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史及其书写——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诗坛说起（论文文献综述）
刘广利[1]（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高鹏程[2]（2021）在《《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正式发表了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期间的两次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边区的文化教育和文艺工作有了根本遵循,至今仍是国家意识形态、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但是,标准、原则的推行与秩序的建立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巨量工作的支撑,对外需要开展文艺斗争,对内需要进行思想整风,1948年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便是参与其中的重要环节和力量。囿于办刊时间短、创刊地点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存世量低、以及被《讲话》光芒遮蔽等原因,以往历史叙事和文学研究并没有给予《丛刊》足够的重视,至少尚未对《丛刊》与《讲话》的复杂关系进行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于历史的缝隙之间发现问题,力图立足史料,努力回归文学史现场,阐明问题。研究具体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的关联。本章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结合1948年的政治、文化语境,梳理《丛刊》创刊背景,为其定位和定性,进而明晰其与《讲话》之间的内在关联,建立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丛刊》是受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由左翼文艺界在香港创办的机关刊物,目的在于阐释和宣传《讲话》精神,建立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构建《讲话》所描绘的新的文学秩序。第二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置于四十年代文学格局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重点分析《丛刊》为了清除《讲话》的传播障碍,对国统区文艺开展批判与清算,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朱光潜、萧乾）,尤其是对后者的批判,考察被批判对象面对批判的态度和思想转变,总结批判与清算的成效。第三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纳入左翼文学发展的历史框架内,着眼于左翼文艺界内部对《讲话》精神理解的分歧和开展的以《讲话》为基准的深刻检讨与反省,重点关注研究分歧的解决。关键在于理解《讲话》内容实质,根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统一战线”表述,考察左翼文艺界内部的批评。第四章论述《大众文艺丛刊》对《讲话》精神的阐述与实践。归纳分析《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的文艺建设:其一,抓住细节的变动,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型,树立《讲话》的权威和作家进步转型典范;其二,强调文艺大众化建设,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运动,宣传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总结延安文学的经验与不足;其三,刊载介绍解放区文艺作品,践行《讲话》精神,倡导《讲话》提出的文艺创作导向。第五章《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本章在文本层面确定《丛刊》的独特价值,从纵向历史与横向地理两个方面分析《丛刊》在“转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丛刊》的文本价值体现在刊载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孕育形成的批评模式之中,尽管批评模式值得反思,但切实极大促进了《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接受,也深刻影响了国统区文艺创作。在促成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折的过程中,《丛刊》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形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丛刊》是新中国文艺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的一次超前试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一体化运动的预演。《丛刊》与《讲话》是内在统一的,共同指向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和新的文学秩序的建立。前者是对后者宣传实践的产物,后者对前者发挥引领指导作用。