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的民族思想比较

一、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之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张明月^[1]（2021）在《《史记》《汉书》重合篇章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史记》与《汉书》（以下简称《史》《汉》）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关注,两书在文学史和史学史上都有着里程碑的作用。两书题材相似,记录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也多有重合,所以就有许多学者着眼于两书的比较研究。虽然对两书文学层面的比较有所涉及,但是有的观点较为笼统,缺少细致的分析。本文立足两书重合篇章,从字词的使用对比开始,分析其原因,挖掘其思想意蕴,探求其文学意义,以求对《史》《汉》的文学性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汉书》对《史记》的补充和订正。班固在《汉书》中增添了大量关于民生与礼法制度的诏策文章,可见其“民为邦本”与“重礼”的儒家思想。他还在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补充,以此充实人物性格,补全历史事件发展脉络。班固省去虚字复语使得《汉书》语言更加典雅,句式更加严整。至于论赞部分,班固则对《史记》部分论赞进行调整,以求更加贴合历史人物。第二章《史》《汉》相关篇章的文学解读。《史》《汉》两书虽然记述同一人物,却呈现出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与马班两人的思想倾向以及文学语言的运用有很大关系。司马迁以儒为本,兼收道家,班固则服膺于正统儒学,为汉室着书,两人着史出发点本就不同。加之两人语言风格的差异,同一篇章同一人物便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第三章《史》《汉》异同原因的探究。司马迁与班固的家学传统有差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光耀先祖以谈史着书为己任,思想上兼收各家之长。班氏家族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际步入仕途,始终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另外,西汉“尚才”,东汉“尚学”,两汉时期作家作品自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在精神个性方面,司马迁偏感性,发愤着书,班固偏理性,但是也有矛盾的一面。这与两人生长环境、家学传统有一定的关联。

张子薇^[2]（2021）在《“前四史”用《诗》研究》文中指出“前四史”记述了先秦至汉魏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事件。作为我国传统史学的滥觞之作,“前四史”保留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後世所吸收借鉴。《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歌,传诵至今。研究“前四史”用《诗》,能够使我们了解先秦至汉魏时期的《诗》学风貌,还原这一时期的《诗》学生态场景。文章除了绪论和结语,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共有四章。第一章《诗》学发展与用《诗》方式溯源。本章专注于先秦诸子典籍引《诗》、用《诗》情况,而後过渡至“前四史”中的《诗》学文献,侧重考察用《诗》目的、体例及特点。“前四史”用《诗》,在“兴观群怨”的基础上,深入发展为《诗》以释史、《诗》以证事、《诗》以作评和《诗》以论政。第二章记史用《诗》。将“前四史”中的用《诗》情况分为:一、史书作者转录先秦史料文献中的用《诗》,即以《诗》记史。二、“前四史”中不同身份的人用《诗》说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着家注者。以此反映出《诗》学的流变,与时代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诗》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三章美刺用《诗》。本章主要针对《诗》“婉而多讽”的特点,运用“前四史”中的史料文献,分析《诗》以美刺的《诗》用观。这一时期的用《诗》,与政治紧密联系,大臣主文谲谏,使闻之者足以戒,体现出《诗》以美刺的强大政治功能。第四章用《诗》观念的演变。先秦以来的《诗》用观主要有:先秦时期赋《诗》言志、汉初以《诗》为史、两汉借《诗》美刺、汉末用《诗》抒情。这一发展趋势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通过用《诗》表达自己的情志,促进了先秦汉魏的《诗》学发展。下编对《史记》《汉书》《後汉书》《三国志》的用《诗》情况进行整理和释读。通过对“前四史”引《诗》、用《诗》文献的整理,把握《诗》学与史学、《诗》学与经学、《诗》学与文学之间的双向会通关系。“前四史”用《诗》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天文律历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因此对於它的研究,仍需不断努力。

