| 2.2.3 旧工业产业调整与置换 |
| 2.2.4 实践主体关系的互动与平衡 |
| 2.3 旧工业建筑保护再利用理念 |
| 2.3.1 静态保护修复理念 |
| 2.3.2 动态再循环理念 |
| 2.3.3 分级保护与再利用理念 |
| 2.4 旧工业建筑改造设计基本原则 |
| 2.4.1 尊重历史本体的真实性原则 |
| 2.4.2 强调新旧共生的整体性原则 |
| 2.4.3 基于建筑更新的动态性原则 |
| 2.5 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实践 |
| 2.5.1 城市事件策动类型 |
| 2.5.2 创意产业导入类型 |
| 2.5.3 文化教育综合类型 |
| 2.5.4 商业消费嫁接类型 |
| 2.5.5 居住生活开发类型 |
| 2.5.6 工业景观再生类型 |
| 2.6 本章小结 |
| 3 西安旧工业建筑历史发展概况 |
| 3.1 西安近现代工业发展历史沿革 |
| 3.1.1 近代工业萌芽时期(1869—1934) |
| 3.1.2 近代工业起步发展时期(1835—1948) |
| 3.1.3 社会主义初步发展时期(1949—1962) |
| 3.1.4 现代工业曲折发展时期(1963—1978) |
| 3.2 西安近现代城市工业空间格局演进历程 |
| 3.2.1 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工业格局雏形初构 |
| 3.2.2 “一五计划”时期——现代工业基础格局奠基 |
| 3.2.3 “二五计划”时期——现代工业基础格局混乱 |
| 3.2.4 “三线建设”时期——现代工业基础格局成型 |
| 3.3 西安重要旧工业建筑遗存分布与现状 |
| 3.3.1 韩森寨地区旧工业建筑遗存分布与现状 |
| 3.3.2 大庆路地区旧工业建筑遗存分布与现状 |
| 3.3.3 纺织城地区旧工业建筑遗存分布与现状 |
| 3.4 西安既有旧工业建筑空间类型及改造再利用实践现状 |
| 3.4.1 西安既有旧工业建筑空间类型特征 |
| 3.4.2 西安旧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实践现状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安大华纱厂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研究 |
| 4.1 西安大华纱厂更新改造背景分析 |
| 4.1.1 区位背景 |
| 4.1.2 历史沿革 |
| 4.2 基于原有整体环境空间特征的改造发展模式 |
| 4.2.1 基于保护修缮的空间谨慎加减——密度疏解 |
| 4.2.2 边界的介入与渗透——城市街区的形成 |
| 4.2.3 历史工业建筑转向商业消费空间——“符号的象征” |
| 4.3 总体环境空间序列重构 |
| 4.3.1 功能业态构成 |
| 4.3.2 公共空间与流线构成 |
| 4.4 基于原有单体建筑空间特征的改造策略——“空间——事件”:边界介入与组织的空间序列 |
| 4.5 单体建筑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设计研究 |
| 4.5.1 增补叠加式屋顶标识空间——一期生产厂房 |
| 4.5.2 并置开放式柔性廊空间——二期生产厂房 |
| 4.5.3 织补围合式院空间——老南门办公区及动力用房 |
| 4.5.4 扩张包容式庭空间——厂区锅炉房 |
| 4.5.5 折叠嵌入式体空间——新布厂车间 |
| 4.6 本章小结 |
| 5 陕钢厂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研究 |
| 5.1 陕钢厂更新改造背景分析 |
| 5.1.1 区位背景 |
| 5.1.2 历史沿革 |
| 5.2 基于原有整体环境空间特征的改造发展模式 |
| 5.2.1 面向产业的恢复与安置 |
| 5.2.2 面向大学校园的改造 |
| 5.2.3 面向房地产项目的推到重建 |
| 5.2.4 面向老钢厂创意设计产业园的整体改造 |
| 5.3 总体环境空间序列重构 |
| 5.3.1 功能业态构成 |
| 5.3.2 公共空间与流线构成 |
| 5.4 基于原有单体建筑空间特征的改造策略——“多米诺”结构框架与自由平面:相似结构单元下的空间拓扑与界面异质拼贴 |
| 5.5 单体建筑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设计研究 |
| 5.5.1 外部相邻异质体量扩建与内部多重空间重组型——产业园7.8号楼 |
| 5.5.2 外部界面消解与内部盒体嵌入——1.2号教学楼 |
| 5.5.3 外部基本保留原状与内庭空间围合——产业园 11 号楼 |
| 5.5.4 外部体量局部加减与内部多层级空间叠置——产业园12号楼 |
| 5.6 本章小结 |
| 6 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设计语汇 |
| 6.1 基于外部整体环境的空间再利用操作 |
| 6.1.1 外部整体环境肌理拆分与整合 |
| 6.1.2 外部整体环境界面连续与引导 |
| 6.1.3 外部整体环境公共空间介入与渗透 |
| 6.2 基于建筑外部空间体量的介入与共生操作 |
| 6.2.1 空间体量的介入 |
| 6.2.2 空间体量的并置 |
| 6.2.3 空间体量的叠加 |
| 6.3 基于建筑界面的整合与重塑操作 |
| 6.3.1 界面的自性整合 |
| 6.3.2 界面的片段(废墟)处理 |
| 6.3.3 界面的消解渗透 |
| 6.3.4 界面的拼贴异质 |
| 6.4 基于建筑内部空间秩序重构操作 |
| 6.4.1 拆分与重组——空间的自由与流动 |
| 6.4.2 叠合与渗透——空间的层析与透明 |
| 6.4.3 嵌入与加建——空间的体积与扩展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语 |
| 7.1 主要研究成果 |
| 7.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读研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表录 |
| 图录 |
| 致谢 |
（5）重庆工商辅导处研究（1946-194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 机构介绍 |
| (二) 时空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一) 战后经济复员研究 |
| (二) 战后民营经济研究 |
| (三) 战后西南地区经济研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 |
| (一) 理论与方法 |
| (二) 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战后经济复兴与重庆工商辅导处的设立 |