即《丛刊》为传播、宣传、践行《讲话》精神,实现《讲话》文艺思想而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文艺批判与相关文艺建设活动,为现代文学的转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秩序的建立做出了巨大努力,此乃《丛刊》之真正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梁晨[3]（2021）在《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包括对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的评述、日本汉诗经典构建观念的演变、日本汉诗发展的分期及动力的讨论。以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菅谷军次郎《日本汉诗史》和肖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三部现有的日本汉诗史书写为中心,本文首先从这些文本的概况和汉诗史观两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而汉诗史观,具体又体现在汉诗史书写者选择日本汉诗经典的标准、对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认识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三个文本在日本汉诗经典建构上的共同关注及模式。日本汉诗史书写是对日本汉诗传统的经典构建。而以上文本并不能反映日本汉诗人对本汉诗传统经典构建的观念史。于是,本文接下来以日本汉诗总集的编撰为中心,呈现出从王朝时代至江户时代日本汉诗人经典选择的观念变化。最后,整理了日本诗话中对本汉诗经典构建问题的关注,包括汉诗的成立、兴盛期和典范诗人。进入日本汉诗史的分期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的分期模式。然后观察了日本汉诗在日本汉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等多种文学史传统中的位置,认为应该重视五山汉诗在日本汉诗史中承上启下的地位;此外,在近代文学观念变化的背景下,明治时期发生的“诗”到“汉诗”的转变也是值得关注的。最后是对日本汉诗史发展动力的讨论。日本汉诗的诗体正变在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有了清晰的阐释,对它的认识无法离开日本汉诗人对中诗歌传统的受容。而这种受容,又是日本汉诗作为变异体文学的重要特征。本文以雅俗之辨与声律正变两个诗学观念为中心,揭示日本汉诗发展过程中与作为参照系的中诗歌之间的张力,并将之视为日本汉诗的发展动力。最后,本文从训读、和文诗话和翻译三个角度,呈现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产生环境。
刘子怡[4]（2021）在《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对20世纪英美现代小说影响深远,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显赫地位。1919年,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小说月报》上,其小说观和小说作品逐渐为读者所接受。在现代文学时期,作为小说批评家,詹姆斯对小说艺术的强调与探索影响着国内作家对待小说这一体裁的态度和小说创作实践;作为小说家,他的四部小说——《四次会面》（Four Meetings,1877）、《黛西·米勒》（Daisy Miller,1878）、《螺丝扭》（The Turn of the Screw,1898）、《诗人的信件》（The Aspern Paper,1888）得到译介,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小说的价值选择和对詹姆斯的价值定位。这一时期国内对詹姆斯小说观的接受始终围绕着“小说是艺术”的观念展开。前20年人们更注重詹姆斯的人物塑造艺术,后10年则转向他的心理分析艺术。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詹姆斯的“人物观”经由张毅汉引介,其“人物中心”的叙事方法和“人物先行”的创作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茅盾等作家的创作。40年代,詹姆斯有关小说中心理分析的观点成为新的关注点。卞之琳、萧乾等学者为引介詹姆斯心理小说作了较大的贡献,詹姆斯对人物心理描绘的重视影响着汪曾祺等文人的创作。不过,詹姆斯对人物塑造和心理分析的探索都源自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执着追求。他认为小说是一门艺术,这一观点自20年代到40年代在黄仲苏、老舍、邵洵美等作家的文章中不断被提起,改变着人们对小说的传统认知。詹姆斯第一部被译介到中国的小说是《四次会面》。这部小说的译介体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詹姆斯作品的偏好——“国际题材”的、人物刻画突出的现实主义小说。30年代《黛西·米勒》的翻译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与上一章所讨论的对詹姆斯小说创作观的接受相吻合。《四次会面》由陈西滢首次翻译到中国,是译者对短篇小说“经济性”和艺术追求的结果。随后蹇先艾和傅东华各自完成了新的译本,这两次翻译均出于编写美国短篇小说选集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工具化”特征,但这也说明詹姆斯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在当时还是被普遍承认的。30年代的“翻译年”迎来了詹姆斯前期小说代表作《黛西·米勒》的两次翻译。林疑今和范存忠应出版社、报刊的约稿分别于1934年与1935年翻译出这部小说,但在20年代和40年代,这部小说却显得不受重视。20年代,于化龙、赵景深、郑振铎在介绍这部小说时都对小说名进行意译（例如:《雏菊磨者》）,这说明他们对该小说并不了解;而40年代萧乾又称《黛西·米勒》是詹姆斯极不重要的小说。这反映了国内对詹姆斯的态度变化:20年代,詹姆斯连同美国文学整体都未引起国内的重视,到了30年代,詹姆斯前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国际小说迎合了读者的口味,40年代,人们认为心理小说才能代表詹姆斯的文学成就,因而减少了对他前期作品的关注。