谭春林^[3]（2021）在《两汉六朝刘安骚评之研究》文中认为研究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骚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安作为第一个以专论形式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人,他一方面将《离骚》与《国风》《小雅》相比,凸显出《离骚》“好色而不淫”与“怨诽而不乱”的特征;另一方面又高度肯定了屈原之行,赞扬屈原可“与日月争光”的高洁品格。两汉与六朝时,司马迁、班固、王逸和刘勰等人围绕刘安骚评展开评论,他们从评屈入手,着重总结、研讨刘安骚评之语,逐渐形成了从人物本身向文本本身转移的脉络,对后世骚评研究与屈原的形象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本文拟分三个章节,除绪论、结语外,主要以层层深入的逻辑方式展开论述,以期梳理两汉与六朝时期的刘安骚评研究。第一章,梳理两汉与六朝时期刘安骚评研究的学术脉络。结合学界公认的属于刘安骚评内容的部分——“《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整理、归纳两汉与六朝时评论者对刘安骚评直接或间接的记述与评论。两汉时期,以司马迁和王逸为代表的评论者对刘安骚评表示赞同并实现部分超越,以班固等人为代表的评论者对刘安骚评则流露出怀疑与否定,因而呈现出褒贬任声的局面。六朝时期,以刘勰为主,萧统、颜延之等人为辅的评论者以间接性的方式延续两汉时期的刘安骚评研究,并以评屈为主要突破口,实现对文本本身的探讨与研究,表现出抑扬待明的评论面貌。第二章,辨正两汉与六朝时期刘安骚评研究的存有疑虑。从两汉与六朝时期评论者的载述看,刘安的骚评内容和骚评标题都尚需厘定。首先,除学界公认的属于刘安骚评内容的部分外,《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从“屈平疾王听之不聪”到“离骚者,犹离忧也”、从“屈平正道直行”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以及从“上称帝喾”到“故死而不容自疏”部分也为刘安骚评内容,从“《国风》好色而不淫”到“与日月争光可矣”,以及班固《离骚序》中的“五子以失家巷……是而无闷”部分推测为刘安骚评的序文。其次,在刘安骚评标题之“传”“赋”“章句”问题上,“传”“赋”“章句”三者略有区别:“传”侧重阐释经义且能与训诂相通,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赋”倾向于文学层面,具有较强烈的言志与讽谏意味;“章句”注重对原文详实全面地解读。在刘安骚评标题之“叙”与“序”问题上,“序”较之“叙”更为详细化与具体化,应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叙”具有较为浓烈的情感色彩,多具有针砭的功能。因此,综合刘安的创作环境、心理状态以及创作内容分析,刘安所作应是“传”和“序”,即“序《离骚传》”。第三章,探究两汉与六朝时期刘安骚评研究的旨趣特色。从两汉到六朝,刘安骚评研究者经历了从尊经到兼容的思维转换,评论视角也逐渐由品人转移到品文为主,由此形成了依经论骚到据文评骚的评骚维度。同时,两汉与六朝时期的评论者在对刘安骚评展开论述与评介之际,也融合了时代、文化环境以及各自主观意向等多方面因素,形成了立足人文互见的原则点、紧扣文本阐释的时代性和遵循评论接受多面化的点线面一体的评论模式。两汉与六朝时期的刘安骚评研究在展开骚评研究、研究屈原作品与解读屈原形象,以及阐释人物与文本间关系诸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亦为后世研究刘安骚评和屈原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

张宏莹^[4]（2020）在《班固对匈奴的看法再分析——以《汉书·匈奴传》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有关班固对匈奴看法的研究,是秦汉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但独立成文较少,仅仅是将该方面研究作为班固民族思想的一部分进行阐述。同时,由于受到固有的抑班思想以及史料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该方面的研究缺乏全面性与客观性。本文立足于《汉书·匈奴传》,通过与其他相关史料之间对比研究,认为班固在面对匈奴时,并非是进行一种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在具体历史背景中进行的一种利弊权衡。

姜维枫^[5]（2020）在《泰山辞赋研究》文中提出泰山文化源出上古,泰山辞赋滥觞于两汉,绵延至今,不绝如缕。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自西东迁,阴阳五行说兴起,泰山被齐人纳入五行系统,从而具有了“一岁之首、万物之始”①的新含义。秦汉王朝,前后相续,实现一统。秦皇汉武求仙奉道,报天之功,先后东巡封禅。自此,泰山地位超拔五岳,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味逐渐凸显。辞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②“苞括宇宙、总揽人物”③的体制特征与上升期的秦汉王朝敷陈万物、宣扬美德、报天成功的家国心态绾合。在历代赋家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下,泰山辞赋含藏了帝王与国家的封禅文化、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华夷思想等。赋家借泰山持世、持己,在主流文化之外,抒写自家隐逸情怀,充分发挥辞赋的颂美讽喻与感物体道功用,表达人格理想与审美追求。