| 第一节 战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 |
| 一、“胜而不利”:抗战胜利后工商业陷入困境 |
| 二、从战时到平时: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工商辅导处的筹备与设立 |
| 一、督导还是辅导:筹设阶段的争论 |
| 二、重庆工商辅导处的成立 |
| 第二章 重庆工商辅导处的人事组织与关系网络 |
| 第一节 重庆工商辅导处的人事与组织 |
| 一、人事的安排与调整 |
| 二、组织的架构及运行 |
| 第二节 重庆工商辅导处与相关政府机构的关系 |
| 一、重庆工商辅导处与经济部 |
| 二、重庆工商辅导处与地方政府 |
| 第三章 地方市场的萎缩与重庆工商辅导处的应对 |
| 第一节 战后西南地区的工业及市场萎缩 |
| 一、战后内迁工厂及人员的东返 |
| 二、“美货”对西南地方市场的冲击 |
| 第二节 重庆工商辅导处与地方工业生产的恢复及建设 |
| 一、重振民营工业生产的举措 |
| 二、工业融资:参与四联总处发放生产事业贷款 |
| 第四章 重庆工商辅导处的命运 |
| 第一节 “奉令结束”:重庆工商辅导处的裁撤与业务移交 |
| 一、力难维持:财政困窘下的撤销 |
| 二、重庆市社会局接办业务 |
| 第二节 战时经验的失灵:滞后性制度调整的限度 |
| 一、经济统制的演化:从工矿调整处、战时生产局到工商辅导处 |
| 二、难堵漏卮:重庆工商辅导处对战后西南经济的局部修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6）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路 |
| 四、概念界定 |
| 五、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北方洋货集散地:民国时期的天津港进口贸易总体情况 |
| 1.1 国际航运视域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港口与进口船舶情况 |
| 1.2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的情况与变化趋势 |
| 1.2.1 进口洋货的总体情况 |
| 1.2.2 进口洋货的历年变化趋势 |
| 1.3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货品结构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穿戴与装扮 |
| 2.1 棉纱与棉布——天津港进口大宗纺织品情况 |
| 2.1.1 棉纱的情况 |
| 2.1.2 棉布的情况 |
| 2.1.3 纺织品的贸易——“西货”与“东货”的此消彼长 |
| 2.2 洋装在身——天津港进口洋装、洋帽及装饰物情况 |
| 2.2.1 洋装成衣与国产“机制洋装” |
| 2.2.2 进口洋帽及装饰物 |
| 2.3 从“多余物”到“必需品”——天津港进口日化用品情况 |
| 2.3.1 进口香皂与天津制皂工业 |
| 2.3.2 进口牙膏、香水和其他化妆品 |
| 小结 |
| 第三章 饮食与医药 |
| 3.1 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及相关商品情况 |
| 3.1.1 面粉与糖——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的规模化 |
| 3.1.2 农作物种子、肥料——农业相关产品的进口 |
| 3.1.3 从传统香料到味精——调味品的转变 |
| 3.2 天津港新式食品、饮料的进口与餐饮风气变迁 |
| 3.2.1 进口洋酒的销售与管控 |
| 3.2.2 西式汽水饮料与甜品的引进 |
| 3.2.3 罐头食品的进口与国产化 |
| 3.2.4 天津与世界非主要国家食品贸易情形 |
| 3.3 天津港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的进口与转运 |
| 小结 |
| 第四章 建筑工程与居住环境 |
| 4.1 天津近代住建材料的引进与使用 |
| 4.1.1 从木材到钢筋水泥——天津进口住建材料的新变化 |
| 4.1.2 从洋漆垄断到国货崛起——天津油漆工业的奇迹 |
| 4.2 天津港进口工程机器及设备的情况 |
| 4.2.1 精密建工仪器的引进 |
| 4.2.2 大型建工机器的引进 |
| 4.3 天津港进口贸易下的城市住宅内部空间变迁 |
| 4.3.1 新式室内用品的进口情形 |
| 4.3.2 冰箱——现代家用电器的出现 |
| 小结 |
| 第五章 交通工具与通讯传媒设备 |
| 5.1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交通工具的引进 |
| 5.1.1 汽车入津与民众对汽车的认识 |
| 5.1.2 自行车的传入及在华北地区的推广 |
| 5.2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通讯设备的引进 |
| 5.2.1 无线电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 5.2.2 电话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 5.3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新型传媒设备及传媒技术的引进 |
| 5.3.1 照相机的引进与国产化 |
| 5.3.2 电影、电视技术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章 繁盛与幻象:对天津港口贸易与华北民众生活变迁的思考 |
| 6.1 洋货贸易影响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民众生活 |
| 6.2 数据繁盛的背后 |
| 6.2.1 关税与主权 |
| 6.2.2 城市与乡村 |
| 6.2.3 洋货与国货 |
| 6.3 日本因素与走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50-1957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背景 |
| 一、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
| 二、支援朝鲜战争 |
| 三、晋华纺织厂发展的需要 |
| (一)机器设备落后 |
| (二)厂内开工情况 |
| (三)原料不足 |
| 第二章 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与宣传 |
| 一、组织构成 |
| (一)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 |
| (二)晋华纺织厂工会 |
| (三)晋华纺织厂党委支部 |