《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在40年代的译介进一步证明了,国内对詹姆斯的关注已逐渐转向其心理分析小说。但是,作为詹姆斯中期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同时具备他前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以及后期小说的心理分析萌芽,这使得译介者对这两部小说的选择更像是一种折中之举。萧乾等人虽然积极引介了詹姆斯心理小说,却认为它们并不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这和卞之琳在《螺丝扭》、《诗人的信件》的序言中将小说与当时的社会结合起来的做法异途同归。译介者想要绍介詹姆斯文学成就最高的心理小说,但纯心理小说无法适应国内当时的社会环境,《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很好地融合了现实与心理分析的因素,因此得到了译介。
黄元军[5]（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张颖[6]（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李颖娜[7]（2020）在《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文中提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影响甚广的反正统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一方面推动了包括争取黑人权利、妇女平等、反战和平等各项社会运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则是造成一定的社会痼疾,比如由性自由和毒品泛滥衍生的对于婚姻家庭和社会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因此,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既是一场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同时还是一场文学运动。“垮掉的一代”既是反文化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而艾伦·金斯伯格（下文简称金斯伯格）作为“垮掉的一代”这个群体的代表,则是这场运动的灵魂和标志。金斯伯格以其石破天惊的文学作品打破了美国“静寂的50年代”,充分地暴露了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的社会危机和文学危机,为后来的美国文学乃至于整个世界文学带来了一股豪放诡异之风,打破了20世纪初由托马斯·艾略特为代表的学院派统领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藩篱,实现了一场深刻而彻底的诗歌转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完成了从现代诗歌到后现代诗歌的转向。同时,金斯伯格的生活方式也带有鲜明的后现代的颠覆特色,他本人性格狂放不羁,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坚持对中央集权和主流价值观的强烈反抗,表现出鲜明的反正统文化倾向。因此要全面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金斯伯格的创作,深入探究其创作的时代、社会语境及与个人经历遭际的潜在关系,就不能不把他放在反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不能不结合这场反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来深入挖掘。本文即尝试把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置身于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宏观背景下加以研究,通过回溯反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分析反文化运动的代表群体“垮掉的一代”的历史演进及创作特征,探讨“垮掉的一代”的领袖金斯伯格的反文化思想特征。重点通过整体分析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从思想和艺术维度探究挖掘其对正统文化的反叛和颠覆。深化对金斯伯格认识的同时,为理解和把握后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借鉴。本文的绪论部分,先概述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意义等做必要的说明。第一章内容主要研究反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了解其产生、主要表现形态及对后世影响,从而推导金斯伯格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章结合“垮掉的一代”的文学实践发展,了解、把握金斯伯格的思想流变及在创作中的表现;第三章立足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着重分析其对传统文学的断裂和反叛,主要表现为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和颠覆;第四章则通过研究金斯伯格诗歌在艺术形式上的种种探索,中心点在对传统诗歌形式的叛逆上。最后的结语对金斯伯格的创作和人生经历给予后人的启迪与警示做一简单的总结。