本论文由泰山辞赋文本阅读出发,呼应历史,力求深研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发展演变规律、包蕴万端的文化内涵,揭析泰山辞赋作家独特的情怀与人格理想,体察泰山辞赋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论文共分三部分八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整体上揭析泰山辞赋之概貌和泰山形象的生成流衍特征;第二部分为第三章至第七章,集中阐释泰山辞赋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包括封禅文化、华夷之辨、正统观、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隐逸文化;第三部分为第八章,主要研析泰山辞赋的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第一章,泰山辞赋概貌纵览。主要从创作内容、情感、审美等方面,综括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两汉泰山辞赋以敦请封禅、颂美国家为主调。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出现讽喻、批判现实之作。唐代泰山辞赋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国势上升,泰山辞赋充满高歌进取的精神,赋文多书写封禅、论证政权的合法性,笔涉华夷之辨、大一统思想;后期藩镇割据、国势衰颓,泰山辞赋开始反思封禅,内容富于哲思与理性精神,风格沉静内敛。宋代泰山辞赋以真宗封禅泰山为界,前期风格华丽虚妄,后期质实尚朴。宋代真宗朝之后,封禅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元明清三代的泰山辞赋开始集中反思封禅,同时泰山作为自然山的地理特征受到关注。元代郝经《泰山赋》传达“大一统”“华夷一家”的治国理路和礼乐文化、王道仁政理想。明代泰山辞赋散体大赋与抒情小赋并行,在颂美主题之外,出现表达隐逸情怀的赋作。清代泰山辞赋创作数量为历代之冠,文体与题材更趋多元,较同期长白山赋、东巡赋,泰山辞赋更注重形塑清帝省方展义、成民是念之特征;乾嘉以降,出现以人文泰山为主题的辞赋,特点是颂美功能尾大不掉。第二章,泰山形象的流衍。以泰山辞赋为中心,纵向梳理历代泰山形象的流衍变化特征。自汉代开始,泰山崇高巍峨的庄严形象,封禅大典恢弘威仪的皇家气魄与赋体文学恢弘俯仰、铺张扬厉的文体特征完美结合,泰山成为族群、国家、政权、文化认同的象征。元代之前,泰山形象处在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交融与离合之中;唐宋元明清几代,泰山形象表现出由国家正统向正统消解转移;明清两代的泰山形象出现另一流脉——于胶着板滞、踵事增华的神圣化描写中增添了灵活生动的平民气质。第三章,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封禅是历代泰山辞赋创作的主题,本章采用文史互证法,尝试厘清封禅之初衷与本质,梳理历代封禅观念的嬗变。古帝封禅本皆为民,至秦汉时期发展为求仙报功,唐朝帝王拨乱反正,封禅回溯为苍生祈福,至宋真宗封禅沦为帝王之术的手段,封禅大典的神圣性与崇高性被消解。从国家族群、帝王治道层面看,封禅有其积极的功用:帝王借“一统”“天命”“正统”观以巩固统治,借封禅以沿袭礼乐文化制度、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树立帝王典范、构建国家情感。泰山辞赋所承载的封禅文化,经过“秦仙汉纬,唐骄宋惑”的曲折发展,其主导是将“仁政”“德治”作为治道之本,以实现天下一统、安息苍生黔黎的理想。第四章,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思想贯通中国文化思想之始终,泰山辞赋中的族群意识与华夷观,与世推移,流衍轨迹清晰。就泰山辞赋创作而言,汉代的华夷观,主要集中于西汉时期,呈现为以大汉为中心的百蛮向风特征。唐代泰山辞赋之华夷观可以概括为,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华夷一家论、正朔论。宋代泰山辞赋的华夷观演化为想象中的“华夷会同”“华夷同志”。元明清三代,泰山辞赋不言华夷、不辨华夷,实质上“华夷一家”、“天下一统”已成为此期思想的底色。第五章,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泰山辞赋传达出强烈的国家族群认同意识,泰山辞赋含藏大一统思想与礼乐文化。大一统思想不仅体现为疆域一统、族群一统,还包括政治清明、国家太平、社稷稳定、经济繁荣、黎庶安宁等思想内容。泰山辞赋承载的礼乐文化具体呈现为“德化”“和序”“颂美”等形式特征。唐宋时期的泰山辞赋将礼乐文化的阐释推至顶峰,宋之后,封禅辞赋创作式微,泰山辞赋关于礼乐的阐释逐渐消解。泰山辞赋中的礼乐文化呈现向由礼乐本义到祭祀艺术的回归。第六章,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信仰中,泰山是庙堂文化中沟通天人之津梁。汉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主要表达了基于“天人感应”的“以德配天”;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传达出基于“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唐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出现了关于“先天”“奉天”“革天”的命题,这不仅是赋家个体的天人认知,也代表了唐代的盛世气象。宋代儒学与科学相对发达,宋人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出现新变,然而当赋家描绘帝王封禅的蓝图时,往往又会重启天人感应的传统模式。