| 二、宣传发动 |
| (一)统一思想 |
| (二)舆论宣传 |
| 第三章 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方式 |
| 一、开展劳动竞赛 |
| (一)订立计划 |
| (二)推广先进经验 |
| (三)提合理化建议 |
| 二、开展技术革新 |
| (一)机器设备改进 |
| (二)修旧利废 |
| 三、改善企业管理制度 |
| (一)开展查定工作 |
| (二)建立生产责任制 |
| (三)建立经济核算制度 |
| 第四章 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运动的评价 |
| 一、特点 |
| (一)阶段性特征 |
| (二)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 |
| (三)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相结合 |
| (四)不均衡性 |
| 二、增产节约运动的成效 |
| (一)基本上达到了增产节约的目的 |
| (二)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 |
| (三)初步树立了成本观念 |
| 三、增产节约运动的不足 |
| (一)存在重量轻质的思想 |
| (二)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2.1 过渡时期 |
| 1.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1.2.3 社会主义改造 |
| 1.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1.3 研究回顾与现状 |
| 1.3.1 海外相关研究回顾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
| 1.4 研究重点和思路 |
| 1.4.1 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资料来源 |
| 1.6 研究的原创性与不足之处 |
| 1.6.1 研究的原创性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建国前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轫 |
| 2.1.1 外资的进入和发展 |
| 2.1.2 官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1.3 民族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特点 |
| 2.2.1 在沪外资的垄断性与掠夺性 |
| 2.2.2 在沪官僚资本的买办性与投机性 |
| 2.2.3 在沪民族资本的不平衡性与落后性 |
| 2.3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政策的确立 |
| 2.3.1 监督和管制在华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2 接收和管理在华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3 保护和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第三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1 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理论和相关政策在上海的形成 |
| 3.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 |
| 3.1.2 列宁对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深化 |
| 3.1.3 中国共产党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与发展 |
| 3.1.4 上海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政策不断具化 |
| 3.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3.2.1 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2 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3 调整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3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1 在沪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2 在沪国家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
| 3.4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整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 |
| 3.4.1 三大政治运动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教育 |
| 3.4.2 “四反”、“五反”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洗礼 |
| 3.4.3 “五反”后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4.1 关于过渡时期理论与上海若干政策的形成 |
| 4.1.1 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基本观点 |
| 4.1.2 苏联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深化 |
| 4.1.3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4.1.4 上海在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相关政策的制定 |
| 4.2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推进 |