郑晓锋[8]（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车志远[9]（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张承志[10]（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认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二、文学史及其书写——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诗坛说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学史及其书写——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诗坛说起（论文提纲范文）
（1）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时代风云中的心灵变奏——对东北散文的一种“史”的考察 |
| 第一节 东北现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
| 一、1919—1931: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伪满时期沦陷区散文 |
| 三、流亡者的歌哭:东北作家群的散文 |
| 四、东北光复后的散文 |
| 第二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北散文 |
| 一、“大我”语境中的多样化抒写 |
| 二、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散文 |
|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 |
| 一、散文观念更新下的创作态势 |
| 二、东北各地区的散文创作群体 |
| 第二章 新时期以来东北文化“场域”下散文的地域性特征 |
| 第一节 东北地域风光与民族文化在散文中的彰显 |
| 一、东北自然地理风光的文本呈现 |
| 二、东北民族文化特征及精神气质的文本呈现 |
| 第二节 移民文化和殖民文化在散文中的映现 |
| 一、“流人”“闯关东”历史记忆的表达 |
| 二、对被殖民遭遇的回望与凝思 |
| 第三节 当代体制文化对东北散文的影响 |
| 一、“共和国长子”与当代体制文化的关系 |
| 二、对体制文化某些弊端的文学反思 |
| 第四节 东北文学期刊对散文创作的引导 |
| 一、“东北文学”的倡导与创作实践的自觉 |
| 二、栏目导向与散文题材的地域性 |
| 第三章 乡土书写的多向性 |
| 第一节 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 |
| 一、东北民俗风情的文本呈现 |
| 二、对童年生活和故乡人物的追忆 |
| 第二节 从历史到哲思:乡土体验的个人化和纵深化 |
| 一、对东北历史文化命脉的理性刺探 |
| 二、以东北典型农作物意象为核心的乡土哲思 |
| 第三节 迟子建散文:朝向故乡的深挚恋歌 |
| 一、童年经历与创作主体思想性格、情感取向 |
| 二、以黑土地风物习俗为载体的故乡抒情 |
| 三、蕴含着“生活美学”的乡土书写 |
| 第四章 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 |
| 第一节 知识者文化身份的想象与表达 |
| 一、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对东北文化的干预和形塑 |
| 二、知识分子散文自我主体性的寻求与持守 |
| 第二节 知识分子散文的独特精神品位 |
| 一、渗透于知识表述的知识个性 |
| 二、知识分子文化理想的表达 |
| 第三节 王充闾散文:知识者对精神家园的建构 |
| 一、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 |
| 二、交织着启蒙意识的心路历程 |
| 三、源于浓烈书卷气的独特文调 |
| 第五章 东北散文的生态关怀 |
| 第一节 生态散文:大工业时代的“意义化写作” |
| 一、生态危机与生态散文创作 |
| 二、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对生态问题的思考 |
| 第二节 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 |
| 一、对自然生命的深切关爱 |
| 二、写“物”:发掘万象的盎然生机 |
| 第三节 胡冬林散文:长白山林中的沉潜与呼喊 |
| 一、独异的写作姿态:把书桌搬进森林 |
| 二、鲜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
| 第六章 东北散文的民族情怀 |
| 第一节 鲍尔吉·原野散文对蒙古族文化的守望 |
| 一、草原景色和民族生活的呈现 |
| 二、“怨乡”情结中的文化反思 |
| 第二节 格致散文的满族文化情结 |
| 一、民族归属感的表达 |
| 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找寻 |
| 结语:无尽的弦歌—对东北散文创作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精神魅力的丰足显现——王充闾访谈录 |
| 附录(二) 学养·情怀·语言——高海涛访谈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2）《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意义 |
| 第一章 《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精神的关联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创刊背景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性质 |
| 第二章 批判与清理:清除《讲话》精神传播的障碍 |
| 第一节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 |
| 第二节 对“反动文艺”的全面清理 |
| 第三节 新形势下的“新文艺观” |
| 第三章 反省与统一:消除《讲话》精神传播的内部干扰 |
| 第一节 《讲话》精神的“正解” |
| 第二节 统一战线下的“协奏” |
| 第三节 “彻底检讨”与“深刻反省” |
| 第四章 对《讲话》精神的正面解读与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范 |