泰山辞赋借助天人关系服务皇权,“天命至上”“天人感应”“以德配天”是帝王文化的典型表征,当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出现离散之势,君臣无法从现实政治文化中获得自信与出路,便借助天人思想来稳固政权,凝聚国家意识,有时甚至不惜伪造天命来凝聚民心和主流意识形态。宋代真宗朝的泰山辞赋强调天命主导,其后则强化人事、弱化天命。元明清时期,泰山辞赋的“天命”观不断弱化消解,然天命观的集体无意识仍若隐若现。第七章,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通观历代泰山辞赋,赋家所抒发的隐逸心态与情怀,主要表现为面对出处浮藏的矛盾,对无德、无智、无功、无名之境的思考,对自然与自我合一的追求等。“隐逸”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题之一,也是此期赋家津津乐道之题。唐宋隐逸绍承前代遗风,泰山辞赋一面表现怀才不遇、一面传达隐逸情怀,盛唐之后出现仕隐兼通之风。宋代泰山辞赋写出文人无可逃逸的矛盾。元代排斥文士,泰山辞赋否定以归隐为行欲之阶、怀揣逞志之辈。明代强求集权,泰山辞赋表达赋家由仕而隐的心路历程。清代对文人高压与怀柔政策并用,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倾向于自然与自我的合一,呈现为一种追求自由与人格的意识。总之,隐士、隐逸文化一直与封建王朝相伴相生,通观泰山辞赋,士人命运始终随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境遇而变迁。泰山隐逸辞赋借助象喻比德,书写出贞固不渝、气清不淫、宏远逍遥等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审美特征。第八章,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历代泰山辞赋多借封禅与反封禅来实现颂美方今帝王之功用,泰山辞赋创作至清代,颂美内容出现新变,陈梦雷与周藩的同题《泰山赋》均能基于赋家的现实经历来表达辞赋主题。清代泰山辞赋多借意象颂美国家帝王,其一为自然意象,如泰山、白云、观日等;其一为文化意象,如“一览众山小”“登泰山小天下”“泰山不让土壤”“挟山超海”等。赋家沿着咏物——抒情——颂美的创作路向,描摹泰山自然、体悟泰山人文,传递儒家修齐治道。相较于早期以封禅为主调的颂美辞赋,在泰山辞赋创作的后期,更多的自然与文人化物象融入辞赋作品,审美风格趋于自然、典雅、优美,美中不足的是,“颂美”之声尾大不掉。部分泰山辞赋创作改变了传统辞赋结构,加强了讽喻批判社会的内容,增加了匡救时弊的成分。泰山辞赋的感物体道功能,或借“体物写志”来表达人格理想,或借主客问对来完成由事悟道。论文最后有附录两则,其一为历代泰山辞赋目录,其二为泰山辞赋勘误。

徐小茜^[6]（2020）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文中认为语文学是我国传统的以文字或书面语言为研究对象,注重文献资料考证和故训寻求的一门学科。其研究范围涉及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和古典文献学等,与经学的联系十分紧密。本文认为,凡在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古典文献学和儒家经典、诸子学说的研究、传承中有所建树的人都应算作语文学家,其中也包括在教育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人物。《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记载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事,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山东地区在先秦两汉时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涌现出了大批语文学家,他们参与了儒学、黄老之学等学派的创立与延续,在稷下学宫、汉朝石渠阁会议等大型学术文化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等领域建树颇丰,对中国语文学和语言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山东地域的语文学家尚无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的514位山东语文学家进行了穷尽性的梳理分析,总结其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力求为古代山东语文学家和山东语文学史的研究打好基础。本文主体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对山东区域和语文学家进行界定,说明在前四史中确定山东语文学家应遵照的标准,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介绍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说明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对前四史中的山东语文学家一一辑录。将山东语文学家分成籍贯属于山东（373）与客居山东（141）两大类,分别辑录其籍贯或客居山东的经历、语文学相关学术活动等。第六部分:对上述山东语文学家所参与过的重要学术活动与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先秦两汉时期,山东语文学家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等方面都有丰富的学术活动,其中不乏首创性的学术成就。