| 4.2.1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工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2.2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商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3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家及其行业组织的改造 |
| 4.3.1 在沪同业公会的逐步改造 |
| 4.3.2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改造 |
| 4.4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上海资本主义的反响 |
| 4.4.1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举步维艰 |
| 4.4.2 在沪资本家的矛盾心态和消极行为 |
| 第五章 “和平赎买”政策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 “和平赎买”政策的来源与在上海的确立 |
| 5.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科学假设 |
| 5.1.2 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 |
| 5.1.3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拓展 |
| 5.1.4 上海对“和平赎买”的政策具化 |
| 5.2 “和平赎买”政策在上海的实践 |
| 5.2.1 公私合营申请的主动化趋向 |
| 5.2.2 公私合营的试点和扩展 |
| 5.2.3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到来 |
| 5.3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影响 |
| 5.3.1 上海资本主义的快速转变和消失 |
| 5.3.2 促进了上海国民经济结构的变迁 |
| 5.3.3 推动了上海部分工商业的外迁 |
| 5.4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若干特点 |
| 5.4.1 典型示范效应先行 |
| 5.4.2 以“和”为贵的理念 |
| 5.4.3 “赎买”形式多样化 |
| 第六章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启示 |
| 6.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
| 6.1.2 奠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 |
| 6.1.3 强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 |
| 6.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局限性 |
| 6.2.1 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
| 6.2.2 社会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单一化 |
| 6.2.3 社会中间阶层的弱化与缺失 |
| 6.3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当代的启示 |
| 6.3.1 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继承 |
| 6.3.2 保障政府和市场的优势互补 |
| 6.3.3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放松 |
| 附录 |
| 表1:1949-1956 上海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2:1949-1956 上海商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3:1949-1956 上海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变化情况 |
| 表4:1949-1956 上海私营商业经销代销变化情况 |
| 表5:1949-1957 上海公私合营工业与私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 |
| 表6:1949-1956 上海公私合营及私营工业户数与产值增长情况 |
| 表7:1949-1957 上海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统计 |
| 表8:1952-1957 上海主要消费品零售量统计 |
| 表9:1950 上海工厂和商店申请停业、歇业数 |
| 表10:1949-1956 上海上层资产阶级人士安排情况 |
| 表11:1952-1957 上海市工业生产情况 |
| 表12:私营工商业者区别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 期刊论文 |
| 课题参与情况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四、2003年11月份纺织工业经济运行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纺织工会研究（1949-1956）[D]. 张意宁.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的空间再利用设计手法研究 ——以西安为例[D]. 周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重庆工商辅导处研究（1946-1948）[D]. 黄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D]. 吕天石. 河北大学, 2019(05)
- [7]建国初期武汉纺织工人状况研究（1949-1957）[D]. 门世恩.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8]晋华纺织厂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50-1957年）[D]. 武媛媛.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9]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D]. 张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