| 第二节 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 |
| 第三节 创作实践——“实在的故事” |
| 第五章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本价值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 |
| 第三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当代文学”形态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对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的回顾 |
| 第一节 《日本诗史》 |
| 一 概况 |
| 二 “诗”的文体独立意识 |
| 三 鲜明的本土意识 |
| 四 “日中汉诗两百年时距”和气运说 |
| 第二节 《日本汉诗史》 |
| 一 概况 |
| 二 “汉诗史”自觉 |
| 三 尊皇思想 |
| 第三节 《日本汉诗发展史》 |
| 一 概况 |
| 二 以“诗言志”和“兴观群怨”为中心的评价标准 |
| 三 汉诗人的创作热情作为发展动力 |
| 小结 |
| 第二章 日本汉诗的经典建构:现有的模式及观念的演变 |
| 第一节 现有日本汉诗史的经典建构 |
| 一 日本汉诗的发展是受容中国诗歌传统的历史 |
| 二 日本汉诗人的社会关系呈现集团性的特征 |
| 第二节 日本汉诗经典建构的观念演变:以日本汉诗总集的编撰为中心 |
| 一 王朝时代:作为政治话语建构的汉诗总集编撰 |
| 二 江户时期:汉诗史料的整理和诗学观念的个性表达 |
| 本节小结 |
| 第三节 日本诗话中对本国汉诗传统的经典构建 |
| 一 对本国汉诗传统源头的描述 |
| 二 对本国汉诗发展历程的描述 |
| 三 典范诗人的树立 |
| 四 近代日本“诗史”观的先声:市野迷庵的《诗史颦》 |
| 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汉诗史的分期及其重估 |
| 第一节 现有日本汉诗史的分期方式 |
| 一 以政治之乱为标准 |
| 二 以日本政治史重大事件为依据 |
| 三 对日本汉诗诗体生命历程的呈现 |
| 第二节 多种日本民族文学史中的日本汉诗:重思现有分期 |
| 一 日本汉文学史:重估五山和明治汉诗的价值 |
| 二 日本诗歌史与日本文学史:近代从“诗”向“汉诗”的衍变 |
| 三 本土中心的日本文学史观:王朝时代日本汉诗对和文学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汉诗史的演进动力 |
| 前言 |
| 第一节 正变之“正” |
| 一 儒家诗教:汉诗价值取向的规范 |
| 二 诗法格调:创作和品评汉诗的审美标准 |
| 第二节 正变之辨 |
| 一 雅俗之辨:从崇正抑变到相互转化 |
| 二 声律正变:对“变”的肯定与新的论诗标准的建构 |
| 第三节 正变的条件:双语环境及应对 |
| 一 训读：从对中国诗歌、诗学文本的阐释展开的自觉的诗学意识 |
| 二 和文诗话：本国语言文字书写中的诗学自觉 |
| 三 翻译:跨语言、跨民族的诗学对话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亨利·詹姆斯的生平及影响 |
| 第二节 亨利·詹姆斯译介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的理论基础 |
| 第四节 论文的主要思路与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时期詹姆斯小说观的译介 |
| 第一节 “人物先行”与“人物中心” |
| 第二节 “理智客观”与“极端的主观” |
| 第三节 “小说是一门至高的艺术” |
| 第二章 《四次会面》:亨利·詹姆斯第一部被译介的小说 |
| 第一节 《四次会面》的“经济性”与艺术性 |
| 第二节 被“工具化”的《四次会面》 |
| 第三章 《黛西·米勒》:30年代的两次译介 |
| 第一节 被错译的“雏菊磨者” |
| 第二节 “翻译年”中的两个译本 |
| 第三节 “极不重要”的《黛西·米勒》 |
| 第四章 《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译介中的“折中之举” |
| 第一节 心理小说的新转向 |
| 第二节 卞之琳对詹姆斯的译介与关注 |
| 第三节 心理小说与现实的隔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亨利·詹姆斯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一览表(1919-1949) |
| 附录2 :中国现代时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其他译名一览表 |
| 致谢 |
（5）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 6.1.2 格律层面 |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 6.3.1 宗教文化 |
| 6.3.2 习俗文化 |
| 6.3.3 古希腊文化 |
| 6.3.4 工业文明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相关理论问题的界定与厘清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视野中的《译文》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窃火传薪”之旅 |
| 一、洋枪洋炮打开的“窃火”之旅 |
| 二、现代译介的开端:《新青年》 |
| 三、渐入“多元”的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 |
| 四、1930年代的翻译文学论争与论战 |
| 第二节 30年代方兴未艾的翻译出版业 |
| 一、“杂志浪潮”兴盛的30年代 |
| 二、30年代翻译出版的“沉浮” |
| 三、文学期刊中的翻译单元 |
| 第三节 《译文》的创办及活动 |
| 一、《译文》的发起与创办 |
| 二、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之选 |