在学术传承与语文学教育方面,山东语文学家在儒学、黄老之学等重要学术流派与儒家经典的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及其弟子形成的儒家学派和齐国稷下学派以及汉朝石渠阁会议等是影响中国语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学术团体或学术活动,山东语文学家在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第七部分:分析山东语文学家在语言理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文教育与文献学等方面对语文学的突出贡献。先秦两汉时期,山东语文学家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学科的孕育与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首开私学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孔子及其弟子首开大规模文献收集与整理之风,汉朝时经过刘歆、郑玄等语文学家的推动,中国文献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八部分: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马倩^[7]（2020）在《《史记》中的民族书写》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将《史记》中的民族史传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史记》民族书写的形成、书写方式以及形成原因。通过对民族史传史料的分析,归纳总结出司马迁对各种资料的借鉴,分析民族史传的史料来源情况,并探寻《史记》民族书写对后世史学与文学的影响。本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史记》民族书写的史料来源”。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设列六篇民族史传,在当时的社会情境和新的认同体系下,构建了有关少数民族的系统性知识。《史记》民族史传取材丰富,既有对前代文献的整合,也有对朝廷诏策、廷议、四方往来文书的参阅,而司马迁的游历调查为民族书写提供翔实的实证基础。当然,汉与周边民族交往的深入,使者、降者、商人以及各族实物也都丰富了时人及司马迁的民族认知。第二章,“《史记》民族书写的体例”。司马迁遵循五体义例,为匈奴、南越、东越、闽越、朝鲜、西南夷、西域等族（国）设列传记,按地区系统撰述各民族历史,其断限基本都在《史记》的整体断限之内。司马迁选择书写这些民族,主要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民族关系等方面有关。民族史传编次上大体是以各民族与中央政权交往的先后为序,穿插于诸列传之间而错杂编排,形成了与其他列传互为并列关系。第三章,“《史记》民族书写的叙事策略”。本章主要借助传统的叙事学方法,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史记》民族史传及相关篇目中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叙事观念、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等角度细致观察,分析司马迁在书写时是如何进行组织、裁度与处理材料的,进而了解书写者的书写目的、书写焦点、历史观等。第四章,“《史记》民族书写形成的原因”。在多元文化交互影响的背景下,华夏族体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在民族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汉民族。汉武帝先后对四方民族开展的用于构建其“大一统”的行动,对司马迁书写民族史传有一定的影响。武帝时期积极实践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包括政治一统、思想文化一统,也包含民族一统。司马迁尤为重视记载匈奴前部族史及汉匈和战史,主要是出于“设备征讨”时“参彼己”的思考。然而司马迁能够打破传统夷夏有别的观念,将各民族纳入到统一政治体中进行考察,形成了夷夏同源共祖于黄帝的新的民族认知。第五章,“《史记》民族书写的价值与意义”。司马迁在记录周边民族历史以及与中原王朝关系史的同时,丰富了先秦文献记载的内容,刻画了一些典型生动的民族人物,形成了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史传。司马迁在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下所开创的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先例,对后世正史历史撰述影响深远,形成了后世撰写民族史的优良传统。

潘润^[8]（2020）在《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由于战国七雄等大国国力的强盛影响力较大,在战国史研究中战国七雄往往得到较多的关注,对同时期各个小国的研究则较少。中原泗上及周边邻近的小国,在战国早、中期频繁参与到诸侯征战中。且由于各自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地缘战略价值,其自身的兴衰也深刻影响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进程。即使是在战国时期结束后的下一个历史阶段秦末汉初,曾经的诸东方小国故地通过地域性的整合,从而参与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秦末汉初的历史进程。在战国时期的东方小国中,鲁、宋、郑、越作为影响较大的诸侯国,其兴衰过程对历史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一章首先讨论鲁国三桓在全面掌握政权的大背景下,于战国初期通过驱逐鲁哀公实现“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从而权势达到顶峰的过程,并基于此比较了战国早期特定时代背景下鲁国的政治变迁与齐、晋等国的异同。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战国早中期之交三桓之所以衰微、鲁穆公又能恢复公室,鲁国自身原因在于周代礼制于鲁国的强大惯性,外部原因则是田齐对三桓根据地的攻击削弱了三桓的力量。鲁穆公恢复公室权力后参与到“三晋伐齐”之中,影响了战国早期晋齐争霸格局,并且在三晋列为诸侯的过程中又影响了战国早期剧烈的时代变革。第二章讨论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变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考证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权更替事件“戴氏取宋”应该开始于战国早期,其原因是春秋时期戴氏在宋国的兴起。论文同时讨论了郑国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的“太宰欣取郑”政权更替事件的过程、影响,认为“太宰欣取郑”发生的原因是春秋晚期七穆在郑国的兴起,以及三晋、楚国争霸过程中插手郑国内政。此外,论文由清华简《系年》中的相关记载,讨论了宋、郑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及其对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特别是其中两场决战连堤之战、大梁榆关之战的巨大影响。论文认为“宋郑之间有隙地”和三晋、楚国集中力量对“隙地”的争夺是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的战略新特点。第三章的研究,首先讨论了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过程,指出这决定了战国中期郑国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韩灭郑并迁都新郑又使郑国继承了“四战之地”位置,这也决定了后来韩国在战国历史中的发展走向。本章还把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与“子南氏取卫”进行比较。论文认为“戴氏取宋”系新兴政权,此与“子南氏取卫”从而变成大国附庸有本质的不同。论文由“鲁酒薄而邯郸围”这样的古谚,指出这恰恰说明战国中期鲁国在齐、魏、楚争战中特别是齐魏桂陵之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文讨论了越国在经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内乱后,由大国向小国转变并向江东退却的历史进程。论文指出战国中期诸侯纵横中郑、宋、鲁、卫、越等东方小国的自身政治变革和外部地缘环境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而这又对战国中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章讨论了宋王偃的强盛和走向灭亡关键在于战国晚期走向一统的历史大势。战国时期宋国作为小国能够强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乐毅五国合纵伐齐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论文也讨论了战国时期周王室内乱和二周的兴起对秦统一的影响。认为周天子对洛阳控制力的削弱使得秦国可以更便利地灭周并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论文认为春申君面对秦国的军事威胁,通过对鲁国以及江东的开发,在越、宋、鲁故地构建了楚国的抗秦大后方。战国晚期东方小国的灭亡和故地治理整合,特别是抗秦后方的建立对新的大一统局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由“东南有天子气”的讨论,指出楚国在越、宋、鲁故地的抗秦大后方的构建对秦朝统治的巨大威胁。认为战国时期越国的历史记忆是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的重要原因。论文认为战国时期宋国历史和楚、宋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刘邦灭亡秦朝、实现“秦亡汉兴”的重要原因,并进而指出秦汉时期宋国故地彭城一带开始成为楚地的中心。论文认为战国时期鲁国历史和楚、鲁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促成秦始皇焚书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两种对立政治倾向的重要原因。战国时期越、宋、鲁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既反映出楚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秦亡汉兴”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秦末汉初东方对西方胜利的历史偶然性。