| 三、曲折中前行的《译文》:停刊与复刊 |
| 第二章 《译文》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 |
| 第一节 世界文学的国别（地区）样貌 |
| 一、被“突显”的苏俄文学 |
| 二、被“关注”的弱小民族文学 |
| 三、被“遮蔽”的欧美文学 |
| 四、被“中介化”的日本文学 |
| 五、被“消失”的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文学 |
| 第二节 世界文学的作家样貌 |
| 一、精英与平民作家的完美融合 |
| 二、日渐崛起的女性作家 |
| 三、意识形态各异的作家群 |
| 第三节 世界文学的体裁样貌 |
| 一、异彩纷呈的小说 |
| 二、关注儿童的童话与警世的寓言 |
| 三、以苏俄为风向标的诗歌与戏剧 |
| 四、以西班牙内战为焦点的报告文学 |
| 第四节 世界文学的文论样貌 |
| 一、以苏俄和进步作家为代表的作家作品论 |
| 二、以法、德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思潮 |
| 三、向苏俄学习的文学创作论 |
| 第五节 30年代世界文学的流行主题样貌 |
| 一、压迫与反抗的时代主题 |
| 二、写实的战争主题 |
| 三、永恒的情感主题 |
| 第三章 《译文》中的世界文学样貌溯源 |
| 第一节 多种意识形态交织下的《译文》 |
| 一、袭卷30年代的“红色潮流”的促进 |
| 二、国民党反革命思想的制约 |
| 三、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引导 |
| 四、“革新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诉求 |
| 第二节 多种诗学要素碰撞下的《译文》 |
| 一、在新旧作家作品中寻找“现实主义”的痕迹 |
| 二、书写现实的小说译介 |
| 三、满足“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 |
| 四、文学社会功用的中国式追求:改造社会 |
| 第三节 编译者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编译者 |
| 二、多重诉求的编译者 |
| 三、以鲁迅为编译中心的形成 |
| 第四节 赞助人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执政党对于出版管制的影响 |
| 二、编辑、出版方的推动与制约 |
| 三、共产党的文化宣传策略的影响 |
| 四、以读者为主导的期刊发行 |
| 第四章 《译文》的价值、影响与时代局限性 |
| 第一节 跨时代的价值 |
| 一、记录新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史 |
| 二、树立开放与融合的文学主张 |
| 三、译介中展现出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追踪 |
| 一、为鲁迅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
| 二、成就新文学的人才储备 |
| 三、滋养新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
| 四、开创翻译杂志的先河与范式 |
| 五、《译文丛书》对《译文》的继承与发扬 |
| 第三节 带有时代烙印的局限性 |
| 一、同人杂志的局限 |
| 二、语言能力的局限 |
| 三、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译文》创刊号封面、插画、目录 |
| 附录二 《译文》译作统计(时间顺序) |
| 附录三 《译文》中译作统计(国别（地区）分类) |
| 附录四 《译文》中译介的小说 |
| 附录五 《译文》中译介的文论 |
| 附录六 《译文》中主要译者的译介统计 |
| 附录七 1930-1937年国内发行文学期刊及译作情况统计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反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 |
| 第一节 反文化运动的生成崛起 |
| 一、正统美国文化的嬗变 |
| 二、反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 |
| 第二节 反文化运动的表现形式 |
| 一、摇滚乐 |
| 二、性革命 |
| 三、吸食毒品 |
| 第三节 反文化运动的历史影响 |
| 一、积极性:推动社会变革 |
| 二、消极性:造成社会痼疾 |
| 第二章 “垮掉的一代”运动与金斯伯格反文化意识 |
| 第一节 “垮掉的一代”产生的背景及特征 |
| 一、“垮掉的一代”的产生 |
| 二、“垮掉的一代”的特征 |
| 第二节 金斯伯格的反文化意识 |
| 一、倡导吸毒与性自由 |
| 二、反对战争倡导和平 |
| 三、寻求宗教精神突围 |
| 第三节 金斯伯格反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影响 |
| 一、金斯伯格反文化思想形成的原因 |
| 二、金斯伯格对“垮掉的一代”的影响 |
| 第三章 金斯伯格的创作与宏大叙事的颠覆 |
| 第一节 金斯伯格的创作对宏大叙事内容的消解 |
| 一、对主流意识和价值标准的否定 |
| 二、对霸权主义和政治高压的批判 |
| 三、对传统性道德和生活方式的抗争 |
| 第二节 金斯伯格的创作对宏大叙事艺术的推翻 |
| 一、采用以呼吸为单位的长句 |
| 二、提倡“一切语言皆可以入诗” |
| 三、为“真实”进行艺术创新 |
| 四、建构“真实”的美学主张 |
| 第四章 金斯伯格诗歌形式的自由与叛逆 |
| 第一节 “狂欢化”的语言 |
| 一、谩骂与脏话 |
| 二、讽刺和嘲笑 |
| 三、语言的“舞蹈” |
| 第二节 碎片与拼贴 |
| 一、碎片化写作 |
| 二、拼贴的方法 |
| 第三节 爵士乐风格 |
| 一、即兴性 |
| 二、吟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9）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新工人”:概念界定、建构与想象 |