韩敏^[9]（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王亚伟^[10]（2020）在《《渊鉴类函》与《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游侠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先秦以降,游侠出现并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特别是到了西汉时太史公司马子长在其《史记》中为游侠单独作传,游侠的基本内涵与形象得到重新塑造与确立,自此历代对游侠的书写相继不绝,游侠的史料与文学文献不断积累。到封建时代的后期,尤其是清代,类书编纂之风掀起新一轮的热潮,游侠作为单独一类事物被收录其中。在清代形成的类书《渊鉴类函》与《古今图书集成》中均辑录了游侠的相关资料,这些受到编排与选录的游侠资料,对于游侠文献的保存与流传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们既是历代游侠资料的客观汇编,又包含着该时代编纂者们集体意识与主观倾向,蕴含着他们对游侠的态度与观念。目前,就学界对类书中的游侠研究情况来看,仍未见专文对此进行梳理与探讨。因此,这将是本文着重展开的重点,文章由以下几点构成:首先在绪论中阐述研究问题提出的缘起,对相关学术史进行回顾,并且对研究的思路与框架以及研究的方法与意义进行说明;其次在第一章中梳理类书《渊鉴类函》与《古今图书集成》的基本情况,主要梳理类书发展过程和清代类书盛世出现的背景以及这两种类书编纂形成的具体情况;再次于第二章中分别对《渊鉴类函》与《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游侠资料汇编进行考述,主要对其中部类的游侠资料进行整理并加以分析,探寻类书《渊鉴类函》与《古今图书集成》中对游侠文献保存与流传的价值和游侠文献呈现的文化内涵与文学意蕴以及编纂者们对游侠的态度与评价;然后在第三章中对《渊鉴类函》与《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游侠资料进行对比,主要从分类体系与文献辑录标准两个角度展开;最后是结语部分。本文在分别梳理《渊鉴类函》与《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游侠资料辑录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两部类书的结构与类书中辑录游侠资料的情况进行详细论述与阐释。

二、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之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史记》《汉书》重合篇章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前四史”用《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两汉六朝刘安骚评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班固对匈奴的看法再分析——以《汉书·匈奴传》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泰山辞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史记》中的民族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8）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渊鉴类函》与《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游侠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之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史记》《汉书》重合篇章比较研究[D]. 张明月.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前四史”用《诗》研究[D]. 张子薇.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两汉六朝刘安骚评之研究[D]. 谭春林. 湖北民族大学, 2021
• [4]班固对匈奴的看法再分析——以《汉书·匈奴传》为例[J]. 张宏莹.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0(04)
• [5]泰山辞赋研究[D]. 姜维枫. 山东大学, 2020(12)
• [6]《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D]. 徐小茜. 山东大学, 2020(10)
• [7]《史记》中的民族书写[D]. 马倩.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8]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D]. 潘润. 上海大学, 2020(03)
• [9]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渊鉴类函》与《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游侠比较研究[D]. 王亚伟. 西南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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