| (一)概念的界定:谁是“新工人”? |
| (二)“新工人”文学的建构与想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写作路线与方法 |
| 注释 |
| 第一章 历史与现实:“新工人”的“前生今世” |
| 一、有关“新工人”的“发现”与诸种“话语”构建 |
| (一)启蒙话语:“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
| (二)革命话语:“左翼文学”与“人民文学” |
| (三)底层话语:“新左翼”文学与“新人民性”文学 |
| 二、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乡下人”进城 |
| (一)现代性危机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二)“生产性城市”与“招工进城” |
| (三)“现代化想象”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三、当代文学史中“工人”的书写 |
| (一)英雄的创业者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
| (二)“改革者”遭遇“现实冲击”的工人书写 |
| (三)“无名的底层”与“看不见的主体” |
| 注释 |
| 第二章 发现与转向:《那儿》的讨论与新世纪文学书写新变 |
| 一、现实背景:《那儿》与转型期中国社会 |
| 二、作为“事件”的文学——有关《那儿》讨论以及知识界转变 |
| 三、作为方法的《那儿》:社会转型期文学的位置 |
| 四、从《那儿》到《问苍茫》:阶级想象、新左翼话语实践与反思 |
| 注释 |
| 第三章 表述与再现: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新工人”书写与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 |
| (一)从“落地”到“生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正反合” |
| (二)“主义”之后“新工人”现实书写的“返场” |
| (三)困境与可能:“新工人”书写如何现实主义? |
| 二、从代言到立言: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观看“他者”之痛——代言者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二)反观自身之维——“新工人”如何表达自身? |
| 三、城乡书写与“新工人”空间想象 |
| (一)城市“他者”的生存苦难 |
|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精神漂泊 |
| (三)另类想象与返乡叙事的可能 |
| 注释 |
| 第四章 形式与类型:“新工人”诗歌、非虚构与影像表达 |
| 一、“新工人诗歌”与新世纪诗学的新趋向 |
| (一)诗歌风景——作为问题与方法的“新工人诗歌” |
| (二)美学原则——“新工人”何以“诗歌”? |
| (三)文化反思——以“我的诗篇”为例 |
| 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
| (一)何以“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 |
| (二)何是“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出场与生成 |
| (三)如何“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叙事策略 |
| (四)反思“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局限及新的可能 |
| 三、影像如何表达转型期的“新工人”与“老工人”形象? |
| (一)“静物”与“流动”——厂区“空间”叙事 |
| (二)“间离”与“互文”——工厂经验的“时间”书写 |
| (三)“断裂”与“融合”——如何看待“老工人”与“新工人”? |
| 注释 |
| 结语:反思与重构:“新工人”书写的意义、困境与可能 |
| 一、“新工人”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
| (一)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与文学意义 |
| 二、“新工人”书写的困境与可能 |
| (一)题材热与“类型化”写作困境 |
| (二)苦难叙事与“现实感”缺乏 |
| (三)理论建设不足与批评话语窘困 |
| (四)重构一种新的文学——“新工人”文学建构的可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文学史及其书写——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诗坛说起（论文参考文献）
- [1]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02)
- [2]《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D]. 高鹏程. 吉林大学, 2021(02)
- [3]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D]. 梁晨.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D]. 刘子怡.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6]《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D]. 李颖娜.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8]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9]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10]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